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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民族团结》杂志社邀请在京的有关专家学者举办了“专家论坛——中国少数民族的跨世纪话题”座谈会。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杨侯第，国家民委民研中心副总干事毛公宁，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鞍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北京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杰，中科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原秘书长赵献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平，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白庚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杨圣敏，《民族教育研究》主编滕星等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专家们在热烈的气氛中就世纪之交我国少数民族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诸多亟待面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家们还就全球一体化、西部大开发、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少数民族的跨文化教育、提高民族凝聚力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在人类即将迈入新世纪之际，本社召开这次座谈会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下个世纪我国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的迅速崛起、少数民族如何抓住西部开发的重大机遇等问题的舆论宣传，也具有重要作用。（祁乐廷）
话题之一：西部大开发
胡鞍钢博士对五年前那场激烈的争论记忆犹新。中国五年来的改革实践为这场争论给出的结论，印证了他当初的理论主张。这位一直处于中国改革理论风口浪尖的前沿人物，近年来一直怀着同样的热情密切关注着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总和，这个总和数字里永远包括少数民族这个群体。
面对“开发中西部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新思路”这一新话题，胡鞍钢在这里首先反思了过去五年里我们所实行的“资源开发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失误。所谓“资源开发导向型”战略，是指过去五年间围绕中西部地区以自然资源的开发来带动经济整体发展的战略。胡鞍钢认为：“经过近五年的实践，现在看来，这个战略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因为它毕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最近，中科院地学部课题组针对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西部开发要有新思路”这一要求，提交了一份包括西部开发三大战略的报告。胡鞍钢在这里透露了这三大战略的主要内容：
第一战略：知识发展战略。其基本思路是在西部地区优先加速知识的获取、传播、扩散和应用。针对这一战略，胡鞍钢谈到在国家科委讨论加速西部地区科技发展时，他提出设立“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的建议，理由是曾经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 计划”都是竞争性的项目，与西部关系不大，造成西部在这方面的空缺。“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的建议提出后，得到了科技部党组的肯定，科技部已下决心设立此项基金。胡鞍钢坚持认为：我们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考虑如何通过一些具体的有效措施，促使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西移；在这一点上，政府的调配和控制将是十分有效的。
第二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胡鞍钢对此分析道：西部人力资源目前存在着下岗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太低以及人口出生率仍旧很高等问题。其中，西部民族地区除广西外，所有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测算，如果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增加率则大约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在青海， 儿童入学率是大约8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而恰恰青海是全国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地区。国家投入到什么方面才能最有效地改变西部的面貌？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开发人力资源。
第三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开发，首先要把基础设施，包括生态环境建设的大江大河治理好。胡鞍钢设想：让中国的森林休养生息30—50年，通过使木材进口的关税达到0，从而大量进口木材， 也就是说：政府掏钱来购买生态环境。
胡鞍钢认为，这三大战略虽然是针对西部提出的，但可能更适合于民族地区的发展。
最近，由于参与WTO和全球化战略的研讨， 胡鞍钢又提出了第四个发展战略的设想：让民族地区在WTO五年试验期期间率先开放，加入WTO。理由是：西部开发光靠中央政府力量不够，需要外力促进。
胡鞍钢认为，开发中西部现在重要的是要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切忌空谈。西部地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解决“叶公好龙”的现象：盼望外资引入，而当外资真的来了时，又没有能力给予良好的配套服务，致使外资的引入成功率很底。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对政府的行为、功能重新定义。胡鞍钢对此认为：政府应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把资金转向公共领域——教育、卫生、计划生育以及如饮用水、电视电话等方面；而一些竞争性项目应当面向全国、全世界招标，竞争性地进入，给投资者一个长期的回报。
西部开发牵动人心。坚持长期在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的中国藏学中心研究员除平博士对此话题也深有感触，徐平认为：西部大开发是21世纪民族地区面临的最大机遇。但要抓住这一机遇，民族地区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
