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约束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效应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金融危机引致的出口受阻，使得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启动消费，促动经济良性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需解决的难题。政府希望通过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和征收利息税等措施刺激消费，然而利率工具刺激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有限(白仲林等，2012)，居民储蓄仍呈现高增长态势(李勇辉、温娇秀，2005)，整体消费依然疲软(万广华等，200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收入的日益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正在从数量扩张的满足温饱向注重质量的小康消费转化(王宏伟，2000；范燕，2011等)。70%左右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了不足40%的消费品，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李锐、项海容，2004)。由于受儒家“崇俭黜奢”的思想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自我控制”导致了持续的消费迟滞和不足(叶德珠，2008)。
提振农村消费，需要深入地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差异(臧旭恒、斐春霞，2007)，这是因为不仅不同文化价值观对个人节俭行为和风险承受能力存在差异(Modigliani and Cao，2004)，而且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仅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不同收入组间消费差异也很显著(王宏伟，2000)。国内学者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消费的收入与流动性约束、收入分配与消费不足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孙凤、易丹浑，2000；周建军、王韬，2003；陈乐一，2005；李勇辉、温娇秀，2005；王小鲁，2007；田青、高铁梅，2009等)，其研究成果对于认知农村居民消费特征、消费趋势、消费结构等问题都有诸多贡献，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疲软的论述始终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的实证或理论研究往往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农村居民整体消费行为上，而并没有对农村居民加以区分研究(王宏伟，2000；范剑平、刘国艳，2001；李锐、项海荣，2004；黄祖辉、陈林兴，2009等)，由此产生的直接问题是，研究结论往往只能反映出农村居民整体消费行为的平均特征，而并不能真实而确切地反映出农村居民因收入差异而产生的消费行为差异，因而，研究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约束效应不仅能够很好地厘清当前农村居民消费疲软的内在原因，而且对于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增长也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为此，本研究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实证分析收入约束下农村居民总体消费行为的时序特征，旨在衡量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特征，为进一步探讨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提供一个参照系；第二部分运用ELES模型考察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结构差异，以期寻找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内在原因和新的消费增长点；第三部分为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收入约束下农村居民总体消费行为
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消费环境、非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以及勤俭节约的消费伦理、隔代消费的消费习惯等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王宏伟，2000)。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在确定性条件下存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消费者可以按一个既定的利率水平在资本市场上自由地借贷以平滑其一生的消费，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只受一生预期收入总和的影响，而与当期收入无关。但实证研究发现，消费对当期收入表现出过度敏感的特征，而且这种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主要归于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汪浩瀚、唐绍祥，2009)。持久收入理论关于消费与滞后收入无关的推论遭到了经验研究的猛烈攻击，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詹森和约翰(Jason and John，2003)对消费对当前收入的敏感性做了透彻的概念性分析，而田青、高铁梅(2009)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不同，低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强，高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弱。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已经生活在温饱水平以上，这意味着家庭消费决策的灵活性大大提高，使得居民具备跨时期消费的可能。消费者之间收入水平差距越大，其消费行为出现差异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流动性约束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Stephen，1989)。臧旭恒、斐春霞(2007)对转轨时期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中受流动性约束者的比重要大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对不确定性以及实际利率变动的反应则要比城镇居民更加敏感，同时，其长期收入弹性系数也较城镇居民要高一些。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差异，同时受收入影响显著。定量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与收入关系不仅能够厘清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受收入的约束，而且能够以此寻找农村居民目前消费不足的大体原因。考虑到农村居民消费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到过去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影响。为此，本研究选取了1980-201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数据，以及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服务及用品、医疗保健和其它商品的支出时间序列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总体消费行为时，考察了总体消费和不同消费项目分别与当期收入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服务及用品等生存型消费常系数大于零且显著性较高，而其它发展型或享受型消费常系数为负且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依然以家庭基本生存消费为主，而发展型或享受型消费品的消费收入弹性较大。(2)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生存型消费与过去收入负相关，预期收入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几乎取决于当期收入，过去收入仅会对当期消费产生相对收入假说理论中的“攀比”效用，超前消费可能受节约型消费文化传统影响而几乎不可能发生。另外，食品的基本需求量和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大于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基本需求量和边际消费倾向，这意味着食品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中主要组成部分。(3)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需求受预期收入影响显著，而与过去和当期收入则无显著关系。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需求不高，但同时对未来消费抱有信心，结合其常系数均为负的特点，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消费可能仅有消费意愿，但尚无消费能力，甚至将本该用于此项消费的收入转为它用。(4)文教娱乐的消费受各个时期的收入影响显著。根据显著性的差异，反映农村居民的消费心态：过去与未来消费心理迫切，而当期消费却不足，更多的收入用于其它支出。(5)我国农村居民当期总体消费受当期收入、过去收入和预期收入影响均非常显著，且与当期收入正相关，边际消费倾向为0.87，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当期收入每增加1元，将有0.87元用于消费，另外0.13元用于储蓄。
综合以上分析，农村居民总体消费依然以生存型为主，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可能只是部分居民的行为。过去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根据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与已“攀比”的心理，同时预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跨时期消费的心理愿望。根据已有的消费理论研究，随着收入的提高，基本生活消费比重比较高，消费结构逐渐升级，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比重会有较大幅度提升(王宏伟，2000)。因此，我国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约束的结构性效应，值得深入分析。
