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布论文,地区性论文,江苏论文,农家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家庭棉织业是中国农村社会主要经济事务之一。一般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家男耕女织，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现代工业兴起后，工业品侵占了手工业品的市场，自然经济随之瓦解（以下简称“瓦解说”）。余霖（薛暮桥）早就写道：“都市工业品侵入之结果，使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破产。”① 费孝通认为，现代工业兴起后，挤垮了农民的家庭工业。② 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1840—1894年是洋纱、洋布排挤土纱、土布的过程，1895—1920年是“农民家庭棉手工业的进一步破坏”的过程。丁日初等学者认为，上海手工纺织业自光绪（1875—1908）中叶起已走向下坡。段本洛等学者研究了1918—1949年江南“手工棉织业的短暂发展与衰落”的过程。③
许多学者对现代工业排挤家庭手织业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与手织业是并存的关系（以下简称“并存说”）。严中平认为，直到1937年，“中国乡村里的家庭手工业是普遍存在的”。赵冈认为，手工业依靠家内劳动，构成了对新式棉纺织厂的抵抗。马若孟认为，新式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费正清、费维恺等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机制纱的使用加强了手工织布业。徐新吾认为，工业化兴起后，小农业与小手工业在家庭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黄宗智认为，商业化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手工生产的家庭化。林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论述了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农家自给性生产（织布）的发展。杨懋春对山东一个村庄的解剖表明，尽管农村土布受到了洋布的竞争，但农家依然用旧式织机在家织布。日本学者岛一郎认为中国棉纺织品市场较小，工业品亦受土布的竞争。④
另外，李伯重对1550—1850年江南手工业的部门、体系、结构、生产水平等方面的研究，以及他与彭慕兰对江南手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能源问题的论述，曹幸穗对苏南农家田场规模与副业关系的探讨，美国学者威尔克《中国的现代性与农民之路：长江三角洲北部地区的半殖民主义》所涉及的现代工业与农家经济的关系，日本学者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之诸问题》对农村手工业的量化研究，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对中国农业资源的关注，安场保吉等编《前工业化时期之经济与社会》与山本进《清代的市场结构与经济政策》对前近代社会经济进行的宏观讨论，均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⑤
本文拟对近代江苏省的研究，来解剖工业化对不同地区的农家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极不相同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背后的基本动因。
一
明清时期，苏南大多数地区家庭手织业比较发达，“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⑥ 清中叶后，苏南家庭手织业已超越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大部分产品为市场生产。由于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松江成了早期近代中国的兰开厦”。⑦
包世臣指出：“东南地窄，则弃农业工商。”⑧ 松、太地区手织副业的收入比重逐步上升，农业生产的空间不断被挤缩，最终导致手织副业成为农家生产的主业，⑨ 而农业生产则成了真正的“副业”。乾隆《嘉定县志》称：“男耕得食，女织得衣，普天所同。而嘉邑之男以棉花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为务。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⑩ 棉花棉布甚至完全替代了稻米成为主业。时人写道：“国家下数十万艘以转漕江南，惟嘉定得免。盖其地无一粒之产。”(11) 宝山县农家对织布业的依赖程度也极深，该县“版籍虽存米额，其实专种木棉……小人之依全在花布织作”。(12) 据估计，1860年松江府的总人口为300万人，年产土布30420560匹，共需182523360个劳动日；(13) 以每家5口、每户1.5名织布者计，需要松江所有家庭每年织202.8天。应该说， 织布是这一时期松江农家名副其实的主业。
一些学者认为，江南农妇的纺织收入，应该高于长工，有的农妇既要养家，还要供子孙读书，有的还因此致富。(14) 织布在不少地区成了农家的主收入，家中各项开支均有赖于此。在有些地区，一人织布甚至可以养活一个数口、乃至八口之家。(15)
据《江苏省通志稿》，依靠纺织独立供养家庭而被旌表为“贞孝”的女性中，太仓州最多，有20位，其次为松江府，有10位。(16)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手织业是这些地区许多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在松、太地区，乡村女性织布能手总是许多家庭托媒求亲的对象。(17) 为了把女儿留在家中，不少父母要求女婿入赘， 所生子女一半随父姓，一半随母姓。(18)
许多男子也参与纺织。早在明朝时，松江地区，“镇市男子，亦晓女红”。(19) 清人关于松江织布业的诗中写道：“乡村男妇人人谙。”(20) 有些男子的织布技艺甚至胜过女子。如昆山地区，“至于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焉，妇人或不如也”。(21) 20世纪60年代，上海四乡的手织户均强调民国以前男子普遍纺纱这一社会普遍现象。(22) 上海农村地区向有“男纺女织”之说。(23) 有人认为太湖周边地区的男子普遍参与纺织。(24) 作为农业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男子大量从事手织业，说明该业已成为许多农家的主业，并不仅是由妇孺承担的低报酬工作。
为了满足土布生产的需要，农家极大地增加了棉花的种植比重。在松、太地区，“大率种木棉者十之七，种稻者十之二，豆菽杂粮十之一”，(25) 即所谓“棉七稻三”。这一种植比重在20世纪初以前，曾维持了数百年之久，是松江府等地区的常规比重。(26) 并且，这种种植惯例除了粮食自给的需要外，一是为了棉田积蓄肥力，二是为了通过水灌的方式给棉田除草。(27) 这也说明稻作真正成了棉作的附属。
农家把大量的稻田、麦田改成棉田，同样单位的棉田所需的劳动日大为增加，原本过剩的劳动力与相对短缺的自然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随之增加，其价格因之猛涨。同治以后的短短数十年间，上海周边农村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了数倍，有些地区则上涨了8倍。(28)
除供应国内的市场外，明朝时，就有中国土布输往日本。(29) 英国这个以棉纺织业兴国的“世界工厂”，直到19世纪早期还大量购用“南京布”（即松江土布）。当时，“南京布”在颜色与质地方面均优于英国棉布。(30) 美国人把中国土布大量贩运到美国、南美乃至西欧。因此，工业化以前苏南地区的家庭手织业已发展成市场经济的有机构成部分。
19世纪末工业化兴起后，苏南地区的土布业衰落了。学者多认为，这是由于廉价的工业品竞争的结果，工业品市场越来越大，土布市场越来越萎缩。如包世臣写道：“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31) 此类记述在各类文献中俯拾即是。(32) 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更为盛行。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极具表面性。苏南地区手织业的衰落，并非洋布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使就市场竞争而言，洋布对土布的竞争也远没有土布对土布的竞争激烈。在我们随机选择的4个年份中，1875、1905、1919年和1931年，土布（以平方码计）在国内棉布市场上的比重分别为78.1％、78.7％、65.5％和61.6％。(33) 据1933年海关报告：“比岁以还，进口棉货，每况愈下。查四年以前，所有进口棉货总值，（棉纱在内棉花除外）尚居各项进口洋货之首席；迨及民国二十年，则退居第二；洎乎上年则降为第三；本年则一跌而为第六矣。”(34)
就江苏布匹市场而言，甚至自清末起就是土、洋布在相互竞争，而非仅仅是洋布排挤土布。据镇江海关对19世纪末布匹市场的观察：“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35) 尤为重要的是，洋布和土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着不同的消费人群。费维恺认为，“国内机织布和进口货并不是手织布完美的替代品”。(36) 土布业在苏南衰落的同时，在其他某些地区却发展迅速，华北高阳、宝坻、潍县等地均崛起为新的土布中心。
实际上，苏南土布的衰落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进入20世纪，苏南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由于大工业提供了比土布业更高的收入，使原来织土布的主力军被吸纳到工业中来，许多地区逐步从“副业主业化”过渡到“工业主业化”。时人指出：“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37) 这证实了彭慕兰的假设：如果中国设立工厂，许多妇女会打破习俗，进厂挣钱。(38) 但与彭氏的断言不同，(39) 我们将要看到，苏南近代的发展模式是如何“自然”地导致了产业突破的。
上海附近农民成为工业工人的现象非常突出。在该市纱厂中，即使年老的乡村妇女也可在粗纱间找到工作。(40) 杨树浦附近村庄，“拥有土地的家庭， 喜欢把土地出租一部分给别人，以便腾出时间，到都市工作”。(41) 据对无锡荣巷、 开原两乡外出人口的调查，其中82.5％的人前往上海，这些人中，做职工、店员的占75％以上。(42) 上海公共租界中，1900年，江苏人口为141855人，1930年增加到500576人。(43)
不少较富裕的家庭，大量离开乡村搬进城市居住，仅留下老人在家看门种田。上海近郊也成了其他地区农村人口向往和移居的地方，以便就近上海，寻找合适的工作。(44)
1929年上海附近农家工资收入者的调查情况见表1。
表1 1929年上海农村工资收入者在农家的比重
收入组别（元）户数 户均收入（元） 户均人口 工资收入者总人数户均工资收入人数
200—399
8 323.98 3.00
11
1.37
400—599
15476.46 4.27
28
1.87
600—799
14732.86 5.78
37
2.64
800—999
10881.91 6.20
24
2.40
1000—1400 3 1175.01 8.00
10
3.33
总计50 646.86 5.1
110
2.2
资料来源：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1031.
