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奇葩”——浅析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博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学论文,奇葩论文,学派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奕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体系，是国际关系学说中科学行为主义流派极为推崇的一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博奕论既是一种阐明社会组织和社会冲突性质的理论，又是一种解决实践中具体问题的方法。西方有不少学者称博奕论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研究的“思想发动机”，是现代冲突社会学的基础。而且，博奕论是将自然科学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典范，它提倡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革命。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欲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对博奕论加以研究和借鉴是非常有必要的。有鉴于此，笔者想通过此文对博奕论做一初步介绍，并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其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
本世纪60年代初，国际关系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行为主义革命”，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向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该学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背景：首先，国际关系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第三世界不断壮大，原有的两极体系趋于多极化，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加强，旧时的权力政治学单一模式已远远不足以反映复杂的新国际关系格局；其次，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关系方法论的变革和现代化，导致自然科学的若干研究方法渗透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后，2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思潮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一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革命，这场以“实证方法、技术手段、数量和价值的确定、科学推论和信息处理”为特征的行为主义革命，自然而然地也波及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打破了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的鸿沟，博奕论就是其中的代表理论。
博奕论原是数学中运筹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曼于1994年在《博奕论与经济行为》一书里首先提出。博奕论的英文是GAME THEORY（GAME又可译为游戏、竞赛），博奕方法即是根据游戏规则选择处理竞争、冲突或危机的最佳方案。5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运筹学的博奕论概念基础上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和策略学等原理，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学的博奕论。其主要代表著作有：托马斯·谢林的《博奕：冲突策略》、约翰·哈森尼的《博奕论与国际冲突分析》、马丁·舒比克的《博奕论的应用》、邓肯·卢斯与霍华德·雷法合著的《博奕与决策》、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的《囚犯的困境》等，特别要提及的是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之分析》和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两本名著。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明和丰富了博奕论的内容，他们强调指出：博奕论既是国际冲突的策略理论，又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实际手段，其目的是为行为者在面临冲突和危机时设计各种合理选择和理性行为。
博奕论不同于社会心理学理论，后者视冲突为无理性的行为，博奕论研究互为作用的人，即人们在计划自己的行动时必须考虑其他人的行为，应当采取理性的行为。每一项策略或行为准则都必须根据所预料的他人行为来决定。博奕论的要素有奕者、奕步、利益、信息、规则、环境和策略等，而策略选择是中心环节。博奕论中最常见的基本划分是零和博奕及非零和博奕，然后再加上它们各自的变式。
1.零和博奕(A ZERO-SUM GAME)
零和博奕指一方所失即他方所得，(-1)+(+1)=0。零和博奕最著名的例子是“谁是懦夫”博奕。假设有A和B两个人驾车在只有一条车道的公路上相对行驶，谁都不让路就可能发生惨剧，成为一场负和博奕(A MINUS-SUM GAME)；但谁让路谁就成了“懦夫”。对于A和B来说，对方让路自己不让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双方又都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让路，若自己不让路，对方也不让路，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因此，对双方来说，最保险和最可靠的选择是双方让路，避免冲突。
博奕论的一个定理是：在两人零和博奕中，任何理性策略都以最小最大理论为基础，即每个奕者都力图使他所能确保获得的最小收益达到最大限度，或者使他必须遭受的最大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60年代美苏之间解决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遵循的就是这一博奕规则。
