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枢纽论文,和谐论文,地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411.2010.03.011 ［文章编号］1003-7411(2010)03-0082-(9) ［收稿日期］2010-01-28
一、“中间地带”还是“边缘地带”？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利益博弈中，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名称频频见诸报端，似乎这些地区和国家对国际政治和经济有重大影响。在这些地区和国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捷克、波兰、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地区国家，也有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等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还有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东地区国家，更有苏丹、委内瑞拉、古巴、朝鲜半岛、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这些被西方有些地缘政治学者称为边缘地带的国家。除了这些政治动荡、位置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以外，人们还常常看到一些无人地带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越来越大的关注甚至争夺，大者如北极、南极，小者如独岛（日本称为竹岛）、钓鱼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和南沙群岛等等，远者如月球、火星等外太空领域等。前述国家目前的内外政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在的地区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中的典型特征：格鲁吉亚和阿富汗位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各种势力来往角逐的十字路口，其历史中大多书写的是由于外部的原因而造成的战争和动乱；捷克、波兰、波罗的海3国、乌克兰和前南斯拉夫诸国处于东欧，历史以来一直是西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俄罗斯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争夺势力范围的要冲地带。只要看看这些国家的历史地图就可以知道，它们的边界范围屡经改变，波兰甚至被大国瓜分过3次。这些历史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无一例外都是外部大国影响的结果。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位于中东地区及其边缘地带，这里是欧亚两洲的过渡和连接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随着工业时代的迅猛扩展，该地区遍布荒漠的贫瘠土地下面所蕴藏的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东地区由此而成为世界大国关注和争夺的焦点地区。苏丹、委内瑞拉和古巴分别位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两大洲面积巨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入近代以来，两大洲曾先后成为西方强国殖民和奴役的对象，目前困扰这些地区的大多数问题都和西方在过去和现在对它们所施加的影响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朝鲜半岛扼守东北亚战略要冲，周围大国环伺，争相施展影响，不时造成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等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其所在的这个地区自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各强国实施其各种地区和世界战略的舞台。上述地区和国家的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之间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是大国展示势力和争夺势力范围的舞台；其次，这些地区的内外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处在持续的紧张状态，有些国家则陷入战争和动荡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第三，它们都是大规模战争的引爆点，如巴尔干半岛的小国塞尔维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对东欧和殖民地的争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对东欧和第三世界的争夺是美苏冷战的主要内容，对朝鲜半岛的争夺引发了朝鲜战争，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夺使英国和阿根廷大打出手，对东欧施加影响以遏制俄罗斯的强烈冲动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狂轰滥炸。在中东地区，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表现出称霸的野心时，美国毫不犹豫的予以镇压，致使中东乱局至今看不到理清的前景。中东的另一强国伊朗的核雄心与美国的欧亚战略也产生了剧烈冲突，导致中东局势扑朔迷离，前景难以预料。上述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是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战争：格鲁吉亚试图依靠美国的支持以武力降服国内的两个把俄罗斯作为靠山的分离地区，结果却遭到了俄罗斯的武力回应。这场短促的战争不仅使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和动荡更加剧烈，也使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之后的新低谷，更使围绕着对东欧前苏联国家的势力范围所展开的俄美攻守战的缓和变得遥遥无期了。
上述国际政治现象表明，所谓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力量凹陷地带的争夺，这些地带如东欧、高加索、朝鲜半岛、中亚和中东等地在地理上处在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夹缝之中，或如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则在政治上处在大国或大国集团影响的漩涡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力量凹陷地带就是在政治、地理和国际战略等方面处在大国和国家集团影响之下的“中间地带”。在笔者看来，“中间地带”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无人“中间地带”，如南极、北极、南沙群岛、钓鱼岛、竹岛等；单一性政治“中间地带”，如朝鲜半岛、蒙古、尼泊尔等；多元性政治“中间地带”，如东欧、高加索、中亚、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多元性政治“中间地带”构成了“中间地带”的普遍现象，而单一性政治“中间地带”仅限于少数地区。