据表1，农家户均人口为5.1人，户均工资收入者为2.2人。一般说来，一个五口之家的主劳力通常为2—3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农家的主劳力大部分变成了城市工资收入者。
江苏其他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同样在当地吸纳了大量的乡村劳动者。据调查，无锡小丁巷80户农家，依赖工商业为生的有44户（不包括小贩在内）；荣巷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为225人，而从事农业的人口仅为191人；荣巷、开原两乡外出做工人口有10％前往无锡。(45) 1949年以前，仅无锡东部甘露、荡口等地迁入苏州等地做工经商的人数达3085人，占在乡人口总数的20.85％。(46) 1927年，宜兴地区“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47)
在常熟，1919年以前，仅织布厂即有31家，招收女工4320人。(48) 宝山县的宝兴纱厂，一开工就招收工人约六七百名。(49) 杨思乡的恒源轧花厂和恒大纱厂，招收女工900多人，而该乡共有女性人口8000多人。(50) 1930年，川沙县47家花边厂中，女工人数共21450人。另据1935年户口统计表，该县女性人口“现住”为64448人，仅花边一业就吸收了“现住”女性总数的33.3％。此外，该县12家毛巾厂，工人数达1656人；纱厂也大量吸纳了手织女工。
缫丝业的勃兴，同样吸纳了大量的织布女工。1932年，无锡有缫丝厂50家，共有成年女工36350人；现代纺织工厂118家，工人64785人，其中成年女工47826人。(51) 据统计，1933年无锡市的总人口仅为171256人。(52) 在宝山县，20世纪20年代，闸北一区即创办10家丝厂，雇佣工人5800名，大多数是女工。吴江县，据30年代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最近20年附近城市缫丝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城市的工业吸走了农村的劳动力”。(53) 据满铁对无锡荣巷、开原的调查，两乡16—25岁的在家青年为4人和19人，分别仅占人口总数的3.5％和12.2％。(54)
1933年，仅沪、宁、锡三地就有工厂4487家，工人319565人。(55) 1932年，江苏女工占全省女性总数的12.76％。(56) 全省从事工业的女性人口达200余万人，考虑到务工的女性绝大部分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南女子从事工业的比重至少比全省平均数要高1倍。
有人认为，手织业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使用了两种非竞争性的资源。即企业生产依赖工资制下的雇佣工人；家庭生产则依赖家庭成员的劳动。(57) 从苏南地区的实际情形来看，企业与家庭生产使用的是基本相同的劳动力资源，且前者在竞争中占有极大的优势。据上海农村一老年居民在1929年的回忆：“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上海农村那些进厂工作的妇女，原来多是农村的手织者。”(58) 其他像真如地区，“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棉，多习纺织……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59) 宝山县，“向恃织布，运往各口销售。近则男女多入工厂”。(60) 川沙县“向以女工纺织土布为大宗”，“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61) 如此众多的手织女工被吸纳到工业中来，苏南手织业焉能不衰落？据调查，松江华阳镇800户农家，有职工670名，织布户仅有1家（1女）。(62) 嘉定89户农家中，仅前往上海一地的做工者即达29人， 兼营织布副业的仅6家。(63)
顺理成章的是，来自工业的收入成了许多家庭的主收入。据对上海纱厂工人的调查，家主“轻视农业”；有两个家庭各有田4亩，从土地获得的年收入均为12元，一家稳定的经济来源靠“媳妇在厂中工作”，另一家仅家主一人在电力公司的月薪即为36元。(64) 在太仓县利泰乡，由于设立了利泰纱厂，有些家庭经济很快转向以工资收入为主。(65) 1929年上海农村地区农家各项收入见表2。
表2 1929年上海农村地区50户农家各项收入
收入项目总收入 从业户数
收入实数（元）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工厂工资、小账、红利
16059.66 49.65
47
手工业、匠工等 6288.30 19.44
20
地租、房租 936.80
2.9019
自住房房租估价 434.00
1.3435
自产粮食、燃料估价 6472.80 20.01
50
小商小贩、家用品出售
1405.40 4.357
放款利息、借入款
106.00
0.333
礼品和其他杂项 640.00
1.9812
总计
32342.96 100.00
资料来源：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据第1071页表格改制。
据表2，来自工业的收入相当于农业收入的2.48倍， 相当于手工业等收入之和的2.55倍，相当于农业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1.26倍。在家庭收入中，工业收入已居主导性地位。
婚姻关系和女性地位等，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进厂工作的妇女显著地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66) 有位农村母亲说：“现在女儿即使不比男孩更有用， 也和男孩一样。我的两个女儿在厂里都有份好工作，而我读过书的儿子却在村里无所事事。”在厂里的女工则说：“现在男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能自己谋生，不再像以前的妇女那样依附他们了。”有人领养孩子时，宁愿抚养女孩。有位犯了过去被视为万恶之首——“淫乱”过错的妇女，其夫家也因其可以到丝厂务工，而“待她与从前一样”。(67)
在农村土布利润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苏南土布业的衰落势所必然。但土布业的衰落，并不表明苏南农家收入的减少，更不能证明农家经济的破产。恰恰相反，这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农民从离土到离村的质的变化。由于“各工人受雇于上海者日多”，上海附近农村的劳动力，“几供不应求，故工价逐渐增涨”。(68) 而一些新兴的土布区农家的收入，简直无法与之相比。(69)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尽管苏南地区的土布业衰落了，但农村商品市场并没有普遍让位于工业品的迹象，反而使农业与手织业从商品性生产大量地转向自给性生产。
在上海农村，20世纪30年代，原来以商业化为主的“棉七稻三”制度，已明显地转向以自给性为主的粮食的种植。据1930年对上海140户农家的调查， 棉花在农家的种植比重下降到了34.8％，远小于稻、麦、豆等粮食作物50.5％的比重。(70) 为什么现代工业没有促进上海农家种植经济向商品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反而使其向自给型方向“后退”呢？
上海农家种植经济向自给性方向转向，主要是由于乡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严重衰退、城市家庭基本生存费用较高造成的。当时各家通常是“老年人种田，年轻人在厂工作”。而城市家庭的消费，仅食物、衣着、燃料等支出，一般占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71) 若那些有人在城市工作的农家进行自给性的生产，就可以极大地节约城市亲属在食物等方面的支出。因此，那些留守人员只能种植田亩较少和劳动强度不大的稻、麦、豆和蔬菜等。据调查，1929年，杨树浦50户农家中，有18家仍从事耕作，田多的通常出租一部分，而田地极少或没有土地、又有亲属在厂工作的农家，均要租入小块田地耕种。该村有6户无地但租地耕种的家庭； 两家除自己的田地外，又租种了别人的田；两户把自己的田自种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这些农产品均以自给为主、出售为次。杨树浦15户自耕农家庭中，有14户至少每家有1 名工厂工人；那些租入小块田地种植的家庭中，则各家均有人在厂工作。(72)
