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几个论文,成书论文,时间论文,石昌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4)02-0072-05
石昌渝先生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1]一文（以下简称“石文”）中，通过对《水浒传》描写的某些人物、器物等的考证，对《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作出新的推断。此前，石昌渝先生还有《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2]一文，涉及对朴刀、腰刀、子母炮等器物的年代考证，两文论点和论据基本相同。石文详尽列举和考证的几个“内证”及其结论分别为：一、《水浒传》所描写土兵是正德以后的情状；二、《水浒传》写人们交易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统(1436-1449)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之后；三、《水浒传》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根据以上所举，石文得出结论：《水浒传》决不可能写于明初，只能是在嘉靖初年。这种从文本入手，通过与其他史料的对比、参印，进而探讨文学作品创作年代的方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文章的某些部分也很给人启发。但令人遗憾的是，经笔者查考，石文所列举的以上“内证”，或存在史实错误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或证据明显不足，根据这些“内证”推断出的“结论”也就很难让人信服。以下，分别就石文涉及到的几个方面作出考辨，希望得到石先生和有关专家的指正。
一、关于宋、元、明三代的“土兵”
石文列举了《水浒传》中出现的“土兵”形象，指出《水浒传》中土兵的主要职能是巡察地方、缉捕罪犯，同时，“有些还要承担都头的勤务，其角色又类似皂隶仆役”，主要证据就是小说第二十四回武松身边早晚都有土兵侍候，还要叫土兵到家来听从使唤。对这些情节的列举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情状能否证明《水浒传》中的土兵一定就是“正德以后”才会有？
石文在论证这一问题时，主要依据《宋史》“兵志”中关于“土兵”的记载，指出“土兵最初只是西北沿边和广南两路设置，目的是抵御外敌。”“土兵在实际上被朝廷当作战斗部队使用。因此他的编制和人员补给，地方军事长官不能擅自变更和决定，必须由中央控制。”“南宋的土兵仍是战斗部队，驻扎在营寨之内，与正兵统归军事长官指挥。禁军、厢军、土兵均有被‘私役’的现象，但不是《水浒传》所写的形同皂隶的情况”等等。总之，石文认为：两宋“土兵”的职能是“战斗部队”，《水浒传》描写的那种“形同皂隶”和被“私役”的情况只能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后。
笔者以为，《水浒传》所记土兵的主要职能确实是“巡察地方、缉捕罪犯”，至于其中的某些人被其上司“私役”，则只能算是特例，在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的。正如石文指出的：南宋时，朝廷将土兵制度普及到全国各路州，各州都有土兵，石文并且正确指出：“建炎三年的诏文将土兵与正兵并列，正兵当指禁军和厢军，其土兵之制仍沿袭北宋，只是从边境地区推广至内地，仍是一支战斗部队，还要担当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的军务。土兵和禁军，在地方均为巡检司管辖，并听州县令节制。”还有一条被石文忽视的重要史料：《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宋高宗建炎二年乙未诏：“诸路禁兵隶帅府，土兵射士隶提刑司”[3]2687页。这说明，自南宋起，土兵之隶属即归提刑司，而宋代提刑司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刑狱和治安防务。南宋的这种土兵职能本来与《水浒传》所写相当吻合，恰好证明《水浒传》作者熟悉南宋土兵制度。但不知为什么，石文却据此得出《水浒传》所写土兵不可能是宋代土兵而是明代中期以后土兵的结论来，令人费解。
土兵是否被“私役”，是石文用以区分宋代土兵和明代中期后土兵的一个重要依据。石文举《宋史》“兵志”：“比闻诸路州厢禁军、土军，有司擅私役，妨教阅。帅府其严责守兵勤兵归营，训练精熟，以备点视。”又引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七《按阅弓兵》训令：“土兵、弓手令宪司责巡、尉，常切依时教阅，不得差使窝占”。因“私役”土兵为宋朝法度所不容，所以石文据此得出“《水浒传》作者所写土兵也不是南宋时的土兵”的结论。其实，这些文献记载和训令恰好可以证明：宋代土兵被“私役”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致不得不加以禁止，所谓“法禁已然之后”，若无“私役”情况，也就不会有这些法律。且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谓“论史而尽信书者，每据君令官告，不知纸上空文，常乖实政”。[4]211页窃以为，对古代某些法规文献，当从反面着眼，或许可得事实真相，《水浒传》所记不恰恰是宋代土兵被“私役”、“差事窝占”的真实写照吗？
