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谈“史诗”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诗论文,大地论文,精神论文,赛珍珠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对赛珍珠及其作品发生兴趣是在10年前，那时我正不自量力地想通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家的主要作品，作一专题的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受客观物质条件和现实社会诸因素的影响，自然难以成功。但大量的阅读作品并受到其中经典的感染和感动，促使我拿起了笔，写下了当初最直接和真切的感触和思索。
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的“史诗”精神，就是我研究的第一课题。当时，我并不知道赛珍珠的得奖遇到许多人的反对和非议，有人也好心地劝我改变一下写作角度（即与中国一些作家的比较）。但我觉得我的一些观点和评论还是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的，因此，也就顾不得去反驳什么，去与什么人商榷了，只是想一吐为快。10年后的今天，我整理了自己的一些资料和论述，再以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为典型，结合国内外的有关文学作品及其评论，作一番横剖纵析，以求教于大家。
我最初的立论基础有三点：其一自然是因为赛珍珠主要作品“大地三部曲”（《大地》、《儿子们》、《分家》）于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三部曲”又同电影《末代皇帝》一样，题材完全是中国的，但都得到了全世界文学和艺术最高奖的殊荣，这并不纯是一种偶然和偏颇。其二，据美国波士顿大学著名教授杰姆斯·C·汤姆森介绍说， 赛珍珠赢得了千百万忠实的美国及外国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美国50年代在政府、新闻界、商界和大学里供职的主要决策者，都深受赛珍珠笔下正面刻画的中国人的影响（注：原文刊1989年3月18 日《文艺报》。）。其三是诺贝尔奖评委会对赛珍珠作品的评论：“对于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
本文的话题集中在“史诗”精神上，以展开较具体而充分的阐述。
一
“史诗”精神不只是为赛珍珠所特有，也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共同的特征之一。如1919年得主瑞士的卡尔·史比德勒、1924年得主波兰的雷蒙特、1955年冰岛的哈尔多·纪德·拉克斯内斯、1958年苏俄的波里斯·巴斯特纳克、1961年南斯拉夫的伊佛·安德里奇、1965年苏俄的肖洛霍夫、1990年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等的得奖评语中都突出了这一点。这种“史诗”意识和精神，也是许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鉴赏、评论的原则和思索、探讨的内容。所谓“一个震颤读者心灵的‘我们国人的魂灵’”（评《阿Q正传》）、“30 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评《子夜》）、“历史和人的全面凸现”、“历史的道路和乌托邦的幻想”（评《古船》）、“一部昨天中国人的艺术编年史”（评《断桥》）、“历史感：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强烈深沉的历史感”（评《瀚海》）等等，依据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也就是这种“史诗”精神，虽然这中间有赞赏、评判，也有呼唤和思索。
用“史诗”意识来鉴赏和评议作品，是一种与美学观点相并列的最高衡量作品的标准。恩格斯用这个标准批评过拉萨尔的作品，他用“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概括“史诗”精神。鲁迅则指出过文坛“这种一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的“不常有”。我国目前在理解和对待“史诗”意识中仍处于矛盾和两难之中。一方面觉得产生有“历史感”的长篇巨制的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因此，“史诗”类作品极难问世。以前曾被赞为“史诗般的长篇”《子夜》、《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三里湾》等作品的“历史感”的可靠性和准确度，受到了置疑。新创作的作品，更难用“史诗”这把高水平的尺子来进行衡量。另一方面，人们又不甘心，如此伟大的时代、社会和改革，为何就出不了“史诗”性作品？当然，还有人担忧过分强调“史诗”意识会受制于史官文化，反而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鉴于这种势态，我以为，当前最迫切与重要的是对以往的创作作一纵深的、宏观的审视，看看我们在“史诗”意识和对“历史感”的理解和表现上的某些疑惑、困顿以至偏执、误解。在此，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特别是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可以作为我们的镜鉴和参照。
什么是“史诗”精神？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曾在《雷蒙特和〈农夫们〉》论文中说：“对现代人而言，从叙事作品中辨识史诗的条件是：完整的体裁、程序而一贯的格局，以及统筹全局的气象，更重要的，还得描写受苦与奋斗的故事。”（注：《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这还仅仅是从较表层而狭义的范围上界定的，还未触及更深层的意蕴。本文是从广义和深层的概念来理解“史诗”精神的。这种广义和深层，正如前苏联奥夫相尼柯夫等主编的《简明美学辞典》所指出的：其“中心是艺术家对人的个人命运以及个人同人民的关系的理解、对历史过程的实质的深刻认识”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史诗性这个概念具有一般的审美意义，而且远远超出了仅仅是艺术文学和作品的结构组织的范围”。
