李鸿章和维特经济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K512.4
[文献标识码]A
一、论题的提出
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俄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农奴制改革为契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历时态看，中俄两国都属于晚发的现代化或称被延误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按罗荣渠教授的划分标准，两国是受国际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裹挟而踏上现代化道路的[1](P107)。一般地说，此种现代化类型的国家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其现代化是在本国内部缺乏足够的现代性因素的积累，同时面临强烈外部条件的刺激下强行启动的，现存的政府往往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中，在长时期内充当本国现代化的实际领导者的角色，而且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有识之士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维特和李鸿章就是这类代表人物。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出身于俄国世袭的贵族家庭，187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铁路部门工作，后任俄国西南私营铁路事务局局长。1892年升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任财政大臣。1903-1905年任大臣委员会主席。1905-1906年任沙皇政府首届内阁总理大臣。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评价维特是“不仅在这一时期，是沙皇仆从中，而且一般说来在1880年以来整个时期的沙皇仆从中都是一个最聪明能干的人物”[2](P493)。维特在财政大臣任内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着手全面的经济改革，积极和“广泛地运用在俄国存在的独特的经济权力，把国家银行和财政部做为国家干预的工具”[3](P37)，加速俄国工业化进程。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从而使俄国得以迅速跻身于国际经济交流的平等成员之列，这些变化都同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4](P440)。
李鸿章出身于中国封建官僚家庭。1847年及第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在籍编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65年出任两江总督。1876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达20年之久。从19世纪60年代起创办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后成为洋务派首领。梁启超曾评价说：“40年来中国大事，凡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读李鸿章”[5](P453)，而且“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近20年之事业”[6]（卷3，李鸿章传）。因此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相始终，他的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当代史学家陈旭麓认为：“反映在如何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角度上，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代表人物”[7]。
从以上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维特和李鸿章无论是在家庭出身的阶级属性，还是在从政经历（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二者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异同
1.变局与改革观之差异
俄国原为欧洲强国，但自19世纪以来，俄国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其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长期统治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853年的克里木战争中，俄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俄国的国际地位由此而急剧下降。维特认识到：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那些能够明白的人受到启发，他们发觉俄国在农奴制下是不可能强盛的。”[8](P161)而且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俄国已是群情鼎沸，一个共同的口号包含着这样一个精神，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换言之，就是必须结束现存制度。”[4](P440)
自1840年英国叩关，以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西方列强便纷至沓来，在中国领土上争权竞利，天朝大国的土地被列强瓜分豆剖。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和随之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促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境地。身为清廷显臣的李鸿章对此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看到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9]（卷1）。西方列强何以能骄横一时？李鸿章认为“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于中国”，“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弓矛小枪小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10]（卷5）。他因此而感叹中国所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1]（卷24），而“若不及早自强”，则无异于“借火积薪，可危实甚”[9]（卷3）。
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做何种抉择？维特和李鸿章一致的结论就是“改革”和“变法”。维特面对俄国的落后和潜在的国际威胁，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提出：“除此之外，别无它路，这看来是当今世界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4](P245)，他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强调：“俄国之实力应借助于前此解放农民之伟力继续发展，抑或进展缓慢，经至由盛转衰，二者必居其一”[4](P245)。李鸿章从“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中找到答案，认识到值此“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变计耳”[9]（卷11）。他看到：“五湖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9]（卷19）。在与西方的接触中，他切身感到“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尚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嫌乎”[9]（卷15）。因此他提出了“外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9]（卷19）的具体方针。