首先，在思想观点上，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必须走出照顾的心理。
徐平说：如果不打破等、靠、要的观念，走出“我该被照顾”的阴影，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少数民族的前途是值得忧虑的。且不说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二十一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遍确立的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计成本的经济行为，以及依赖于中央权威的政治平调，都会大大地不方便起来。长期以来国家制定的许多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逐渐被无形取消，就是现实的事例。二十一世纪，也将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的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回避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适应这一基本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只能奋发图强，不断更新本民族传统文化，加快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步伐，舍此别无他途。
其次，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运转体制。
徐平说：正如我们的国家面临严峻的社会转型一样，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民族地区社会运转体系，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也必须作出重大改革。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民族地区已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原有的一套社会运转方式，已是十分不灵便，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沿自全国统一体制的运转体系，在地广人稀的民族地区，建立了超越经济基础的庞大上层建筑，吃饭财政问题比之内地更为突出。国家的补贴和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养人尚不够，何谈有效行政，更不用说发展经济。长期以来培养的民族干部，绝大多数是行政型人材，缺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型人才，因此一些地方出现“太多的人无事干，太多的事无人干”的奇怪现象。建立高效精干的行政队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开拓进取，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第三，民族地区的发展，重点是农牧区的发展。
徐平对此解释：实行农村改革以后，民族地区的农牧区，也和内地一样，回归传统的小农生产。所不同的是，内地农村在较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减少行政干预的宽松政策带来乡镇工业的勃兴，从东部发达农村开始的发展波正向内地农村不断扩散；而民族地区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巨大差距，使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家力量的行政推动，而民族地区行政体系难担重任，许多事情包又包不起，撒手又不行，在建设和发展上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资金、科技、文化难以下到乡村牧场，农牧区的发展因此陷入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循环和低水平的徘徊发展状态。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地区干部职工的收入，大体上随着国家福利政策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国家有限的投入也更多地用在了城镇建设上。在城镇建设和干部职工待遇上，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比例来看，许多民族地区不是落后而是超前了。这样的失衡状态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如果没有广大农牧区的发展，没有作为人口主体的农牧民的富裕，民族地区的进步就是不完整的。
徐平博士的论点来自他长期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面对西部大开发这一难得的机遇，民族地区的确存在许多需即刻解决的自身难题。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毛公宁同样关注中西部开发这一话题。他提出：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重在落实。要把中央的决策变成全党上下和各个部门的行动。过去江总书记、朱总理讲了许多观点，下面没有具体实施。这次不能再停留在中央高层的决策上，要把中央的决策变成有关部门的实际行动，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在实际规划中体现出来，这一点恐怕至关重要；二是要发挥民族地区的优势，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要把民族地区的优势化成经济优势，在开发优势的过程中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单纯跟汉族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学，别人搞什么，我也搞什么；三是要解决好少数民族尚未解决温饱这部分人的问题。全国目前还有42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绝大部分都在民族地区。今年国家解决1000万，明年也解决1000万左右，那么，将有2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要带入21世纪。这部分人口可能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毛公宁认为，如果能够做好以上3点， 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就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
话题之二：强化民族凝聚力
“中国首先应当确立一个目标：是要将一个强大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还是将一个较弱的、四分五裂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这个问题现在正摆在我们面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木先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谈到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老话题：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张文木先生看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边，谈论“民族团结”这个旧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意义——它关乎中华民族在下一个世纪的生死存亡。
