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比的三色堇——拉塞尔#183;雅各比知识分子理论中的三条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三条论文,线索论文,拉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多年前的雷蒙·阿隆曾顶着极大压力断言：“历史上的左派语言或许在当代会受到喝彩，然而，当怜悯本身只具有唯一意义的时候，永恒的左派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1](P.33)因为令他困惑的问题穷之不尽：“如果只有敌视一切正统性和能感受到一切苦难的人才是左派，那么，为什么只有美国没有这种左派？认为苏联始终正确的共产党人是左派吗？那些为亚洲、非洲的所有人民，却不为波兰或东德的人民争取自由的人是左派吗？”[1](P.33)但时至今日，非但这样的“怜悯”不愁后继乏人，美国更是俨然有了成为此类知识分子大本营的趋势。诚然，面对社会的不幸与不公，做出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表态早已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们的生存技能。但正如阿隆所言，更多空泛的、出于满足自身道德感的表态，只是为“左派精神”开出了更多的死亡证明而已。与此相较，深谙历史话语流变，明知真正的乌托邦精神背负着极大怀疑却仍要为其正名，并坚信此乃救世之道的传统左派知识分子，则无疑需要巨大勇气来面对那些表面上来自同一阵营的人的所谓“过时”嘲笑。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拉塞尔·雅各比正是这样一位“过时”了的左派知识分子。作为一位专攻西方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的主要著作近年来才被引介入国内。在他的三部代表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乌托邦之死》和《不完美的图像》中，雅各比通过对知识分子状态、多元主义文化、政治文化结构等多方面的剖析，勾勒出了20世纪以来美国思想界的历史脉络。而作为他思想核心的乌托邦精神更是折射出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冷漠症。在新人们拿过早已魂魄飞散的旧衣勉强将自己装点出神采的同时，雅各比却执念于另一种反倒易遭误解的精神：目睹年轻一代学者纷纷完全转向专业细分之下的学院，进行着所谓“亲民”的文化研究之时，他不禁感叹自己只属于怀特·米尔斯、简·雅各布斯，甚至埃德蒙·威尔逊那代“最后的知识分子”。与新一代相比，他们最大的不同正在于研究更具公共性、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坚持一种足以为未来可能进展留足希望的乌托邦精神。以此而观，事实上这正是连论敌阿隆都要表示敬意的热爱人类本身、并尊重真理的真正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但自60年代文化革命之后，伴随着差异抹平的全球化趋势，人们越来越相信未来不过将是今日的复制品。而这一几乎成为普世常识的安全认识甚至与阿隆一贯强调所谓一时一地之政治有其时代之特殊性的功利主义看法相比，都更显时代精神的衰竭与倒退。可以发现，阿隆所反感的只是“在事情过后想象出一种活人不能了解的‘必然性’”的决定论，即：“决定论的解释和重视历史进程的偶发事件的观点，更多的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为补充。人们只有通过连同考虑其他现象，才能显示一种历史现象中的局部真实。历史学家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否定我们置身其中的变化多端的事件的真实性呢？”[1](P.174)而在雅各比看来，目前盛行的则更接近一种萎顿中略带狡黠的虚无主义——大家躲在政治正确和专业细分的帽子下，其实再也不对细究人类的整体命运有任何热情。他痛感知识界思想僵死的状况，所能做的便是通过重新扛起乌托邦精神的大旗，来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知识分子学院化的真实面目宣战。而此三者不但成为了雅各比著作中最基本的三条脉络，在现实和逻辑上也正是互为因果的存在。虽然雅各比的浪漫主义情怀一定同样无法避免阿隆的调侃，但就这个时代而言，雅各比所着手复活传统知识分子范式，并回过头去为乌托邦精神洗刷误读的努力，应该说在普世意义上和雷蒙·阿隆教会了大家脚踏实地理性盘算同样重要。
一、乌托邦之死
“乌托邦”这一事实上出于托马斯·莫尔文学想象的概念，自诞生之后却不幸沦为各种思潮借以附身的绝佳躯壳。要理解其实并不困难：作为一个并无政治实指的文学化意象，它非但极具荣光令人憧憬，更因为其内核的虚空给所有希望树立声誉从而笼络信徒的“传教士”们留足了介入的空间。毕竟，又有哪种面向大众推销的理念会不许以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呢？于是，作为一种确信明朝必将胜于今日，并愿意为此目标实现而努力奋斗的乌托邦精神也日益成为了知识分子三省自身的最基本标尺。这种精神以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为敌，强调公共性与实践介入，自“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完全成为几代知识分子内心真正的指导原则。只是在德国和苏联在两个极端意义上促成了殊途同归的“恐怖乌托邦”同时，这一名词也迅速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打入了相反的极端。而令人颇感神似的是，被此后很多学人奉为“反乌托邦”肇端的思潮源头，竟然也是三部完全意义上的小说作品。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维尔的《1984》和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都细致刻画了多年后的一个在高科技和高度集权操控下的“理想社会”。而伴随人们物质满足的则是极端机器化对人性的戕害。看上去作家们都在像莫尔一般描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但事实上没有比这样故作正经的嘲弄更显尖刻了。
