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药蛋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曾一度引发过广泛且持久关注的“山药蛋派”，的确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审美现象。从今天来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从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山药蛋派”，已经获得了进入“经典式”研究的可能。不论是从“史”的角度进行价值定位，还是在“领域范畴”进行现象描述，都为研究者的结论趋向“科学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历史的价值定位，总是从对历史的客观性清理中开始的。本文就试图完成这个基础性工作。
一、命名的“夹缠”
在各种研究文章中，把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为主将的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已是无争的事实。人们在使用它时，已是广泛认同基础上的无可怀疑的确认。无论是在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中，还是在研究其他几位作家的文章中，凡是从群体意识角度来论述“山药蛋派”创作时，都有了以下的共识：首先都认为这一流派产生于五十年代，并可以上溯到四十年代中期，繁荣期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其次认为这一流派的旗手是赵树理，主将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再次认为，这一流派有其传人，这主要是指在五十年代走上文坛的山西乡土作家群包括李逸民、杨茂林、韩文洲、谢俊杰、义夫等人，并且这一流派在新时期初期还有影响，如在韩石山，张石山等人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至于这一流派的特色，风格的认识则有着更多的共性：清一色的农村题材，并且以山西乡村生活为主；紧扣时代发展，在反映“新人”面貌的同时，擅长于“中间人物”的性格刻划；追求通俗性，自觉以农民作为读者对象，风格质朴，常带“土”气等等，这些都说明：这一创作群体，就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看，确有其鲜明的特性。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探讨这一流派的生成过程中都普遍认识到，这一流派在形式上并没有共同宣言，也无创作上共同遵循的纲领，更没有所谓成立时间，“派”性是在长期创作中逐渐形成的——“流派”意识并不是产生在创作主体那里，而是接受者感受的结果。由这一特性，研究者又引申出这一流派构成因素的许多结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作家的特殊身份（农村识字人），他们对文学价值认识的特殊环境（战争环境），毛泽东“讲话”精神对解放区艺术发展的定位和特殊时代里人民大众对文学的特殊要求等，是这一流派形成的主导性因素。
以上情况说明，“山药蛋派”的生命是寄植在上述这些普泛性的共识上面的，并成为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有概念。
然而，对这一群体的“流派”命名，却颇多曲折。甚至到今天，人们依然难以溯寻“山药蛋派”这一命名的起始，几乎所有的著述都语焉不详。所以常常出现对这命名的“质疑”或试图以别的称谓来概括的情形。（注：刘再复 楼肇明：《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新文学论丛》1979年2期；戴光宗：《山药蛋派质疑》《山西文学》1982.8期；）这一点也表现在以吸纳研究成果见长的诸多现代、当代文学教科书中。我认为，这些至少说明对这一流派的认可存在分歧。原因也许是五、六十年代，对这一创作群体进行研究的人们，还没有具体的、自觉地的“流派意识”或理论性“群体”辩析认识。这就无怪乎到了新时期的八十年代，对“山药蛋派”还有“介绍”、“且说”、“再说”、“再思考”、“也说”、“质疑”、“质疑的质疑”等等热闹的讨论了。（注：这些文章包括：宋撰、化木《介绍山药蛋派》《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2期；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1979年11月；《再说山药蛋派》《山西文学》1982年12期；艾斐《对〈山药蛋派质疑〉的质疑》《山西文学》1982年10期；锦园《也说山药蛋派与艾斐商榷》《文学报》1983年10月6日； 戴光宗《关于山药蛋派再思考》《宁波师专学报》1983年3期；）
“山药蛋派”这一提法始于何时，多年来人们似乎一直是语焉不详。1979年，刘再复等人发表了《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李国涛发表了《且说山药蛋派》，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持续几年的探讨与争论，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从此，山药蛋派连同它的名称，得到文艺界以及广大读者的普遍认识。（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有说服力的是朱晓进先生在其专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所表述的：