因为，目前世界正在激化的国际竞争实质上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是由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三方面组成的。当新旧世纪之交的国际竞争日显激烈，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防实力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时，民族凝聚力的强化问题，就带着如此崭新的含义摆在我们面前。
张文木先生因此称“民族团结对下一个世纪来说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如果民族团结搞得好，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将顺利地越过一道门槛，到下世纪中叶实现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发展目标”。
张文木先生为此提到李登辉所抛出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李登辉的想法十分长远，他意在以台湾为大本营，一步一步把中国肢解，以至进入中原，建立他所谓的新中原文化。他的这套理论在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纪之交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把民族团结看作是下世纪的中国能否崛起的前提。”
如果将“民族团结”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讨论，其含义就更加明确。张文木先生谈到：欧洲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一个分裂的过程，但是现在的欧洲又走向了相对的统一。如果要让中国重新去走这条回头路，那么这对亚洲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中国是亚洲的一个重心，亚洲的混乱，首先就可能开始于中国的分裂。再从历史上的中国看，当民族问题解决得好、民族凝聚力增强时，国势就强盛，如汉唐盛世；相反，当民族分裂时，国家就衰弱。再从今天大西洋彼岸的形势看，美国是统一的，美国自己并不允许有分裂的局面出现。前段时间，魁北克差四票就从加拿大独立出去，这件事让美国紧张得要命，但美国却还要跑到亚洲来搞什么民族自决！
张文木先生因此再一次强调：李登辉为我们设计的那条路是条死路。我们应该站在更长远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民族团结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中国能否在下一个世纪崛起。未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依赖于它，我们55个少数民族在世界的地位也依赖于它。
来自北京大学东方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杰也十分严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赵杰教授的话题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展开。他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和空间上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具有向心力的传统。他为此提到了一个“打交政策”的概念，即汉族和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就是在不断地打、交的过程中相互认识、相互融合。历史上少数民族一次次向中华民族的核心地区中原靠拢，从炎黄时代到秦汉统一；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继而到隋唐的统一；唐以后有五代十国，这是又一次民族融合，以后有了清的统一以及“康乾盛世”。其间少数民族一次一次向中原地区靠拢但并非是向汉族靠拢，而是向中华民族的核心靠拢。从空间上讲，组成中华民族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互促互补的。在长期的“打交”过程中，少数民族将中原的许多优良文化传统带到了边缘并保存了下来。因而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文化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又带来了相互促进。
赵杰教授据此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中华民族教育。什么是中华民族教育：这应当是与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同时进行的一种教育，是让中国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含义、历史传统的教育。现在我们在一些方面显露出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割裂开来的现象，如汉族研究回避少数民族的研究，少数民族也绕开汉族领域，认为这不是自己所应涉及的，长此以往后果堪忧，这对国家的统一具有危害性。我们只有对全民族施行‘中华民族教育’，才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兴旺发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杨圣敏做了一次涉及20个民族、3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500份问卷调查。 调查在“民族意识”一项上的结果显示：在回答“民族、国家哪一个更重要”时，有学生将民族置于国家之前。
杨教授认为：“我爱我的民族”没有什么不对。民族意识也是客观存在，但要摆正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整理 祁乐廷）
话题之三：全球一体化对于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
网络化生存正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旧老的生活方式。这是目前人类最不可回避的一大现实——高科技信息化社会带来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在谈论“中国少数民族跨世纪话题”时，《民族教育研究》主编、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博士径直逼视这一个话题：全球一体化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