当然在此期间，乌托邦精神有过数次回潮，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1968年席卷欧美的文化革命。当学生们终于从偶像马尔库塞的理论中提炼出“在异化社会要感性解放”这句很对胃口的口号之时，许多激进分子确实相信革命、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憧憬依然大有可为。只是对于他们大多数来说，这更接近于一场青春期的赶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自发的、缺乏统一政治纲领的革命，这使它注定失败。但是，形形色色的西马团体在‘五月风暴’中理论先行、凌空蹈虚的教条主义表现更加映衬出‘五月风暴’行动主义的革命本色，一种即时行动的空前激情和斗争策略赋予这场风暴狂放有力的线条和色彩，在那些充满创造性的墙上标语上，法兰西，一跃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乌托邦。有人说，‘五月风暴’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2]因此在激情过后，想象力不是被解放，而是更贫乏了；视野不是更具普世情怀，而是更狭隘了。在他们口中成为一种符号化存在的“人民”或许过上了更好的日子，但这显然也是他们那些“敌人”的功劳。于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们开始在幻灭之后进入体制，更在苏东剧变之后彻底成了“历史终结论”的信徒。那些青葱岁月的荒唐事？作为谈资难说不令人沉迷。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如今成了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在他时隔30年后的自传《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便一方面对当年的蠢事大加感慨，另一方面也仍为“五月”而感到骄傲。而就更新的一代人来说，对于乌托邦精神的兴趣，或许也只有等待某个新兴时装设计师来向他们贩售了。在1997年法国一家报社针对18—30岁的年轻人所作调查中问道“你是否向往1968年5月”时，55％的回答是：“不，谢谢。”所以无论是在真正的信念还是口号中，乌托邦精神都已成了“被知识精英抹黑或是被大众潮人隐去的关键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各比分别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乌托邦之死》和《不完美的图像》三个大标题旁写下“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和“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时，我们一定能够体会到他的悲悯和不甘。
雅各比慨叹：“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3](P.107)虽然他坦诚“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乌托邦观念毫无价值；对于成功者而言，它们缺乏紧要性；对于思想阶层来说，它们会导致残忍的极权主义。”[3](P.1)并且“乌托邦主义者”也已“沦为一个被抛来扔去用滥了的名词；它意味着此人不但不切实际，而且还倾向于暴力。”[3](P.7)但雅各比还是坚持认为，将20世纪出现的几桩暴力和极权案例同乌托邦主义关联起来，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只是不幸的是，这似乎已成为从波普尔到伯林——所有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但在他看来，这都是由于他们“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流血事件。”[3](P.108)，而匆忙地将乌托邦主义与它们缝合到一起的结果。比如在纽约和巴黎举行的题为乌托邦的主题展上，摆满反犹主义海报、《我的奋斗》和集中营的展台深受人们欢迎。[3](P.22)而对于不再对社会整体改良抱有兴趣的普通人来说，雅各比认为还有着一个“要内衣还是要香槟的问题”。只是在经过类似那一展览的概念重订后，任谁都会先把政治正确又实惠的内衣穿舒坦了。因此在雅各比还在不停谆谆教诲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将是绝望的时候，大家没有强迫他去面对“黑色档案”忏悔，或许已算是对怀旧老人的额外宽容。