“‘山药蛋派’起源于四十年代中期。1942年以后，赵树理首先发表了一批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色彩的作品，当时同在山西的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在赵树理影响下，也写了具有大致相同的特色的作品。这批作家在建国初曾一度分散，但五十年代中期又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回到山西工作，并且不断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从而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将这个流派命名为‘山药蛋派’，正是抓住了这个流派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浓郁这一共同的特色。山西盛产山药蛋，五十年代末，《山西日报》曾登载文章宣传山药蛋的种植、特性以及它在山西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食用方法等等。几乎是同时，《文艺报》在1958年第十一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将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束为等作为一个群体作了总的评述介绍。也许是巧合，后来就有人将‘山药蛋派’作了这一文学群体的名号。”（注：本书1995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山药蛋派”这一名称之所以很久被大多数接受，关键是一开始提出这一命名的时期，是含有对这一群体作家的贬意的，即在其始它竟是一个贬称。因此而带来是这一批作家对这一称呼的“沉默”，又返过来使许多研究者不便于循其“命名”。（注：西戎《人民需要为人民的作家》《五老作家创作五十周年研讨会纪念文集》；）从各种资料分析来看，以“山药蛋”为这个创作群体命名的始作俑者，显然是觉得这一类创作“土里土气，不登大雅之堂”，（注：《五老作家创作五十周年研讨会纪念文集》；）含有明显的戏谑意味。这表明了中国当代审美观念上的严重对立性。其实，早在赵树理创作之初（四十年代初），对这类风格作品的褒贬争论就产生了。直到八十年代初，这种争论还在继续着——这成为“山药蛋派”研究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有趣的景观。属于这个流派的主将西戎曾说过：“六十年代山西作家群，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名叫‘山药蛋派’。最初是一种贬意，认为这一类作品土里土气，不登大雅之堂。后来由于这些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有人著文评论这个流派的价值特色，才有了褒扬的意思。”（注：《五老作家创作五十周年研讨会纪念文集》； ）1979年，李国涛先生在《且说“山药蛋派”》一文中分析道：“为什么称‘山药蛋派’？这里结含着山西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特点，又针对这批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作品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些特点而命名的。”1984年，高捷先生在《山药蛋派作品选·序》中也对这一命名进行了认真的确认：“把山西作家群成为‘山药蛋派’，不管出自爱昵的谐谑或微含轻蔑的调侃都无关紧要，它的确较为确当、形象、风趣地概括出这个流派的特色。”
何时了有“山药蛋派”一说，我认为李国涛先生的论述是可信的。他认为：“过去，人们在口头上曾把山西的这个流派称为‘山药蛋派’（注：《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8日；）。”我认为，正式把“山药蛋派”从口头上移入文章，并以概念的形式正式提出来，正是李国涛先生。也许在此之前，“山药蛋派”已在人们的口头上流传了十多年。
二、研究的回顾
文学研究界对“山药蛋派”的形成期已有了共识：即认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这一时间确定的意义在于：不是说在五、六十年代才有了“山药蛋派”，而实际是指这一群作家在创作中的共性被理论性认可，以群体被关注——这与先前是大不一样的。如此说来，那么“山药蛋派”的研究历史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在确定这个时间，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前提：
一是根据流派产生的初始时间来确定。流派的产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派的面貌是逐渐鲜明化，凸现化的，最后走向作家群以“流派”的方式被认识。但是，“过程”中的内容也应当被视为结果的基础。因而，对结果产生的过程中的“基础性”研究也应包括在流派研究的历史内容之中。
二是注意“流派”的特点。“流派”不同于单个作家，它首先或者本质上是一个“群”的概念，是由若干个作家所构成。每个作家和每部作品都构成了这一“流派”的必然性内容。一般地看，对“流派”这一现象的研究都可分为“流派前研究”——这种情形更多地表现对单个作家、单个作家的研究；“流派后研究”——这显然是指研究者从流派角度着眼群体的研究。当然，两个阶段也有交叉。这样就应当肯定，对“流派”作家的单个研究也是它的重要内容。
三是研究意识的辨析。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流派研究中的“单个”研究与“群体”研究的差异是很大的。差异在于前者也许没有流派意识，而后者“流派意识”体现在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前者可能带来流派中某个因素的深化认识，后者则是“流派”研究的整体性推进。但我们说，文学的现象研究，总是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获得突破的。“流派史”的内容应当宽容地把一切相关的内容包括进来。
