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汉字、语言、文章、文学的谐和统一——兼答两位诘难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诘难论文,谐和论文,汉字论文,两位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到底“姓”什么？前人的经验是汉字、语言、文章和文学的谐和统一。如何谐和统一呢？先说识字。小学一二年级应采用中国土生土长的符合汉字特点、而又能够大面积提高识字效率的集中识字教学法（字族文识字法是集中识字的衍生物），积极推广景山、力迈学校的经验，先识两千字再说其他。此后各年级须要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识字方法，丝毫不得马虎。这里所谓的分散即随课文进行；所谓的集中即分学期分年级复习时进行；这时的集中识字可讲一些字源知识，加深记忆，使之终生不忘，有效地减少错别字发生率。这个方法直到高三复习时仍然需要。目前社会上错别字成堆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与数十年来学校识字教育方法不够科学、与汉字特点相悖有很大关系。基础教育阶段，识字量要力求提高，是五千、六千、七千？亟须明确规定。
再说语言。基础教育阶段语言教学的根本任务是积累大量的语言材料。积累的方法是充分发挥汉语音乐性强和青少年识记能力强的两大特点，通过反复诵读使千古流传的书面语言材料谐于唇吻，识记在心。旧的“三百千”有些过时，近来涌现的（新三字经）、新四五七言歌、《中华成语千句文》等，应当进一步推敲加工，尽早引入课堂；旧对韵与新对韵（至少已有两种）哪一个更好，应当研究作个结论积极引入。古今诗词名篇识记二三百首，对于弱智者是件难事，因此不可强求；对于高智能者唾手可得。至于叙事性的文学名著语言材料的积累，主要是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语言和作者叙述语言的识记；积累的方法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教材适当介绍一些语言知识，比如四声、平仄、双声、叠韵、叠音、诗韵和词谱也是必要的。至于从外国引进的所谓语言共性的语法知识，“讲一些，不要考”。修辞与逻辑知识也是如此。语言教育的任务主要在于词汇积累方面。日本数十年前就有明确的基本词汇量的规定，而我们至今还是糊糊涂涂，语文教育质量怎能提高？
再说文章。古代教育历来重视文章教学，《古文观止》的广泛流传就体现了文章教学的特点。文章当是短小精悍的千古传诵的和今日大家公认的名篇。现代的短小而又是名家的也应审慎。约稿编辑都通不过的、语言和文风都有明显毛病的，无论如何不可再用。教材选文应忌派性。这里所说的派性是指70年代末恢复全国高考统一命题、全国编写统一教材以来形成的语言派和文学派。毋庸讳言，70年代末以来掌握命题与教材大权的基本上是语言派。语言派掌权，语言学家当仁不让，自己的文章越选越多。《介绍〈应用文写作知识〉》《短论两则·“偃旗息鼓”与“圆满结束”》和《语言的演变》等，之所以选入教材，一是符合语言派的理论，二是作者的名气。就文章本身看无论语言还是文风都有明显的毛病，称不上范文。《语言的演变》选入教材，增加了教材的学术派性。人类的语言发展至今，它的规律首先是继承性，其次才是演变性。可是现代语言学家回避这个事实，只讲演变，不讲继承。我们无权要求语言学家非讲继承不可，但教材将它选入，又不配编与此相应的“语言的继承”，就使教材学术派性凸显出来。
再说文学。教材的文学性过去重视不够。90年代初大家逐渐认识到了它的缺陷。然而当年掌握教材大权的语言学家却站出来撰写文章说，我也是“重视文学性”的。理论家只顾骑墙争名誉，问题怎能解决！真到近来文学界出来批评，才引起震动，教材的文学性才有所改观。其实过去教材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太少，主要是分量太轻。60年代初期强调名家名篇，实质是强调作品的分量。现在文学性刚刚被重视，就出现了新的麻烦。这麻烦不是重蹈过去不厌其烦地讲解思想性和艺术性，教师讲得头头是道，学生笔记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而作品一遍都没有认真读过。这里说的新麻烦是当今文学流派对这块阵地的争夺。去年全国高考试题竟然用了现代派的语体诗，令人啼笑皆非。《九叶诗选》我读过，读的是作者介绍，不是诗，因为读不懂。语体诗今人读不懂的越来越多，这是高考要考的原因吗？高考一考，书店立即就有什么“新体诗鉴赏”之类的书上架，紧接着教材就会有此类作品的编入。教材与一般读物不同，它一定是经过时间淘汰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多数人喜欢的作品，否则绝不能入选。此外，文学作品是靠形象感动人的，因此教材通过它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语言文字”问题。