人类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以力量的凹陷地带的形式而存在的“中间地带”和以力量的凸显地带而存在的大国和大国集团在国际政治中构成了一对矛盾的现象：大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地区或全球战略需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控制“中间地带”国家；而“中间地带”国家为了摆脱被控制的命运，采取的主要战略就是将另外一个大国的力量纳入自己的对外战略中，希望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中寻求本国的安全，结果却往往使自己要么成为大国相互战争的牺牲品，要么成为大国相互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中间地带”国家与大国的周旋和大国之间对“中间地带”国家的争夺就成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现象之一。然而，在对“中间地带”的认知方面，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虽然始终将其视为实现特定国家内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并以不同的名称命名之，但骨子里却都把“中间地带”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边缘地带：地缘政治理论的创始人麦金德提出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概念，认为能够控制东欧平原的国家必能称霸世界，[1]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心脏地带”的所指实际上就是欧洲的边缘地带；纳粹德国的战略家们则提出了“生存空间”概念，[2]称德国要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就必须扩展生存空间，而扩展的方向就是东欧和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地区也是边缘地带，只不过是范围更加广阔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为了控制欧亚大陆，遏制前苏联（和中国）的红色攻势，美国的斯皮克曼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3]此说认为，欧亚大陆的广阔内陆地区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事态演变呈现出越来越对美国不利的局面。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应着力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东起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南到东南亚的群岛和半岛，西经南亚次大陆、中东、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一直到西欧的几大弧形地带连接起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形成一个针对反美国家的巨大的遏制地带。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眼中，“心脏地带”、“生存空间”和“边缘地带”对本国的生存和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些地方的大国争夺是零和游戏而非双赢或多赢；这些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但这里的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及愿望却是无足轻重的。上述认知使西方的战略和政治家们一直将这些地带视为国际事务的边缘地带，是西方大国施加影响和力量的无意识地带。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关系的实质却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中间地带”国家和大国的关系的演变和大国之间在“中间地带”的战略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仍循着以往的轨道在进行，从而使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面临着很严峻的威胁。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中间地带”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全部弱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间地带”的所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主性缺失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体现于“中间地带”的特征和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中。
二、“中间地带”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内在结构性原因
（一）“中间地带”的特征
“中间地带”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以下一些共同点：
1.利益和关系的多元性及其不可调和性
利益和关系的多元性及其不可调和性。这种特点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和东欧地区表现得极为明显。除了几个蕞尔小国以外，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多种族、多民族或多部落的混合体。伊朗虽号称波斯人为主体的中东强国，但该国只有略微过半的人口是波斯人，其余则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等。阿富汗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拥有大量的跨国民族，如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数量都相当可观，两国曾因此形成了持续多年的边界纠纷。和中东地区相比，中亚5国和高加索3国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描述的南斯拉夫地区的种族状况基本上概括了所有“中间地带”的种族和民族关系的现状。他说：“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现在民族学家也只能勉强地把他们区分开来；在那里，十分混杂地居住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斯拉夫人部族”。[4]目前，这里的多民族社会结构还在演化的过程之中。冷战结束不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陷入了内战的漩涡，分家单干之风横扫全盟。除了塞尔维亚之外，其他共和国莫不以彻底解散联盟为快事。内战很快召来了早就企图插手东欧事务的美国及其盟友的武力干涉。由于苏联解体，孱弱无力的俄罗斯眼睁睁地看着南斯拉夫被肢解而无力干预。由此看出，错综复杂的民族与种族关系及其矛盾表现构成了“中间地带”国际政治与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民族问题的核心是领土问题。“中间地带”国家一般都缺乏解决该问题的成熟而有效的模式，致使这些问题常常演变成双边或多边争端甚至大规模战争，并无一例外的召来外部大国的干涉，给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和平及稳定造成持久性挑战。
2.文化的多元性和宗教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演变进程的差异性
