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变革中的行政干预探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术期刊论文,学术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12)03-0123-03
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出版之间可说是神形一体化的关系。学术期刊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动态性物质载体(不论它是以纸质、电子还是其它形态存在)，按形态可以归入传媒范畴中，按功能则只能划分到以深层次的科学探索和思想交流为旨趣的学术研究范畴，至多属于专业性传媒而非大众性传媒。换句话说，学术期刊出版就是现实化的学术研究，本文认为，19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大跃进”、“放卫星”等现象，主要是在政府行政权力过度干预下，以量化指标方法跟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盲目攀比的结果，19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实际就是对以往倾向的不断修正；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路径相似，中国现行的行政主导型学术和学术期刊发展逻辑，也终将通过新一轮变革而回归正题。
一、学术和学术期刊“国际化”赶超的缘起与行政主导型管理传统的支撑
1.现实扫描。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演进，文化体制改革持续深化，[1]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建设却总是回避不开这样一个问题，即：自身是否也应该走“全球化”或“国际化”道路，该怎样走?关于问题的前半部分目前已不构成问题，因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实践和学术期刊办刊实践早已远远走在了问题的前面。各大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争相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纳入议事日程，而且依此向主管部门申报合作计划、申请经费立项、选派邀约学者互访；各级政府主管和分管部门则更为积极踊跃，以行政手段不断推动扩大国际学术交流的规模，增拨经费，推动立项，毕竟学术和学术期刊国际化成为当前文化管理工作中新的政绩、业绩增长点。对工作成就的最主要评价方法就是，历数所属机构中的研究人员在西方国家学术检索系统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等级且以此标榜；同时历数在国内检索系统收录的对应类别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等级，以此作为督促更多国内学者提高研究水平的考评手段，可称之为“核心期刊主义中国化”现象，构成“中国学术国际化”、“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其它评价方法也大抵如此，在学术期刊方面则表现为追求在办刊模式、编委和审稿人队伍组成、作者群组成、读者群组成、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及专业素养结构等几乎所有方面向西方学术检索系统和著名期刊看齐，并且为达到与目标刊物“相似”而不计成本。极少数刊物因业已取得明显的“进步”而获得殊荣，[2]颇令其它刊物编辑人员艳羡不已。绝大多数刊物只能把主要精力用于经营本刊的影响因子(努力提高影响因子以期挤入相关的核心期刊目录，或守住已有因子以免被核心期刊目录筛除)，疲于应付各类检索机构的定期筛选。
但是，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目前仍旧争议连连，引出一系列问题。首先，如何对“中国学术国际化”、“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概念做出具体实证的而非笼统含糊的定义；其次，如何使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真正国际化而非简单地“形似”西方国家的学术及期刊；面临的另一问题竟然是一个起点性问题，即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走国际化道路究竟是为了什么，等等。这种自相纠葛的局面引导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发表了大量探讨性文章，提出了诸多观点，展示了丰富的愿景内涵。[3][4][5]中国现行管理体制在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成为争议的深层焦点。
2.历史分析。当论及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发展问题，则不能不牵涉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问题。它最初发端于明清以来西方科学文化对东亚地区社会的渗入(称之为西学东渐)。这种渗入是伴随西方的器物产品、武力扩张而逐步发生的。至清末时，中国的学者和部分政府官员在饱受本国战败的耻辱心理支配下，开始认真关注起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6]不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这些重大历史环节的递进，无不浸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痛苦与期待、中国官方有识之士的执政运筹和知识阶层的百般凝思。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的设置，亦始终贯穿着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谋求赶超西方世界的政治性主题。
所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从肇始以来即附有较强烈的政治主义或行政干预主义色彩。这一点显然不是西方学术东渐而来的本有特征，却恰恰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有特征(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政学一体、“学在官府”、“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那就是，政治标准深契于学术认可环节中，行政干预机制被置于学术研究的前提中，学术资源配给的方式和数量主要依据现有政策的偏好而非学术活动内在逻辑的需要，如由政府出面设计全国范围的科学文化发展战略，并依此设置针对学术研究领域和学术期刊建设的经费项目，包括课题规划项目、人才培养项目、学术及期刊评奖项目等，还有各类学术资格认定、学位证书颁发和职称等级考试活动的组织等。