在发生战争时，土兵确实是被作为“战斗部队”使用的，宋代如此，明代同样如此。如《明史》卷一百五十九：“正统初，廷臣交荐，擢御史，巡按贵州。官军征麓川，岁取土兵二千为乡导，战失利，辄杀以冒功。”[5]4334页卷一百六十六：“四年大发兵讨安南，诏观画方略，转粟二十万石饷军。已，复命偕大理卿陈洽选土兵三万会太平，仍令观侦安南贼中动静。”[5]4481页卷一百七十四：“鲁鉴，其先西大通人。祖阿失都巩卜失加，明初率部落归附，太祖授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传子失加，累官庄浪卫指挥同知。正统末，鉴嗣父职。久之，擢署都指挥佥事。成化四年，固原满四反，鉴以土兵千人从征。”[5]4643页卷三百一七：“正统四年，莫祯奏：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三五十里设一堡，使土兵守备，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5]8209页石文只知引《明史》“兵志”证明“成化初年仿宋朝在边郡恢复土兵”，但根据上述资料，明正统年间即已用土兵，且就包括“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的保安职能。石文还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条记载，作为明朝“正德年间土兵已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此后的土兵‘竟列舆皂之中，捕拿民犯’，已毫无野战攻防的军事价值”的铁证，其实这是单文孤证，且误解了沈文。沈文明说“各边将领，又专倚家丁为锋锐，并土兵亦久不讲矣”，是说家丁家奴代替了土兵，并非是土兵职能的变异。又，《明史》卷三百十：“崇祯十二年，容美宣抚田元疏言：‘六月间，谷贼复叛，抚治两臣调用土兵。臣即捐行粮战马，立遣土兵七千，令副长官陈一圣等将之前行。’”[5]7991页崇祯年间，当国家有战事时，照样可以调集土兵参战，怎么能说明代正德后的的土兵“已毫无野战攻防的军事价值”呢？
笔者以为，根据上述史料，土兵的职能可分为“战时”和“平时”两种，前者自然可作“战斗部队”使用，后者则形同皂隶，也是可能的。在宋代，土兵就有“各护乡土”的职能[6]9574页，且宋代的土兵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有兴废调整。《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载贾昌朝上疏：“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类，土兵遗法也。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陕西土兵，数为贼破，存者无几。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已召近臣详定法制，每乡为军。其材能绝类者，籍其姓名递补之。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奉，多就黥涅为营兵。宜优复田畴，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可以减屯戍、省供馈矣。内地州县，增置弓手，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6]9616页在此，强壮、弓箭手、土兵等属于同类，其职能与乡军同，怎能说宋代土兵一定都是用作“战斗部队”呢？
石文在谈到元代土兵时，用“元代废除土兵制度”一语一带而过，既过于武断，也不知根据何在。《元史》“兵志”固然没有提到土兵，但这并不证明元代没有土兵。翻检《元史》，“土兵”一词时常出现。略举数例：《元史》卷十七：“辛亥，河西务水，给米赈饥民。江北河南省既立，诏江北诸城悉隶其省。诏汉阳隶湖广省。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臣愿调军民万人以从。’诏许之。”[6]364页卷一百六十八：“（陈）天祥命以十家为甲，十甲有长，弛兵禁以从民便。人心既安，军势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不戳一人。他寨闻之，各自散去，境内悉平。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以止其贪，民用弗扰。”[7]3942页卷一百四十更有“议立土兵元帅府，轮番耕战”[7]3369页的记载。这里，土兵既有国家征集的，也有民间自行组织的，可谓形态多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宋至明一直有土兵，但形态多样，更替复杂，且“战时”和“平时”的职能有所区别。《水浒传》所描写的土兵当属“平时”的状态，隶属于州县，确实“形同皂隶”，但这一点丝毫不能证明必定属于明代正德年间以后的情形，用来判断《水浒传》的创作年代是证据不足的。
二、关于交易使用白银
石文提出的第二个“内证”是：根据《水浒传》的描写，当时社会商业活动已广泛使用白银作为货币。而在中国历史上，白银成为货币是明朝中期才发生的事情，因此《水浒传》不可能创作于明前期。应该说，这是石文全文所犯的最大错误，既违背史实，也忽视了《水浒传》中的诸多细节描写。试辩证如下：
首先要说明的是，说“白银成为货币是明朝中期才发生的事情”属于常识性错误，本文仅引用俞沛铭先生《货币史话》一书来说明。《货币史话》明确指出：“宋代曾铸造大量的金银钱，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金银钱最多的朝代。”[8]139页“金人一向是用白银当作货币来流通的。近年在内蒙古的墓葬中出土一枚砝码形的银锭，重约三百五十四公分，约合当时十两。”[8]143页总之，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和铜钱、纸币同时流通使用。元代以后，白银更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虽然元、明两朝初期都曾经明令民间交易禁止使用白银，而推行纸币，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白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尺度。民间借贷、劳务报酬、物价的表示、日常贸易大都用银，小额的买卖才用铜钱。到后来，政府非但不再禁止，而且本身收税、发放兵饷、官俸也都用银。另外，石文中提到的纸币，也是在宋代就广泛使用了：“真正的纸币到宋代才出现，并得到推行。这是宋代币制的最大特点，虽然民间交易仍是以铸币为主。”[8]138页