衣着是城乡居民重要消费支出，维系土布生产同样可减轻家庭开支。尽管近代上海领引全国服装之潮流，但上海的苏南籍女工仍喜欢自家织制的衣料。至于宝山县，“中人之家妇女尚以荆布相安”。(73) 在嘉定，自光绪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邑人服装朴素，大率多用土布及绵绸府绸”。(74) 20年代末，南汇县仍盛产经花布，“乡间妇女织以自用或馈亲友”。(75) 真如地区，“日用所需，乡人类能自制”。(76) 嘉定胶东乡，1948年刊行的方志称，“旧时农隙之时，均纺纱织布，除供一家衣着外兼以出售，协助家用，近虽机器纱布盛行，家人衣着仍有自纺自织者”。(77) 直到50年代，织布仍然是苏南地区老弱幼孺等家庭留守人员最常见的手工业。一般家庭对土布的消费偏爱及出于生计考虑是手织业继续存在的基础，是其由商品型转向自给型生产的主因。(78)
工业化兴起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以农为本，苏南不少地区却率先过渡到了副业（织布）主业化的阶段。现代工业兴起后，许多地区又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的时代，充分体现了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前导性。大工业的发展，把原来从事手织业的生力军大量吸引到工厂中，使乡村手织者的数量大为下降，素质明显退步。因此，苏南手织业的衰落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农村主劳力向工业的转移，使农家经济从商品性生产大量地转向自给性生产。
二
如果说工业化兴起前苏南地区手织业是典型的商品性生产，是市场经济的构成部分，同时代苏中通海地区的手织业则是典型的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组成部分。(79)
威尔克认为，明朝前半期，由于棉花与棉织业的推广，通海与江南地区的商业经济同样发达；但在明后期，通海手织业受到了松江棉布业的强力竞争，到了清代，这个地区成了纯粹的棉花供应地。(80) 在清代中期以前，南通农家所产的土布主要用于自给，而不用于出售，故称为“家机布”。那些质地较优的布匹则由富裕之家雇工定织自用，并非流通商品。高等衣料，除富裕家庭定织外，均购自苏南地区。“富豪之家，谓罗绮不足珍，求远方吴绸、宋锦、云锦、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皆不鬻于市”，一般平民家庭很少织布，“四乡之人专务农耕”，而通海沿江居民种棉较多，但“所为布颇粗……俗谓纱布”。(81) 这种布显然无法在市场上与一江之隔的松太土布相竞争。
通海地区土布的商品化程度远较苏南为低。棉布的商品性生产，仅存在于极少数乡镇中。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有宿迁人到二甲镇、金余镇、候油榨一带收买南通土布，其后又有一些里下河米商和山东骑骡客到金沙、兴仁镇一带收布。(82)
1884年，洋纱进入通海地区，其后15年间，由于上海等地洋纱的涌入，通海地区的大尺布有所发展。时人写道：“棉花为通属出产一大宗，大布之名，尤驰四远……岁会棉值增至数百万。”(83) 1893年，通州农家的织机总数约四五千架，“所出各色土布甚多”，“又有一种新出之布，系用印纱与土纱并织，其坚致温暖，虽稍逊土布，然颇动目，甚为合用……价亦较廉”。(84) 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开始时日产机纱45件，其中90％为12支纱，全部售作通海关庄布的原料；通海销往东北的大尺布，由10万件增加到15万件。关庄布的质量也有极大提高，从而产生了更多高档大尺布。1923年大生纺织系统大力扩充后，农家大尺布的出数又增加了一倍。(85)
通过对南通土布生产的考察，学者认为：“当手织布使用了机纱以后，曾迅速提高了它的产量和商品化的过程。”(86) 通州土布自使用机制纱为原料后，机纱市场也日益扩大。(87) 大生纱厂一直把12支纱作为主要产品，“销售对象全是织关庄布的手工织户”。(88)
通海地区的许多织布厂，客观上为乡村培养了大量的手织人才。如海门的宝兴织布厂、通华布厂、国华布厂、利生布厂等，存在时间均极短暂，但对于当地改良织造工具、研究染色、翻新织品，起到了推动作用。各厂培训的骨干织工，估计在千人以上。此外，各种形式的传习所也极大地推广了手织技术。最值得称道的是大生纱厂创办的传习所，招集大生的失业工人，轮流学习，传授织造技术和染色方法。所织土布以改良大机布为主。(89)
在现代工业推动下，土布副业渐演变成通海地区农家的主业。农民虽未离村，但已大量离土。民国前期，海门地区，“乡间农家，大都置有织机，自行纺织。年共出布百万匹以上，约值银一百三十余万元。除本地服用外，由各关庄运销东三省及俄境”。靖江地区，“工作以织布者最占多数……岁可出五六十万匹。”(90) 泰兴，“各户均有机织，难于统计”。(91) 崇明的土布有大布、小布之别，小布“岁销约五万匹，皆出女工手织”。(92) 如皋，“布业四百余家，岁销八万余匹”。(93)
到20世纪30年代，江苏省土布业的典型地区已从苏南转移到了通海地区。当时，上海的土布业主要经营来自南通、上海邻县四乡和常熟等地产品。“不过上海邻县和常熟等地出产的土布，因其尺度狭短，所以用途没有南通土布这样广，当然，行销范围也比较小”。(94) 因此，日本满铁在其调查中，把南通作为土布生产的样本地区，是极有见地的。但有学者认为，此时南通的土布生产典型地反映了苏南的模式，(95) 这就很值得商榷了。
30年代初，通、海两县依靠土布为生的人数约60万余人，户均手织者约2人。(96) 南通一地的土布，年销售值达2600万多元。东北沦陷后，1933年销售值达1700万元。南通一地乡村织布区，人口约50万余人，纯粹以织布为生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8％，半恃织布为生的人口占54％，不织布的人口仅占8％。(97)
据满铁调查，南通县金沙镇头总村94户农家中，46户从事土布生产。其次有12户从事手纺纱的贩卖，7户从事搬运业。其余拉人力车、务工、挖野菜、皮棉、 制造手纺纱工具各1户，土布行商2户，中介业3户。(98) 在上述从事副业的75户中，直接从事织土布的户数在各种副业中占压倒性的优势。另外，与织土布直接相关的手纺纱的贩卖、手纺纱工具制造、土布行商等达16户。与土布业有间接关系的搬运业、中介业达10户。这一地区农家经济结构中，“织布主业化”的倾向非常明显。
如同苏南地区“织布主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一样，通海地区的男子纷纷加入到织布行业中。在靖江县，“至织布之户，则散处四乡，男女俱有”。 (99) 20世纪30年代，南通是公认的男子织布的典型地区。(100) 据对南通县金沙镇头总村农家的调查，全村共有90人直接从事织布业，其中男性47人，女性43人。(101) 男性织布者的比重已超过了女性。在海门农村中，还有一种专门供男子使用的“洋机”，完全靠脚踏，速率极快。(102) 作为农村主劳力的男子大量转移到织布业中，且成了织布业的主力，同样表明织布业已取代了农业的主导地位。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地区，“大姑娘不会纺纱织布，小伙子是不登门求婚的”。(103)
在农家收入构成中，从事土布的收入均占了家庭总收入的绝大部分。现将满铁对南通县金沙镇头总村农家收入的调查，整理成表3。据表3，在农家收入的构成中，甲类农家土布业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1.45％， 乙类农家的土布业收入则更占总收入的86.04％。
在家庭支出方面，据同一机构的调查，甲类农家用于土布原料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总支出（包括生活费）的37.48％，占家庭生产性支出的100％；乙类农家用于土布原料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开支的66.71％，占家庭生产性开支的93.75％。(104) 土布业在南通农家经济中的地位一目了然。
表3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通农家各业收入比重
项目 甲 乙
金额（元） 比率（％） 金额（元）比率（％）
现金存余4.002.28 20.00
5.38
农产品出售 63.75
36.2716.00
4.30
做工收入0
015.90
4.28
土布出售108.00 61.45
320.00
86.04
农业外收入 0
00
0
借贷0
00
0
共计175.75 100.00
371.90 100.00
资料来源：《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24页。
在苏南农家认为织布收入降低，许多家庭放弃织业之时，织业却为南通农家带来了远高于土地方面的收入。南通占地较多的地主，因无余力从事副业，收入远不及土地较少、但有余力从事副业的其他阶层。南通各阶层的农副业收入情况见表4。
表4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通农家各阶层收入表
农业收入副业收入
类 别实数（元）比率（％） 实数（元） 比率（％）
