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近代论文,世界历史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即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理论。系统考察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并探讨哲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在其间演变发展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搞清楚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的逻辑机理。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谈一点浅见，旨在求教。
一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但要正确地追溯其思想渊源，科学地考察其萌生过程，必须首先搞清楚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历史哲学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双重规定性：哲学历史观上的和具体的史学方法论上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是联结哲学历史观与具体的史学理论的桥梁。因此，当世界历史思想没有获得这种双重规定时，它就不会具有系统的理论形态（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历史观念”的产生）。这里涉及到历史哲学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问题。一般说来，断定历史哲学的形成寓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过程中，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就是历史哲学，那便值得推敲了。黑格尔就曾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6页。现代有的国外学者也往往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见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从近现代人类知识结构的角度上看，“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包括，但不等于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是关于人类历史总体性研究的哲学理论框架，而“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则既包括历史哲学，又包括具体的史学方法论，同时还包括对一定的具体的民族史、地区史和世界史的方法论探讨（这种探讨既可以表现为“散论”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系统”的形式）。从“发生过程”论的角度上看，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并未包括历史哲学，因为那时它还尚未“降生”。历史哲学是在“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产生的。这是由人类社会认识的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所以，“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比历史哲学源远流长。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横向结构上看，历史哲学在整体上深化和拓展了“对历史的哲学思考”，而“对历史的哲学思考”（这里指具体的史学方法论和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方法论探讨）则是历史哲学的基础。这种基础作用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的成果通过特定的中介环节，而升化为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从上述关系的纵向结构上看，历史哲学一旦产生就会把“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另一方面，当“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又必然会导致已经作为人类的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而存在的历史哲学改变自己原有的发展形态。
明确历史哲学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以及这两者在纵横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理清追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萌生过程的逻辑思路。人类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在古代社会中就已产生，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地获得了具体的史学方法论上的规定性。但在历史哲学产生以前，人类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还不会也不可能转变成为世界历史理论或“世界历史观念”。只有伴随着历史哲学的产生，人类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才会获得哲学历史观上的规定性，换言之，只有伴随着历史哲学的产生，人类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才会转变成为世界历史理论。
2.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从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历史观规定性的角度上看，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在整个历史哲学中处于在范围上界定其他概念、范畴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地位。例如，离开世界历史理论，“历史规律”、“历史时间”、“历史意义”、“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等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难以确定和把握。当然，历史哲学的全部内容是不能浓缩到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内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其所要解决的特定的基本问题，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摆脱浩繁的思想史材料的束缚，准确地把握住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萌生过程的基本线索（关于这方面问题，下文将从不同的侧面展开探讨，在此故不赘述）。
如果搞清楚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对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萌生过程的探讨，便获得了正确的逻辑前提。
亨利·库诺曾对“历史著作的萌芽”状态作过这样一段描述；“中国人和印度的雅利安人，西亚古老的文明民族和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所有这些保留着最早的历史典籍的民族，其历史著作的最初形式即见于记载下来的古老的传说中。从古老的年代一直流传至今的有关征战的颂歌，有关于迁徙、定居、世系和英雄的神化，都不加评论地编纂和拼凑在一起，为的是要传递这样的信息（所谓历史其意义无非是‘经过查究的消息’）：当前的世代来自何方，他们的祖先完成了哪些伟大的功业。所以简单地凑在一起的有关神祗、民族和乡土的传说，便成了各个民族最早的历史唯一来源；这些传说是半神话式的，往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战争和征战所进行的描述，并且大都不依年代的次序，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是一种表面上相关的断简残篇，并时而杂有某些智者、英雄或国君的名言，习俗的描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注：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9页。）库诺这段描述， 对于我们把握人类关于自己历史认识的萌生状态是有裨益的。在西方，希腊文化兴起以前，“准史学”（神权历史学和神话）是人类窥视自己历史的唯一形式，它标示着人类对自己历史的最初认识。摩捍石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荷马史诗也应该说属于这种认识层次。“准史学”当然不可能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公元前5世纪中叶左右，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进展， 其标志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著作——《历史》问世了。这部巨著的作者希罗多德被西方学者誉为“历史学之父”，有的学者称他是西方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生活状态呈现在希罗多德的视野中。