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权论文,唐代论文,制约机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里，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权力所达到的程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认同着“至高无上”的说法。应该承认，以一种高度的抽象来揭示整个封建社会的通则，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而依据辩证法进一步加以分析，便不能不承认如同其余所有现象一样，皇权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必须与其它因素结成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皇权之“至高无上”，并非无条件地超越一切，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也不能一味凭喜怒爱恶滥行赏罚，对臣民绝对操持生杀予夺之权。即便在号称封建盛世的唐代，唐太宗不仅是中原民众的天子，还被北方游牧民族尊为“天可汗”，却反倒说自己“常怀畏惧”，“常不得自由”。可以想见，所谓皇权“至高无上”，仅仅是相对而言，当时社会存在着对皇权的制约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唐太宗关于畏惧感的全面表述是这样的：“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得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①这里指出畏惧在于天人两个方面，本文所作关于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的研究，虽细分为若干子目，但不外乎以这二者为畛域而展开。
其一，昊天上帝对皇帝的监临
唐代依然奉行君权神授说和天人感应说，对祭祀昊天上帝制定了空前完备周密的礼仪，并把各种自然灾变理解为上天对皇帝的警戒和惩罚。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甲子，唐高祖建唐称帝，在京师长安城南设坛祭天，册文说：“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②当年还定为制度，以后每年的冬至日，在城南圆丘坛祭祀昊天上帝，从祀五方上帝等，为后来诸帝所遵循。祭天的高潮是皇帝亲赴东岳泰山（岱宗），举行封禅大典。所谓“禅”，是指在泰山侧五里处的社首山设坛祭地，此处略而不论。所谓“封”，是指登泰山筑坛祭天，向昊天上帝汇报成功，即帝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③唐朝建立以来，封禅呼声甚嚣尘上，有的皇帝谦让，有的皇帝一直跃跃欲试，终因外族内犯、彗星出现及种种自然灾害，致使这一动用大量人力耗费巨额财力的大典难以举办。继唐高宗封禅之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又率领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凡数千人，浩浩荡荡东赴泰山。当时仪注规定：“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俯伏，兴。大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东向。”祝词说：“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上帝眷佑，锡臣忠武。……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谢成于天。”唐玄宗对天帝谦称为“余小子。”④这样，在天帝之前，皇帝不再有君临世间的那种威严，而是降身份为臣，谦称御名，行跪拜礼。这就使得皇权的至高无上成了“有上”，把虚本位的天帝置于皇帝的顶头上司的地位，对皇帝加以监临。
武则天改朝换代当女皇帝，也求助于天命神意。当时，佛教徒依据前代译本《大方等无想大云经》，撰了一部《大云经》，说净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萨，“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王田上，得转轮王。”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又来华重译《宝雨经》，说佛告诉东方日月光天子：你在中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武则天因此宣称自己当皇帝有来历，撰《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说：“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佛）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⑤。她称帝后上过“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佛教认为菩萨成为转轮圣王后，乘坐的车子有金银铜铁四种，分别称为金轮圣王或银、铜、铁轮圣王，依次统治四、三、二、一天下。佛教还认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这六道众生，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受着种种痛苦的煎熬，因而号为六凡；而佛、菩萨、缘觉、声闻是四圣，已获得不同程度的觉悟和解脱，永远脱离了六道轮回。那么，天比菩萨地位低，怎么会有资格去册封菩萨皇帝呢？但当时人不去深究这一尊号的毛病，反映了昊天上帝观念已达到主宰一切的地步。
天神观念的根深蒂固，必然会在唐代形成一种管束限制皇权的力量，以自然灾害一方面促使皇帝主动自律，一方面由人们对皇帝作被动他律。兹各举一例。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旱情持续半年之久，九月份才开始下雨。李峤《晚秋喜雨》诗序披露说：唐高宗“虑深求瘼，念在责躬，避寝损膳，录冤弛役，牲币之礼，遍于神瘼，钟庾之贷，周于穷乏。至诚斯感，灵眷有融，爰降甘泽，大拯灾亢”⑥。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涌出一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下令将县名改为庆山县。有人上疏抨击道：“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⑦这种天人感应说从哲学角度着眼，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从政治角度着眼，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唐代社会假手于“天谴”，逼迫皇帝克己尽职，臣僚背靠老天爷这个后盾，也才能壮着胆子针砭时弊，限制皇帝荒怠政事和作威作福，便构成对皇权的制约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总还是有益的现象⑧。
