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我国史学领域似乎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一方面，电视上各种历史类节目大受欢迎，书店里历史类图书也一度颇为畅销，人们似乎看到了“史学的春天”；另一方面，在作为史学人才培养中心和主要研究阵地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历史学仍处于“寒冬腊月”，历史专业招生难、就业难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历史学科得到的科研资助数量少、资助额度少的格局依然如故。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就会发现，当前史学“热”在传统体制之外，“冷”在传统体制之内。这种体制外的史学被人们称作“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
公共史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本世纪初被介绍到国内。与现实中的公共史学处于初兴阶段一样，我国的公共史学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得以澄清，就连名称也没有统一，有公共史学、公众史学、应用史学、通俗史学之争。公共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问题、公共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如何建设等重大问题还在不断地讨论、争论之中。笔者认为，要推进我国公共史学的全面发展，首要的是弄清公共史学(公众史学)的公共性(或公众性)。
认识公共史学的公共性首先必须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结合其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开始。从历史背景看，公共史学是在传统史学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
所谓的传统史学其实就是近代以来独立化、科学化和政治化的史学。从史学发展的长时段看，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或是史学家自己的兴趣爱好使然，或从属于其他学科，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19世纪末期，历史学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体系。史学的独立有两个基础，一是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论，一是民族国家提供的物质支撑。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实验科学，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追求真实，研究方法则是在实验室内通过提出假设——实验观察——归纳证明，最后得出结论。历史学借鉴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以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自然科学之追求真实作为自己的学科目标，以自然科学之实验论证作为自己的基本方法。近代蓬勃兴起的民族国家则利用国家强大的资源集中与转移分配的功能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两者结合，一方面推动了历史的独立和发展，同时也造就了19世纪史学的繁荣。
但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也埋下了史学危机的种子。一是科学化的历史学逐步形成具有特殊研究空间、研究方法和话语模式的知识体系，掌握这套知识体系必须经过特殊的知识训练，从而使得历史学成为少数专业人士的特权。二是历史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结盟关系”使得历史学片面强化了对民族国家的服务功能，逐步割舍了自我存在的能力。到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已经在全球完全建立起来，民族国家对历史学的“需求”远远不及19世纪，相应地提供的支撑也逐步减少，而专业化的历史学又无力直接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史学危机于是显现出来。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难的社会问题，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①
公共史学正是要突破传统史学作为“精英霸权”和“政治附庸”的不足。当70年代公共史学在美国刚刚兴起的时候，它首先要冲破的就是政治附庸的藩篱，走进公共领域。如凯里指出：公共史学家“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约翰逊提出：公共史学可以有效地将传统史学训练中缺失的许多内容组合起来，将历史研究的技能运用到学术界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其最基本特征就在于使公众受惠。②在这些定义中，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得到特别的强调，“公共史学”一词也因此广为接受。
公共史学的兴起又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陈新教授在《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等论文中深刻阐述了公共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揭示了历史学背后的政治因素，揭露了历史学与民族国家之间潜在的“结盟关系”和历史学内部潜隐的权力关系，指出历史学从事着“维持国家认同”的工作，传统史学的真正作者其实是隐藏在背后的权力和国家。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写历史”，而重写的背后隐含着写作主体的转变；后现代主义还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历史写作主体的转变。在他们看来，“历史之所以真实，是因为作者和读者在某个问题上建立起共同的认知，真实性来源于这种写作和阅读过程中达成的融合，而不是客观历史的本质属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后现代主义力图打破传统史学“我写你读”、作者与读者分离的格局，追求作者与读者的合一。