然而，在希罗多德那里，作为“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历史”或“普世”观念还尚未形成。希罗多德在考察波希战争的意义和影响时虽然也强调世界的统一性，但对他来说，这种世界统一性仅仅是地域性的，而非历史性的。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他的这种统一性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注：R·C·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6页。）。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希罗多德还未完全摆脱关于“历史本质上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社会单位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的历史”的观念的束缚。故此，这就使得他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思路：一方面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东西方民族之间的交往是波希战争由以发生的社会环境，而这场战争又将会对这种社会环境的演变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因缺乏“历史时空”的意识，而把东西方民族的交往视为地理位置意义上的交往。当然，希罗多德的这种局限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那个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追溯不到很古远”以及“准史学”的权威还未丧失殆尽所造成的。所以，作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的境界。进而言之，在他那个时代，真正的历史学和具体的史学方法论还未产生。尽管如此，希罗多德历史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决不可低估的。
在希腊化时期，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而来的经济的冲突、战争的洗礼、文化的交流、地域的扩大，最终使一种作为希腊和东方文明的凝结体的新型文明产生了。它的产生反过来又使东西方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直接交往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加深。这就为人类关于自身历史认识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然而令人回味的是：奠定当时人类关于自身历史认识的突破性发展的逻辑起点的是哲学家，而不是历史著作家。亚里士多德即是这一逻辑起点的奠定者。虽然他基于柏拉图关于真正的存在是不变不动的，而非存在则是变化发展的观点，否定历史研究的普遍价值，但却由此道出了当时历史研究的根本弊端：“只叙述个别的事”，而不能揭示个别事件间的普遍联系或内在统一性。我们可以由此清楚地看到，在亚里士多德对当时历史研究的批判中包含着一句“反面”的潜台词，即历史研究只有揭示出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在希腊化时期，人类关于自身历史认识的突破性发展，是在“世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演变过程中展开的。芝诺是希腊化时期“世界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汲取亚里士多德关于社会历史统一性的思想，把世界视为由理性主宰的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社会中存在着理性的统一性，人类在共同理性的支配下，总是“在一种方式中顺着共同本性而生活”。基于这种认识，他坚决反对把人类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他认为，在宇宙的整体中，人类没有人种、等级、地区的差别，“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世界上只有一种公民即世界公民。芝诺的上述思想是希腊化时期人类关于自身历史认识的突破性发展的标志：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总结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成果，从而使世界历史思想获得了具体的史学方法论上的规定性，同时也为世界历史思想在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芝诺的“世界主义”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公元前2世纪，以地中海为其内湖、 横跨欧亚非三大州的罗马帝国耸立在西方世界。罗马帝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发展了芝诺的“世界主义”。他在他那部流芳后世的著作——《通史》中写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注：波里比阿：《通史》，伦敦1920年版，第1卷，第1节，第8—9页。）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因此，只有将各种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据此，他批判了那种认为仅仅研究个别的历史，就能获得关于世界历史的正确认识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幻想。由上可见，波里比阿在世界历史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不仅加深和扩展了具体的史学方法论对世界历史思想的规定性，而且还使世界历史思想以不很确定的形式包容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世界历史观念”的基本问题，“世界历史观念”的其他逻辑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从而把世界历史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完全成为一种现实。有的学者认为，波里阿比是在“历史学的现代意义上”使用“历史”一词的。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他那里，“历史”一词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探询”，而是驾驭众史实的一种研究。关于这一点，波里阿比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他说：“昔日之世界史，犹如一堆杂乱无章而又缺乏联系的事件……但今后之历史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注：转引自〔美〕绍特威尔：《史学史》，哥伦比亚大学1939年，第232页。）。 波里比阿的世界历史思想代表着西方古代社会世界历史思想的最高成果，但其局限性也比较明显。首先，他把罗马帝国视为历史发展的顶点，所以，他关于世界历史有机联系及其发展的整体性的观点，仅适用于他那个时代，而不适用于将来。其次，他的“世界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具体史实上看都是这样。建立统一帝国的霸业是他研究世界历史的根本宗旨，罗马政治制度的演变和罗马的武力扩张是他世界历史研究的中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波里比阿的“世界历史”思想还比较狭隘，换言之，他还仅把“世界历史”作为历史事件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其三，在他关于世界历史有机联系及其发展的整体性的思想中隐匿着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例如，他认为，罗马帝国的形成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而这种时代精神是既定的。最后，他否定历史学的科学价值。不过，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波里比阿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实用性”。他认为，历史学不是关于瞬息万变的事物的科学，它的价值不是科学上的价值，而是实用的价值。这就是说，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波里比阿世界历史思想的上述局限性，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提出了世界历史思想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世纪，“世界历史”思想的狭隘性被“上帝之手”所打破，“世界历史”在基督教思想中成为更为广阔的历史契合观念。然而，这种进步却是以贬低人类活动的意义为代价的。尽管如此，在基督教“超人间”化的世界历史思想中华竟包含着世界历史进步的含义。
