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中竞争：贸易竞争与增长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论文,世界经济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富良 译
当我为本次会议准备演讲的时候，我想到了本次大会的主题：“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美国能够繁荣吗？”也想到了假如今天能邀请亚当·斯密来发言，他自己可能会说些什么。
亚当·斯密教导我们，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远比政府计划或政府控制的经济更能满足消费者的利益。但是，本次全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年会的主题不是讨论这种竞争的优点，而是讨论美国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的竞争。
美国人喜好竞争。在工作中竞争，在比赛中竞争，与别人竞争，也与过去的自我竞争。这种竞争能使我们发挥出最佳效果，而且，这也是国际竞争的真谛——假如我们要准确地给它下定义的话。
贸易竞争与增长竞争
在世界经济中我们认为竞争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第一个与贸易有关，第二个与增长有关。
目前许多关于美国竞争能力的问题都与贸易有关。我们的贸易赤字被认为是缺乏竞争力的证据。经济政策的目标，根据这种观点，就是要消灭贸易赤字，保持贸易顺差。依照这种标准，我们做得非常糟糕，每年有1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赤字，而日本却做得非常好，每年有1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
假如亚当·斯密在场的话，他会指出这种贸易差额论就是200多年前他曾批评过的重商主义的观点。他会提醒我们，经济政策的正确目标不是用贸易差额的大小来衡量，而是用国民收入水平来衡量的。一个国家的财富，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不在于该国的贸易顺差及所导致的国际储备，而在于该国商品与劳务的价值。这种观点，正如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样，是现代国际竞争的依据。
贸易顺差并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较高的生活水平或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例如巴西，尽管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实际收入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异常缓慢。而美国在80年代期间，尽管存在前所未有的巨额贸易逆差，实际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是呈向上趋势，且失业率也大幅度地下降了。
贸易赤字并不表明一个国家生产率低或产品质量差，而是说明该国国内投资率相应地高于储蓄率。衡量一国贸易差额的基本原则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恒等式，即贸易赤字等于投资大于储蓄的超额量。
这个基本原则，不同我们经济学家传统的认识，不是基于一种经济理论或者一种经验规律，而是基于一种基本的会计恒等式。如果一个国家在投资方面的支出高于在为筹措这种投资资金上的储蓄，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导致资源和资金流入，以筹措超出储蓄的投资金额。
因此，贸易赤字就既可以看作是健康活泼投资率高的经济的一种反映，也可看作是储蓄率极低的经济的一种标志。墨西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的贸易赤字就是活力和健康的一种标志。它反映了墨西哥经济中看涨的投资率和外国投资者为投资筹措资金的意愿，因为他们知道这能使墨西哥在将来有能力偿还债务。
遗憾的是，追究美国的贸易赤字，可见到储蓄率极低，而不是投资率高得异乎寻常。近年，美国的纯国民储蓄率难以置信地低得一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没有资金流入，净投资就会同样仅限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还不足满足劳动力和人口的增长。由于贸易赤字，我们一直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资金流入量在198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而去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之间。由于资金的流入，投资水平，乃至生产率水平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1987年以来，资本流入量逐步缩小，反映在往来帐户的赤字也随之减少。这一事实说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趋于达到平衡或接近平衡。虽然资金流入（和相关的往来帐户赤字）一般能暂时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但是各国之间十多年以来储蓄率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国内投资的相应变化。
这种国内投资对国内储蓄的依赖性，令人有几分困惑。我们每天在金融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为什么不能允许国家投资独立于国家储蓄？基本事实似乎是，这些巨大的资金流动总额不能与同样巨大的资金流动净额相匹敌。总的说来，一个国家的储蓄倾向于停留在该国