因此，我们所理解的“史诗”意识，是指反映和表现人类的历史活动、过程和规律的意识，体现这一意识的基本条件并不是伟大的思想、观念或时代精神，而是基本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命的个体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条件（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似乎只是唯物史观的常识，然而正是在这个三个基本条件的具体理解和观察、体验和表现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是偏离和背驰的。而又是在这些方面，写于本世纪初的波兰的雷蒙特的《农夫们》、五、六十年代苏联的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则显得更为现实、丰满和厚重，在中国孔子帝国的洪荒年代里长大的荷裔美籍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也更具客观、真切和深沉。
具体地说，赛珍珠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些作品，艺术地处理和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史诗”精神：（一）生命的意识与创生的过程；（二）深暖的人性与坚定的信念；（三）社会的背景与生存的时空。
二
乡村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世界许多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与反映的题材。然而，如何理解和描述这种生活和命运，我们的一些作品却受着两个既定主题的限制：一是反映旧时代农民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历史过程；二是表现新中国农民在建国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前者如《红旗谱》、《暴风骤雨》，后者如《三里湾》、《山乡巨变》、《汾水长流》、《艳阳天》等。文革后的新时期又加上了一个主题——表现和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民新面貌或处于改革形势下的农民面目，如《古船》等。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适应了一定的政治宣传的需要，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人心的特殊作用，也有着某种艺术追求和审美效应。但其中鲜明突出的社会和政治的功利性又往往淹没了生动丰富的生活内容，其中尤为缺乏的是对广大农民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艰难的创生过程的叙述与描绘，而这却是比某次革命和政治思想运动有着更广泛而深刻的底蕴。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一些作品，却较真实而细腻地写出了乡村农民这一曲折、琐碎的历史过程。
在雷蒙特的《农夫们》中，着笔的现实环境里的群体生活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主要描绘的也就是农夫们的田地生产与男女爱情生活。他们日常谈论的几乎都是牛、地、施肥、收割、伐木、娶亲等等。例如老地主、老鳏夫波瑞纳时常思忖的是：“家里没有个女人，我要嘛完蛋，要嘛就得把田地移交农家孩子们……”想到要娶年轻的媳妇，他就想到：“她是个活泼的姑娘，美得像图画。我最好的母牛今天又完蛋了，谁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损失？也许我该找个继室，我太太留下不少穿戴的东西。不过多明尼的老遗孀……她是个坏女人！——三个子女，十五英亩地；雅歌娜可以分到房屋和牲口。五英亩田——就在我的马铃薯田隔壁。跟我的并在一起，总共将近三十五英亩。好大的一块地。”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因此而对《农夫们》评论道：“作者笔下的波兰人纯朴、率真，颇具原始面貌，这些正是史诗人物必具的条件……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生命意识是村人们对共同土地的维护。”（注：《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中，大量篇幅描绘的也是这样一些内容。作品主人公王龙，原是个一贫如洗的农民，连在开水里放几片茶叶也要再三踌躇、反复斟酌的，但在两件大事上却表现得极为执着与顽强，那就是生儿子与买土地。他的娶妻、攒钱、吃苦、劳作，全是为了这两项终极目标。儿子是他的希望，土地是他的命根。妻子长得如何，什么东西味道更好等等，在他成为富农以前，都是没有奢望的。即便在他变成了富农、地主后，再无须下地干活时，他内心还深藏着对土地的热爱与虔诚。例如小说写到他与二房吵嘴后，突然想到要去田地干活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并不是为了有什么必要，却是为了他这样做，从中似得到纯粹的喜悦。当他疲倦的时候，他躺在田地上睡觉，土地的健康气息，渗进他的肉体去，便治愈他的病。”土地与他休戚相关的潜意识表现得非常精细和微妙。
类似这样的笔调和角度在中国作家笔下就少见到。生儿子之事，除鲁迅写阿Q有过那种突发的“应该有一个女人， 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意识而想与吴妈睡觉的悲喜情境外，一般作品都是那种哀叹：“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的声调，更多的则是将其作为主人公舍弃家庭、远离儿女去干事业的背景处理。对于土地，中国文学表现出的革命意识更强烈，因为，不少作家是将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是土地革命这一观念化为形象和故事的。于是就出现了以赵树理的《地板》（即土地）为代表的主题意识，也就是突出农民与财主间的土地争执、纠纷和抗斗。从观念上看，这似乎是重人的劳动而轻土地本体，则实际流露出的是对物质生产本身的鄙视和对历史本来状态的游离与漠然。