地主兼自耕 635.00
100.000 0
自耕农234.7522.5
808.0077.5
小自耕农142.7012.3
733.2083.7
资料来源：《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33页。
据表4，地主兼自耕农的阶层，尽管从土地获得的收入相当于自耕农的2.7倍、小自耕农的4.4倍，但由于自耕农与小自耕农有余力从事副业劳动， 其实际总收入要高得多。在总收入的对比方面，自耕农的总收入相当于地主的1.6倍， 小自耕农的总收入相当于地主的1.4倍。
通海地区的土布业以商品性生产为主，并且，用机纱代替土纱织布，农民需要卖棉买纱，不但扩大了布匹的商品市场，而且提高了农业的商业化程度。(105) 在这里，商品市场的扩大不是以农家手织业的破产为前提，恰恰相反，它是以农家手织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前提。
尽管同属长江三角洲地区，但苏南地区织布主业化的现象是传统社会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进而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的时代；而同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通海地区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过渡到了织布主业化的商品经济时代，农家织布业与商品市场获得了共同发展。
三
如果说自然经济的特征是男耕女织，苏北传统的农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水平还相距甚远。
苏北徐州、淮安、海州地区与附近的河南、鲁西南一样，在宋代以前，农家经济是男耕女织型。《尚书·禹贡》载：“淮夷玭珠暨鱼、厥篚玄纤缟。”可见这一带在数千年以前就以产优质丝织品著称。唐代以前，在政治与经济上，该地区均是中国的“核心”地区。(106) 唐代辖境包括江苏淮北、鲁南、河南省的河南道，贡品纺织物有绢、绵、布等。据载：“淮安自唐以来，即以棉存布、苎布入土产。”(107) 邳县在中古时期，其物产有丝、布等。从明朝人辑录的农书中，可知一些纺织器械多是北方的工具或以北方的为先进。如络车，“此北方络丝车也。南人但习掉籆取丝，不若络车安且速也”；纬车，“东齐海岱之间谓之道执。”(108) 但自宋以后，苏北的手织业开始凋落。(109) 检各地方志，明朝以后，苏北等地已基本见不到手织业了。河南、陕西、鲁西南的经济变迁与之相似。清朝中期，河南省“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110)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巡抚的奏折写道：“棉花居土产之多数，而秦人不自纺织，专运川省。”(111) 鲁西南地区，正如包世臣所说：“且如古兖州，古称桑土，今至莫识蚕丝；青齐女红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针线。”(112)
关于现代工业兴起前，苏北地区缺乏“女织”的记载极为普遍，现扼要加以列举。
淮安府盐城县，直到光绪年间，仍不是“耕织竝重”的地区，“盐邑则田勤女窳，不任纺织，寸缣尺布皆购于市，即缝纫所资，亦必至临用时，始捻棉为线，以手而不器”。(113) 该府清河县，“有桑而不蚕”。(114) 邻境的兴化县直到1837年以前还没有手织业，时人写道：“兴邑妇女好闲游，喜入庙烧香，且乡间相率而涂闹者，所在皆然。求其故，则向无妇功也。”(115) 海州府沭阳县，县令袁枚写道：“女子绝无当户织”。(116)
清代淮安府山阳县令金秉祚对该县缺乏“女织”的情形印象尤深，他写道：“乾隆七年冬，奉调山邑。每因公放赈，遍历蔀屋，从未见一机具，听一织声，始知纺织一事竟未讲求。即补缝所资，亦必至临用时，妇女始知以手捻线，准其所用而止。女红尽废，骎骎成风……夫民间财源所出，惟仗布粟，今淮民已缺其一，安得不贫且困邪？”(117)
清朝中期，地方政府曾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推广织布。在淮安府，乾隆年间，“山阳令金秉祚、知府赵酉皆尝劝谕土人以植桑、种棉、习纺织为务。并为之募师制具，设立程度以诱之。”(118) 这一举措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淮关监督高恒闻即捐款，于板闸添设一局，各道厅于清河添设一局；绅衿耆庶亦皆鼓舞”，时江苏巡抚还令徐、海各州县均推广淮安经验。(119) 然而，淮安农家对这场由政府发起的振兴“女织”的举措却无人响应，“其后山阳令姚德彰、清河令万青选复设局募工以教之，讫未能行。斯亦淮人啙窳之一端也”。(120)
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北惟通海知纺织耳，然地斥卤，谷少，民艰食。淮扬之间，民耳不闻蚕桑之宜，目不睹纺织之勤，妇子终日遨嬉，仰一人而食”。(121) 这种情形令当时人也深感费解：“以织获利者，苏松之殷富已有明征矣，何以此邦妇女竟计不及此？”(122)
近来有学者强调16—19世纪中国发展的“奇迹”，认为当时中国具有较高的生活水准和发达的市场体系。(123) 这种说法基本符合苏南的实际，部分适合苏中的情形，但与苏北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以往人们曾把手织业不兴的因素归咎于气候。有农书写道：“近来北方多吉贝，而不便纺织者，以北土风气高燥，绵毳断续不得成缕，纵能作布，亦虚疏不堪用耳……南方卑湿，故作缕紧细，布亦坚实。”(124) 苏北向来被称为“洪水走廊”，所谓“风气高燥”之说根本不存在。近来彭慕兰对鲁西南的研究表明，仅仅是种植棉花这样的问题，就涉及当地精英的“开放性”和社会结构的“可渗透性”的问题。(125) 如依照彭氏的逻辑来推论，传统时代的苏北与鲁西南曾同属一个“大区”（河南道），社会结构看上去也极其相似，棉花既无法种植，织布也就无从发展。但这样的解释终究过于空泛。尤为重要的是，前述淮安府在奖劝“女织”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地方精英的响应，他们表现出来的恰恰是“开放性”的特点。
在松太地区实行“棉七稻三”耕作制度的时候，徐、淮、海地区棉花的种植竟如凤毛麟角。检乾隆年间成书的《江南通志》，徐、海两府的物产中根本未列棉花、棉布，淮安府的物产中列有“木棉”，但特别注明“产于淮南”。(126) 另据清《淮安府志》记载：“棉则国初多植之，其后浸微。”(127) 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海州某些地区的农民还未曾试种过棉花。(128)
在苏南地区的织布能手成为“顶价姑娘”或“顶价娘子”的时候，苏北地区的女性却不能在家庭经济中撑起“半边天”。史称：“蚕织之政未修，妇女无以自给，则其自视也轻。一失所依，求死不暇。”盐城妇女，“弗勤则匮，冻馁随之，乃或不能自持，沦于污贱。较之康熙府志所谓女不蚕织，頫仰无资者，抑又甚焉”。(129) 邳县妇女，“未嫁不出户，窥嬉寡妇或诟詈攘。”(130) 在兴化，“妇女半属宽闲，或倚门观望，徒耗日时，或甘学清音，竟忘羞耻……朝夕不给，甚至流为娼妓而不悔也”。(131)
鸦片战争前，松太地区的妇女凭借纺织自立被收入“列女传”的故事不胜枚举，同样的事迹在徐、淮、海地区却闻所未闻。据对《江苏省通志稿》的统计，徐、淮、海地区被旌表为“贞孝”的女性，占首位的竟是“刲股”疗亲，其中淮安府16人（被旌者45人），徐州府8人（被旌者28人），海州为13人（被旌者29人）。(132) 无一靠纺织而自立者。
衣物全靠购买，而平时又要“粜精籴粗”的农家，(133) 家庭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自给率极高的苏南等地。卜凯组织的调查显示，许多边缘地区经济的商业化程度要高于核心地区。(134) 因此，我们把苏北这种经济称之为“残缺型的商品经济”。
如前所述，进入近代社会后，现代工业推动了苏南、苏中地区的农家经济结构发生了不同的转型。那么，现代工业又为苏北农家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在近代，鲁西南地区的士绅认为棉花的种植可能会使农民与纱厂等“外来者”发生更多的联系，从而削弱其影响力。(135) 但苏北的地方士绅却从南通工业化的模式中认识到开发地方利源会增加其影响力，尤为重要的是，现代工业为家庭手织业的重新兴起提供了物质保证。