这样，“在后现代主义的状况下，历史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公众史学将借助于新媒介登上舞台，人们在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在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不可避免的是，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信念将借助各式各样的历史作品表现出来，这将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在陈新看来，公共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史学的逻辑结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史学写作的主体从“职业历史学家”改变为“职业史学人士”。这里的职业史学人士不同于传统的职业史学家，而是“接受过职业历史学系统训练的”、“掌握了职业历史学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养成了一种面向事物的历史性思维”、“对自己进行的史学实践行为所具有的限度与效果具有反思和预估能力”的人士。③陈新因此主张称这种史学为“公众史学”。
尽管公共史学、公众史学两个不同称谓显示了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实质都一样，他们都强调了这一新兴史学范式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研究主体转变为公众，二是研究内容和目的着眼于公共领域。如苏珊、本森等学者指出存在三种不同的公共史学，一是文化史学或大众史学(cultural or popular history)，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知识和信息经过商业和艺术手段的包装，将某种隐性的历史观、政治观或意识形态推销或强加给大众。二是由专业公共历史学家发起的一种把历史研究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历史学家在学术界以外的就职机会，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方面)则是对逐渐走入死胡同的专业史学的自我封闭表示抗议和不满。三是所谓的人民史学(people's history)，其动力来自过去曾被边缘化的群体书写自己历史的渴望。而陈新教授在力主公众史学的同时指出：公众史学是“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讲，公共史学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研究”主体是公众，研究的选题、服务对象则是公共领域。不过这种宏观的概括还不足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公共史学的公共性，我们还需要深入到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去，仔细分析公共性在每一个环节的表现。
史学研究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分解为若干环节。我们则可以从这些主要环节来审视公共史学的公共性。作为一种研究活动，笔者认为，它包括了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表现途径、服务对象(或成果去向)等要素。
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在研究者这个环节表现为研究群体的开放性和公众性。传统史学的从业者主要是专业历史学家或职业历史学家，而公共史学的从业群体不仅仅是专业史学工作者，还包括非专业的史学工作者。这些非专业史学工作者可能有过专业化的史学训练，但最终并没有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史学研究没有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但他们或从事着与历史无关的职业，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着史学方面的研究或相关的活动；或从事着与历史相关的但又是非专业史学研究的工作，如档案、企业文化建设等。还有部分人没有经过专业的历史培训，而是靠自学掌握一定历史知识，从事着与历史相关的、非职业化专业化的史学活动，如独立的治学写作或企业史、地方志等方面的工作，其中部分人甚至走上了专业化的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在公共史学从业者中有一群职业化的历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在从事着公共史学方面的活动，如他们同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形象塑造等。从某种意义上，公共史学的健康发展更需要接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和职业化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在公共史学的活动中能够更好地将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应用到公共史学活动中去。
公共史学选题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市场导向性和业余性。传统的专业史学的课题大多是由国家或政府部门委托的课题，即通常所说的纵向课题，而公共史学的课题主要是在市场导向下由公共史学从业人员自主选择或接受社会组织、机构委托的课题，即所谓自选课题和横向课题。传统史学也有自选课题，但那是得到官方批准的课题，而公共史学的自选课题主要是由公共史学从业人员在市场中发现的具有市场空间的选题，比如陈仲丹教授主编的《图说交通探险史》等。横向课题则是由某些社会组织、机构或个人委托的选题。
公共史学的活动分为研究性活动和应用性活动，尤其以后者为主。公共史学的研究性活动主要有针对公共史学展开的学术研究和业余学者从事的研究性或准研究性活动。前者是围绕公共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学术色彩，后者则虽然也带有学术色彩或传统史学的研究特征，但因为它是由业余学者从事，因此无论是研究的效率、学术的价值往往都不及专业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业余史学家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研究取得了较高甚至极高的学术成就，但总体来看，这类学术研究不及专业史学家的研究。