总之，汉字、语言、文章和文学的谐和统一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如何谐和统一？汉字教学的重点在小学，尤其是一二年级。中学各年级生字逐渐减少，但每遇到一个生字都不得马虎，在复习阶段要将所学生字集中复习巩固。目前小学识字量大少，中学没有明确的识字任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文章、文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直到高中三年级，由浅而深，穿插进行。小学初中不妨以五七言诗、寓言故事为重点，高中不妨以词及小说为重点。文章的比例当小于文学作品的比例。文章与文学应当以文言为主，应当短小精悍。文章与文学常识可简要介绍一点。作文当以文章写作为重点，不妨涉及一点文学创作（包含五七言诗作），也不妨模仿一点文言笔法，把文章写得简约一些。须要强调的是，不管文章文学作品选得怎样好，以考知识为主的思想不改变不行。这是20年来的深刻教训，不能忘记。
梁信德、梁学连两位同行在《语文还是语文》（本刊2001年2期）里连点敝名4次，看来一位读者来信说的“一针见血，针针见血”不是恭维话，真是刺得太深了。我无意刺伤他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我拜读了两位的文章，感到多未涉及我所谈问题的实质，毋需浪费笔墨再作“商榷”。但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良医在语文教学界之外”的发明权不是敝人。我的文章写的是位“高人”。这位“高人”是谁呢？不用我说，当年读过《文汇报》那篇文章的人都会记得“刘国正”的大名。刘国正者，笔名刘征也。刘国正先生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编教材经验，既写杂文、寓言，又写旧体诗词，是位多面手作家。不用出门作什么调查研究，他就知道教材该怎样编教学该怎样搞。为什么他要到报纸上大声疾呼“良医在语文教学界之外”呢？恕我直言，从1978年开始，大陆的语文教学改革在“三老”具体指导之下，尤其是在吕叔湘、张志公二老具体指导之下，广大教师奋战了十多年，许多实验成果出现。然而从整体看，语文教学仍然没有进入正确轨道，而自己又不便于直说，于是才想借助外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回想一下，1985年吕老还在讲“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张志公60年代初出版他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时，对于传统经验的态度是客观的公允的；然而到了80年代却来了个大转弯，对传统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这时许多老教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二老眼皮底下工作的刘国正先生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想他与许多老教师的心情不会有多大差异。我这个分析是从他的字里行间窥测到的，不知读者诸君然否，不知二位梁氏然否？由于理论家没有解决好理论问题，所以语文教学很难走上正确轨道，所以汉语水平滑坡，所以文学界不请自入，大肆挞伐，这不足以使语文教育家、广大语文教师猛省吗？文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气呢？作家、名作家都辅导不了自己的小学生孩子，作家给孩子的正确答案，教师往往判错，这是教师的光荣？一本小学语文习题集竟长达七八百页，这究竟是什么“知识”？