事实上，雅各比从未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黑色档案”前扭过头去，他反倒一直强调在批判极权主义上和波普尔、阿伦特、塔尔蒙、伯林等人几乎站在同一战壕。只是他反对他们将一种仿佛潜意识化了的“反乌托邦敌意”带入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并完全抹杀所有的乌托邦思想。雅各比不禁反问：“我们能够说乌托邦主义者要为这些巨大的牺牲负责吗？我们能够说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疯狂的或者健全的乌托邦主义者造成的吗？”[3](P.24)虽然他勉强承认“这些死亡者中有一小部分，大约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可以勉强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3](P.27)，但与此同时他也找到了逆转辩论局势、并为乌托邦主义翻案的突破口：通过对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思想家理念的梳理，雅各比突然在这群犹太人身上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蓝图派乌托邦主义”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前者精确地规划了个体的未来，有着导向极权主义的先天基因；而后者则习惯于用限定词来排除掉美好社会不需要什么，没有图纸，只有聆听和展望。并且在根本意义上，“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也正是乌托邦精神的真正传承。文人小说中的某些具体勾画，毕竟不足以作为某些政治纲领的范例佐证。雅各比提醒大家注意乌托邦主义的这两种区分，而那些令人喋喋不休的“黑色档案”如果要追究，显然也应当追究“蓝图派”对于乌托邦精神的误读和背离。
无疑，虽然逻辑上稍显迂回，但雅各比好歹找到了一个聪明的反击位置。回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的批判可以发现，多数人的着力点确实正是那类理念先行，不辞劳苦“要为人民规划菜单”的“乌托邦主义”。在这点上阿隆的概括可谓精辟，他认为那些自以为在为美好未来献身的人所犯下的错误往往在于是为“某些机制要求一种只属于观念的威望”。比如集体所有制或充分就业形式，就“必须根据其效力，而不是其信奉者的道德影响来进行判断。”[1](P.23)他认为更大的错误还在于“想象出一种虚构的连续性，好像将来总是比过去更美好，好像主张变革的党始终有理由去反对保守者。”[1](P.23)阿隆坚称那些声称能够提出一种最终裁决的人是江湖骗子，提出人们在面对这样的局面时必须考虑到两种情况并且只能也必然在两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历史是最高的审判官，他的终审判决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出；要么是由良心(或上帝)来审判历史，而未来并不比当下更具权威性。”[1](P.136)但事实上在希望破灭后大家却开辟出另外两条令阿隆始料未及的逃遁道路且同样必居其一：要么彻底遁为所谓“坚守内心浪漫”的道德自恋主义者；要么则是遵循当年即招到阿隆嘲讽的梅洛·庞蒂的“典型知识分子思想方式”，将矛头掉转对准曾经信仰的乌托邦概念：“既然苏联的失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而也是历史本身的失败，那么，又怎么能够去谴责苏联呢？”[1](P.122)相比之下，那些从来对此抱有怀疑的思想家至少还是坦诚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阿隆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等著作，反对的都是一种先验的历史决定论。而可以发现的是，他们当年遭到攻击，被迫背上“反乌托邦主义”恶名的处境，和雅各比今时面对一种历史终结论的决定论，并被烙上不合时宜者印记的下场又是何其相似。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信念与一种人为设置的体系本无关系。阿隆便质问道：“如果人们拒绝美化一个阶级、一种行动技术、和一种意识形态体系，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想要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和更少残酷性的共同命运吗？”[1](P.329)而雅各比通过将乌托邦精神与蓝图派误用划清界线，可以说在另一个意义上完成了和阿隆意义相似的工作。阿隆强调：“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1](P.329)而他口中的这个“乌托邦”，事实上也正是雅各比正想要清理门户的。其实，只要能理解“反乌托邦”并非反“乌托邦”，关于乌托邦精神的所有争论便都会豁然开朗。所以雅各比要在书中反复解释说：“这里的重点不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重点是为了捍卫乌托邦主义——或者它的反偶像崇拜的版本。”[3](P.109)
而捍卫的意义又有多大呢？雅各比认为当然是无穷的：“脚踏实地的改革或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思想并行不悖，而且前者常常得益于后者的滋养。”[1](P.4)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若能找回并保持乌托邦精神，社会也才有进步的希望。对“五月风暴”中的两句口号“让想象力夺权”和“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他也有着更积极和现实的理解，因为想象力正是动力的最初形态。只是虽然雅各比心中的“反偶像崇拜版本”乌托邦从未失去生命，但当前的局面又令雅各比寒心地感觉普世层面上的乌托邦精神早已死去。关于想象力他提出：“倘若无拘无束的童年滋养了想象力，想象力又滋养了乌托邦思想，那么，第一个环节的黯然失色必然会损害最后一个环节——乌托邦思想。”[1](P.42)而事实也早已向我们展现了第一个环节的轰然崩塌。
二、厚重的审美主义