其二，中央机构职能对皇帝的制约
中央机构的职责在于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但不同个体的并存必然导致矛盾。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为中央机构的主干。唐朝建立伊始，三省虽有一定的分工，但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以及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偕同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头衔的其他宰相一起，参与最高决策活动。宰相们平章军国大事的办公处所称为政事堂，起初承北朝重门下官的旧制，设在门下省，后来重心转移，改在中书省。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尚书省的名称在宰相头衔和办公处所的称谓中一直没有体现，其长官被排除在决策活动之外，成为趋势。尚书省正长官尚书令自唐太宗时不再实授，左右仆射成为实际上的正长官。“神龙初（公元705年），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后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⑨尚书省长官若不加宰相头衔，便只能是本省的长官，尚书省也就成了仅仅受成命的机构。这样，三省的分工便明明白白地确定下来，即中书省出令，为决策机构，门下省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执行，为行政机构。关于三省的工作程序，朱熹具体介绍道：“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⑩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经过集体审订成文的诏敕是否都是皇帝个人的主张？换言之，皇帝个人的主张是否全部贯彻，是否被修正、补充或驳回，皇权是否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是否受到中央机构职能的制约？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位继承制度，并非按照经文纬武的标准来选拔一国之主，不免会有毫无治国能力的幼冲、昏庸、痴呆者尸其位。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不可能对纷乱如麻的国事了如指掌，意匠经营，应付裕如。这就需要在君主体制下尽可能地由臣僚陈述意见，集思广益，形成决议，然后以皇帝诏敕形式颁发。中书省从皇帝那里取旨，由机要秘书中书舍人草拟初稿。中书舍人若意见不一，可各执一端，签名负责，称为“五花判事”。然后由中书省审查修改，再由门下省把关驳正。诏敕是否妥当，关系到政治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因而诏敕的出台绝不能草率，严肃的皇帝懂得这个利害关系。唐太宗曾多次指示：“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11)经过这个程序制定出的诏敕，当然既可能有皇帝个人的主张，也可能有“人之意见”。当后者修正、补充或驳回前者时，那便是中央机构在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皇帝说了算，无疑应该看作是对皇权的制约。试举一例以见其具体情况。唐初实行府兵制，规定21至60岁的丁男承担兵役。右仆射封德彝等人建议征点18岁以上的中男入军，唐太宗采纳，草就了诏敕。魏征时任谏议大夫，“敕三四出”，“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唐太宗大怒，说：“中男……若实大，亦可简取，于君何嫌，过作如此固执，朕不解公意。”魏征说：“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唐太宗只好收回意见，还承认自己“过亦深矣”(12)。可见在遇到臣僚的抵制时，皇帝的主张贯彻不下去，皇权不可能达到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地步。
在唐代，体现皇帝意志的所谓口谕、手谕，虽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不被看作正途，受到舆论的责备。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不满，武则天找了个借口，指使肃州刺史王本立对他宣“敕”治罪。他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名为敕？”(13)唐中宗时宫闱卖官鬻爵，“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14)。这种不经过正当途径，由皇帝批条子而授的官，人们称之为斜封官，体现了对手谕的轻蔑。唐中宗死后，斜封官逐渐废除。
皇帝当然不甘心忍受任何摆布，力图突破种种限制，重要而简捷的办法是调整中央机构的职能，设置各类学士，作为自己的贴身机要秘书，以贯彻自己的主张，加强自己的势力。上元年间（公元674－676年），唐高宗将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著作郎元万顷、史官范履冰多人召入禁中，“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15)。北门是宫城的一道门。新的秘书班子移入内廷，与称为外朝的南衙中央机构并立，成为内朝。自唐玄宗时起，皇帝不断设置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代皇帝批答表疏，并草拟诏制。翰林学士安置在特设的学士院中，“专掌内命”，“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16)安史之乱爆发后，军国事务繁剧，深谋密诏，皆从翰林学士中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17)翰林学士的“内命”，不经中书门下，用白麻纸书写，直接颁发。而中书舍人知制诰掌“外制”，依然按照上文所述的程序，由两省审定，用黄麻纸书写，然后颁发。内命、外制都是诏敕，政令的拟定颁发，由原来的中 书门下一条渠道分作两条渠道。内朝不断侵蚀外朝，表明皇权在制约和反制约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突破口，以谋求一个合适的度，使皇帝的旨意得以贯彻。