1962年10月，美国的U－2飞机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立的导弹发射场。美国总统肯尼迪立即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紧急研究对策。经过反复研究后，美国宣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处于待发状态，“北极星”核潜艇迅速驶出港口。而苏联当时已在古巴设置了9枚带有核弹头的短程导弹，足以大量杀伤入侵美军，当地苏军最高指挥官还得到授命可不经莫斯科的同意就使用这些武器。美苏的核对抗把人类带到了空前的危机之中，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双方都不愿充当“懦夫”，双方最高层都同样害怕核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清楚美苏发生正面冲突决不会有胜者。不久，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暗示，苏联可以从古巴撤走导弹，但作为交换，美国必须保证不入侵古巴并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美国并不想逼迫苏联铤而走险，因此同意了苏联的条件，经过双方密谈，赫鲁晓夫于10月28日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于是，长达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关系进入有限缓和时期，明显的特征是两国既对抗又对话，既斗争又妥协。在冷战期间的大多数情况下，美苏强硬到一定程度后彼此还是相互妥协，寻求达成协议，避免正面的直接军事冲突，以求得危机的最后解决。
2.非零和博奕(A NON-ZERO-SUM GAME)
非零和博奕指双方或各方得失不等。同样，这样的博奕规则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囚犯困境”。假设警察局拘留A和B两个嫌疑犯，将他俩分别关押、审讯。两人都知道，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或否认一切指控，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在县立监狱关押60天。如果一方供出对同犯不利的证据，而另一方保持沉默，前者将被判处1年，后者将送往州立监狱关押10年。如果两人双双认罪，两人都会被判处5年至8年的徒刑。当然，他们的最优选择是都保持沉默，但在不能通话的情况下，谁也不能确保对方不交待，万一对方交待了，自己就要关押10年。因此，经过反复权衡，双方最后往往还是都选择交待，这样较为保险。虽然双方都选择了看上去更为保险的道路，但作为每一方来说实际上并不是最优选择。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军备竞争的策略运用就体现了“囚犯困境”的博奕原则。战后美苏军事对峙的特点是，两国在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又几乎不间断地举行军控谈判以图削弱对方加强自己。从理论上看，对于美苏来讲，削减本国军费，加快经济发展，通过裁军谈判以达到限制对方、发展自己的目的应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由于美苏双方缺乏信任，互相仇视，惟恐对方加强军备，使自己受挫，在国际舞台的角逐中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权衡利弊后，双方自然会作出发展军备的战略抉择。例如，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出台了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对此，苏联只有牺牲本国的经济发展，增加巨额军费，研究开发新式战略武器来同美国相抗衡。1987年前，美苏虽然达成20多项双边和多边协议，但双方实际上一件武器也没裁减，使裁军谈判成为美苏双方相互诋毁、勾心斗角的场所。
“囚犯困境”博奕的主旨是互相合作的愿望未能实现，而“谁是懦夫”的主旨是双方都为压倒对方而进行对抗。在这两种博奕中，如何看待对方的意图变得至关重要，而且行为者都面临如何确立他们意图可信性的问题。但是在“囚犯困境”博奕中，可信性的确立意味着培养信任感，而在“谁是懦夫”中，可信性的确立却要借助对方产生恐惧感。博奕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赏罚(PAY OFF)概念。西方学者认为，做游戏时，如何赏罚依据竞赛规则而定，或由比赛者自行决定。但在社会学的“游戏”中，则需由自然“法则”包括“人的本性”决定赏罚的方式。因此，“竞赛规则”不是人的发明，而是自然现象。
二
博奕论是决策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一种颇有争议的形式。在上面分析的实例中只有两个奕者，而在实际情况中奕者往往不止两个，虽然博奕的规则和原理一致，但变化更为复杂。因此，博奕理论家提出N－人非零和博奕观点，他们认为最好把国际关系概念抽象为一种N－人非零和博奕，其中一方得益，其它各方并不一定因此而蒙受损失。例如，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绝对或相对经济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受损失，反而会促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逐步走出萧条状态。但是这个相当明显的实例来自经济学领域，并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学领域；另一方面，随着奕者人数的增加，排列项或相互作用的策略的数目也按幂比率增加了，所以目前为止尚未确立一套完整的N－人决策理论。
一切理论都不是永恒的，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发展。进入80年代后期，博奕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美国权威性刊物《世界政治》1985年10月号曾出专辑讨论改造博奕论问题，所刊登的重要研究文章有：肯尼思·奥伊的《试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理论与策略》、罗伯特·杰维斯的《从均势到一致：国际安全合作之研究》、邓肯·斯奈德的《国际政治的博奕理论》等。
改造后的博奕论与过去的博奕论相比，有两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它不像以前那样强调数学方法和类比模式，而是强调理论分析。博奕论的经典理论家约翰·冯·诺曼是一个数学家，在博奕论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和逻辑推理。过去的博奕论是用数学模式将复杂的国际事件简单化，使生动的国际关系发展趋于僵化状态；另一方面，科学行为主义者在借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模型学等手段和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时，故弄玄虚，越搞越数理化，使国际关系变成“只有少数人才懂得的学术领地”。新的博奕论注重理论分析，加强利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探索人类冲突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理论又强调应用，既进行定量研究又进行定性研究；既注意宏观研究，又不忽视微观分析。鉴于博奕论在理论上不断完善，目前它仍有助于认识国际冲突性质、动力和结果，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实践均产生一定影响，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关于决策的研究方法。
第二，从过去运用于军事策略分析转到运用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与新现实主义的相互依存论置于同一个分析构架之中。博奕论产生于冷战之初，成熟于冷战之中，西方学者希望运用博奕论解释美苏军事策略抉择中人的行为准则。冷战结束后，维护国家利益、追逐经济利益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博奕论著名理论学者已开始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目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各国的任务应是尽力寻找加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应当将西方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结合进来，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与新现实主义的相互依存论置于同一个框架中加以分析，使博奕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成为寻求共同策略和行为的理论。