清末，淮安府阜宁县因工业资本家张謇等在这里创办了一批盐垦公司，“罗致通海佃农，经营棉田产额颇巨”。(136) 民国初年，铜山县年产棉花160万斤，价值16万银元；萧县年产棉花79000担，价值96万银元。(137) 淮阴渔沟“讲求桑棉者甚夥”；五市“兼之种桑植棉”。1920年成立的淮北劝棉场，“鸠工购械，竭力经营，适年荒歉，不惜重资向通泰各埠购办美种，救弊补偏，不取分文，对于植棉新法，有选种、下种、施肥、中耕、防治、收花各宗手续，约采访金陵东南大学科经验较深、学术素著之植棉家言，编为简章，期于改良普及”。(138) 为淮北地区推广植棉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24年，江苏省立麦作试验场在徐州地区推广美棉。至1933年，该场在铜山推广美棉2985.8亩，砀山1417.8亩，萧县868.5亩，丰县1467.5亩，沛县127亩，宿迁336.5亩，睢宁182亩。1934—1936年，植棉户从1346家增至23184家， 美棉面积从6147亩增加到111207亩。(139) 与粮食作物相比，种植棉花的风险较大。为此，江苏省农民银行等机构在1936年为徐州地区的棉农贷款222412元。(140) 1935—1937年，整个苏北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处于快速增长之中。1937年苏北棉田面积达1788684亩，年产量达309747担。(141) 只是到了1938年，由于战争尤其是花园口黄河决口给苏北棉花种植和生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据日本华北联络部调查，到20世纪30年代，苏北地区以阜宁为中心的旧黄河(142)、射阳河一带、西部陇海铁路沿线一带及中南部旧黄河流域等地区均成了重要的棉花产地。这些区域包括苏北东南部阜宁、淮阴、淮安、涟水，西部丰县、铜山、萧县、沛县、砀山等地。(143)
自机纱输入中国后，苏北农家开始以之织土布，此项洋货很快成为苏北地区进口的大宗商品。1891年，据苏北进出口商品的主要商埠镇江海关的观察，“洋货入内地之价值，比去年绌十九万二千余两。原洋布减销十五万五千余匹，而印度棉纱……均与进口同一畅旺”。(144) 次年，棉纱进一步热销。海关税务司认为：“本口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独本口北方各境尤觉棉纱销场兴旺。去年此货进口仅二万七千担，今年进口有八万五千担，比去年计多三倍。窃恐通商各口未必有多至三倍者。第以棉纱由本口转运各处而论，计运至徐州五万二千担……可见新旧黄河腹内各府州县，系购纱自织明矣。”(145) 当时运往徐州的棉纱可方便地通过运河转运到淮安各属县；后陇海铁路东段建成，徐州与海州的交通也极为便捷。1902年，镇江进口的印度棉纱价值450万海关两， 占该口进口货物总值的30％。这些棉纱“大都运往江苏省之徐州府、山东省之济宁州、河南省之陈州府，当为此三处销行为最。内地民人以之织布，较之外国用此纱织成之洋布，尤为合用”。(146) 据镇江海关观察，1903年的前10年中，印纱进口“历年递增”，“只就本年较之前十年之时，已增至四倍之多”。(147)
费维恺指出，在清末最后40年中，棉纱的成功进口对中国的手工棉纺织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间接地成为棉布进口的主要障碍。(148) 应该说这一论断是准确的。与棉纱的销路相反，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洋布在苏北的销路基本上与年递减。海关报告认为：“推原其故，系因外洋布价昂贵，内地乡民均皆自行织布。惟织布自盛，用纱必多。”(149) 20年代以后，镇江进口的洋布已寥寥无几。
苏北各县的实际情形证实了镇江海关的报告。清中叶前，屡经倡导而始终无人问津的家庭手织业，至清末在淮安府很快兴盛起来。阜宁县在有关人士推动下，开始纺纱织布。光绪年间，阜宁县城不断有人创办织布厂，但均“销路不旺，未几收歇”。(150) 这些倒闭的织布厂一般均是乡村手织者的培训地。与此同时，淮扬道沈瑜庆在清江设立江北蚕桑试验场，后改成织布厂。1913年成立的淮阴省立第四工场中，所织布匹有丝绵布、丝花布、丝条布、蓝白格被面等，“自工场成立以来，毕业工徒，挟一艺之长，转相授受，实业之流传推广，效果为不细矣”；淮扬公立贫民工厂，“议定规则，以纺纱织布为正业”；1920年，淮阴绅士“慨出钜资，凑合基本金银洋以万数。窃念振兴实业为江北之首图，提创棉品尤为农工商三界中之要着”。(151)
淮阴王家营，1898年邓贤辅设南洋广机利公司，“始大募齐鲁流民，教之纺织。经画未久，所业衰歇，然艺事有成者，多克自树立。于是王营始有机房，其始犹三数家，光复以后，厂乃逾百”。(152) 这些家庭织布“厂”实为真正的家庭手织户，其后，“王营产布最多，设厂者皆齐鲁人，有小布、长头、丝光格、条子诸种”。(153) 据1928年统计，该镇东街有机房40户，南街41户，西街28户，北街2户。 (154) 民国初期，淮阴徐家湖，“城厢内外，居民近数年多纺纱织布”。(155) 毛巾等织业也在淮阴兴盛起来，“清［江］各工厂皆产之”；洋袜，“以机织成，近年开厂者亦多”。(156) 安东县直到近代才“稍稍知兴棉利”。由于棉花的种植，“女工取以织作，精良逊南布”。(157) 泗阳，“植棉、饲蚕风气潮开……民国以来，地方商人竭力提倡，凡油、酒、烟草、布匹诸业，次第振兴”。(158)
徐州府睢宁县，洋纱的涌入使这个地区的织布业很快兴起。19世纪90年代初，“朅来洋纱盛行，村人均有抱布之乐，户户织锦［棉］，轧轧机声，谓每尺布可省钱十余文，诚无衣者之乐事也”。(159) 民国初年，睢宁年产土布38000匹，价值95000元。(160) 宿迁县，“布匹夙仰通州。今则遍树木棉，间习纺织矣”。(161) 铜山县，“城乡各纺织木机，每家三四张，或一二张，所在多有”。丰县，“土布为本地出，织户在昭勇、强毅二区”。萧县，“城内织布者尚有四五家，其布机三四张至七八张不等。乡间则多用旧机，能织之家甚多，然原料来自他处。织成售诸本地”。邳县年产白大布14万匹，价值22万元。(162) 到了20世纪30年代，铜山居民大都以手工业为生，普遍织布匹、毛巾、线球、洋袜。(163)
清末，在海州灌云县，盐商公捐资本数千元，设利民织布工厂，招集艺徒数十人。(164) 民国初年，沭阳县年产土布5000匹，毛巾2000条，“均系家自为造，未具工厂形式，亦无牌号商标”。(165) 据1937年出版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东海县棉织厂达66家，资本总数达21000元，工人总数为336人，年产布匹48000匹， 用纱18200包，织机210台，产品总值为12万元，全部满足当地需要。(166) 这些平均资本仅300多元、平均织工数5人、平均织机数为3台的棉织厂， 实际上均是家庭工场，工人进出几无限制，事实上成为乡村手织者的培训场所。
到20世纪30年代，淮阴、徐州地区已成为与苏南一些地区并列的土布产区。(167) 据调查，“自纱厂在通商口岸设立后，农民纷纷采用洋纱，而农村织布业遂亦有变迁……即淮阴、涟水、宿迁方面，亦以运河之交通得采办沪锡棉纱，机织土布……其余泗阳、睢宁、萧县、邳县、砀山等处其有织布副业之存在，皆仰赖徐州为纱布进出之门户”。(168)
在现代工业的促动与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苏北地区的农家经济终于演变成了真正的男耕女织型经济，亦即从残缺型商品经济过渡到了自给型经济。尽管农家所用的棉纱绝大部分靠市场供应，但织出的布匹却以自用为主，农民从向市场购买布匹转变为向市场购买棉纱，同样无法看出“自然经济”瓦解、商品经济扩大的迹象。据镇江海关对近代早期的棉纱、棉布购销情形分析：“徐州等处棉纱贸易之畅，洋布贸易之减焉”；尽管徐州铜山等县也有土布输出，但这里农家所织的土布大部分系为自给、而非为市场生产，镇江海关报告中称：“惟未闻此等自织布匹运至本口求售。”(169) 另据1942年调查，苏北著名的盐运河附近地区，尚无土布输出。(170) 苏北从事耕织经济的许多农民既未能离村，也没有离土。
结语
本文研究的区域尽管属于江苏一省，但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清晰地看出了现代工业对传统经济的不同形态所产生的不同推动作用：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乡村，现代工业推动了农家经济转向工业主业化，并造成了农民离村离土的局面；在这里，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而非工业品侵占了手工制品的市场，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落；而手工业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村商品市场在进一步扩大，相反，以老弱幼孺等乡村留守人员为主体的农家手织者，反而从商品性生产转向自给性生产；农业方面，也从以经济作物为主的“棉七稻三”制度，转向以稻、麦、蔬菜为主的自给性种植。在典型的耕织结合的苏中乡村，现代工业不但没有挤垮手织业，反而推动了手织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手织业从自给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生产，并造成了农民离土不离村的局面；只有在这里，商品市场的扩大才表现得最为显著。在以残缺型商品经济为主的苏北乡村，现代工业推动了农家手织业的兴起，促进了农家自给性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家对外来商品的严重依赖；农民虽未离村，也未离土，但由于大量利用了妇女劳动，劳动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显得较前优化。在江苏农家经济的演变中，既存在着较快的“增长”，更无时不在“发展”之中。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在无形之手的调节下，不同区域的发展显得和谐而又有序，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