石文根据《明史》“食货志”的一条记载：“嘉靖四年(1525)，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便得出结论：嘉靖初年铜钱也阻滞难行，市场交易“益专用银矣”，接着就“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水浒传》中人们交易普遍用银子，这只能是嘉靖以后的事情。真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其实，《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只能说明明代币制的某种演变情况，而丝毫不能说明宋、元两代的情况，且与《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并无必然关系。根据上述错误的史实判断，石文得出如下一些结论，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1)“《水浒传》中用碎银子付酒帐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宋代。”由于石文的结论是要论证《水浒传》创作于嘉靖初年，这里，我们只要辩析一下嘉靖前是否可以“用碎银子付酒帐”，石文的结论即不攻自破。姑举元曲数例，可以充分证明元朝人交易时普遍使用银子：关汉卿《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楔子：“蕊娘，这是我至交的朋友，与你两锭银子，拿去你那母亲做茶钱，休得怠慢了秀才者！”[9]141页第三折：“我与你两锭银子，将的去卧番羊，窨下酒，做个筵席。”[9]157页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楔子：“（鲁斋郎云）你是个小百姓，我怎么肯亏你？与我整理的好，着银子与你买酒吃。”[9]467页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楔子：“我这里有些零碎银子，与你做盘缠去。”[9]2675页高文秀《须贾大夫谇范叔》第二折：“你穿了这衣服，还有五两碎银子，与你将息去。我如今开了后角门，放你出去。”[9]1026页这些剧本里，既提到了银子用“锭”，又写到了“碎银子”，既可以用来买酒吃，又可以做茶钱、做盘缠，且关、杨、高诸剧的创作年代不存在问题。这已足够证明：石文所谓“《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甚至用铜钱也罕见，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为适应商品零售小额交易，遂广泛使用‘碎银子’，这‘碎银子’乃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形态标志，它说明白银已经完全货币化了。这种情形的出现，最早也早不过弘治正德年间，据《明史》，它更像嘉靖初年货币情况的写照”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
(2)石文断言《水浒传》中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这也是武断。固然，《水浒传》中没有“纸币”这个现代名词，但古代“纸币”的专用名词“钞”字是多次出现的，“钞”不是纸币又是什么呢？且看《水浒传》第七回：“次日，众泼皮商量，凑些钱物，买了十瓶酒，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请鲁智深居中坐了。两边一带坐定那三二十泼皮饮酒。智深道：‘甚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第十二回：“杨志寻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这口宝刀，从来跟着洒家；如今事急无措，只得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好做盘缠，投往他处安身。’”第二十四回：“等我买得东西来，摆在桌上时，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吃一杯儿，难得这位官人坏钞。’”诚如石文中提到的：钞票“久用而缺损难以换新，始终是困扰明代经济生活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当然不只是困扰明代经济生活的问题，任何朝代都可能有。《水浒传》中“坏钞”一语，略同于今日所谓“破费”，很形象。以上三例，至少可以说明：《水浒传》中并非只是使用银子交易，也使用纸币和铜钱。这种状况恰好就是《货币史话》一书中所谓“几种货币平行的时期”即南宋、金、元时期的真实写照。
三、关于“腰刀”和“子母炮”
石文提出的第三个“内证”是小说中出现的两种兵器“腰刀”和“子母炮”，认为这两种兵器都是明朝中期后才出现的。这个结论同样存在史料不足以支撑论点的问题，这里也略作辩证。
(1)腰刀。石文以下这段论述逻辑上实在让人费解：
腰刀不是元代而是明代的产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出现在明代的何时呢？成化十四年(1478)辽东都司经历司奏呈《成化十三年以后辽东开原虏寇节次侵掠防御各官提问拟律事》述及成化十三年(1477)九月二十一日在深湖河古城北与“达贼”的战斗中，“小旗李源斩获首级一颗，得获弓箭腰刀等件”，此件辑录在朝鲜《吏文》一书中，后来朝鲜李朝折冲将军义兴卫副护军崔世珍于嘉靖十八年(1539)对《吏文》进行修订并加注解训释，崔世珍在此文“腰刀”下注曰：“腰刀，即环刀也。”可见在嘉靖十八年(1539)，朝鲜一般人还只知环刀而不知腰刀。朝鲜与中国仅鸭绿江之隔，朝鲜李朝与明朝往来密切，如果腰刀在中国已经普及，朝鲜人当不会不知。由此推论，腰刀的广泛使用当在成化以后，不为武断吧。