文艺复兴开始摧毁人们自己塑造的、建构于心灵之上的、供奉了千年之久的神的殿堂。作为“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的但丁在剥离环绕在基督教世界历史观念上的神圣光圈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他指出：世界历史是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构成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智力不断得到开掘以及人类文化不断获得提高的过程。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但丁那里，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次以比较确定的形式纳入世界历史思想。如他认为，人类文明的目的是多样的，但又具有同一性。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不是由生命短暂的个人或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来实现的，而是由所有人类的配合协调的力量来实现的（注：参见但丁·阿利盖里：《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17页。）。因此，说但丁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先驱，这并不为过。文艺复兴晚期的法国史学家博絮埃发展了他以前新兴市民阶级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通过对地理条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内容上和时空上具有普遍联系性，因此，应当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来考察世界历史。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仅在时间上是世界性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世界性的（注：参见凯利：《近代史学基础》，纽约1970年，第132—133页。）。与博絮埃同时代的勒卢阿、波丹、波普利尼埃尔等史学家，在世界历史研究方面也都有所建树。但是，在18世纪以前，作为具有哲学历史观上和具体的史学方法论上的双重规定性的世界历史理论或“世界历史观念”还尚未形成。
其一，在18世纪以前，新兴市民阶级的史学家还尚未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当新兴的市民阶级思想家还没有在方法论完成对神学的清算时，近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思想（即“世界历史观念”）就不可能产生。其二，缺乏哲学准备。在文艺复兴的狂涛巨澜中，新兴市民阶级的主要思想战线是在文艺、政治以及宗教改革等领域。至于在哲学领域，这个阶级的思想家还因仅忙于重新确定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故未来得及对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上加以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哲学的发展状况还不足以使世界历史思想获得哲学历史观上的规定性。其三，从方法论上看，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的哲学与历史学的对立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以前（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试图把哲学与历史学统一起来，并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他的有关思想在笛卡儿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这种对立状态中，对于哲学来说，历史学如同遭受冷遇和嘲讽的“私生子”。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当人们用普遍理性去审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时，历史学的科学价值还不可能从哲学方法论上加以确定。在这个时期，哲学与历史学的对立状态有时甚至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例如，人文主义者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曾遭到一些理性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批判。我认为，不消除哲学与历史学的对立状态，不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确定历史学的科学价值，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就不可能形成。其四，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没有反映出当时人类重大的世界历史性活动，如“地理大发现”等。这说明，人类把对世界历史的具体认识升华为“世界历史观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这一过程本身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这一过程的完成也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最后，众所周知，西方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始于16世纪即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时代。因此，那时的市民阶级的思想家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经验性，而这就不能不限制那个阶级的思想家们对由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整合而成的世界历史整体思考的深度及广度。
综上所述，在18世纪以前，尽管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还处于萌芽形态，但是，世界历史思想自古代社会以来的漫长、曲折的演变发展，却为它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前提。确认这一点，是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正确、全面地把握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确立的。
二
在西方，18世纪是世界历史思想成果倍出、大面积丰收的时代，也是伴随着历史哲学的产生“世界历史观念”确立的时代。因为，限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升华为“世界历史观念”的诸种因素在18世纪已不复存在。从人类知识结构演变规律的角度上看，当哲学和历史学各自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会导致这两者“合流”的主趋势成为现实，否则，既严重阻碍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严重阻碍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是哲学与历史学“合流”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涉及面比较宽广，为了使人们对它有总体上的正确把握，阐明支撑着这一观念体系的主要逻辑原则是必要的。
1.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确定了历史学的科学价值。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确定历史学的科学价值，这是世界历史思想升华为“世界历史观念”的重要逻辑前提。在这方面建树卓著的，当首推维科。正是基于这一点，詹姆斯·莫里森说，维科的“《新科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问题。
维科究竟用什么方法解决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问题，以确定历史学的科学价值的呢？按他自己的话来说，“用的是由培根改造得最确定可凭的哲学推理方法，但却把这种在培根著作中研究自然事物的方法转向研究人类民事事务上。 ”（注：维科：《新科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维科认为，“真理就是创造”，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而创造者当然会对被创造物有准确、可靠、真实、普遍的认识。在这里，维科用“创造”把真理性、普遍性与个别性（或具体性）、变动性紧密地联在一起：一方面，如果人类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而被创造的东西是具体的、暂时的、变化的，那么不断变化的历史就是可以认识的；另一方面，创造历史是人类各民族的普遍活动，因此，人类对这种普遍活动的认识又必然会具有真理性和普遍性。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充分地证明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从而也就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充分地证明了人类关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具有“正当的知识形式”。柯林武德曾对维科的上述贡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发现了历史研究“能够给人的知识，正有如笛卡尔所归之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结果的知识是一样的确凿；而且事实上他表达这种认识所产生的方式是说：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重新构造出人们在过去所借之以创造这些事物的那个过程”（注：柯林武德，前引书，第74页。）。维科的上述思想在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关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思想。