诚然，在社会政治动荡和阶级斗争剧烈的年代中，纯粹描写“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恩格斯语）的过程，也并不能说是全面地表现了历史。诺贝尔文学奖提出的“描写受苦与奋斗的故事”这一史诗条件，是较高标准的条件，它使人类区别于其它生物，优秀作品区别于一般作品。在《农夫们》和《静静的顿河》中，都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某种无可奈何的苦难和无能为力却又竭力奋斗的情态，同时也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分配和男女情爱等方面的激烈斗争。这后一种争斗描绘得更惊心动魄。例如《农夫们》里农民与贵族抢夺森林的血战；《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之间、哥萨克与沙皇军队以及布尔什维克之间反反复复的冲突、矛盾与战争等等，都是这种性质的。这种出于对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亲切体认（而非出于对“阶级”观念的简单而粗糙的领会）而来的描述，成为一种有磅礴气势的主流，将人与自然、情爱等冲突和矛盾一并卷入、裹缠，使之互相映衬、互为动力，综合成一股更强大的历史激流。
“儿子们也不是令人喜欢的角色。老大纵情于空虚的生活，老二当商人，放高利贷，沉迷于贪婪中。最小的一个变成耗尽这个不幸的国家的军阀之一。中华民国在创生的过程中被撕得粉碎，而这种创生过程是我们这个时代那般切肤感受的。”诺贝尔文学奖给赛珍珠的这段颁奖词，叙述和概括的是赛珍珠的《儿子们》中的主要情节和题旨。这也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那种社会矛盾、冲突和斗争。实际上，这种情境在《土地》中已有所显露。其中有自然的命运遭际和打击：旱灾、虫虐、逃荒等，也有贫富差异所引发的阶级冲突和暴乱。这些使王龙一家颠沛流离，吃尽苦难；也使他因祸得福，一下子成为暴发户，由贫农变为富农，由富农变为地主。《儿子们》着笔的王虎（王龙的三儿子）当军阀的过程，更突出了这一阶级矛盾。这个军阀并不是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的，但依然使许多无辜百姓丧生、田轩荒芜、民不聊生。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构成了中国那个社会的基本的黑暗状况。这个社会，既造就了王龙和阿兰原先的呆讷、愚笨和贫寒，也使得王龙后期发迹、奢侈和豪富。然而，整个中国社会和民族的正常的创生过程由此被“撕得粉碎”，这种“切肤感受”具有深远和广阔的时代和世界意义。
这种社会性的创生过程与个体的生命意识的结合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一些作品往往将两者游离开来：文革前忽视生命意识而突出社会意义，文革后又渲染生命意识而淡化或掩盖社会意义，这都会削弱作品的力度和深广度。鲁迅的《阿Q正传》和《故乡》等作品， 比同类描写农民的作品更有历史感，原因也在于将两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三
150年前， 马克思已告诫我们：“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注：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对这一点的认识，我们是有个过程，也有过偏差的。我们以前注重和强调的是群体的力量和价值，漠视和藐视普通的个体，而天才和英雄又除外。近年来，文学创作和研究日趋深入至普通人的本体和个体的各个层面，然而又有点过分强调以至有点热衷于人的偏执的个性和隐私，而忽略人的多向性和群众性，人的完整性和多面性得不到体现。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却是较好地处理了普遍的“抽象人性”与独特的形象个体之间的关系。她在诺贝尔奖授奖致答辞中说：“当有人问我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是什么样的人时，我无法回答。他们不是这样或那样的，他们只是人。”这种对于“人”的关注，使得赛珍珠的作品中，“始终保持着深刻与温暖的人性”（《颁奖辞》）。这种“人性”构成了“史诗”精神的内在的心理和情感因素。
在“大地三部曲”中，我们可看到“人”和“人性”的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其中，既有亲属间的舔犊之情（如王龙对傻女儿、王虎对儿子王源）、穷苦人间的友情（阿金在灾荒中把仅有的一把干赤豆分给王龙家），也有不同阶层和阶级间的恋情（如王虎对另一强盗头目豹的女人、王龙妾犁花对王龙的傻女儿和驼子儿子等）。这些关系相互交错，呈现出较复杂的情愫，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的、截然的非爱即恨、非此即彼的感情，因而，作品的人情味浓郁，且抒发自然、顺畅。这种关系和情感的描写在文革前的中国作品中，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后有所突破，在《古船》等作品中有较充分的表现，但仍较生硬。
在赛珍珠笔下，个体发展历史表现得较突出的是阿兰。作者在她身上“同情心表现得最强烈”，“对她整个一生虽着墨不多，但却刻划得十分深刻”。诺贝尔文学奖给赛珍珠颁奖辞里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因为这是“中国女人的地位”的“最严重也最沉重”的问题。阿兰原是地主家买来作丫环的穷苦人的女儿，她在王家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比之王龙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的命运又如何呢？王龙致富前，她还有点人的生活；王龙变富以后，便将她搁置一边，似乎家已无此人。她自己则不声不响，默受着一切，仿佛一架旧机器，再没人给它擦洗加油，却仍一味地让它运转工作。阿兰这样的女性形象，中国社会中见得较多，但如赛珍珠这样，能极其冷静而又深含同情地对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身世作全面的表现与展示，似乎并不多。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对其赞赏与评论说：“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多变的艺术上的呈现。”