其二，二位梁氏还说：“《综述》者和杜常善先生能不能辛苦一些，到全国农村、到基层的语文教师中、到学生中体验一个时期，作些实实在在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再决定如何理解和施行或改进新大纲和新教材？”首先申明，两位梁氏据以指斥的敝人那篇小文成文与寄出的时间，都早于我看到新大纲新教材的时间。我拥护新大纲新教材，因为它确实前进了一步。新大纲新教材之所以有这个进步是时势使然，是文学界的推进，同时更有语文教育界广大同仁的努力。这“广大同仁”之中就有敝人在内。敝人从1987年开始“借助一句古诗提高一篇作文水平”课题的研究，翻阅数以亿万字的文献资料与报刊（不知这是否为调查研究？）发现了“汉语特点”问题。于是在《中学语文教学》1992年8期首篇位置发表了论文《从汉语特点出发改革语文教学》。此后接连在《中国教育报》《汉字文化》《文汇报》和《语文学习》等报刊发表14篇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强调汉语特点，强调文言，强调诵读，强调语言材料的积累，强调“诗教”等等。
我已经够辛苦了。作了二十多年地区级、县级教研员，有比一般教师“神气”的一面，但有比一般教师更为辛苦的一面。我大学毕业之后即从事教学教研工作，36年里，教过初中、高中，培训过初中教师，搞过专科函授，还教过大学一年级写作课；当过工作员，防汛救灾，宣读“双十条”，代公社书记为人民出版社写过专稿，代地委书记为教师代表大会写过长篇报告；听过许多课，小学、初中、高中，本地（14个县）、本县（10个乡）、外地（苏州市郊区长青公社高中）、外县（陕西千阳中学），颠沛流离，吃住异常，其苦难言。我了解小学二年级一位教师讲《诚实的孩子》，第一段共有20个字，而她写在黑板上的段意却是22个字：“写列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爸爸到姑妈家里去做客”，比原文多出的两个字是“写”和“里”；还了解小学五年级一位教师给学生讲人物的多种写法；更了解一年一度的装模做样的平时谁也不那样干的市县两级创优课。一位教师在高一课堂上大讲鲁迅是位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校长向我要奖，我能给吗？不给得罪人。教研员的差使是份很苦的差使。在六七十年代作为一位教研员深知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缺乏资料之苦。我急教师之所急曾单枪匹马按文章体裁编《工农兵文选》三本铅印发到全县，又编作文教学参考书两本（其中一本就是上海教育出版社那一本）。数十年来撰写教研论文和公开出版的编著已逾百万字，地方铅印的也逾百万字。此外，教材中该注而未注者，教师问你，你不能敷衍了事。《温馨的风》一课有句引语：“暖风医病草”，是谁的句子？此句看似平常，其实它是文章主旨所在，不弄明白不是滋味。查了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后来查《佩文韵府》“暖风”条，没有；再查“病草”条，终于找到了它的出处。原来它是唐人李中的诗句。诗非名诗，人非名人，今日之作者怎么能去读《全唐诗》呢？后来才发现今日之作者是读《唐才子传》，心有灵犀一点通，遂有名篇《温馨的风》创作成功。补充教材高中第一册选了柯灵的《一次重温历史的旅行》，文中有“露国康特拉琴科少将战死之所”。何谓“露国”？教材没有注。据文意推测当为“俄国”之意。为什么又称“露国”呢？为了弄个明白，给老师们个说法，于是到处寻查，到处碰壁；最后在《学研汉和大字典》里找到它的解释。原来它是“露西亚国”的简称，露西亚国为“俄罗斯”英语音译。这是否为调查研究？此外，吕叔湘先生说“曳”字“是个完全死了的古字”，我看此说不确。于是就翻书调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记下了28个带“曳”字的句子，其中“摇曳”条目很多，只作一次计。此外，传统蒙学教材“三百千”，张志公先生说不重复的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左多少，右多少？为了弄个明白曾花费了十天时间作了个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传统“三百千”共用单字1465个（不含其中6个已经简化了的繁体字）。此外，还统计过农村小学5年学过的10册课本共有成语217条，中小学学过的词汇量不过10318个，比日本“国语教育22500个基本词语”少12182个。不知二位梁氏要我去调查什么统计什么，只好姑妄答之。可能不符合二位的原意，只有像一些中学生那样，你出你的题目，我作我的文章，有什么写什么。数十年过去了，调查与统计的项目很多，以上只是顺便简而答之。需要向二位申明的是，我已经退休3年，蛰居卧室兼书室，翻翻书，写点文章，偶尔应付一下约稿，无力外出调查研究了。值得庆幸的是，语文教学界一代新人正在成长，“嫩箨香苞初出林”，20世纪一些伟人没有把语文教育理论问题解决好，21世纪正是新一代大显身手的时代，愿不久的将来能将理论问题解决好，迅速提高母语教学质量。我们的具体问题分歧可能很多，但最终的目的却是相同的，不知二位梁氏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