总的来看，“中间地带”的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国家，即使是同一宗教的地区，也因为存在着深刻而持久的教派冲突而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碎裂状态。中亚、高加索、中东和南亚地区绝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伊斯兰教文化圈，但这实在不能保证它们之间的共性大于差异性。由于外部的、内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诸种原因，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差别很大。这里既有相当传统的瓦哈比派执政的国家，也有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政体，同时也有极端保守的、攻击性极强的反西方的宗教激进主义势力。上述差别对地区内的国家关系以及它们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保守而正统的伊斯兰政权一般都比较亲美，而奉行宗教激进主义的国家和政治势力都高举着反西方的大旗。除了宗教和文化差异外，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极不相同。一般说来，它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进入现代以后，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西方列强的长期殖民统治和影响在这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其表现之一便是文化与宗教结构的变化，如曾经的单一文化与宗教区被嵌入了异质文化和宗教的元素；其二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集团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与自己的国民在精神和心理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其三是社会矛盾呈现加剧之势，原因是教派之间、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等本已存在的差别由于殖民统治和外部影响的长期作用而变得更为尖锐和广泛了；其四是出现了更强烈的世俗化和更强烈的保守倾向这种奇特的现象。这两种几乎同时并存的政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影响所造成的结果，如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坚定的盟友之一，其亲美战略和内政方面的世俗化政策深得西方国家的称道。然而，巴列维的内外政策在国内引发的剧烈社会变动却给极端反西方的宗教激进主义政治力量的胜利造就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致使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把伊朗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由极端亲美到极端反美，由广泛的世俗化到极端的保守化，由温和到激进，由开放容纳到极端排外。最近的例子是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之前，该国是中东地区一个相当世俗化和开放的国度，上至统治集团下到普通百姓，宗教意识和反西方思潮都不甚强烈。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如今的伊拉克除了战火连天，动荡不定外，便是伊斯兰教影响的广泛强化。当然，塔利班曾经统治下的阿富汗也是一个由相当开放和世俗化的国家转向极端排外的伊斯兰教极端政权的典型案例。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中东、中亚、高加索以及南亚的部分地区（巴基斯坦）所构成的欧亚大陆的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中间地带”，这里展示了“中间地带”的几乎所有特征。除了这些地区之外，其他“中间地带”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与之类似的特征。作为一个大国之间的一个重要“中间地带”，非洲大陆当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或多或少都与西方国家施加的影响有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是由西方国家不顾当地历史和现实状况武断划界造成的；国家内部的种族和部族冲突是由殖民者的统治方式（如分而治之）和不顾实际的民族政策引发的；普遍的贫困和不发达则是由长期殖民所造成的单一经济结构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依赖关系造成的。总之，从中东、中亚到东欧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广大的“中间地带”在文化和宗教上表现得五光十色但却裂痕纵横，历史悠久但却斑驳杂芜，积淀深厚但却暗潮汹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
3.内部国际关系的冲突性和对外的依赖性
由于文化、宗教和历史演变进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间地带”的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非但难以消除，经常还出现加深的趋势。深刻而广泛的矛盾导致“中间地带”的国家之间很难产生坚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利益和意识的共同体）。
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对“中间地带”的撕裂作用是通过西方大国对“中间地带”施加的各种影响而起作用的。在非洲，自从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殖民国家就一步步地向这里渗透：从欺骗性的掠夺到武力榨取；从踞有一点到到成片占领；从夺取财富到贩卖黑奴；从企图独占到谈判瓜分。可以说，一部非洲史，就是西方殖民国家根据自己的意志在非洲的肌体上任意涂鸦的历史：非洲的文化、宗教、利益和意志完全遭到忽视甚至鄙夷，其结果是在非殖民化浪潮中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各国很快就陷入了殖民遗产所造成的种种内外矛盾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为求生存，有的国家不得不求助于过去的宗主国，有的则依附于新的超级大国，成为大国争霸中的棋子。如今非洲的主要问题就是殖民历史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口头上高喊独立，但没有外部的援助经济无法自立，内部冲突无法解决，各种基础设施无法建立，疾病瘟疫无法摆脱，良好的内外秩序无法建立。
以上状况阻碍着非洲形成基于本大陆的共同的归属意识。非洲联盟的建立虽然是非洲团结的象征，但“中间地带”的固有缺陷决定了该组织在解决地区内问题时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