（注：《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当然，伟大的作品并不只是使人有同情心，它还需要有“理想主义倾向”，即不沉湎于伤感和悲哀，而是对人生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念和真切的期望。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颁奖原则，具有史诗精神的作品同样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赛珍珠在与中国人多年的交往中，最欣赏的中国人的性格和素质之一，是不多愁善感。她在50年代告诉一位她的作品的分析家说：“中国人以平常心来对待一切。在处理所有的事务时，他们与伤感相距甚远。”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劳伯·A ·魏根金斯在评论中说：“‘大地’受到欢迎不难了解。那时美国正遭到前所未有的经济不景气，她的书则坚定了一般人的信念，就是人有力量忍受这个灾难，终将胜利。节俭、勤劳，与泥土的接近，都在美国人的心中引起深刻的回响。”（注：《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赛珍珠受着曾是驻中国传教士的父母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并将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宽容的心灵和艺术的手法将它们表现出来。“三部曲”中王龙的生命历程及他的孙子王源的寻求自由过程，就是这么一种有信念，有理想，努力奋进的过程。
《土地》中写了两个大场面，一是农村的生活，一是逃荒至城市的生活。王龙在这两个场面中表现出的都是那种有韧劲、有耐力的性格本质。特别是在农村旱灾异常严重的形势下，人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王龙则毅然决定逃荒至南方的城市中去重新谋生。这是拖家带口的大逃荒，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们顽强地活了下来。以后王龙虽靠运气成了富农，却仍得与虫灾、冰患、兵匪等周旋与抗争。在《分家》中，作者又写了王龙的孙子王源寻求自由而经历的曲折。赛珍珠出自于特殊的边缘人的地位，看到了中国人这种对于自由的热爱和求取自由所进行的奋斗精神与美国及世界的某种相似性，她“真切而取材丰富”地描述了这种精神，使西方人用更深广的人性洞察力了解了中国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和国民。
赛珍珠找寻和表现这种中西相似性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不少启迪。因为就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言，我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喜欢加上革命和阶级的内容，许多作品还以此为主，舍弃其他。这实际上反而将历史的深广度削弱和局限了，因为与人们的生存环境即大自然和社会的抗争，并不囿于与人的奋斗（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大地三部曲”却较完整地而全面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奋斗到与人的奋斗的整个历史情节和情景。二是施舍一种较浅薄和廉价的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这种倾向在文革后的作品中表现较为突出。其根源是不能正确而辩证地处理历史的东西与日常的东西之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过旧历史观的那种将历史的东西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的和超于世界之上的东西”的错误。作为以形象性为标志的文学作品，更需注重从日常生活的东西中自然而然地引发出历史意识。从这一点看，我国评论界有人提出不要史诗要凡俗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将历史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也未必正确。此外，在评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上，还出现了另一种误差。有人将它看作是“史诗”，因为作品将倪吾诚这个形象来承载和体现近现代知识分子面临文化冲突及走过的精神历程，还因为作者在作品中议发了不少具有历史感与文化哲理的警句格言。我以为，这也并不就可称得上是“史诗”，因为作品缺乏特别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只是试图用不断的抽象分析和议论来完成历史任务。从凡俗中体现历史感，这点赛珍珠做到了。因为她做到了王蒙和王干一次对话中讲到的：写普通事情“可以凝结着那么多的人生经验的思考，将透明的叙述与深邃的底蕴结合在一起”。（注：《文学报》419期。）
四
社会背景与生存时空的设置和艺术处理，是把握和体现“史诗”意识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包含了这一内容。但因理解这一内容并不那么轻而易举，所以，我们先从近说起，从其他作品说起。
在文学艺术界，我们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历史段或时代，必定要有史诗性的作品出现，不然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便是平庸可怜的。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焦躁情绪在创作和评论中的反映，也是一种狭窄的和陈旧的唯物史观在文学中的表现，它较脱离文学的和人类历史的本性。
基于这种错误的看法，便产生了文学史分阶段和分时期界说上的简单化。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史或现代作家（有时也包括对外国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中，不少著作用历史（主要是阶级斗争史）的阶段和时期分法来作文学史的分法。如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反封建的呐喊、革命风云的投影和民族解放的凯歌三个阶段等。这明显的是将文学史写成了革命史或革命从属史。