首先，一体化要求人们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科技成果的掌握程度越来越高。滕教授举例：“以英特网为例，必须学会英文才能在网上获取大量的信息，因为大多数的网络信息是用英文写成的。这一点连法语国家也感受到了威胁与挑战——历史上，尽管法语也曾获得过争霸世界的地位。在这样的网络化社会，汉语受到的挑战日渐明显，更不用说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今天的形势下，一个民族在语言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科技优势乃至政治上的优势！而处于边缘化的民族，将有可能越来越被挤到边缘角落。”
这一股已不可遏制的历史发展潮流，对于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冲突。
全球一体化要求人类在许多方面趋同——不仅是语言趋同，而且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趋同。那么正好代表着文化多元性的少数民族，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滕教授首先辨析了这一问题：人类文化是多元化好还是一元化好？他认为这是一个令全世界感到困惑的两难选择。但他回答：“目前人类已开始关注生物的多样性，生物因其多样性而代表了自然界的活力与生机；同样，人类文化正是因其多样性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活力；走向单一的文化势必走向僵化。所以，人类文化应当保持其多样性。”
目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以什么样的速度流失？滕教授说：“世界上现在还有6000多种语言，但再过20年就会有3000多种消失，而一种文化一旦消失，就再也不可能复制。”
面对如此现实，我们能做什么？滕教授认为：我们能做到的是，“大力推进多语教学，推进跨文化教育，以此推动少数民族进入主流社会。”包括多语教学内容的跨文化教育，是解决一体化与多元文化矛盾的一个可行办法。
跨文化教育一方面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的：即让少数民族在这种教育中了解主流社会，并鼓励其勇敢地参与进去；但另一方面，跨文化教育还要同时针对全民、针对汉族。通过这种教育，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到除了自己的文化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别的文化类型，而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世界的多姿多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只有这样，才能沟通不同的民族，使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学会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化交流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
跨文化教育首先排斥了教育的封闭性。腾教授认为：封闭起来搞教育，将会使少数民族进一步边缘化，而应当多尝试一些办学模式，促进民族文化间的相互推动。
多元文化在一个一体化趋势日渐显著的时代，成为一个日益牵动人心的话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杨圣敏博士也涉及了这个话题，他认为：少数民族必须适应信息社会带来的一体化趋势。譬如我国正在积极加入世贸组织，这也是汇入全球经济的一种体现，“入世”在技术上、思想上都有助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交流，有助于与国际接轨。如果一味地强调自己的个性，而不去加入正在迅速变动的大社会，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落伍。杨教授谈及自己在社会考察时的经历感到忧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新疆调查时就发现一些技术性的学校没有相应的教材。为什么？因为高新技术的东西翻译成维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还需要一段时间。”
杨圣敏教授因此强调：“一味固守本民族的原有文化，就有可能陷入落后。就全球范围看，目前许多高新技术在完善，我们必须学习并且赶上他们；同样道理，国内少数民族如果完全排斥汉文化，也会很难适应时代。”
杨教授在此提出了一个更具启迪性的话题：“一种文化原本就是多种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一”与“多”，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一”因为开放而“多”，“多”亦可能在开放的格局中演变为“一”。大概，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既保持自我，又不因封闭而枯竭。
国家民委政法司长、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杨侯第说：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反思过去100年来走过的道路， 人类发现自己犯了三个重要错误：一是孩子生得太多，人口爆炸；二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忽视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最后危害到了自己；三是忽视，或不承认，或人为地想消灭文化的多样性。
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在全球一体化日趋明显的今天，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活力的源泉和体现。但是，为了达到今天这种认识，人类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西方，最早是搞种族和民族屠杀，采取暴力手段，企图消灭民族差异。后来，采用同化的手段，如美国等国家采用种族融合政策，结果形成了“寻根热”的反弹。到了20世纪末，专家认为民族同化政策最终是失败的。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是搞文化沙文主义，硬性地说民族问题彻底解决了，只剩下新的人民共同体——苏联人民，其结果是引出了一系列危害到国家的恶性事件。
我国建国50年来，在这方面也走过弯路。如50年代搞民族融合，强行让回民养猪，结果引起很大的反感和矛盾。杨侯第司长说，处理好全球一体化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一个重要手段就要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这一点，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论，即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背景的文化之间应“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首先是充分展现各自的风采；其次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而不是互相排斥；最后，是共享各自的长处，共同建设人类的文明。
话题之四：我们将迎来一个民族文化大开发的高潮？
当我们把“开发西部”这个话题谈论得热而又热时，我们似乎只意识到了西部开发就是对西部的能源、森林、矿藏这些物质资源的开发，我们显然忘记了西部还蕴藏着另一种更加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文化。