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分裂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就战火不断：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开战5次；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内战；美国占领阿富汗；两次海湾战争；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等。在东欧地区，前苏联时期处于蛰伏状态的各种紧张关系在苏联解体以后纷纷爆发：南斯拉夫内战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乌克兰国内纷争不息，摩尔多瓦有国中之国，而最大的挑战则来自于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再次施加影响的企图。在观察这几个“中间地带”演化进程的种种表现时，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这几个地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内国际多边组织。虽然中东有海湾合作组织、阿拉伯联盟、经济合作组织（由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中亚各国组成），中亚地区也有几个地区内的多边组织。但这些组织无一例外都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是以防范本地区国家为主要目的，如海湾合作委员会有应对伊朗和伊拉克威胁的用意；阿拉伯联盟则是为阿拉伯国家谴责以色列提供舞台；经济合作组织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过度影响。其二是这些组织对解决地区内的问题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阿拉伯联盟内部矛盾重重，离心倾向日见明显，在对付美国支持的以色列时显得力不从心；海湾合作委员会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也无法与两伊之中的任何一个相抗衡；经济合作组织更是说的多做的少，原因主要是该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在经济力量方面都没有大到足以提携别的成员国和排斥俄罗斯的程度。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多边组织不仅未能解决地区内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加深了有关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使得地区内的关系紧张现象更加严重。
其他“中间地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上述“中间地带”正在发生的现象。
4.自然资源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从自然和战略禀赋两方面来看，“中间地带”要么自然资源丰富，要么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常常是二者兼具。相比较而言，东欧地区除了广阔肥沃的大平原、森林和为数不多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外，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相对贫乏，但该地区处在西欧与俄罗斯相互交往的要冲地带：俄罗斯控制东欧便可从波罗的海、地中海和两海之间的陆地威胁西方，而西欧国家如果控制了该地区也会对俄罗斯造成相似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冷战之后仍然坚持把东欧纳入其势力范围而俄罗斯又坚决反对的原因，同时也是该地区不断发生的动荡进程的最大的外在因素。东欧之外，其他“中间地带”几乎都同时具有国际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性，这使得它们一直都处在西方大国的关注和争夺之中，如中东的石油、中亚高加索的石油和其他丰富的矿产资源。拉丁美洲不仅有自然资源，且同时存在着几个势均力敌的地区性强国，因而西方在这里的争夺引发的非体系化进程的表现又异于其他“中间地带”。
（二）“中间地带”形成的结构性原因
缺乏核心国家是所有的“中间地带”中都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中间地带”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核心国家”，是指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能够独自塑造地区国际秩序，从而使其所在地区免受动荡分裂之害的国家。“核心国家”①的这种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阻遏地区外的力量对地区内的固有的和稳定的秩序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其二是能够抑制地区内部的各种非秩序性的冲动（如企图以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恐怖主义、民族冲突、国内动乱等），[5]其三是能够与地区外的大国进行合作以营造对所在地区有利的国际秩序，而合作的主导权则须掌握在以这种“核心国家”为首的“中间地带”国际组织的手中，如此方能防止外来西方力量对“中间地带”的消极影响。
如果用以上标准来衡量的话就不难发现，“中间地带”没有“核心国家”。在中东、中亚、南亚（边缘地带）和高加索的众多国家中，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都是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地区大国，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核心国家”的角色。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争夺“核心国家”地位的战争，但在外部力量直接或间接介入的情况下，这种争夺是没有结果的两败俱伤。目前，美国之所以要扶植和控制伊拉克，其深层原因是一旦美军撤离，伊朗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跃升为中东的实际上的“核心国家”，从而危及美国的利益。因此，在伊拉克没有足够强大和足够稳定的情况下，美国恐怕不会轻易将军队完全撤出。在东欧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各国被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方力量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撕扯着，痛苦的抉择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在非洲众多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在道德和力量方面堪当领袖。人们虽然也曾高喊“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倡导地区团结和地区意识，也建立了一些地区性和全非洲范围的（如非洲联盟）多边国际组织，但面对大量的地区性和外来西方大国的挑战，这些组织很难起到其期望发挥的作用。拉丁美洲不乏大国，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但这些国家在国力方面各有优势，综合国力难分伯仲，各方都有充当地区领袖的欲望，在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到或明或暗的瑜亮情结。这一点决定了它们在处理地区内的国际关系时常常要借助外部西方大国的助力，从而使地区陷入动荡和分裂的泥潭。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不难看出，这几个国家在实力方面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其一是4国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各国虽有一定的综合实力，但在结构方面还不完善，在技术方面水平还不高（个别工业部门除外，如巴西的航空航天工业等），在很大程度上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因此，它们不但不能在经济发展方面提携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还同它们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其二是各国内部问题堆积如山（如巨大的贫富差距、普遍的腐败、快速增加的人口、大量的失业、泛滥的毒品业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性、不断上升的犯罪率等），旷日持久，严重限制了各国制定积极的地区性国际战略的能力；其三是各国都生活在美国所投射的巨大阴影之中。自19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美洲推行“门罗主义”，视拉美为禁脔，结果使得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的影响。