江苏省农家经济的演变，实为全国农业经济的缩影。上海农村率先进入工业主业化时代，是全国“核心”城市周边农村发展的典型。通海地区与华北高阳等地具有相似性，织布业从自给型为主过渡到了商品型为主的生产。徐、淮、海地区则与鲁西南、河南、陕西等地相似，以自给性为主的男耕女织型经济得到了发展和强化。
彭慕兰指出，中国一个地区发展的结果，往往是另一个地区不发展的原因。(171) 而江苏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成为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和资源重新配置的龙头。(172)
从江苏不同地区的经济类型来看，确实存在着施坚雅所说的“核心”与“边缘”的区别。但与施坚雅所说的不同，并不是核心地区总是比边缘地区的经济更加商业化。这里的核心地区表现在更加优化的资源配置，较低比重的农耕人口，更高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173)
追求资源优化配置的农民经济，很难与以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的模式完全吻合。但在考察农村经济时，学者却往往把雇工经营作为“发展”或“突破”的尺度，使得像苏南这样的农村极易蒙上“过密化”的假象；而同时代的苏北农村因形成了远较苏南普及的雇工市场，却被人们长期视为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汪疑今写道：“在江苏许多地方，特别是淮北一带，小农们在富农经营里找到了雇工的工作，取得工资，以购买自己必需的工业品。另一些农民，特别江南一带小农则在资本主义的新家庭工业中，找得副业，以维持其小经营。”(174) 陈翰笙说得更为清楚：“在江苏北部农村中，富农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层。这些经营规模较大且雇有长工或短工的富农，即通常被认作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种子的富农，在盐城、启东及邳县都占有重要地位……一到常熟，富农便少见了。”(175)
笔者认为，由于大量地利用了妇女劳动，从残缺型商品经济过渡而来的苏北男耕女织型经济，是资源配置较前优化的表现。相反，与陈翰笙、汪疑今等人的看法不同，苏北的雇工经济，尽管形式上有所“突破”，但实质上比苏南的家庭经济要落后得多。其一，这种经济形式无法对本地的自然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如淮安府，“每遇水旱，佃户贫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去者或留而不归，而本境之田益荒，其致贫之由，视昔虽殊，其为淮民之苦则均矣”。(176) 其二，雇工经营实质上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如徐州萧县的雇工，因自家养不起牲口，只得用人力去换取雇主家的畜力。而在苏北地区，雇工“用牛工一日，需还人工二日，用磨一日，则还人工一日”。(177) 民国前期，淮安府木匠、瓦匠的日工资为3角， 但驴马的租金却为每日1元。(178) 其三，尤为重要的是， 这种经营方式从来就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相反，在近代江苏，真正资本主义的农垦公司一般均采用租佃制，而非雇工制。(179) 与其说租佃制取代雇工制是“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180) 不如说是资源更优化式的经营取代了资源较不优化式的制度。
农家经营的实践均证明资源配置较优的家庭制要好于雇工制经营。史称：“常吴（常州、苏州）客民散处四乡，租田力作，耐劳苦，戒奢华，赤手空囊，往往致富；崇海（崇明、海门）客民受佣于农家，口体之养过丰，积储之术未谙，日常所入徒供温饱；宿靖（宿迁、靖江）客民业小贩、厂工、泛宅浮家，冬来春去，盈亏难于考察矣。”(181)
综上所述，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的变迁，更多地从实质上体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而不是从形式上印证了西欧农业发展之路。
注释：
①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册，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417页。
② 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62,pp.197,202—203,232—233.
③ 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5—284、970—985页；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2页；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5—127、396—409页。
④ 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64页；Kang Chao,“The Growth of a Moder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Competition with Handicrafts,” 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180; 赵冈、陈锺毅：《中国棉业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Ramon H.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p.211—212；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33页；徐新吾：《中国经济史料考证与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46页；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Martin C.Yang,A Chinese Village:Taitou,Shangtung Provi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pp.26—27;島一郎：《中国民族工業の展開》，京都ミネルウァ京書房，1978年，第64—69頁。
⑤ 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39—542页；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p.225—242；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Kathy Le Mons Walker,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田中忠夫：《支那農業經濟の諸問題》，東京学藝社，1935年；天野元之助：《支那農業經濟論》（上、下卷），東京改造社，1940、1942年；安塲保吉等編：《ブロト工業化期の經濟と社会》，日本經濟新聞社，1983年；山本進：《清代の市塲構造と經濟政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此外，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最早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吉田浤一《一九三○年代中国農村經濟研究綜述》（京都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第33卷第2号，1974年9月30日，第110—120頁）等，为本文提供了资料或资料索引。
⑥ 尹会一：《请陈农桑四事疏》，收入张受长编：《尹少宰奏议》卷3，未署刊刻时间，第13页下。
⑦ 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p.201.