来自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正在攻读博士后的白庚胜在这里这样提醒我们。“西部资源不仅仅是森林、矿藏这些物质资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文化资源。如藏区有许许多多的寺庙，每一座寺庙都可以说是一座博物馆。再如东巴文化、毕摩文化等等‘绝学’，在西部的蕴藏量、品味、质量都非常高，所以西部开发中必须加入对文化的开发，而不单纯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西部开发显然有可能带来一场民族文化大开发的高潮，但这只是隐藏着的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有待于民族文化操作者们的努力。
白庚胜认为：引发民族文化大开发高潮的机遇还有一个，那就是目前人类在世纪之交对科技革命所进行的思考。科技革命固然增强了人战胜自然的能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自然。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样的和巨大的。据说，城里人的肺是黑色的，而农村边远地区人的肺是红色的。又有资料表明：男人精子数通常为12亿个，而现在却只有4 亿个。显然，自然科学的胜利，同时也伴随着人类不能有效控制它的弊端，造成对人类的一种毁灭性的挑衅。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也认识到，民族文化资源可以用来遏止这种负面影响。”
当然，民族文化资源能否实现这种遏止作用，同样取决于“文化操纵者的清醒意识以及审慎而大胆的态度。”
迎接这一可能到来的民族文化开发高潮，白庚胜提出其间必须处理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口号未尝不可，但它是否完全正确，值得思考。文化不仅可以搭台，也可以唱戏，还可以当导演——文化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所以在民族地区不应只强调文化对经济的帮扶作用，还应建立文化独立的品格。这样才能正确地建设中华民族文化。”
白庚胜博士还在另一个层次上谈到开发民族文化所必须处理好的一些关系。“要处理好本民族和周边民族、和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关系，避免在谈自己的民族时忘记中华民族，说中华民族时忘记是人类的一部分。用展望世界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把我们的文化建设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否则文化的要求很可能成为政治的要求，这样就很可能造成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障碍。如人们习惯议论某个民族的人做了省长，他的民族就怎么样，这样文化同政治掺合在一起，很可能对国家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
话题之五：资源与生态
资源要开发，生态要保护。其间便引发了矛盾。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族地区，这个矛盾则更加尖锐：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换取利润以发展经济，但对人类长远利益的顾及则有可能不允许这种开发的无度与不节制。事情是不是完全对立的、不可解决的？
赵献英女士来自中国科学院，曾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施行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长。她到过许多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话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的确十分丰富，蓄积量大，品种极多。如青藏高原，森林资源蓄积最多，生长最快；由于日照充足，蔬菜长得又大又好吃。在全球资源都呈短缺、下个世纪能源紧张的情况下，中国西部地区的优势就凸显无疑。”
赵献英认为，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民族地区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把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脱贫致富结合起来，不一定非要走和东部一样的发展道路。赵献英女士举例说：“近年来东部一些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进行的，当经济发展了，回过头来再来看我们千疮百孔的生存环境时，这时我们治理环境所付的钱是发展某些乡镇企业赚来的钱的十倍，以至上百倍。”
“许多物种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它的时候，就永远消失了。”赵女士对此十分痛心：“喊了很多年的‘狼来了’，现在狼已经在我们门口了。”
赵献英女士曾考察过云南、甘肃一些民族地区，发现那里的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非常单一。如何既有效地利用资源，又发展当地经济？赵女士提出了她十分推崇的“生态农业”这一课题：“生态农业是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使之少投入、多产出的好方法。”
赵献英女士曾经和一些国内国外的专家一起在西双版纳做过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结果发现那里家家户户都有的“庭园经济”是最好的生态农业模式：农民烧的柴都不是上山砍的，而是自己种的；最高一层是椰子树、槟榔树，中间一层是灌木，靠近地面的一层是花草。这样既满足了烧柴所需，又美化了环境，保护了森林资源。
赵献英女士提出，应该充分利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来保护民族地区生物的多样性。赵献英女士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十分先进的环保意识，如尊重自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是民族文化可堪弘扬的积极方面。又如云南怒江峡谷深处的贡山县，世代打猎的人们放下猎枪，不久前自发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自然保护协会”，这就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觉与现代化靠拢的优秀基因。
另外，赵献英女士还强调指出，政府决策部门要认真吸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将科学研究的结论尽可能地体现在地区发展的决策和规划之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使民族地区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我们必须在保护我们的家园的条件下，开发利用资源。这一点，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西部无论如何是一个必须建立的前提。因为，我们人类的确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中国的确只有一个西部。
（整理 谭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