二、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中“大跃进”式政绩心理的显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出版获得长足发展，但传统行政干预机制一直未获有效改良，“大跃进”式政绩心理仍有肥沃的生存土壤，但逢适宜气候便仍可能萌生、滋长。行政管理体制应当为学术和学术期刊领域提供相应的法律、财政、设施、安全和人力资源等保障，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过度的行政干预。一般来说，只要资源条件具备，行政干预就会成为刚性机制而非柔性机制，除非那种资源条件适度弱化或者被干预领域的自治能力适度强化。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领域对于官方行政干预的依附性，不过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在总体上强烈依附于政府管制行为的体现方式之一。任何领域都拥有其独特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现实依据，天然地具有自治性质和自组织功能，这种天然因素若得不到应有尊重，该领域将可能发生实质性退化，不论其在外部形式上如何“被进化”。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演变过程即深受其扰。
三、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流程“方便性”需求的“被正当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体系建构中的过度政治化倾向有所盘整。随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政府部门的财力、物力、注意力投放显著增加，学术和学术期刊界自然从中受惠多多。然而，这种受惠并未能实际地促成学术体系内在发展逻辑的被尊重。相反，外部行政力量通过改头换面，转而以经济和信息技术手段从各个环节上更加实实在在地强化了对学术建构过程的干预。学者的研究活动和期刊编辑人员的工作，似乎已经完全被物化为按照货币换算方法分解、量化和计算的，直接服从消费品分配规则且被时时监控的会计和物流过程。行政干预活动对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流程“方便性”的需求几乎达到极致。
四、学术和学术期刊评价简单量化方法的普遍推行与管理失灵险境
为满足管理流程“方便性”要求，直观量化方法被引入、推广，详尽的量化打分细则可以使任何具备小学知识水平的人即“有资格”评价学者和编者的高层次复杂劳动。其基本步骤是：首先，把评价对象(论文、课题等)明确规定为学者和编者(在“编辑学者化”口号下完全参照学者考核模式)本人获取生活资料的直接依据；其次，做简单加减法环节，包括对照核心期刊目录历数论文篇数、[7]对照立项部门的名称和行政级别历数课题数目及到款额度等，如在半年或一年内完成发表规定等级论文篇数定额、课题立项数定额，才算当事人在科研业绩方面考核合格；再次，根据得数大小做定性排序，确定当事人是否有资格参与评定哪一级职称或奖项；最后，按商业流通规则做明码标价，赋予当事人其职称、奖项所直接附带着的同样被量化的津贴额度、房屋面积等相应物质待遇。若当事人不能完成相应指标，则按照相同的换算方法和更高的比例反向扣除物质待遇等。
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部门以极其少量的人力、物力、时间资源(主要从其负责人个人精力配置的角度理解，实则管理环节已十分繁琐，运营成本也水涨船高)，却要管理太多数量和层次的复杂工作对象，将很难避免走向管理目标的反面，形成管理悖论：对于复杂到难以管理地步的管理对象，则只好使用最简单的方法。这在实际上又重回管理活动的起点，反映出现行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制度在运行实践中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面临失灵险境。
五、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的合理化回归
所谓的“同行评议”机制固然符合行业分工基本原理，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中国学术行业对行政干预的传统依附性也在随时发生作用。因此，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的根本改革仰赖于国家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而不仅是局部推进，其中还将包括产权制度改革、出版制度改革、国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等多维度的配套性改革措施。换言之，如果仅简单地把行政干预权限从现有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活动中直接剥离或显著调减，将可能因噎废食而适得其反，自治能力原本就发育不良的学术领域无疑会陷于无序，如同高校招生改革中的加分政策、单独招生政策曾引起激烈争议的情形一样。最后人们会发现，“以分数论英雄”、“以论文数量和课题到款额度论英雄”同经济管理活动中“以销售额论英雄”一样，实在是争议最少而且最便于操作的行业管理方法。
工商经济领域所围绕的是直接对物质资源进行开发、加工、流转和计算，以便为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奠定现实基础这一主题，学术研究和期刊编辑工作则围绕的是对精神形态资源的开发、加工、流转和感悟的主题，属于内在性的超现实活动。两者可以在所关注的内容上同构，但在工作方法和存在形态上却是不同的。学术评价首先必然会涉及到精神理性层面的交流、沟通和建构过程，这属于非物质活动，不宜简单量化；其次必然会涉及到评价主体与被评价主体认知结构之间的理解、兼容和互动过程，这同样属于用物质量化方法难以把握的内容；此外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主体间利益纠葛、心理情结和德行修养因素的无障碍介入过程，更不可能用量化评级方法给予认定；最后必然涉及到学术外行政干预因素与学术内行业自治因素之间的有机协调和动态均衡过程，这显然需要视社会整体改革和理念变革的程度而斟酌定谳。
规范合理的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的外部特征应当包括鲜明的宽容性(而非机械性)、人文性(而非物品性)和简洁性(而非繁琐性)；它的内在诉求应包括严密性、丰富性、统一性和确定性等。也就是达致在外部宽松性与内在严谨性之间建立比较稳定适宜的关系，以充分体现出它与工商经济管理制度设计思想的相异、相通和相成之处。
总之，应当以怎样的合理方式来保障学术和学术期刊管理制度外部特征及内在诉求的被尊重和被实现，并如何认定之，这才是“同行评议”机制的要旨所在。在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建设中，也应当充分肯定行政干预因素所曾经和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问题的表层应当是，如何在学术外行政干预因素与学术内行业自治因素之间建立起有机协调和动态均衡的关系；问题的深层则应当是，两者如何在自身内部建立起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和足够细化与实证化(指严格遵守知识生产的本有流程)的合理运行机制，从而使彼此成为内在本质相趋同的存在，让区别仅体现在运行方式中。这将是一个虽有些凝重却的确充满机遇的实践积累和观念磨合过程，也将是中国学术和学术期刊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必经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