这种错误看法的另一根源，是对恩格斯典型环境说的一种绝对化，即将典型环境理解为后来才认识到的那种革命性质的阶段环境和背景。于是，写农民，总是写这么一个过程：革命未发动时，没觉悟；革命发动起来了，农民也就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软弱到坚强。这样的作品就可称为表现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算是具有“史诗”性？恐怕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历史进程与发展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任何历史书籍和理论著作都难以穷尽这种微妙与复杂，其中人类的社会发展历史这一特点表现更为突出。被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的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对历史的这一特点，有过极形象而精采的描述。书中写道：“他（指主人公安德烈耶维奇）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不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得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入云雾，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但植物的运动比动物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象植物生长得那么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日瓦戈医生》写十月革命，揭示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它描绘了那个时期较为隐蔽的种种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希冀、期待、欣喜、沮丧、失望、悲伤、痛苦等心态和情感。这对于表现人类历史上那么一个震撼世界的重要时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视角，它对于揭示一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理解、疑虑甚至一时的不满状况是真实的，虽然其中悲剧和伤感情绪还较重。但从世界范围和意义上看，在这点上它更具“史诗”精神。
我的结论是：历史的进程与社会的背景互相融合，将典型环境扩展为社会背景与生存时空这样广义的历史观，这是把握“史诗”意识的又一个方面。
话题可以回到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上来了。
“大地三部曲”所写的王龙家族史的具体时代背景是模糊的，它没有标明年份。《大地》的前半部几乎没写社会面貌，着眼点只是王龙生活的那么个农村。后半部才让人感到有贫富、城乡、中外等一些差别，但作者也没有刻意突出，只是在似乎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显露出。到了《儿子们》和《分家》中，才比较多地写到了军阀的割据和社会革命的一些迹象，但仍较少作正面渲染，更多的还是作为淡淡的背景处理的。作者着力的依然是王龙家族的生存时空的变化与发展。这种人生形式和生存时空的表现方法，既不同于我国作家沈从文描绘的远离近代文明的偏僻、闭塞和神秘的人性小说，又不同于那些撇开人的一般生存形式而急于卷入社会潮流的革命历史作品。这也许更能体现一种全面的、完整的历史观，即恩格斯所说的，“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历史观（注：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致约·博尔吉乌斯》。）。
作者对王龙由贫农变成富农情节的设计和构思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情节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的特别赞赏。那是一次突起的暴乱（何人领导、如何组织、什么性质等，作品均未作揭示与说明），王龙在大街上被潮水般的人群涌动那样被卷入了进去。自然，他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动机和目的，他的心灵深处虽有对富人的一种神秘窥视与出自本能的嫉妒与不满，但那仍是一次纯粹偶然的机运：一个富人急于逃命而将一把金币像强迫似地塞进了他的手里。他的妻子阿兰因为有当奴婢的经历，跑进富豪大宅院，乘乱中找到了一把宝石，本能地收藏了起来。于是，王龙的家庭一下子变样了：有地位有面子，由富农至地主，放债屯粮，讨小娶妾，供儿子上学等等。
赛珍珠作这样的构思和描写，本意也许仍在揭示农民与土地的情感系连，表现与土地的疏离而引起的不安、不谐的情状。我们看到的却远远不止这一点。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吃大户、抢大户、劫富济贫是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必然，但王龙的参予与介入却属个别与偶然。这种必然与偶然的处理，却是文学作品中难以理顺和构画的一对矛盾。在我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写必然的大大压倒了写偶然。自觉的参与或是由不自觉发展为自觉革命的写法，实际上只是一些革命家的表白性的自传，或是经过提纯和艺术加工的传记文学。其实，无论哪次革命，大量的普通农民或工人、市民，总是象王龙那样在旁观望的多，被潮流不自觉地卷入的多。诚然，真正由此而成为暴发户的也不多。作者就是这样选了这么一个既代表着多数，又有着独特个别意义的人物经历来叙写，颇值得我们再三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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