以上述4国为例，美国在塑造墨西哥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美国作为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巨大腹地，该国将会是另外一种面貌。通过间接的和直接的、自愿的和被迫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联系，墨西哥已经和美国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墨西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成为美国的边缘地带，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成为墨西哥的无法摆脱的非体系化力量。近年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似乎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反美力量的标志性人物，但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美国之所以能够容忍查韦斯在身边鸹噪，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第一，查韦斯的反美基本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伤害；第二，查韦斯虽然大张旗鼓的反美，但却无法割断同美国的经济联系，美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第三，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巨大，对查韦斯的反美举动，美国很可能觉得不值得太予关注。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查韦斯屡屡发表精彩的反美言论，但委内瑞拉仍然难以摆脱美国带来的种种影响。谈到阿根廷和美国的关系，也许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场金融危机。危机一方面表明了该国经济的脆弱（其外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调整方案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则表明没有美国的外力作用（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反面的影响），阿根廷已经没有能力独自应付危机。4国当中，也许巴西在对美关系中最具独立性，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加上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掣肘，巴西还无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核心国家”。
和其他“中间地带”一样，东南亚地区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核心国家”的角色，但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中间地带”意识显然要强于其他“中间地带”，这一点从东盟在冷战后积极参与营造新的地区性国际秩序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结构性的原因，“中间地带”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是碎裂的，在利益方面是冲突的，在发展和国际关系方面是依赖性的，在建立地区性的体系化模式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些情况说明在“中间地带”要形成成熟而和谐的体系化模式需要新视角、新思维和新的国际观。
三、“中间地带”的意义
在讨论“中间地带”的意义时，笔者是站在对“中间地带”两边大国的特性的对比的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的，因为这些大国的特性（主要指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对“中间地带”的消极的发展进程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有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中间地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都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枢纽之区。在现代和当代史上，世界的战争与和平操之于西方大国之手，大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中间地带”的争夺所决定的。对大国来讲，“中间地带”既是一个“过渡地带”，又是一个“连接地带”，同时也是一个“缓冲地带”。如前所述，“中间地带”由于其先天的原因，或在地理上，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处在大国的中间，它们在观念和事实两个方面构成了大国影响的延伸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间地带”一直是现代和当代国际体系的关节点。作为“过渡地带”，“中间地带”可以向各大国传递许多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中间地带”对另外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对“中间地带”的认识、战略和政策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馈的结果。如东欧地区作为一个“中间地带”，它既可以向东边的俄罗斯传递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这一地区的认知、长远战略和当前政策，同时又可向美国和西欧国家传递俄罗斯对其在这一“中间地带”战略的反应：在朝鲜半岛，美国冷战之后的战略演变也反映了美国对该地区大国如中国等国的发展变化的认知。[6]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大国关系的性质就在大国对彼此在“中间地带”所采取的战略的反应中决定了。美国带动北约东扩，传递给俄罗斯的便是安全环境将不断恶化的信息；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抗衡，迫使后者以武力回应，传递给美国的是俄罗斯又要重拾对抗政策的信息。由此决定了最近的将来两国关系的基本性质，那就是对抗的色彩会越来越浓。俄美从合作走向对抗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分水岭。非洲和拉丁美洲虽然在地理上并不处于大国的“中间地带”，但两大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中间地带”特性却时时传递出世界大国的战略意图。两大洲既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因此，某一个大国对两洲的战略和政策必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释放出的是关于该国的全球战略的信息。冷战之后，世界各大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战略及政策所引发的种种应激性反应既反映了新的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向，同时也反映了这种趋势所形成的原因。