根据以上的思考，我们可以把《小二黑结婚》发表以后引起的反响作为“山药蛋派”研究历史的起始，从四十年代到今天，关于“山药蛋派”的研究，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43－57年为前期；58—66年为中期；新时期以来为后期。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论述的内容主要是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的创作。对赵树理，因为他可以是单独列出的“大家”，其本身的研究成果已是蔚为大观，我们在此只是着眼于他的“流派”位置，所以采用必要时提及的方式。
前期（1943－1957年）。这一时期是“山药蛋派”的萌芽草创时期，也是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除了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方向性”研究之外，对其他作家的研究表现为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侧重于对单个作品的评价。马烽在这个时期里共创作了二十四部小说作品（包括长篇《吕梁英雄传》）。代表性作品和反响较大的作品，除了《吕梁英雄传》以外，《村仇》《一架弹花机》《韩梅梅》《四访孙玉厚》等评价得较多。《吕梁英雄传》在这一时期前后共有九篇评论，其余的都有评价，其中以对《韩梅梅》为最。西戎在这个时期，除《吕梁英雄传》以外，包括剧作在内共17部作品。其代表作品是《宋老大进城》《喜事》等。前者连获好评。束为这一时期发表作品17部。他的作品反响比较小，仅有于46年的《老婆嘴退租》获评介。孙谦在这一时期共发表小说11部，秧歌剧、话剧和电影剧本16部。代表作可推《伤疤的故事》（小说）和《万水千山》（剧本）。从评介文章看，绝大部分集中在他的电影作品中。胡正在这一时期作品数量是较多的，但26篇作品中属于小说的只有10篇。代表作是1955年发表的中篇《鸣鸡山》和1956年底发表的《七月古庙会》，对他的评论文章也限于这两篇。
从以上情况来看，对作家的评论是以单篇作品来进行的，且大多是即兴式的。从这些“评介式”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一是这些作家的哪些作品获得了反响，二是这些反响表现了时代的哪些趋向和时尚，以此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包括审美选择在内的文化内容和构成式样。
二是这一时期对“山药蛋派”作品在评论时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主要是从内容与时代的契合程度上衡量作品的价值。从历史上看，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等，这些历史大动荡必然会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所以说，研究从时代的角度来加以展开，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评价的最高成果体现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在这篇文章中对赵树理创作特征的阐述和结论，都可以移到对“山药蛋派”整体创作的评价上。“山药蛋派”作品在“精神”与“思想”上对农民主人公地位的确立，作品因素（包括人物叙述）的农民化，基于对农村现实切实体会的作品的朴实情调，对叙述语言进行农民口语化处理的卓越能力等，这些都可以视为对“山药蛋派”艺术追求和成果魅力的准确概括。这是一种整体的存在，虽然还处在萌芽状态。这一时期研究这一流派的重要文章可在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中看出——如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等等。
中期（1958年－1966年）。这一时期是“山药蛋派”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他们以富有鲜明特色的强大作品阵容征服读者、震撼文坛、在文坛上获取“群体优势”（流派优势）的时期。随着创作丰收期的到来，他们的作品主要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代表作大量涌现。其中很多构成了他们一生的代表作品。比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等；西戎的《灯芯绒》、《赖大嫂》、束为《好人田木瓜》、《于得水的饭碗》；孙谦《南山的灯》《大寨英雄谱》、胡正《汾水长流》等。这些作品与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一起，以其赫然的辉煌显示着他们的强大存在，的确给当时的文坛以不小的震撼。一时间，“山西派”“火花派”称誉四起。正如1943－1945年赵树理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整个解放区引起的震动并影响了当时的审美格局一样，“山药蛋派”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人这个时期“集束式”作品与赵树理新作一起，又一次强劲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此点笔者将以另文评述，此外不再赘述）。
这一时期的“山药蛋派”的研究较之早期有了新的特点。
一、掀起了以评论作品为主的研究热潮。他们的几乎每一篇作品的问世，都有以评论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反响。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都有三篇以上的评论文章。西戎的《赖大嫂》各种观点的评论文章多达七、八篇，束为的报告文学《南柳春光》、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胡正的长篇《汾水长流》从小说到电影，竟有十几篇文章对之进行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艺术分析，真可谓是众说纷纭、异彩竞呈。这种现象在《文艺报》1958年所编辑的《山西文艺特辑》的引导下，越来越具有一种“研究群体”的趋向。“派”的说法与概念——不论“山西派”“火花派”，还是微含贬意的“山药蛋派”，已开始流行开来，可以说，这些都是对“山药蛋派”认可的开始，不过，同时也酝酿着分歧。
