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风云激荡，周王室地位不断衰微，礼崩乐坏的程度渐渐加深，诸侯国内部亦隐患重重。郑国在各诸侯国中分封较晚 ，实力有限，到郑庄公时期，一共只有三代国君，但却不影响其成为“春秋小霸”之一。《左传》中留下的郑国事迹，部分成为经典，如郑伯克段于鄢，齐大非偶，人尽可夫等等。
祭仲首次被《左传》记载也是在隐公元年的这场郑国内乱的事件中。虽然事情记载于鲁隐公元年，然而这是发生在鲁惠公二十六年（公元前743年），即郑庄公元年时的事，此时祭仲为郑大夫，官职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丞相一职。《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那么祭仲扮演的就是辅助主君，掌管军事，教化民德的角色。
祭仲在《左传》中共出现八次，在《史记·郑世家第十二》中出现了九次，从郑庄公元年（公元前743年）为相，至郑厉公十九年（公元前682年，郑子仪十二年），在政坛上活跃了60年左右。祭仲的政治生涯需要分为前后两期来分析，前期为辅佐郑庄公时期，；较为复杂的是后期，随着郑国主君的废立与夺位之争，祭仲的角色也褒贬不一。以郑庄公的死亡为界（鲁桓公十一年，即郑庄公四十三年，公元前701年），前期在《左传》和《史记》中被记录5次，后期在《左传》和《史记》中被记录6次。
从公元前701年立公子忽为郑昭公至公元前680年郑厉公突入栎，郑国的这场夺位之争前后一共二十一年，内耗严重。从郑庄公时期的齐乞师于郑，到齐国始霸，郑国因继承人的问题，将发展时机拱手相让。这里主要讲后期的祭仲，其专权的行为，在郑国的内乱扮演着怎样的作用，是否影响了郑国的发展。
后期政治角色
后期为公元前701年至公元前682年，后期这二十年的政坛生涯绝不平稳。据统计，郑庄公死后至郑厉公复立，这二十年郑国的国君更替一共出现了六次，分别是：郑昭公忽立；郑厉公突立，昭公出奔卫；厉公出奔蔡，昭公复归于郑；昭公被弑，公子亹立；齐杀子亹，子仪立；傅瑕杀子仪，厉公复立 。其中祭仲参与了的一共有五次。
1.郑昭公忽立（公元前701年，桓公十一年）
《左传》中明确写出郑昭公是如何承袭爵位的：
（桓公十一年）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在郑昭公为太子之时，祭仲就为郑昭公提出建议，需要娶齐女为长远打算，说明祭仲是遵从郑庄公之意，立太子忽为郑昭公。然而郑昭公在郑庄公死后虽袭爵，其时为五月，却在九月时出奔卫，袭爵不过四个月。在《公羊传》中记载，如果不从宋人，国君必死，郑国必亡；若听从宋人之语，则国君能以生易死，郑国能以存易亡。之后稍加延缓，依旧可以驱逐突，迎忽回国。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得以实施，那么祭仲自己也会蒙受逐君之罪。为了保有郑国，祭仲最终答应宋国，出忽立突。
2.郑厉公突立（公元前701年，桓公十一年）
宋雍氏女雍姞生厉公突，因雍氏在宋国有宠于宋庄公，因此诱祭仲要求立突。
祭仲立郑厉公可以看做是无奈之举，这也导致祭仲不会将国家的治理权完全交给郑厉公。
宋国因立郑厉王有功，屡屡向郑国求贿，郑国不堪忍受，与宋不和，后在鲁桓公十三年，郑厉公与纪侯、鲁桓公战齐宋卫燕诸国 。桓公十四年，宋人报桓公十二年之时的伐宋之战，攻入郑国 。这个事件是郑厉公出奔的前奏。桓公十五年，郑厉公因忌惮祭仲，派祭仲之婿雍纠杀之，因祭仲得知消息，迅速出击杀了雍纠，从这里可以看出祭仲将一切危险扼杀于摇篮之中的果决没有改变。这件事也成为了郑厉公出奔的直接原因。《春秋》记载：“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左传》记载：“夏，厉公出奔蔡。”紧接着，“六月乙亥，（郑）昭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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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昭公复归（公元前697年，桓公十五年）
“复归”表明出奔时有恶，回国时无恶。可见郑昭公忽出奔之时有恶，是因为其势微弱不能自保；回国无恶，则是因为忽本为太子，继承君位顺理成章。