第二，作为“连接地带”，“中间地带”表明了两种关系的存在：其一是大国与“中间地带”的连接关系；其二是大国通过“中间地带”所实现的彼此之间的连接关系。“中间地带”国家更应重视第二种连接关系。因为没有第二种关系的存在，“中间地带”要么可能沦为大国争霸的舞台，要么蜕化为被人遗忘的“边缘地带”（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加剧“中间地带”的消极发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的一些“中间地带”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比较明显地承担起了“连接地带”的角色。如在朝鲜半岛，为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形成了一种国和美国为核心的“六方会谈”机制。在中东，伊朗的核问题也把有关大国连接在了一起。从其他“中间地带”在冷战之后的发展趋势也可看出，其连接大国的桥梁作用（有的是有意识的连接，而有的则是无意识的连接）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
第三，作为“缓冲地带”，“中间地带”在很大程度上展示的是大国战略的弹性。在东欧和中亚高加索地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势力基本上退出了这两个“中间地带”；在东南亚，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也被迫退出。这种退出实际上是“中间地带”对大国紧张关系实施缓冲的体现。缓冲的实质是大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暂时摆脱自己在“中间地带”所造成的消极发展泥潭，从而避免出现更惨重的损失和对本国及国际局势造成更深刻的冲击。然而，缓冲的结果不尽相同，有的造成了一种类似硬“着陆”的现象，失去大国地位；有的则是缓“着陆”，原来的大国地位不仅逐渐恢复，且显得更为强大。前者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西欧诸强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东亚的日本，这几个国家虽然有战胜国和战败国之区分，但它们对“中间地带”造成的消极发展的结果使它们都退出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后者如两次大战之后的美国和前苏联：由于十月革命产生的制度性变革的力量的推力，俄罗斯在两次战争的废墟中（前苏联）浴火重生，成为影响世界走向的两大全球性力量之一。比较起来，美国则是相对顺利地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因为在该国上升的初期阶段没有深刻的卷入对“中间地带”的消极化发展进程）。然而，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形成之后，两大力量中心之间所出现的广阔的“中间地带”对双方的国际战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苏联不但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消除西方的影响，而且还要在亚非拉这些“中间地带”打上自己的印记。美国则针锋相对的要在全世界对共产世界实施围堵。在两大力量的影响之下，“中间地带”的消极化发展进程进入了新阶段，即意识形态渗透、经济援助诱惑和军事力量恫吓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动荡显得更为深刻：意识形态、制度、文化交相激荡，国家内部由于接受不同的外部影响而分成相互冲突的政治或军事阵营，地区内部的国家也因有不同的大国的支持而彼此对立，即使看上去铁板一块的地区或国家内部也裂纹横生。然而，由于两极格局的制约，“中间地带”的紧张局面在冷战时代并没有演变成冲击既有格局的广泛运动，只是在两极格局瓦解以后，大国的影响对“中间地带”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才完整的展示出来。
前苏联和美国的对抗和以前的大国对抗的最大不同就是这种对抗没有出现双方直接的武力对抗局面。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许多，而“中间地带”所展示的缓冲作用决不能被低估。正因为有这种作用，美苏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对抗才没有变成双方的面对面较量。当然，值得指出的是，阿富汗这个“中间地带”国家虽然在苏美之间造成了缓冲，但却使前苏联经历了一次冲击性极强的硬“着陆”，结果将强大的前苏联摔成了碎片，变成了15个陷入非体系化进程的新国家。
冷战结束之初，人们对“中间地带”的缓冲作用上没有足够的认知，甚至认为“中间地带”已变成被逐渐遗忘的“边缘地带”。当时的荷兰发展援助部长、前联合国贸发署主任普隆克认为，东西方矛盾的缓和为第三世界创造了机会，因为以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矛盾而去操纵第三世界，而是让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地作出决定。[7]这种看似客观的论断其实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东西方确实可能不会如冷战时期那样操纵第三世界，二是西方国家也可能借冷战结束之机摆脱对战略价值已大大降低的某些“中间地带”应付的历史责任。还有人把自己的意思讲的更直白，如美国人弗尔科夫断言，第三世界国家今后很难从西方国家获得让步和资金，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棋盘上的棋子的价值已经显著下降”。[8]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也载文指出，面对种种贸易壁垒，穷国缺乏谈判的力量。[9]
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大国从某些“中间地带”的暂时退出和对一些新的“中间地带”的重视是“中间地带”的“缓冲”作用和“连接”作用的同时体现：非洲在后冷战之初的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的暂时降低是美苏在冷战期间对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激烈争夺后的暂时的缓冲。东欧、中亚高加索、中东等“中间地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的上升是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带的全球战略意义重新显现的结果，即这些地带对既有的和新兴的大国具有“连接”和“遏制”的双重作用。换言之，美国在冷战后根据其全球战略的轻重缓急（判断的标准是美国对其他大国在这些“中间地带”战略的认知）对“中间地带”的战略进行了调整。然而，正如最近高加索地区的形势变化所表明的那样，随着大国实力的变化，在固有的大国的对面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新的大国的影子，各个“中间地带”的重要性再度显现，从而使它们对大国关系和世界的稳定、繁荣与和谐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当年，在提到“心脏地带”的重要性时，麦金德强调：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主宰了世界岛；
谁主宰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1]
斯皮克曼就“边缘地带”的意义也声称：
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主宰了欧亚；
谁主宰了欧亚谁就能控制世界。[3]
今天，我们就“中间地带”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这样说：
谁保持了“中间地带”的稳定，谁就保持了世界的稳定；
谁造就了“中间地带”的繁荣，谁就造就了世界的繁荣；
谁缔造了“中间地带”的和谐，谁就缔造了世界的和谐。
注释：
①“核心国家”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但他只是从文明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的，本文的“核心国家”与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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