二、“作家论”式的研究也亦成为常见现象。虽然早在四十年代对赵树理的评介中就已经有了这种形式，但在“山药蛋派”其他作家那里，以“作家论”这种形式对流派中的某个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最早始于1959年宁爽的文章《读马烽短篇小说集〈三年早知道〉随感》，随后思恭的《读马烽同志的短篇小说》，《春到人间花自开——马烽同志的作品研究》，朱经权《谈马烽近两年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文学论评》65年3期）， 《努力描绘社会主义的人物——试谈马烽同志十年来的短篇小说》（宋爽《文学报》60年第2期）， 俞元桂的《谈马烽和李准短篇小说的风格》（《文汇报》62年2月25日）， 王若麟《漫谈马烽短篇小说的结尾》《从〈人性论〉到‘写真实’——评孙谦的三篇小说》等等。这些文章都从整体的角度就作家同一类创作、某个时期的创作或是创作过程中的主要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论述。采用“作家论”形式的研究者们试图用这种比较“大”的方式，勾勒出作家创作的发展轨迹，审美倾向的面貌和变化、艺术上进步的阶段性和各自的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家论”这种形式更多地运用在赵树理、马烽身上，但透过这些可以看出，论述总是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这一个”来说明整个“流派”，可以体味出研究者们那“单个研究”背后的“流派”背景和“群体统揽”的意识。这较之以前，是一个很明显的进展。
三、以赵树理研究为代表，对“山药蛋派”研究开始进入深入化、细致化。开始关注风格、语言、人物、民族特色、地域风情、“问题小说”类型、甚至于“作品中的生活细节”等等。这些也可以说是“本体研究”。虽然大量的文章还习惯于“外部研究”如与时代、与农村、与政策的关系等等，但其中“本体研究”的开始，说明着当代审美研究界早已开始在接纳他们，并试图给他们的创作以科学的价值定位。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山东大学学报》1963.1）、马良春《试论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火花》1963年1期），《试论赵树理的语言风格》（《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1期）、 徐琪《民主革命时期赵树理作品的艺术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1期）高捷， 《金刚石般的语言——赵树理作品学习记》（《火花》1963年3期）、 姚光义等《赵树理笔下的农民群像》（《火花》1963年9期）、 蒋成《组织故事的艺术》（《火花》1964年8期）、 沈沂《马烽近作小说中两个动人的人物——赵大叔和韩梅梅》（《新民报晚刊》1954年7月12日）等等。
四、这一时期，是共和国历史在风风雨雨中曲折发展的一个时期。文艺界也同时进入各种政治斗争、文艺斗争、观念论争的“夹缠”之中。1957年反右以后，58年“大跃进”、共产浮夸风、三年困难时期、 59年庐山会议、中苏笔战等等，这一切都以极其微妙的方式影响到文学。在“山药蛋派”的研究中明显地感着应着这种变化。随着这一流派作品影响的日益扩大和强劲，一时间“山药蛋派”的创作方向也成为文艺界争论的焦点。1962年“大连会议”前后，围绕所谓“中间人物”展开了讨论。肯定与否定各呈其辞，“山药蛋派”作品成了评论者的首先或必选对象；《〈赖大嫂〉的问题在哪里？》（园丁《山西日报》1964年11月13日），《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短篇小说〈赖大嫂〉的一个剖析》（紫兮《文艺报》1964年11，12合刊），《评论文章应当鼓吹什么？—也评《我读〈赖大嫂〉和《漫谈〈嫂大赖〉》（康濯《火花》12月号）等。除此之外，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断遭受批评的孙谦的作品《夏天的故事》《伤疤的故事》《奇异的离婚故事》《一天一夜》等等，也在这里重新被“提起”。在当时，这一流派的作家们也不时陷入迷惘（见马烽、西戎所写的《危险的道路——评孙谦小说的思想倾向》）。诚然，这些观念在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了，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看出，“山药蛋派”在当时的影响。
这一时期存大的最大问题是，研究界尚未从整体上对“山药蛋派”进行鲜明的有开拓力度的考察。
第三个时期（新时期）。新时期以来，以赵树理研究“拨乱反正”重新崛起为契机，“山药蛋派”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开始了这一流派有意识的、整体的、独立的和步步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前深入，体现了相当自觉地、鲜明地“群体认知”的研究新面貌。仅就这层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可算作是“山药蛋派”研究的真正开始。