维特的“改革”和李鸿章的“变法”是有所不同的。李鸿章的“变法”主要是对西方势力的一种被动应激，是摄于西方“坚船利炮”得出的结论，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在他的思想中，中国仅仅是“器物”不如人，而“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臻丕之俗，所以郅治孝国丕基于勿坏者，固自存在”[11]（卷77）。而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的是经济发展要求和政治动荡的威胁，因此维特在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被迫进行微小的政治改革，因为他懂得：“历史每每证明，如果不先在上层进行政治改革，下层是绝不可能搞好经济改革的”[4](P415)。可以说，维特极为粗浅地认识到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的关系，这是维特与李鸿章改革观的重大差异之处。
2.大力发展工业化
20世纪前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工业相当落后的国家，维特认为：“现在就其主导来说，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而在已经形成的现代国际政治关系的条件下，一个本身没有足够发展工业的农业国不可能被认为是稳固的”。这个“不稳固”表现在：“没有自己的工业，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而所有民族的经验都清楚地表明只有在经济上独立和自主的国家才能充分体现它的政治强盛”[12](P191-192)。维特分析：“国家的财富和经济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上的实力，在于三个生产要素，一个是自然——无数财富，另一个是资本——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第三个是劳动。俄罗斯帝国物产富饶，从居民人数和智力条件来看，它的劳动力是很强”[4](P339)，他认为只要充分利用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等条件，就能在“与依仗廉价产品的外国竞争者的竞争中，发展我国的大工业”[12](P193)。维特在财政大臣任期内，始终是将发展工业放在首位，1892-1903年间俄国的工业，特别是煤碳、机械、石油、冶金等重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俄国工业化基础在此时确立。
中国在一个以农事为本，以工商为末的传统的农业国，步入近代，经济改革速度尤为放慢，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后屡发银荒、粮荒。李鸿章看到西方皆以工业立国，“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千万计，无非取自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9]（卷16），“西洋船铁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此二端耳”[11]（卷19）。在出访欧洲过程中，他对西洋机器及制造技术格外留心，认识到“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省人物之劳”[11]（卷20）。他由此而得出结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能强，必先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9]（卷16），“中国须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10]（卷5）。即用自己的“制器之人”仿效西方，建立本国民族工业。李鸿章以此思想为指导，不仅着手从国外购置新式枪炮舰船，而且还主持创办江南制造局、开平矿务局、金陵机器局、上海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
3.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
晚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府往往在长时期内充当现代化的领导者角色，因为这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般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发达国家强烈的经济挑战、国内外市场的狭小、经济基础的薄弱、技术落后和资金缺乏等。只有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才能将极为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动员起来，推进本国经济和发展。维特和李鸿章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重要性。
刚刚起步，尚属脆弱的俄国工业难抵英、法产品的进攻，甚至对后起的美国和德国产品的进攻也一筹莫展，因此维特惊呼：“国际竞争不能等待，如果我们不对此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以便使俄国工业在最近的10年内用自己的产品满足俄国和那些应该处于我们影响之下的亚洲国家的需要，那么具有进攻性的外国工业就会突破我们的关税堡垒，在我国和上述的亚洲国家中建立起来”[12](P193)。因此他极力主张沙皇政府改变自由贸易政策，提高关税。他在奏折中说：“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俄国自己的加工工业，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政治独立”[13](P12)。他将1892年的进口关税提高了33-100%，并不惜与德国进行长达2年的关税战。这一举动保护俄国的民族工业，俄国企业家莫罗佐夫曾感激地表示：“君主的恩惠在提高20%的关税中升高了”[14](P270)。
自中国门户洞开，洋商洋货便如潮水一样涌入，造成了“朔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日盛”，而“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的局面[11]（卷20）。尤其是在最大的对外口岸——上海“沪中为厘捐所苦，洋人所狭持难行，我法弟为苏城善后劝捐绅富，远无成仪，而领事出头抗庇，盖富商大半寄居洋泾滨与洋行”[9]（卷5）。这种局面，使李鸿章深感忧虑，他主张要重视商业外贸，勇于洋货商战，“欲自强必裕饷，欲浚源莫不如振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利，即中国益一分利”[11]（卷39）。并身体力行，亲自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积极参与长江流域的竞争。
俄中两国的工业发展同样都面临资金严重匮乏问题。早在洋务企业创办之初既为资金及招股不足所困扰，李鸿章提出政府应该将有限的资金合理投放，对于急需资金的企业“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不足”，同时他还考虑到新企业发展为先，因此对所借官款可以“暂行缓缴3年利息，借以休息周转，陆续归还旗昌及钱庄欠款”[15]（卷37）。但清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李鸿章又提出在“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欲筹之商，则痪散难集”时，可由政府出面外贷洋债。但他深知洋债背后俱附苛刻经济政治条件。因此“系不得已办法”，为防洋人趁机涉商干政，所贷洋债使用必须“由我自主，借贷人毋过问”，也“不许洋人附股”[11]（卷39）。
维特的主张与李鸿章的主张有所不同，他提倡在解决资金紧张时以外资为主，国资为辅。如何解决俄国工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维特表示：“除了被迫向外国举贷别无他路……我国极其落后的工业的迅速增长，只有在外国资本的直接推动下才能完成”[12](P193)。因为维特深知，由于连年对外用兵的军事消耗和农奴经济的落后，不靠外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俄国保有主权，不必担心外资所附条件。为此他以俄国丰富的原料、广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在他的努力下，仅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中的外资数目就从2亿卢布猛增到9亿卢布[16](P191)。
维特和李鸿章的政府对财政调节主张尽管有所差异，但在客观上都反映了两国工业化初期客观要求，对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4.重视铁路建设
铁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维特一入仕途，便在铁路部门工作，长期担任私营和官营铁路公司要职，积累20年管理铁路事务的丰富经验，1892年他作为“铁路专家”而被破格晋升为交通大臣并旋即升为财政大臣的。他在制订铁路规划过程中，发现以往俄国铁路建设的失误在于太偏重于军事需要，“而军事上的考虑，使之不能修造经济上最有利的路线”，他设想“如果单纯地按经济的观点制订计划，国家定会获得最大的利益”[8](P59)。为此他全力实行资金倾斜政策，90年代直接投资于铁路建设的资金达1.69亿，在他任期内新建铁路里程占俄国铁路全部里程的37%[14](P213)，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的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即是在他任期里兴建并提前通车的。