需要附带论及的是唐后期宦官专权下的皇权地位问题。宦官“口含天宪”，是另一股内朝势力，一方面不得不附丽于皇权，以招摇撞骗，作威作福，一方面又凌驾于皇权之上，以至于皇帝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唐文宗曾感叹自己受制于宫内家奴，连受制于诸侯、军阀的亡国君主周赧王和东汉献帝都不如。宦官杨复恭立唐昭宗为帝。当时主考官被称为座主，所录取的进士自称座主的门生。杨复恭援以为例，以“座主”自居，蔑称唐昭宗为“门生天子。”宦官制约皇权，是政治势力消长的产物，是特殊现象，不是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机制正常运作的必然结果，因而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修史制度对皇帝的约束
我国古代重视编修当代史，设置左史、右史负责记载当朝皇帝的行动和言论。唐代设史官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和右史，要侍从皇帝，搜集情报，及时记录。这些资料再由修史官编纂为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以及国史。
为了保证史书的客观公正，史官有相当大的独立人格，修史工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拒绝当朝皇帝干预和阅读。严肃正直的史官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敢于抵制皇帝的非份干预，并申明修史对皇帝的约束作用。其他官员也作如是观。
唐高祖建唐当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针对他的种种行为上疏谏阻，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18)唐太宗问兼知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书何等事”，褚遂良答道：“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守道不如守官，臣职为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一步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绵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19)以后累朝史官也都反复强调这层意思，以“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20)在修史制度的约束下，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不得不检点自己的言行。唐太宗即表示：“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21)
唐太宗多次提出要亲自披阅国史。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对，说：“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曾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22)贞观十三年，褚遂良又加以拒绝，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但在贞观十七年，司空房玄龄温和地陈述了反对意见后，只好顺旨，删节国史为编年体，以《实录》呈上。当唐太宗看到关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担心“语多微文”会给后人留下思索的空间，使自己落下杀兄逼父、夺嫡篡权的坏名声，就对房玄龄定下调子，着令修改。他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3)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皇帝无法冲破亲览国史的障碍，并以修史制度来约束自己。唐肃宗即对史官于休烈说：“朕有过，卿宜书之。”于休烈赞扬道：“有德之君，不忘书过，臣不胜庆。”(24)
其四，臣僚谏诤对皇帝的限制
在唐代，臣僚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的古训，皇帝希望诤臣“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25)。因此，国家不但设置专职谏官，还责成所有臣僚谏诤，从组织和责任两个方面着手，保证对军国大事和皇帝过失形成舆论攻势。谏诤涉及到批评皇帝的错误，往往使皇帝感到逆耳、难堪，也会给臣僚带来不利，古代把这叫作“犯逆鳞”。所谓犯逆鳞，是说龙脖子下面长有倒生的鳞片，触摸时疼痛难忍，龙就要发怒，将触摸者干掉。理智的皇帝能够正确对待。唐太宗主动求谏，认为：“为君不易，为臣极难。联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26)在正常情况下，诤臣的极言直谏，往往表现出仁者之勇和回天之力，构成对皇帝的限制。
谏诤对皇帝的限制，包括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举隅如下：
有抵制皇帝以主观意志干扰国法的。唐太宗下令选举中诈伪资荫而不自首者处死。发现一例后，大理少卿戴胄根据国法判为流刑。唐太宗责备他说：“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27)
有抑制皇帝极情声色的。孙伏伽上疏唐高祖，说：“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因此，应取消在宫城北门玄武门举行散妓游戏的计划。唐高祖“览之大悦”(28)。唐太宗下诏纳已待婚陆氏的郑氏女为妃，魏征谏阻说：“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唐太宗承认“此乃朕之不是”，“令女还旧夫”(29)。
有指责皇帝奢侈纵欲的。唐高祖建披香殿，富丽堂皇，谏议大夫苏世长指出：“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应吸取隋朝“奢淫”失国的教训，“不忘俭约”。唐高祖“深然之”(30)。魏征鉴于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批评他“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唐太宗表示：“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31)
有阻止皇帝游猎扰民的。唐太宗拟在秋收时节去同州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上表切谏，说：庄稼“十分才收一二”，“始拟种麦”，“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唐太宗“甚嘉之”(32)。