其次，渗透着普遍的、强烈的“史”的意识，相比于1958年以前的作品评介和“文革”前的现象描述，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大都进入了一种在历史中寻找价值位置的状态。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1992年5月，中国作协作山西作协共同举办了“马烽、西戎、 束为、孙谦、胡正”五作家创作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收到一大批论文，大大深化了新时期以来乃至半个世纪以来的“山药蛋派”的研究，形成了高峰。
第三，整体认识的深化。所谓整体认识，不仅指研究者有意识地把他们当作一个创作整体加以研究，而且指对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单个作家的“整体创作”研究也比以前有了发展。一是时代的变化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容的研究余地；二是这些作家大都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基本停止了创作。九十年代以来山西文学阵容中的“晋军”主力如李锐、成一等作家的创作，基本上与过去的“山药蛋派”划开了界限。这些原因都导致一个结果，即“山药蛋派”已进入了历史范畴——这为研究者对他们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完整规范意义上的“作家论”开始大量出现。比如李国涛的《马烽论》、林友光、屈毓秀的《西戎论》、李文儒的《束为论》、苏春生的《孙谦论》、王君、杨品的《胡正论》等，以上这些加大众多的“专”文章，为确立“山药蛋派”及单个作家的历史地位和审美创造的独特性，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这一时期的此类研究中，研究者不权着眼于他们的共性，而且注意到了他们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的研究，试图描述出他们各自在发展壮大“山药蛋派”方面所进地的独特创造——这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所不曾有过的。如董大中的《五作家创作论》，李旦初的《在讲话的旗帜下——“五战友”与“山药蛋派”》，陈树义、李仁和的《晋绥五作家综论》傅书华的《论‘山药蛋派’作家的典型成型方式》，杜学文《论马烽等五作家小说创作的理想倾向》，杨品《乡土作家的恋家情结》等。
四、这一时期“山药蛋派”研究的一个新气象就是研究格局开始突破了“社会历史学”批评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多角度、多观点和批评方法方法的多样化——这是新时期1985年以后文学审美观念发生大规模变化之于“山药蛋派”研究的影响。早在八十年代后期，黄修已在《赵树理研究》这部著作中就率先使用多种新方法对赵树理进行新的评价，这对“山药蛋派”研究的新开拓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席扬、朱晓进、杨矗等也分别从文化因素对“山药蛋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五、除上述以外，本时期的一些文章还本着科学精神对“山药蛋派”的“局限”进行了探讨。一些论者认为“这个流派笔下的社会生活的画图虽然不失自成体系的完整的艺术世界，但仍不免显得局促和不够广阔。”在创作方法上“恪守以人物行动刻划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的办法”。（注：刘再复《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浮沉》；）对“山药蛋派”的“局限性”，描述文章多集中在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中，最为典型的是郑波光的《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注：《文学评论》1988年6期。）。其实， 这些“反面”观念也同样起到了对“山药蛋派”研究的推动作用。
最后要说的是，对“山药蛋派”的研究，没有只局限在赵树理及“西、李、马、胡、孙”身上，还涉及到了五十年代走上文坛的“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如李逸民、义夫、杨茂林、谢俊杰、马骏、韩文洲等人。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开拓和深化。
历史的回顾是为了今后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山药蛋派”的研究已走过了它的初期，也将随新世纪的来临迎来新的气象。笔者认为，今后的“山药蛋派”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首先是进一步强化整体意识，把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合起来加以整体观照，在理顺承续关系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流派的全部复杂情况，加深对当代文学史的认识；
其次是“山药蛋派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系统研究。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的弱项，大有可为；
再次就是“关系”研究。如“山药蛋派与时代政治、文艺思潮、民间文艺、传统文化、五四文学传统及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关系研究。
末次是从新的角度对“山药蛋派进行整体研究，如叙事学、阐释学、创作心理、文化学、及结构主义诸方面的研究。对“群体”性的人物形象系列、主题模式、话语机制、艺术意识的深层构成等而言，亦有拓展的充分余地。就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化、完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