关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思想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被称之为“世界史之父”的英国史学家施吕策尔十分重视对世界史的整体性研究。他指出：“人们都能够了解一座大城市的各条街道。但如果没有一个总的图景或缺乏宏观的眼光，那么，不会具有对这座大城市的整体感。”（注：施吕策尔：《世界史》，哥延根1792年版， 第4页。）德国启蒙史学家赫尔德也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人类历史发展具有统一性，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浩如烟海的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事实中观察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抽绎出世界历史的演变规律（注：参见阿·符·古留加：《赫尔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75页。）。1784年康德发表了《从世界主义观点出发的世界通史观念》一文，他在文中向世人宣称：只要揭示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尚未发现”，人们就无法正确地充斥着狂妄、虚荣和残忍的历史的含义，而为了弄清楚使社会四分五裂的内部的对抗和斗争乃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就必须走出狭小的民族圈子，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考察历史。
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的呢？作为第一个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术语，同时又是作为近代历史哲学奠基人之一的伏尔泰，在其《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试图综合性地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它发展的规律性，以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当代文明的”。在伏尔泰看来，理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理性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在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问题方面，比起伏尔泰，维科的有关思想似乎更深彻一些。维科从人的普遍理性出发，把世界历史的过程视为由此而建立起的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体系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既然世界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那么世界各民族的制度“就会向我们提供一些普遍永恒的原则”。这些普遍原则也就是维科所讲的三种永恒、普遍的习俗：宗教、隆重的结婚仪式和对死者的埋葬（注：维科，前引书，第135页。）。人类按照这些习俗去创造自己的历史， “以免使世界又回到野兽般的野蛮状态”。在维科看来，这三种习俗又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三种最基本的制度。当他把时间序列引入对这三种最基本制度的研究，便得出世界各民族都按“神的”、“人的”和“英雄的”三个先后衔接的时代“向前发展”的论断。然而，把“世界史”视为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是与维科的世界史观格格不入的。他认为世界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这是正确的，但他又同时认为，世界历史即是一个个依次排列的闭合圆圈的集合体，且圆圈之间没有过度和联系，这却是典型的“循环”论。当然，无论是伏尔泰还是维科，其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思想的唯心史观的倾向都是很明显的，不过，我们历史评价的重点不应放在这里，而应放在这两位历史哲学家的有关思想在开创“理性主义史学新时代”的作用上，放在对同时代和后人的世界历史研究的启迪上。
3.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确立了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比较研究方法。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们探讨世界历史统一性问题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休谟曾说：“可以普遍承认，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类行为都有极大的一致性，人的本性在各种原则和表现中都是一样的……如果您想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感情、爱好和日常生活，那就好好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吧。把您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大部分观察结果移到古代人身上，您准错不了。”（注：休谟：《关于理解人类的探索》，转引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在这里，休谟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世界历史观念”比较研究方法的现实基础。维科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的某些时期具有一种普遍性质，它浸染着每一个历史细节，并在其它时期重新出现；所以，两个不同的时期可以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这样，就可能以类比的方式根据一个时期而论证另一个时期，例如，荷马时期和欧洲中世纪之间就有着普遍相似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武士贵族政体的政府、农业经济、歌谣文学等，都以个人的勇武和忠心的观念为基础。“因此关于荷马时代，要想知道得比荷马能告诉我们的更多，我们就应当研究中世纪，然后看我们把我们从那里所学到的东西能应用到早期希腊到什么程度。”（注：柯林武德，前引书，第75页。）
在18世纪的历史哲学家中，伏尔泰的历史比较研究对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比较研究方法的确立，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他的历史比较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历史时空的范围广，跨度大。这使得他能在世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比较公正地看待世界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例如，在《论世界名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伏尔泰几乎漫游了整个世界，其视野之宽广，当时鲜有人能比拟。从印度到中国，从波斯到阿拉伯世界，从日本到南美的秘鲁……都留下了他思想的“脚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欧洲各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广义文化上的比较研究过程中，他明确指出，欧洲并非在一切方面都领先。其二，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时感。例如，他通过对斯多噶学派的学说与中国儒家学说，早期基督教徒与辉格会教徒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历史事物或事件深刻的历史内涵。再如，他以“思想自由”为尺度，对古希腊与近代英吉利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其结论是：近代英吉利民族已成为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因为其“思想自由”的程度最高。显然，这一结论直接体现了伏尔泰对当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的充分肯定。总之，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比较研究方法在整个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它既是这一观念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又是这一观念体系的“应用方式”。因此，它的确立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4.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问题。