当清朝顽固派分子齐斥铁路“信所未闻，骇为妖物”时，李鸿章对铁路的作用已有粗浅的了解。他认识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之道，尤为紧不可缓之图”[17](P1000)。与欧美相比，李鸿章看到中国交通的落后，“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以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11]（卷39）。时值今日，列强在中国内地边关竞修铁路，实在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10]（卷5）。因此他明确指出：“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18](P227)，只有自主筑路，路权归己，才能灭绝洋人所图，即“令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庶足关其口而夺其气，使之废然而返矣”[11]（卷19）。然而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昏庸，李鸿章的建议非但不被政府采纳，反被顽固派百端污蔑。因此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受多方掣肘，未有所为。
比较而言，李鸿章发展铁路的思想不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要求背景下形成的，他兴办铁路的主要目的是“争利权”和“用兵之道”，而且缺乏长远的设想，并为财力、技术及人事等因素的牵制，因此决定了李鸿章在铁路建设上必然是无所作为。而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百废待兴，百兴靠路，维特的主张切实地反映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资金、技术和人事方面左右逢源，使他自然能在这个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三、对二者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宏观评价
第一，维特和李鸿章作为两国经济现代化的规划者和实践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9](P68)。维特和李鸿章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能够和敢于正视现实，看到封建统治“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9]（卷5），感到“正如河水不会倒流一样，要想回到以前的政体是不可能的了”[4](P389)。因此只有顺应趋势、推行改革、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才能挽救封建王朝。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结果”[20](P243)。可以说，维特和李鸿章的主观“预期目的”是在“补天”，但客观影响却是在“拆体”。先进生产方式的采用，现代工业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为中俄两国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大变革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第二，维特和李鸿章倡导“改革”和“变法”，他们的思想超出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阶级。俄中两国都是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自足自大、因循守旧是统治阶级的特点，维特批评俄国“大多数贵族从国家角度看是一群蜕化分子。他们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别无他图”[4](P415)，李鸿章批评“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捍率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10]（卷25）。他们敢于检讨封建体制的不足，超脱泥古不化的陈腐观念，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派分子的短视目光所不能察清和守旧的价值取向所不能决断的。维特的思想超越了俄国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为俄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内容，李鸿章的思想则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变”的观念。
第三，维特和李鸿章囿于阶级局限，思想尽管有所超越，但认识基础仍未跳出封建主义的藩篱。维特和李鸿章均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维特自称“自己是在绝对忠君的气氛下养育大的……我对我所为之效力的皇帝，以及一般说来对君主制的忠诚，一定是一种遗传的特性”[8](P10)，李鸿章自幼饱读诗书，素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雄心[21]（卷6），因此封建的文化传统和法权观念必然要制约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们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性和功利性，其主观目的是维护没落的封建体制，正如维特所言“建立自己的工业，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红色档案》），李鸿章所言“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11]（卷39）。对于封建大厦欲坠之势，他们不敢也不能即起而摧毁之，而是本能地去维护它。他们不能科学地洞察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全面地认识政治现代化必须与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辩证关系，只是将资本主义的“用”生硬地嫁接在封建主义的“体”上，从而也决定了他们的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失败。
第四，比较而言，维特和李鸿章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在认识水平和实际效果方面超过后者。现代化运动兴起于西欧，在俄国属同质文明区（基督教文明）传播，俄国历史上又有仿效西欧的传统，维特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使他对西方文化及资本主义有较深的认识。而现代化自西东渐，在中国为异质文化区的传播，李鸿章作为中国封建士大夫，并未“读洋书、习洋技”，虽数次出使欧洲，且处处留心西学，但不过是走马观花，探之皮毛而已。梁启超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记源，盖以自足”[6]（卷3，李鸿章传）。另外中国面临西方势力入侵，主权岌岌可危，李鸿章的使命是“自强”和“御戎”，因此他的经济现代化主张主要是对外力刺激的被动“应激”，他的经济现代化纲领缺乏宏观的合理把握和微观的科学规划，使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必然走上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畸形发展道路，洋务运动与“同治中兴”一样终成昨日黄花。而俄国主权在握，经济独立，维特肩负使命是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加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体内容是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兼顾轻重工业、燃料工业和对外贸易。因此相对而言，维特的经济现代化主张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在维特财政大臣任期内，俄国资本主义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综合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加强，使沙皇政府能够在1905年革命中渡过难关，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返国际舞台。
[收稿日期]200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