案礼制，诸侯出奔书名，见其失众。《公羊传》中记载为：“五月，郑伯突出奔蔡”，此处突之出奔书名，非因失众，而是因为之前的夺正（夺取嫡嗣的正位）之罪，全应了之前祭仲妥协“出忽立突”时“突可故出”的行权之术。
郑厉公出奔至栎地，宋人派兵守之，因栎地为郑国大邑，扼郑之险，郑昭公没有出兵征伐郑厉公。这就造成了郑国此时是两公并存，且持续了多年，直到郑厉公完全成为郑国君主。
在这一段时期，《左传》《史记》《公羊传》在这一段时期对他没有记载。此时，他不负郑庄公所托，既迎回了郑昭公驱逐了郑厉公，也保住了郑国。
4.昭公被弑，立公子亹（公元前695年，桓公十七年）
《公羊传》在桓公十五年时，有一条记载：“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说的是郑昭公忽作为君主，祭仲是郑昭公登上君位的有力保证。《左传》中对于昭公被弑的事件描述的较为简单，《史记·郑世家》的叙述较为详细，郑昭公在复归之后，对国内政治局势的管控并未完全掌握。祭仲在此时被《史记》记载，是因为高渠弥为祭仲党羽，祭仲是郑国的实际掌权者，重立新君这样的大事，如果没有祭仲的支持，那么将无新君，郑国不存。
子亹为郑昭公和郑厉公之弟，年龄相仿，为之当时的郑国三公子之一，立子亹为新君是最佳的选择。
5.齐杀子亹，子仪立（公元前694年，桓公十八年）
桓公十八年，即子亹元年，子亹作为君主，仅仅不到一年。《史记·郑世家》记载，祭仲曾经劝子亹不与齐会，子亹弗听；以高渠弥为相，是因为没有高渠弥先杀郑昭公，子亹无法成为郑伯。《史记》记载是齐侯伏击杀子亹车裂高渠弥，还有人认为是郑人弑杀了君主子亹。《史记·郑世家》记载和《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祭仲虽进谏却未阻止，且“称疾不往”，仍能看出他做了决定之后的坚决态度，一是对任何与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有所偏差的人或事，都采取令其自生自灭或者加速其死亡的态度；二是对篡夺了自己苦心经营的结果的人，都采用以退为进的姿态，先自保后报仇。
这五次的君主更替，前三次已经耗尽了祭仲的心血，昭厉之争是祭仲对郑庄公遗愿的守护和执行。从《春秋左传注》中可以看出郑昭公是一个好色、自大且不停劝阻的性格，娶陈国的女子为妻，未行周公之礼告庙祖宗，先行洞房之事；齐国想嫁公主于昭公，却说齐大非偶，郑昭公没有父亲的那种英勇果决、不择手段，也没有辅政大臣祭仲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老成圆滑，使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自救，也伤害了老臣祭仲的一颗拳拳之心。
结语
对祭仲的评价大相径庭，《春秋公羊传》对祭仲的评价极尽褒扬；《春秋左传注》中并没有明显词语，但一个“专”却有着“窃国者诸侯”的意味；《春秋大事表》中不论是奸臣还是贤臣，里面都没有他的名字。
祭仲从前期的贤忠到后期的愚忠，是心性的坚守。祭仲上不辜负郑庄公，下不废立郑昭公，甚至在郑昭公死后为其封定了一个上谥：昭。他一生都在为郑国的国君打算，然而功不抵过，他并没有为郑国的将来打算，而仅仅着眼于当地当时的场景为某位国君服务，这也是他一生政绩的极大败笔，为郑国的内乱需要负责的地方。
祭仲的专权仅仅是为了保留郑昭公的政权所采用的一种行事方式，是为了掩盖驱逐郑厉公迎回郑昭公的表象，但从客观上确实加剧了内乱的严重程度，使得两公相争的时限拉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使祭仲有其错误的意识，但不能完全算是郑国内乱的罪魁祸首。
参考文献
[1]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公元前806年封郑地。《史记·郑世家第十二》：“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一版，第661页，第2121页。
[2]伍广庆，《郑国前期诸子夺位之乱浅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11月第四版，第149页。
论文作者:刘烨枞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9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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