其实，应用性活动才是公共史学研究中的主要活动。这种应用性活动包括管理类和产业类，管理类活动如博物馆管理、公园管理、红色旅游、人文导游、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甚至一些接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人士进入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自己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从事着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这也可以宽泛地看作公共史学的活动。产业类活动如影视制作、软件设计、通俗史学作品创作与销售、史学作品销售等。这类活动不属于学术研究，但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甚至是密切的关系。它们恰恰是运用史学知识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最广阔的领域，也是公共史学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区域。
公共史学成果的公共性表现为其成果并不纯粹是满足国家需要或自我兴趣，而是主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大众，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纸质型的论文、专著、报告或内参，更有适应社会大众阅读习惯与阅读水平、与传统专业化的纸质型成果不同的作品。公共史学的成果更主要的是后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影视作品、各种形式的历史剧、纪录片，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百战经典》、《大家》、《电影传奇》等；还有各种通俗读物。通俗历史读物在我国早已有之，远的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近的如《外国历史小丛书》、《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史话》、《明朝那些事》、《品三国》等。
公共史学成果最具有魅力的应该是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成果，如各种电子书、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课程、网络公开课、网络游戏、软件等。陈新教授甚至认为正是这些新媒体构成了公共史学的基础，这些新媒体为公众个体传播自己的成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化的途径，也为公众个体从事史学活动和研究提供了基础。
公共史学成果值得引起注意的还有活态的历史文化空间的营造，包括各种形式的博物馆、古镇(如周庄、同里)、古城(如平遥)、历史文化街区(如西安的唐城、杭州的宋城、南京的1912街区等)。还有复原历史场景的各种演出，如古装婚礼、古式宴会等。
公共史学服务对象，或曰史学受众，某种程度上讲，应该称为公共史学消费者。这方面的公共性表现为他们是除专业史学工作者之外的社会公众。当然，专业史学工作者也可能消费公共史学产品，这时他们就是以公众的身份成为公共史学的服务对象。所以，理论上讲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能是公共史学的服务对象，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如我国领导集体曾经多次举办学习班，学习中外历史，而民间对历史知识的需求也非常强烈，当年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曾经风靡全国，当今的历史剧更是引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渴求历史知识的热潮。
公共史学受众还可以进行细分，如按照历史知识的基础和需求程度，可以分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业余史学工作者、高级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普通社会公众。同样一个作品，他们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将会大不相同，如对易中天的《品三国》，专业史学工作者批评质疑之声颇多，而普通电视观众却趋之如鹜。还可以按照年龄将其分为老年人、成年人、儿童，社会阅历不同的他们同样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兴趣，如著名的通俗历史读物《上下五千年》非常适合中小学生阅读，但成年人、老年人可能就更喜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儿童更喜欢插图丰富的历史书，而成年人、老年人更喜欢具有哲理和针砭时弊的书。还可以按职业和身份划分，如公务员可能对自己分管工作领域的历史书更感兴趣，如在交通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对交通史更感兴趣，在民政部门工作的人对灾荒史、赈灾史更感兴趣，他们为了工作可能需要一些专业较强的历史类书籍，而不仅仅是通俗类、戏说类作品；而工人、农民可能对《戏说乾隆》之类的更感兴趣，相对于纸质书刊，影视类的历史作品更受他们青睐。
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存在于史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可以说一旦一个或几个环节具有了公共性的特征，它就或多或少成为了公共史学。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活动方式、产品形式和服务对象，如果这方面具有了公共性特征，无论它的主体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史学工作者，这种史学活动就已经成为公共史学。
公共史学的公共性还需要有边际。公共史学是在大叙事时代结束之后出现的新型史学，在传统史学中，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几乎完全掌控了史学，那时不可能有发达的公共史学。随着国家权力对公共空间的制约相对弱化，历史学必须在公共空间中寻找自己的独立生存方式，于是出现了公共史学。可以预见，在将来，公共史学与专业史学缺一不可，公共史学是专业史学存在的前提，而专业史学则是公共史学发展的基础。随着公共生活的活跃，公共领域的生活更趋多样化，文化更趋多元化，各种思潮鱼目混珠、鱼龙混杂。而历史知识从来是与价值相关联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而公共史学与这种多元化的公共领域关联度更高，公共领域中的各种价值观更容易反映到公共史学中来，并通过公共史学活动传播到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必须设定必要的边界，明确其底线。底线设置不是为了取消公共性特征，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公共史学。