想象力衰竭的症状是什么？很可能正是表面上想象力的蓬勃生机。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便表达过类似的忧虑，认为文化正处于并未被广泛察觉的危机中。因为文化，或者说想象力的范畴既过于抽象，可能流于空泛；同时又容易一头扎进具体琐碎中而同样缺乏意义。参照现在的情况，确实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名词，都可以在词缀上加上文化二字而改头换面，登堂入室。至此我们也应当能够察觉，雅各比所谓乌托邦精神当前最正面的敌人，无疑正是后现代主义。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比任何敌对的意识形态都危险数倍的姿态。如果说曾经的各种理念在各自的体系中还是坚实的，那后现代文化则完全导向虚无和怀疑。它们的任务只是破坏和抹平地位差异，历史和精神到这里，其实才是真正被终结了。雅各比便发现，腐蚀性的怀疑主义已经成了普遍的见解。因为在亚文化泛滥和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夹击下，现在若有人还坚持向真理求助听起来几乎是令人难堪的事情。而这在雅各比看来，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衰竭的真正根源。
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所谓“厚描”手法的勃兴。在看到许多人类学研究抛弃田野实验，转而像创作小说一般增加其中的细节和感性成分后。雅各比对这种风气总结道：“‘厚描’赞许对单一事件进行层叠式描述。它贬低处理宽泛问题的种种雄心勃勃的理论，反而尊重描绘细小事件的谦虚观察；它鼓励一头扎进日常生活的材料之中，使得历史学和人类学有了更多文学，而非冷酷的科学的感受。”[4](P.195)甚至可以说，不单人类学领域，现在多数人文科学领域竟都将基础搭建在了文学想象力之上。这个在科学与美学之间漂移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基于相对主义不断包装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便开始对其实施“正面强攻”，加以华丽描绘，使之最终成为吸引人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证据之一。雅各比称此为“厚重的审美主义”，并接着指出这从另一面上映衬出这种本土主义又是多么的意义稀薄。他不无讽刺地指出：“最近这些年来，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趣变得痴迷起来。政府官员、大学的管理者、公司的董事、博物馆的馆长、中学的校长——仅仅提及为数不多的几类人——都宣布他们赞成多元文化主义。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美国教育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厚达四百页的指南，就有关文化多样性的项目和出版物做出了规定。”[4](P.49)归根结底，文化突然变成了“任何团体或研究者希望它意指的无论什么东西”[4](P.49)
而与任何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样，在受到普世的追捧后，多元文化主义也必然和道德勾连在一起。甚至于你对多元文化主义支持得越多，大家就觉得你越有德行。而这便令局面越发不可收拾，鼓吹自由多元的后现代文化竟在最后导致大家只能采用同一种文化观，不能不说是个很荒诞的局面。甚至人们原本期望会逆潮流而动的保守主义者，也“克制着他们对这种皮相的文化畸变的反对，而不是反对多元主义本身。”[4](P.50)大家现在都希望能看到更多的黑人科学家、犹太学者和妇女艺术家，面对这样的殷殷期盼，你要表示异议确实也无从着力。但另一个老左派艾伦·布卢姆却也跳出来要将他们的本质公之于众：“他们相当成功地把自己的‘独特风俗’描绘成一种受到宪法蔑视的、具有迷人的多样性和个性的文化的一部分。”[5](P.8)而事实上呢？这些严肃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只是更体现出雅各比所说的“稀薄的本土主义”。当然你不能说这样的资料搜集和整理毫无意义，但雅各比便发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目标其实还是在于争取“获得权力或授权或工作或资源”。[4](P.96)而这无疑和真理的退位与乌托邦精神的消散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在“厚重审美”的时代，那些需要穷尽毕生心血也不一定会有结果的项目自然无法讨好随时指望以最快速度吸引眼球的学者和普通大众。这个时代的逻辑就是这样：没有新奇感、无法速成、缺乏市场的事物便应当被淘汰。甚至互相比较的与其说是各自所谓的“专业成果”，还不如说是一种“开放”姿态。布卢姆便尖刻地讥讽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宗旨不是让他们成为学者，而是为他们提供一种美德——开放。”[5](P、2)而阿隆当年对于那些人浮于事的知识分子所不屑的程度也不遑多让：“卷入论战的知识分子若要刺激对方，根本不需要在‘目标’问题上针锋相对，只要表明其在对“革命”这一神圣词语的理解上不同于对方就足够了。”[1](P.51)事实上，多数人的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一种很难超越的人类本性，即一方面必须有一种基本理念上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必然在找到安全感之后开始有限度地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在学院和教授泛滥、大众又通过互联网的兴起找到零门槛的话语平台之后，原本学术资源的稀缺与高门槛也必然逼迫这些终于有机会向公众表达看法的人们找寻自己能够把握的对象——哪怕这个对象在几年前还不入流、甚至低俗——并为它争取到和黑格尔或古希腊悲剧同样的正当性。而一旦有像雅各比或布卢姆这样的保守派出来为人师表，他们必然团结一致将这少数几人打入道德深渊。在此，传统左派和传统右派的命运终究是相同的，只要还坚持维护理性和真理，就一定会是大家的攻击和怜悯对象。因此布卢姆在《美国头脑的封闭》这本剖析美国多元文化风气和知识分子机械化的著作开篇便挑明了他所面对的人的心态：“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他们对平等的忠诚。这两者在一种道德意图中相互关联。真理的相对性不是一种理论观点，而是一种道德要求。”[5](P.1)