三、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在消费结构分析中，目前最常采用的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在英国经济学家斯通(Stone，1954)线性支出系统函数(LES)基础上，并为克服其估计的困难，经济学家路迟(Linch，1973)提出了扩展的线性支出消费函数，其形式如下：
传统的线性支出系统(LES)认为：所有的消费者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是相同的。已有的理论分析表明：忽视收入变化的分配效应会导致对总需求弹性的错误估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提出如下理论推设：同一收入等级的所有消费者对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则可能不同(朱信凯、骆晨，2001)。考虑到消费价格影响，学者们在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时，往往采用截面数据以消除商品价格的影响。本研究尝试使用经过价格平滑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变化规律。由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部分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导致数据获得困难，本研究选取了2002-2010年近10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不同收入的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算结果(见表2)总体表明：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但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基本消费均超出60%的份额用于食品消费(见表3)，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组的边际储蓄倾向分别为0.3091和0.4054，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分层特征。这可能意味着低收入层消费能力不足和高收入层储蓄率过高的共同作用是导致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疲软的原因。
从同一收入层次角度考察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化与从时间序列角度考察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行为所获得的直接认知相似，即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处于食品等生存型消费为主，同时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以及文教娱乐等享受型消费不足。
从同一消费项目而言，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逐渐提高而逐渐下降。以食品为例，随着收入的攀升，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越来越低，这与通常认为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食品消费比重越来越低，即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是一致的。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中等收入层次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与总体趋势表现“格格不入”(如表2所示)，即在所有收入组中，中等收入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与总体趋势表现出特异性，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高于中低收入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符合中等收入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介于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之间的基本趋势(如图一所示)。王宏伟(2000)认为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其消费倾向应高于其他收入阶层。该观点虽然很好地印证了中等收入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却未能充分阐释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并未成为最高边际消费倾向的原因。之所以出现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峰”而不是“最高峰”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一方面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主体，其消费水平已经超过农村居民总体平均消费水平而出现“波峰”，另一方面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有可能占到农村居民的大多数，其消费能力严重拖后了农村总体平均消费能力，因此，边际倾向消费最高的是低收入组而非中等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这也间接反映出农村居民中也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大多数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的农村富人手里。边际消费倾向
图一 不同收入层次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图
从各项消费的贡献率来分析(如表3所示)，消费贡献率比较高的前四位消费分别是食品、居住、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消费。这表明在收入约束条件下，农村居民对消费品的消费选择是有序的，即在收入约束条件下，农村居民会优先选择消费某些消费品(如食品等)，而另一些消费品可能滞后消费(如医疗保健等)。其原因可能是因收入的差异而消费的出发点不同，或出于基本生活的满足(如食品的消费)，或出于对生活质量的提升需求(如对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的需求)等等。这也进一步表明，当前农村居民除了食品、居住、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消费需求比较高以外，其它消费，如医疗保健等关系民生的重要基础性消费还依然消费疲软。
总体而言，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因收入差异而消费需求不同，消费能力也各不相同：高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满足基本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其消费更偏重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如医疗保健等消费，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由于受收入限制，消费支出的大部分仍在于维持基本生活。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各不同，农村购买力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低收入阶层虽有较强的消费意愿但购买力不足。这可能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使高收入阶层的储蓄率增加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有限，并且因消费层次的差异而影响了农村总体消费需求的持续性增长。
四、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基于消费行为理论，本研究着重考察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因收入差异而呈现消费分层的特点，高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满足基本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其消费更偏重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且其边际储蓄倾向也较高，消费行为更加谨慎，而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由于受收入的限制，消费支出的大部分仍在于维持基本生活，而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投入则关注较少；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各不同，农村购买力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低收入阶层不仅购买力不足而且严重拖后了农村整体消费能力；中等收入群体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主体，并且其消费能力可能已经超过农村总体平均消费水平。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其政策启示为：在挖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切实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应根据其收入水平分别作出有针对性的消费政策导向。具体而言：(1)加大对低收入组的农业补贴，有效增加其收入，使其能够消费。农村居民农业补贴标准偏低，例如，吉林省某县直到2012年农保每人每月只有三毛钱。同时，当前的农业补贴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农业补贴范围狭窄。因此，农业补贴不仅需要提高原有的补贴标准，而且需要扩大其补贴范围。(2)向中等收入农村居民提供政策保障，增加其消费信心，促使其愿意消费。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管理职能分散，同时农村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增加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难度。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是农村消费的主体，增加其消费信心，需要不断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各个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3)通过政策设计，刺激高收入组居民的改善性消费支出，促使其乐于消费。农村高收入群体人少而财富集中，同时储蓄率高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消费水平，有针对性地向农村引进较高档次的生活用品(如家电下乡的二次促消等)，改善其消费疲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