这种很低的国际资本纯流动性可能是一种困惑，但却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储蓄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0%，而美国却不足15%。尽管有这种15个百分点以上的差别，日本的资本外流仅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而美国资本流入却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
80年代期间，美国预算赤字的高涨导致了贸易赤字和相应的资本流入的一度猛升。两者之间的关联被称作孪生赤字问题。但在80年代末，尽管预算赤字的持续和私人储蓄的急剧下降，美国往来帐户赤字却下降到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
90年代美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目前的贸易赤字将会增长的可能性，而是一种持续的低储蓄率与少量的贸易赤字的结合会使投资过分地保持低水平的风险。近年，我们已能对付低投资率。因为房地产业的过剩阻碍了建筑业的发展。但是这种过剩最终将被吸收，对新建筑的需求将会增长。如果储蓄率和贸易赤字保持低水平，实际利率将不得不提高以抑制这种需求和把其他投资排除在外，以平衡对储蓄和投资的供给与需求。
生产率与增长率
这是我谈到国际竞争所涉及的第二种观念。我认为侧重于以较大贸易顺差或较小的贸易赤字来与别国竞争是错误的，而应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面来考虑竞争。增长率和生产率水平是用以判断我们自己绩效的很好标准。为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生产率而与其他工业国家竞争，有助于我们制定出正确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各种政策措施。
用这两种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绩效都不是很理想。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0%左右，在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增长率将近40%，而日本却是80%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增长率是生产率的增长率差别的一个主要反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美国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每年不足0.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成作为一个整体，每年是1.4%，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近3.0%。
当然，比较不同国家中的生产率水平跟比较一段时期内生产率的增长率相比，要困难得多。比如，比较美国和日本的生产率水平，就需要比较以美元标价的产品和以日元标价的产品。这样做的传统方式是用一种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把日本产品的价值折合换成美元。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似乎比日本的高出50%左右。即使是汽车交通工具的制造，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生产率比日本的生产率，1980年高出35%，而1989年却高达54%。
我认为这种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汇率的估计的比较是非常令人误信的。尽管不同的研究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的不同的估价，现在一般估计是1美元折合170日元，远远高出1美元约105日元的市场汇率。这种购买力平价是基于政府统计人员对日元和美元相关价格的估算，在此基础上，表面上“类似的”产品将在这两个国家出售，更具体一点，购买力平价估计，等于决定一部特定型号的丰田车和一部特定型号的雪弗莱车的相关价值。由于美元具有很高的购买力平价价值，这就等于说，雪弗莱车相对丰田车来说要值钱得多。大大高于这两种汽车在美国的实际现行市场价值。
假如购买力平价汇率是这两个国家产品的正确的估价，美国就不会有对日本的巨额贸易赤字。诚然，如果购买力平价汇率真是170：1（而实际汇率是105：1），日元就会严重超值，从而不利于日本公司向美国出售产品和在其他国家与美国制造商竞争。然而，实际上，有关日本汽车的事情，美国消费者所观察的政府统计人员显然没有加以考虑。这也许是别具一格的特色或维修记录更为理想。总之，现行购买力平价方法，夸大了美国汽车相对于日本汽车的价值，因而夸大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对应于日本同行的生产率。
更普遍的是，在1美元兑105日元汇率上美国对日本存在巨额贸易赤字这一事实表明，超过150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实在是太高了。假如生产率比较是在可能与贸易平衡更一致的汇率上进行，比如说，1美元兑换100日元，那么，在大多数主要产业，日本的生产率就会比美国的生产率高。
当然，我们是一个具有高生活水平的富裕国家，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水平，我们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的能力，及在过去10年中我们积累起来的资金。由于有新技术，我们的实际人均收入将来可能会继续增长，即使在劳动力的教育上或资本存量方面没有增长。收入虽然会上升，但与其它国家相比却要缓慢。在追求决定国际生活水准差别的更高的增长和生产率方面，我们可能会输掉这场国际竞争。