第一条底线就是真实性。真实是历史学最重要的准则，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说：“真实性之于史学犹如双眼之于人。”没有真实性，史学就不成其为史学。真实性不仅是史学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尽管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但人们仍然期望生活在真实的天空下，真实是人们把握现在、筹划未来的基础。没有了真实，一切都在不断变幻之中，人们将失去心灵的依托，社会将变得一片混沌无序。历史学作为社会记忆的工具，恰恰为社会生活保留了真实的过去，成为筹划未来的基础。历史学之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真实性。尽管这种真实性不是绝对的，但其真实性的程度无疑是众所公认的。史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之所以得到民族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就在于它具有的真实性，只有真实性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和信服，才能超越民众对国家、政治的疑虑，成为凝聚社会的心理和力量最有效的工具。
公共史学归根结底还属于史学，史学的真实性原则仍然是它的基本价值范畴。公共史学不能偏离真实性的原则。如果偏离史学，公共史学或者沦为非史学的其他知识类型，完全无需接受史学训练，或者沦为胡编乱造，这必将使得公共史学成为无人信任、无人需要的垃圾。公共史学的实用性使其与市场、利益联系度更高，利益的驱动往往使公共史学迷失了真实性，最后不仅公共史学走向死胡同，而且还会继续伤及专业史学，使得专业史学进一步走向没落。公共史学的一大特征就是一批接受过史学教育、具有史学知识的人员从事与历史有关的事业，他们的事业基础就是产品中所包含的历史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抽去了产品中的真实性，那么这种产品就将成为骗人的道具，创业者也将沦为江湖骗子。
任何一门知识都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责任更为强烈，因为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真实属性，更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信任，它所传递的信息对塑造社会具有特殊的作用。一旦它不能承担社会责任，向社会传递负能量，那么它对社会的颠覆性、破坏性作用将更大。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更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历史学中，公共史学相对于专业史学与社会的接触面更广，参与度更深，更容易产生影响，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更重。因此，公共史学必须有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大致上可以分为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道德责任是对人的基本价值的守护。道德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人，作为社会的人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水准。历史学本质上属于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职能之一就是塑造人，道德塑造则是人的塑造中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历史学本身承载着重要的道德塑造功能。作为公共史学更须承担起这个功能。公共史学作为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尽管与多元化的市场关系密切，但无论市场怎么多元化，基本的道德准则不能违背，健康的人文精神不能缺少，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不能忘记。公共史学不能成为负能量的发源地、消极萎靡道德精神的温床。
社会责任是对社会群体的守护。人的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没有了社会人就无法生存。历史学从一门知识到一门独立学科，本身就立足于对民族国家的独特贡献。尽管国家本身的政策有时会有失误，历史学和其他任何一门知识都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国家这个组织已经无法消失了，当今世界任何人都生活在某个国家组织中，不可能游离于国家之外，因此，历史学的内容不能是对这个国家的解构，而应该维系这个国家组织的存续。公共史学也是如此，如前所述，公共史学特别容易受到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其中不乏一些反社会的思想。公共史学人员应该具有基本的良心和公心，自觉抵制那些反社会思潮的影响，否则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公共史学人员应该认识到，相对于传统史学，公共史学所提供的信息与现代新传媒的联系更密切，传播速度快，更易为社会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该谨言慎行，坚守社会责任的底限，不能盲目追求公共性，而拒斥社会责任意识。
总而言之，公共史学是连接专业史学和公共社会的桥梁，在未来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公共史学的公共性集中体现在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彻底而清晰地认识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对促进我国公共历史事业的发展和公共史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危机主要是因为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但历史学招生难、就业难的危机也开始显现出来，在90年代达到高潮，且延续至今。
②上述观点转引自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