有牵制皇帝偏袒近亲的。长乐公主系唐太宗和文德皇后所生，特别受宠，出嫁时，唐太宗命令官府提供费用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奏道：“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唐太宗“称善”(33)。唐宣宗赐其舅郑光田地，准予免税，宰臣上奏反对。唐宣宗说：“朕实不思耳。卿等每为匡救，必极言毋避。亲戚之间，人所难言，苟非忠爱，何以及此。”(34)
有裁定皇帝处理家国双重性质事情的意见的。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皇帝自称“国家”，重大的家事也就是国事，具有双重性质。皇帝对这类事情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征得大臣的同意，由大臣加以裁定。现以立太子和皇后二事为例。唐太宗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后，曾面许立魏王李泰以代之。大臣们意见不一，岑文本、刘洎同意，长孙无忌、褚遂良主张立晋王李治。褚遂良说：“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唐太宗被三子阋墙所拖累，感叹“我心诚无聊赖”，自投于床，欲自杀了事。长孙无忌、褚遂良急忙扶起他，夺过佩刀，问他到底想立谁。唐太宗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等人奉诏。唐太宗仍然担心“外议何如”，六品以上文武官员都表态同意，这才正式“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35)。唐太宗为了使自己立哪一个儿子当太子的主张能够由大臣们通过，居然不惜玩弄要自杀的花招。后来，他又想改立吴王李恪，长孙无忌谏道：“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唐太宗“不能相违”(36)。唐高宗借口“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王氏无王子，昭仪武则天有子欲行废立。他和大臣们反复交涉多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坚决反对。唐高宗怒不可遏，甚至贬黜褚遂良，但自己的废立主张依然无法实行。这时，李绩对他说：“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许敬宗在朝中散布道：“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民议。”(37)唐高宗这才解了围，得以立武则天当皇后。
谏诤对皇权的制约，唐太宗当属典型。时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38)他自己也感叹：“魏征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39)这使他临事三思，若会受到臣僚的批评，勿宁取消。有一次，他准备游幸终南山，已经安置好车马警卫，又决定不去了。魏征问起何故，他说：“畏卿嗔，遂停耳。”(40)但皇帝终究不情愿接受任何限制，甚至想削弱谏诤制度。唐宪宗时，谏官左拾遗元稹上疏，“以为昔太宗以王珪、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唐宪宗不但不接受，反而和翰林学士李绛秘密商量，说：“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李绛认为：“人臣……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41)唐宪宗从“天子私人”这里尚且得不到支持，只好作罢，还对宰臣们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唐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42)这表明谏诤对皇帝的制约作用，虽然因时因人而异，但作为一种机制，已经扎根社会，深入人心，不以皇帝的意志为逆转。
注释：
① 《贞观政要》卷六《谦让》。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
③ 《唐会要》卷七《封禅》。
④ 《唐会要》卷八《郊议》。
⑤ 《全唐文》卷九七。
⑥ 《全唐诗》卷六一。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⑧ 参考胡如雷先生说，详《李世民传》页一六八。
⑨ 《大唐新语》卷一○《厘革》。
⑩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法制》。
(11)(25)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12)(29)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
(13)(15)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
(14) 《资治通鉴》卷二○九。
(16)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17)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
(18)(28) 《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
(19)(23) 《贞观政要》卷七《文史》。
(20) 《唐会要》卷六三《修史官》。
(21) 《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
(22)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上》。
(24) 《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26) 《贞观政要》卷二《求谏》。
(27) 《旧唐书》卷七○《戴胄传》。
(30) 《旧唐书》卷七五《苏世长传》。
(31) 《贞观政要》卷一○《慎终》。
(32) 《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
(33)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34) 《唐语林》卷二《政事下》。
(35)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36)(37) 《大唐新语》卷一二《酷忍》。
(38) 《大唐新语》卷九《谀佞》。
(39) 《大唐新语》卷二《规谏》。
(40) 《大唐新语》卷九《从善》。
(41)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42)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