⑧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2《农二》，光绪十四年刊本，第2页上。
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方行等学者已提出“副业主业化”的观点，见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401—402页。但黄宗智认为，苏南农村手工业始终是作为耕作的补充的“副业”，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62页。
⑩ 《嘉定县志》卷12《风俗》，收入乾隆七年刻本，第7页上。
(11) 《南翔镇志》卷12《杂志／纪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92年，第524页。以下所引《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皆为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简称《乡镇志专辑》。
(12) 《宝山县志》卷3《考赋》，学海书院，光绪壬午年刊本，第3页下。
(13)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211、215页。
(14) 详见Li Bozhon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98,pp.150—15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04页。彭慕兰也持相同看法，详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p.101—103。
(15) 彭慕兰认为，18世纪中叶，1个织布的妇女足以养活1名成年妇女和5个孩子。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102。
(16) 《江苏省通志稿》第1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第590—602、544—552页。
(17) 据织户1962年的叙述，在浦东地区， 所织布可卖高价的姑娘被誉为“顶价姑娘”，“媒人盈门，身价十倍……其他不少地区均有类似情况”。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241页。
(18) 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p.1058—1059.
(19) 转引自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28页。
(20) 《嘉定县志》卷8《土产》，光绪辛巳年刻本，第8页上。
(21) 《昆山县志》卷1，嘉靖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3年，第6页下。
(22)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240页。
(23) 李伯重认为，“男纺女织”未见诸1850年以前的史籍。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第275页。
(24) James.C.Shih,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A Case Study of the Lake Tai Area,1368—18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pp.126—127.
(25) 《太仓州镇洋县志》卷3《风土》，民国8年刻本，第22页下。
(26) 对松太地区“棉七稻三”种植比重的记载，见高晋《奏清海疆禾棉兼种疏（乾隆四十年）》，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卷61，《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4页；《宝山县志》卷14《风俗》，第1页下；等等。黄宗智的估计数字较低。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5页。
(27) 关于棉稻种植轮次及棉主稻次的叙述，见《真如志》卷3《实业志》，《乡镇志专辑》（3），第232页；《罗店镇志》卷1《风俗》，光绪十五年刊本，第5页下—6页上；《月浦里志》卷5《实业志》，民国23年刊本，第1页上； 《江东志》卷1《风俗》，《乡镇志专辑》（1），第660页。
(28) 见《法华乡志》卷2《风俗》，《乡镇志专辑》（1），第28页。
(29) 小葉田淳：《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昭和17年，第445頁。
(30)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Ⅱ,no.10,February 1883,p.465.转引自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269页。
(31)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2《农二》，第34页下。
(32) 如郑观应也有类似说法。费维恺曾予以反驳，见Albert Feuerwerker,“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1871—191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0,no.2,June 1970,pp.341—342.但他把土布业在近代确实衰落了的苏南地区与获得巨大发展的高阳等地混为了一谈。
(33) 据Bruce Lloyd Reynolds,The Impact of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on Industrialization:Chinese Textiles,1875—1931,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第57页资料统计。
(34) 上海总税务司署统计科：《民国二十二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卷1《贸易报告》，1934年印，“洋货进口情形”，第71页。
(35) 夏德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4册），光绪十八年，第65页上。
(36) Albert Feuerwerker,“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1871—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0,no.2,June 1970,p.374.
(37) 《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上海南园戊午年（1918）刊本，第10页下。
(38)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103.
(39) 江南发展模式在任何地方均不能“自然地”导致“产业突破”（industrial breakthrough）的断言，见 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107。
(40)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第9页。
(41) 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1066.
(4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大陆新报社营业印刷局，昭和16年，第99—100页。
(43)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11页。
(44) 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p.1061—1062.
(45) 《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99、19—20页。
(46) 《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47) 徐方干等：《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第89页。
(48) 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民国8年刊印，第126页。
(49) 《宝山县新志备稿》卷5《实业志》，民国20年刊本，第1页下。
(50) 原颂周：《一个最有希望的农村》，《申报·星期增刊》1921年4月3日，第3版。
(51) 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据第492页资料统计。
(52) 《无锡县志》，第180页。
(53) 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232.
(54) 《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88页。
(55)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据第106页资料统计。
(56) 赵如珩编：《江苏省鉴》上册，上海：新中国建设学会，1935年，第1章，第37页。
(57) Kang Chao,“The Growth of a Moder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Competition with Handicrafts,” 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179.
(58) 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p.1059,1060.
(59) 《真如志》卷3《实业志》，《乡镇志专辑》（3），第233页。
(60) 《江湾里志》卷5《实业志》，第1页下。
(61) 《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第25页上；卷14《方俗志》，第7页上。
(6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昭和15年，第20、165页。
(63)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2年，表1。
(64) 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p.1064—1065.
(65) 详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72页。
(66) 参见Susan Mann,“Women's Work in the Ningbo Area,1900—1936,”in Thomas G.Rawski and Lillian M.Li(eds.),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p.245。
(67) 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235.
(68) 《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民国19年刊本，第3页上。
(69) 如陕西三原，男子纺织，每日收入仅1角9分，已非常满足，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11页。这笔收入仅相当于上海纱厂中童工的工资，参见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4—5页。在纱厂做工的上海农村妇女的收入是其3倍，她们却经常抱怨。见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Ⅸ,no.4,October 1931,p.1067。
(70) 《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四）》，《社会月刊》第2卷第5号，1930年11月。
(71) H.D.Lamson,“The People's Livelihood as Revealed by Family Budget Studies,”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Ⅷ,no.6,June 1931,pp.451—452; Jean Chesneaux (trans.By H.M.Wright),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99.
(72) H.D.Lamson,“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Ⅸ,no.4,October 1931,pp.1041,1066.
(73) 《宝山县续志》卷5《风俗》，第13页上。
(74) 《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第9页下。
(75) 《续修南汇县志》卷18《风俗志》（一），民国18年刊本，第13页上。
(76) 《真如志》卷3《实业志》，《乡镇志专辑》（3），第233页。
(77) 《嘉定胶东志》，第30页。
(78) 直到1998年，南汇县农民仍然对以前自织的土布印象极深。见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79) 林刚的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 通州的手织业从开始时就带有商品性生产的特点。见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第38页。
(80) Kathy Le Mons Walker,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pp.11—12.
(81) 《直隶通州志》卷16《风土志》，乾隆二十年刊本，第7页上—下、18页下、3页下。
(82)余仪孔：《解放前南通商业发展简史》，《南通文史选辑》第2辑，第34—35页。
(83) 朱祖荣述：《通属种棉述略》，《农学报》第17册，光绪二十三年，第1页上。
(84) 雷乐石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5册），光绪十九年，第65页上。
(85)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145页。
(86) 本书编写组：《大生资本集团史（初稿）》（油印本），1969年， 第50页。
(87) 对大生纱厂与土布生产之间关系的分析，详见Kathy Le Mons Walker,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pp.120—121。
(88) 本书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89) 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246—247页。
(90) 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第118、155—156页。
(91) 沈启熙：《苏常道区泰兴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刊》第7期，1919年10月，“调查”第28页。
(92) 《崇明县志》卷4《地理志·风俗》，民国18年刊本，第22页上一下。
(93) 沈启熙：《苏常道区如皋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刊》第7期，“调查”第24页。
(94) 季庸：《土布业》，《职工生活》第1卷第23期，1939年9月23日，第406—407页。
(95) 曹幸穗认为南通与苏南的土布业大体类似， 见《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44页。
(96) 《东北国产纱布销路减少》，《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1号，1932年6月1月，“国内经济”第4页。通、海农户数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5页。
(97) 童润夫：《南通土布产销调查》，《棉业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第221页。
(98)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大陆新报社营业印刷局，昭和16年，第118—119页。
(99) 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第156页。
(100) 赵如珩编：《江苏省鉴》下册，第143页。
(101) 《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20页。
(102) 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第78页。
(103) 陈佐：《通州土布》，《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第29页。
(104) 据《江苏省南通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24—125页资料计算。
(105) Kathy Le Mons Walker,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easant path:Semicolonialism in the Northern Yangzi Delta,p.99.