于是雅各比在《乌托邦之死》中表示多元文化主义的热情其实根源于乌托邦精神的终结至此也已能够理解。所有有价值的努力，早已被像白蚁一般的后现代主义溃于无形。甚至想要努力的意愿，都似乎已成为一个古老的笑话。雅各比总结道：“因为缺少理想，左派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就热情地欢呼文化多元主义来填补这种空缺。他们把文化身份认同、本真性、反霸权、表征、改革的以及打破平衡的这些流行的词语连成一条线，它们赢得了来自其追随者阵营的嘉许；而且他们还加上了一套苍白无力的政治口号，作为他们的政治正义的证据。大量这类著作都从思想贫乏的想象获得了其活力。乌托邦的让渡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盛会让出了道路。”[4](P.102)但其实从圣诞节的遭遇也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也只是在辞藻上出足了风头而已：美国不同种族十二月的三个节日圣诞节(Christmas)、光明节(Chanukah)和宽扎节(Kwanzaa)，事实上早已被同化为了相似的消费购物形式。此时在相同商品上贴上不同节日的促销标签，除了增添打折机会，还有别的文化上的意义么？当然有人会说正是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保留原始文化的诸形式，并且自认为牺牲巨大：专一有之，并无所求。但又有多少人可以保证自己只是在书斋中安心制作标本，而非在一个最时尚层面上为扭曲的僵尸们还魂，并为此兴冲冲搭建着美轮美奂的空中花园？事实上任何时代的情况都只有一种：“只要青年人觉得自己前程远大，可以大有作为并受到欢迎，他们就会意气风发；他们也甘愿为实现某一理想而忍受最大的苦难。从许多女人身上享受艳福，还是把最深刻的爱情倾注在一个女人身上，这两种追求对他们并不矛盾，而是交替出现在他们的想象中。”[6](P.73)
三、穿过院校的长征
而多元文化主义所导致的最明显后果，在雅各比看来正是他们这代尚且秉持为生民鼓与呼的知识分子竟然已成了“最后的知识分子”。那些本应在咖啡厅、郊区小阁楼里面向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都已开始了“穿过院校的长征”。而成了学院派人士之后便也不在公共平台上发表公众能够看懂的意见，或者说，他们事实上也已没有了这样的能力。而换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其实也正是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乃至乌托邦精神夭折的原因所在。
早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便强调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7](P.17)因此本身知识分子就应该运用自己的言辞和思考做武器来介入现实。他说道：“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7](P.23)而这，也正是雅各比所一贯坚持的老派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乌托邦精神，和现在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首先都以独立的个人参与到意识形态的论争中，其次不会把专业和晦涩的用语拿来当作逃遁的保护伞。而现在他所能看到的针对普世问题提出公共意见的知识分子却已比纽约的廉租房还要少见。在他所身处的大学校园内，新晋学者们都更愿意别人就他的专业成就称呼他为教授。雅各比承认他们的研究能力或者严谨性可能都要超过老一代，但这样的分工细做只会摧毁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承。即便他们成了知名的黑人小说研究家或是女权主义理论家，完成的也只是一种利害的重新平衡。而雅各比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典范埃德蒙·威尔逊又是怎样的呢？他在接到约稿时都会把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明信片寄给编辑，上面写道：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在媒体露面，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而以往令保守派和当权者胆战心惊防范的犀利攻击，更是早已难觅其踪。这不禁令雅各比感慨不已，因此他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事实上要厘清的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缺失。他说道：“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8](P.1)