以后的几十年中，在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方面，教育的改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我们的中小学为造就一批生产劳动大军没有发挥出其潜力。教育的改善，不可能把今后的产值增长幅度与上一代相比。当时，25岁以上的中学毕业生翻了一番，而大学毕业生却增加了两倍。
国际经验教训表明，资本积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投资较多的国家喜欢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资本是内在的生产力，而新的资本又蕴含着新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当时注意到了生产率取决于劳动分工，在产品销售之前又需筹措资金以支付仓储及工资运用。而今天，我们不太看重这种流动资金，而是更注重为购置机械设备所需的固定资本。但是我们还是会同意亚当·斯密的结论，即资本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提高资本形成的税收政策
由于国际资本纯流动局限，在美国，要提高投资率，就需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提高国民储蓄意味着降低预算赤字或提高私人储蓄或者两者兼顾。
关于降低赤字的重要性过去我多次讲过、写过。在此，就不必多提了。而且，降低赤字的必要性已被政府决策者完全认可，即使近来的预算立法远不能满足大幅度削减结构性赤字的需要。
相反，在近期的预算和税收的讨论中，对于有必要提高民间储蓄率这一问题，却一直未给予过关注。1993年的几项税制改革反而会导致减少民间储蓄和耗尽积累的资本的后果。例如，对雇主承担有条件的退休金计划的收入限制从23.5万美元降到15美元，严重削弱了个人收入较高者储蓄的欲望；对高收入者投资利益所征的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9.6%，具有同样不利的后果。财政部发行的一种十年期限的债券，由于实行39.6%的边际税率，从现在就产生了税后负效应。
增加巨额财产实行最高税率，也挫伤了高收入者储蓄的积极性。对高薪退休人员的应税收入提高社会保险金损害了那些退休前大量储蓄以获投资收益和那些退休年薪超过了万美元者的利益。总而言之，1993年的立法是对美国储蓄的又一个打击。
应采取何种有效的税收方式，即以一种既能提高私人储蓄，而又不减少税收收益的方式，来鼓励私人储蓄？一种重要的可能性就是将个人退休帐户(IRA)的条件应用于较高收入的纳税人，由此尽可能地提高个人退休帐户的保险基金。
全国经济研究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个人退休帐户确实能以一种有效的税收方式提高私人储蓄，因而提高了国民储蓄。例如，史蒂文·凡提和大卫·怀斯所做的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分近期研究表明：提高个人退休帐户以1000美元为限，能使生活拮据的家庭增加834美元的个人储蓄（个人退休帐户储蓄每增加846美元，其中仅22美元会是来自其他储蓄），减少仅269美元的税收，因而，就减少565美元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较高的个人退休帐户限额会导致税收收益的损失（269美元），但却会降低消费和提高国民储蓄（565美元）。
我认为这些非常有益的评估没有充分说明国民储蓄方面个人退休帐户真实的积极效应，因为它们并没有把增加个人退休帐户储蓄所导致的公司税收收益的增加计算在内。个人退休帐户储蓄的增加，能为新产权资本筹措资金，该资本的收益取决于公司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公司附加税收益有助于抵补由于个人退休帐户的减少和该帐户非税收储蓄所造成个人税收收益的损失。
公司所得税收益对评估税收净效益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诚然，由于所谓“延期结算”的个人退休帐户的开立（这种帐户未将期初养老保险金从应税收入中扣除，但资金最后都能免税支取），个人税收收益的唯一损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对原本可以以某种应税形式储蓄的资金预先纳税。若将个人退休帐户对公司所得税收益的影响考虑在内，这种延期结算的个人退休帐户实际上可认为是提高税收，增加个人储蓄的来源。
当然，还有其他有效的税收方式可以提高国民储蓄。有一种特殊储蓄帐户（与个人退休帐户相似，但不必与退休连在一起）比个人退休帐户更具有资金吸引力，针对年轻人，尤其如此，因为存款可在较短的时期后（如5年）取出。尽管按原则，5年后可以提款，但是由于资金存留在帐户上能延期纳税，因此实际上提款人数相当少。逐步提高对这些帐户的限额，终会使我们现行所得税制改变为个人现金流转消费税。
降低相对较高的资本收益税率，会提高储蓄率，辅之以减少应计收益被锁住的资产同时可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降低资本收益税率对个人税收收益的影响几乎等于零。因此，其结果是有效的税收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储蓄率。
假如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为追求较高的生产率和增长率而有效的竞争的话，这些就是我们的政策应当采取的税收变革措施。这种全球性的竞争能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欢迎的，也是我们经济学家应当鼓励的那种竞争。
注：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萨诸塞州剑桥全国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召开的全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第35届年会(1993.9.19-22)上提交的论文。
译自（美）《商业经济学》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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