(106) “核心”与“边缘”地区及下文的“大区”（macroregion）概念，参考了施坚雅的定义。详见G.William.Skinner,“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 in G.William Skinner(ed.),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p.275—351.淮河流域在唐代的政治地位，参见中砂明德：《后期唐朝の江淮支配》，京都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第47卷第1号，昭和63年6月，第30—53頁。
(107) 《淮安府志》卷2《疆域》，光绪十年甲申刊本，第5页下。
(108)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37“农家类”，第731册，第493、495页。
(109) 史念海早就注意到了历史上黄河流域家庭手织业的衰变：在唐代，绢共分八等，一等、二等绢皆出自河南道。自北宋以后，黄河流域丝织品的质量和数量均在衰落。（参见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268、267页）汪汉忠注意到了苏北“自然经济”内部的纺织业“过早地”衰退甚至消失这一现象。参见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4年，第51—54页。
(110) 尹会一：《请陈农桑四事疏》，张受长编：《尹少宰奏议》卷3，第14页上。
(111)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3“实业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册，第11305页。
(112)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卷2《农二》，第2页上一下。
(113) 《盐城县志》卷2《舆地》，光绪廿一年刊本，第25页下、29页下—30页上。本文所据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影印本。
(114) 《江苏省清河县志》卷2，民国8年第二次补刊，第8页下。
(115) 周石藩：《一瞬录》，“丁酉年”条，家荫堂道光十九年刻本，第63页下。
(116)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117) 《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6页上。
(118) 《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5页下—6页上。
(119) 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2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48页。
(120) 《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6页上。
(121) 薛福保：《江北本政论》，《青萍轩文录》卷1，光绪八年刊本，第7页下。
(122) 周石藩：《劝纺织》，《海陵从政录》，家荫堂道光十九年刻本，第26页下—27页上。
(123) 如Sugihara Kaoru,“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Japanese Experience,” in Peter Mathias and John Davis(eds.),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pp.148—166。
(124)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37“农家类”，第507页。
(125) 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Berkeley,Los Angeles,Oxfor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p.114—119.
(126) 《江南通志》卷86《食货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65“地理类”，第509册，第428—431页。
(127) 《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5页下。
(128) “Tenancy and Farming at Kwanyun,Northern Kiangsu,”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1,no.4,April 1927,p.372.此文未署撰者。
(129) 《盐城县志》卷2《舆地》，第25页下、30页上。
(130) 《邳志补》卷24《物产》，第19页下。
(131) 周石藩：《劝民十约》，《海陵从政录》，第8页下—9页上。
(132) 《江苏省通志稿》第11册，第570—574、587—590、602—605页。
(133) 参见1995年笔者对东海、灌云等地的调查。亦可参见刘兆元：《海州民俗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31—232、243—244页；片岡芝子：《明末清初の華北における農家經營》，《社会經濟史学》第25卷第2、3号（1959年），第77—100頁。
(134) 1921—1925年，在属于苏南“核心”地区的武进县，农家生活资料中自给部分占72.0％，购买部分仅为28.0％；而处于淮北“边缘”地区的安徽宿县农家生活资料中自给部分却仅为59.9％，购买部分占40.1％。见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75、525页。
(135) 详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pp.101—113。
(136) 《阜宁县新志》卷12《农业志》，民国23年刊本，第1页下。
(137) 唐绍垚：《徐海道区萧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刊》第9期，1919年12月，“调查”第3、19页。
(138) 范冕：《民国江苏淮阴县近事录》，民国11年抄本（台北市淮阴同乡会影印），第149、155—156页。
(139) 尹聘三：《江苏省立麦作试验场三年来脱字棉推广概况》，《棉业月刊》第1卷第4期，1937年4月，第570、571—572页。
(140) 《徐州棉联社二十五年业务概况》，《棉运合作》第1卷第8期，1936年8月1日，第5页。
(141) （日）華北聯絡部：《江蘇省蘇北地方棉花調查》，《調查月報》第11卷，昭和16年1月，第300頁。
(142) 自19世纪50年代黄河改从山东入海后，徐州、淮阴等苏北县份属“旧黄河地区”。
(143) 详见（日）華北聯絡部：《江蘇省蘇北地方棉花調查》第二章第二節“棉花の生産地”，《調查月報》第11卷，第299頁。
(144) 劳偲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3册），光绪十七年，第66页上。
(145) 夏德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4册），光绪十八年，第64页上。
(146) 雷乐石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英译汉第44册），光绪二十八年，第47页下。
(147) 雷乐石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英译汉第45册），光绪二十九年，第48页上。
(148) Albert Feuerwerker,“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1871—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0,no.2,June 1970,p.343.
(149) 雷乐石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英译汉第46册），光绪三十年，第44页上。
(150) 《阜宁县新志》卷13《工业志》，第1页下。
(151) 见范冕：《民国江苏淮阴县近事录》，第150、158、160、155页。
(152) 《王家营志》卷3《职业五》，民国22年铅印本，第2页上。
(153) 《民国淮阴志征访稿》卷2《制造第十二》，民国元年抄本，第27页下。
(154) 《王家营志》卷3《职业五》，第2页上。
(155) 范冕：《民国江苏淮阴县近事录》，第148页。
(156) 《民国淮阴志征访稿》卷2《制造第十二》，第27页下。
(157) 《安东县志》卷1《疆域》，光绪元年十月刊本，第5页下。
(158) 《泗阳县志》卷7《地理》，民国15年刊本，第7页下。
(159) 《河上纬萧》，《益闻录》第15册第1294号，1893年8月16日，第369页上。
(160) 俞训渊：《徐海道区睢宁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刊》第10期，1920年1月，“调查”第10页。
(161) 《宿迁县志》卷2，民国24年刊印，第10页上。
(162) 唐绍垚：《徐海道区邳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刊》第9期，“调查”第5、11、20、29页。
(163)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下册，镇江新民印刷工业社，1931年，第420页。
(164)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67页。
(165) 俞训渊：《徐海道区沭阳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刊》第10期，“调查”第33页。
(166) 南京图书馆特藏部等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南京：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557—558页。
(167) 《沪市商会提倡土布》，《纺织时报》第95号，1933年1月12日，第2077页。
(168)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2编，上海：上海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第68—69页。
(169) 夏德呈报：《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英译汉第34册），光绪十八年，第64页上。
(170) （日）華中連絡部：《監運河調查書》，《調查月報》第26卷，昭和17年5—6月，第66—67頁。
(171) 详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Chapter Ⅲ。
(172) 关于江苏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以及苏南对苏北的影响，详见马俊亚：《近代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层次与劳动力循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1—31页。关于江苏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市场关系的论述，详见马俊亚：“Traditional Finance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1920—1933,”Modern China (forthcoming)。
(173) 1915年，南汇县农家拥有资产总值户均2408元，列全省首位，相当于沛县的14.6倍，灌云的30.9倍。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1）”，据第248—251页调查资料。
(174) 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第77页。
(175)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7—8页。
(176) 《淮安府志》卷2《疆域》，第4页下。
(177) 详见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第73—74页。这种情形与黄宗智所研究的华北情形相似，参见Philip C.C.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pp.148—149。
(178) （日）東亞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第15卷“江蘇省”，大正九年（1920），第176頁。
(179) 详见严学熙：《张謇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论淮南盐垦》，收入南京大学外国学者留学生研修部江南经济史研究室编：《论张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7—409页。
(180)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9页。
(181) 《续望仙桥乡志稿·风俗》，《乡镇志专辑》（3），第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