但这样一个令人感伤又无奈的消逝过程似乎又无可挽回，在简·雅各布斯提出“大城市公共空间的死与生”之后，雅各比同样发现曾经的那些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的转型同样可以部分归咎于环境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简单来说，那种生活于廉租房和咖啡屋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具备，经过城市改造，加上稿费已不再足够维持生计，知识分子只能选择要么投靠崭新林立的大学城，要么就只能去郊区，彻底远离文化中心。从适合交流的咖啡屋到整齐划一的大学食堂，在雅各比看来这正是思想风气转衰的最好象征：“思想和梦想都需要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知识分子不停地逗留于咖啡屋和酒吧，乃是以努力摆脱金钱和苦力的束缚来影响坚如磐石的公民的，哪怕这种努力只是做个样子。”[8](P.28)在咖啡屋文化下，格言警句和济世散文喷薄而出，但大学城却只会产生专题论著、小众演讲和奖学金的申请表格。现在的它们已不会把眼光转向狭窄的学术之路以外，整个体系成了企业化的照章办事，论功升迁，甚至随着电视文化的兴起，所谓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扮演起了艺人的角色。那些理应站在体制对立面的人，却成了体制中最核心的力量。对此雅各比感叹道，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还是第一次被强行推上了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位置，甚至这接近了一种学术资本主义。或许有人可以争论说大学教授上电视，成为网络明星，不正是公共性的代表么？就此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便做过很深刻的分析。他首先便关注到了知识分子现在其实越来越喜欢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却是“公共越多，智识越少”的情况出现了。由于传媒的发达，公众也越发对各种领域更多了关注，但在信息爆炸，随时有无数新问题和新热点出现的环境下，没有人需要一个复杂化了的解释。知识分子只要迎合了大众的期待，便算是做成了买卖。所以应当花心思的地方成了怎样哗众取宠，为此便不惜信口开河。而真正出于社会责任感、基于理性而提出的见解，什么时候又获得过大多数民众的好感和理解？因此说他们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甚至已算不得偏激之语。雅各比指出，早在许多年之前，《党派评论》就已经警告专家和大学教师正在取代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乔姆斯基更补充认为，“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8](P.201)无论专业化还是市场化，其实背后遵循的都是最为世俗的逻辑规范。既然不再持有乌托邦精神的理念，他们的看法也就不再具有批判和反思的价值。而持相似观点，写有《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弗兰克·富里迪便具体分析道：“强大的文化压力促进了一种衰弱无力的知识，如今盛行的正是这种知识，它鼓励了对待思想生活的庸人态度。知识运用上的实用主义做法能够限制上述倾向所带来的破坏。但是实用主义本身转移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去实现对公众生活发挥重要影响这一潜能，而是沉迷于狭窄的专业领域。”[9](P.66)
雅各比提到：“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而后来，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8](P.160)或许专业科学这些年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许多之前并无人关注的偏门领域由于教授们的钻研终于重见天日，为图书馆开辟了新书架，但这种一方面只面对同行和专家，另一方面出于利益或声誉考虑而面对大众的格局，还是导致了责任感和具备普世价值的思考的萎缩。当看到所谓的“新左派”只是冷静地从学理或谱系的角度分析和整理那些曾经的知识分子们亲身参与呼喊的思想时，这一切的形成便也已可以想见。只是雅各比还在不甘地和人强调说自己感觉这种学问是奇特的：“它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位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变成了一种最深刻的讽刺。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8](P 157)
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多元文化主义的泛滥和为公共性的美好将来努力的乌托邦信仰缺席，正像三条互相嵌套的锁链，共同将我们的整个时代引入一种碎片化的无序中。而雅各比在毕生的不同著作中，孜孜不倦地想要剖析清楚这三个关键问题，并引起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反思。可惜的是，若是想让现在的大众和学者接受一种理念，你必须将它包含了复杂、悖论、反思的丰富性消除，成为一种脱离现实意义的简单表述，这才是他们习惯的理解模式，也正是乌托邦精神当年遭到误读的最根本原因。当年蓝图派解读下的乌托邦主义看似取得了胜利，事实上这也正是它死亡的开端，而真正的乌托邦精神，便只能成为被放逐的幽灵般的存在。而作为不肯把话语权完全交予群氓的雅各比，他的勇气也少有人能够体会。
如今，中国的知识界和社会的文化风气与雅各比所描绘的二十世纪末的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又有几个能够理性看待现实问题，并坚持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呢？而在一个理想被彻底打入深渊的时代，或许也正是理想摆脱被利用的境况，回归自己最初价值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