真的很武断！崔世珍的注文明明是在说：明代的所谓“腰刀”就是元代的“环刀”，本来是一种东西，在石文那里，反倒成了腰刀是在成化以后才“广泛使用”的证据。其实，“腰刀”与“环刀”只是称呼不同，元代早巳普遍使用，怎么会有石文所谓“戚继光视腰刀为先进兵器，用他来装备骑兵和步兵”之说呢！石文的下述推断更是离奇：“戚继光的军事活动主要在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的二十多年间，腰刀并不是他的发明，但他把腰刀的形制加以定型和规范，并装备到全军，对腰刀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把戚继光的军事活动时间与《水浒传》中出现“腰刀”的描写联系起来，更是无法由此推断《水浒传》的创作时间，因为它们之间是毫无逻辑联系的。
诚如石文正确指出的：“腰刀，不能望文生义，解释为系于腰间的刀。诚然，它可胯在腰间，但它是专有名词，指一种特殊形制的短柄刀。”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的名著《蒙古帝国史》一书描述过蒙古人使用“环刀”的情况，书中并给出了“环刀”的发音“ouldou”[10]478页，笔者以为，或许由于蒙古语“环刀”发音与汉语“腰刀”近似，故汉人多称之为“腰刀”。姑且提出，以待详考。元朝人其实也早已使用“腰刀”这个词，如元代无名氏杂剧《冯玉兰夜月泣江舟》第三折：“不想此人心中狠毒，将我母亲抢去，后又赶过船来，持着腰刀，将俺父亲并兄弟、家童、梅香、梢公，尽行杀死。”[9]7022页足可证明，腰刀绝非什么明代中后期才有的“新式兵器”。
(2)子母炮。这是石文自认为最有力的一条证据，但我以为在论述上尚有许多矛盾之处无法解释。首先，作者承认：《水浒传》对子母炮的构造、形制和操作过程等等都写得不具体。接着就断言子母炮在文献上又称“佛郎机铳（炮）”，而这种佛郎机铳是明朝中期后才从葡萄牙引进的，能够写到这种炮的人当然就一定要生活在明朝中期之后了。但作者又比较了《水浒传》对子母炮的描写与所谓佛郎机铳的不同，结论是，《水浒传》的“描写又有一些不确之处。比如说‘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就不得要领。看来《水浒传》作者对于子母炮只是道听途说，并未目击实物。”这种推断的逻辑也很奇怪，既要坐实《水浒传》中的“子母炮”就是“佛郎机铳”，以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明，又要否认作者真正看见过这种炮，因此才描写失实。其实，显然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比如说《水浒传》的作者在此完全是一种虚构，是“说书人的鼓噪”，也未尝不可。要知道，《水浒传》毕竟是一部小说呀！况且，仅仅根据“子母炮”与“佛郎机铳”的类似就断言它们是一种东西，也是证据不足的。笔者以为，《水浒传》所写“子母炮”固然有些依据，比如明初人焦玉所著《火龙神器阵法》一书，记载了当时火炮、火箭由单发发展到多发的状况。“如百子连珠炮，一次可以装铅弹一百枚，八面旋转连续发射，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一次可以发射九支箭矢，四十九矢飞廉箭则可以同时发射49支箭簇，矢傅毒药，见血封喉，立时而毙，大大增加了杀伤力。”[11]第十章第二节拿来比较《水浒传》中轰天雷凌振的武器似乎更相像一些。《水浒传》的作者很可能看到过这部书。
又，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曾指出：“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腕口铜铳、手把铜铳、佛朗机等品。”即使被普遍认为起源于嘉靖年间的“鸟枪”，据赵翼考证明初时也已经有，但人们不知，文献罕载，赵翼认为这是因为“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12]630页赵翼的说法不无道理，盖明朝中前期，基本上天下太平，这些武器即使有也藏之府库；嘉靖年间，由于外患频起，武器有了用武之地，开发较多，故后人多以为这些武器来自于那个年代。也就是说，果如石文所言《水浒传》中“子母炮”就是“佛郎机铳”，也不能证明它一定产生于正德末，因而将这一条作为《水浒传》创作年代的证据，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石昌渝先生文章所列举的几条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证据，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来，土兵、白银、腰刀、子母炮等与《水浒传》的创作年代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既然石先生将其与考证《水浒传》创作年代这样一个大问题联系起来，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的考辨也只是根据所见资料，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石先生商榷，可能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错误，希望得到石先生和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200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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