以上分析实际上也说明了这样两点：其一，在18世纪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关于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必然具有哲学历史观上的规定性。其二，近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的。但是，以上分析还未说明，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对这方面问题的直接探讨都取得哪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论及这方面的问题，不能不首先提到作为德国历史主义先驱的赫尔德。赫尔德不同于一般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试图把关于“统一的……人类向前发展的启蒙学说同承认历史上交替的各个时代、依次走上历史舞台的各民族具有独立作用和个别特点的观点结合起来”（注：转引自《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上），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赫尔德认为，世界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从纵向上看，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构成一个统一的、有内在联系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与前一个环节和后一个环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埃及人不能离开东方人，希腊人要以埃及人为基础，而罗马人则要靠全世界来“背负”。梅林曾高度评价赫尔德的上述思想，他说赫尔德大体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尽管当时他所能利用的史学材料还不允许他达到这个目的。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赫尔德在其著述中也曾极力表现了他要公正、客观地看待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意愿。他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的故乡，那里不仅是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源地，而且还孕育出最古老的语言、文字、技艺等等。因此，他明确指出，要正确、全面地把握中世纪的世界文明史，就不能撤开东方各民族、特别是阿拉伯人在这个时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赫尔德没有将上述意愿贯彻到底：在他的著述活动中还不时地表现出一种与上述意愿相悖的倾向，即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注：柯林武德，前引书，第183页。）。 赫尔德的“世界历史观念”中的这种矛盾深深地映现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中。
与赫尔德同一时期的哥廷根历史学家格特尔在直接探讨“基本问题”方面也有所建树，尽管从总体上来看并未超过赫尔德。1760年，格特尔提出了关于如何编纂新的世界史体系的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世界史应当怎样布局？什么内容可以写入世界史？它的各部分怎样安排才能各得其所，恰到好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一种联系？怎样确定时间断限？各部分的历史怎样分期？”（注：参引自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它的过去：史学史研究》（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44页。）从“问题学”的角度上看，上述方法论问题的明确提出标志着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日趋成熟。在对上述方法问题思考的过程中，格特尔不断推出自己在“基本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系统地提出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想；考察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发展，以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阐述了关于以重大历史事件（如蛮族的入侵、美洲的发现等等）来确定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以上，本文简述了18世纪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基本内容，但在这里仍需对以下三点加以说明。其一，为了便于人们对18世纪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基本轮廓有大体上的了解，本文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分析这一理论“群落”的内在矛盾（包括不同流派和思想家的“世界历史观念”之间的矛盾）和不科学的倾向（如有或多或少地忽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中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特点的倾向）。其二，18世纪是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确立并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人类以往的世界历史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朝气蓬勃的市民阶级的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18世纪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一经形成，又会对这个阶级的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是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发展的最高成果和终结，也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及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成果和终结。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念”把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内在矛盾（如“欧洲中心论”倾向和非“欧洲中心论”倾向的矛盾等等）推向了极端，故使它的终结和解体成为必然（注：参见拙文：《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
三
笔者以为，通过以上对“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的考察，可以作出如下对现时代的人们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1.一方面，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另一方面，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又是哲学和历史学关系演变的逻辑结果。只有当哲学和历史学关系演变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世界历史思想才能升华为“世界历史观念”（当然，一旦“世界历史观念”得以形成，又反来推动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发展），而“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也同样有待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认识主体的角度上看，在不同时代最先系统阐发和倡导“世界历史观念”的学者总是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2.考察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其根本之点不仅仅在于搞清楚现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形成的逻辑线索，同时也在于：通过这种考察，准确、全面地把握“世界历史观念”形成的逻辑机理（即“世界历史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这一机理可以从动态上描绘为：世界历史思想→具体的史学方法论（“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层次）→“世界历史观念”（历史哲学层次）。这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由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的逻辑机理。
3.在当代，随着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转变，我们也愈来愈需要以“世界历史观念”为指导来认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广义的生存条件等等的状态及其发展。但“世界历史观念”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因此，立足于科学的历史哲学，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机理，并吸取当代各门社会科学有关世界历史思想的具体研究成果，走哲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之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便成为史学理论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