虽然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理论存在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像现实主义那样的成熟程度，但它在方法论上的变革却推动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博奕论又焕发了巨大的活力。由于博奕论是关于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处于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制定最优化的胜利策略的理论，因此在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经济势力、提高综合国力的情势下，这种理论在金融贸易、企业管理、产品营销等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西方跨国公司和大型金融机构的决策层尤为重视对博奕论的研究和应用，有关博奕理论研究方面的书籍也成为畅销书。博奕论同均势论一样引起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极大关注。21世纪将迎来一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广为普及，国际间的信息传递将会更为快捷。信息技术的提高为外交决策中应用博奕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博奕论不仅在模拟和量化方面具有更强的科学性，而且在策略抉择方面也具有更强的可靠性。所以，博奕论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理论越来越成为跨世纪的需求。
三
博奕论实际上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早在几千年前我国的军事理论家孙子就非常注重对人的行为准则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与战争的胜负紧密联系在一起。《孙子兵法》曰：“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又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都是指导博奕活动的精辟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博奕论。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美国西点军校甚至把它列为学生的必修课。我国自然也应当加强对西方对策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跨入21世纪的中国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为满足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对博奕论加以认真学习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博奕论，又应该如何借鉴呢？
首先，一方面我们要批判地吸收东西方国际理论的研究成果，如它们的理论体系框架、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可供我们借鉴；同时要批判其中的强权政治与大国主义等错误观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认真地加强对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必须从一切事物的变化来看问题，从事物的联系来看问题，从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博奕论。
西方行为主义学派的博奕论重点放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而忽视研究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对各种文化之间的研究更是欠缺。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的迅速传播，世界已形成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整体结构，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多种不同的动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策略抉择中不能光有精密的“数学公式”，还要考虑国家、民族、阶级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现阶段，国家利益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的一切对策都应把国家利益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此外，西方博奕论的重要理论家大多是美国人，因而不可避免的，博奕论带有一层“大国主义色彩”，是以美国的对外政策为基础的，是为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服务的。它强调的多是大国之间的“理性”行为，对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重视不够。而在当今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多层次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显示出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社会中各种力量、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和互相影响力空前加强。因此，博奕论在这方面有它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借鉴西方的博奕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策论，是我们学习博奕论的最终目的。西方各国政府非常注意对外交往中对策论的研究和应用，美国的政府决策机构与研究机构和思想库之间的联系就异常紧密。我国对外交往领域日益加深扩大，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选择正确的策略无疑是最重要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了解和掌握博奕论对我们分析评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非常有益的。我国虽然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我们在理论研究上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西方理论中有益的成分，结合时代特点，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使之成为有规律性的东西，形成我们自己的对策研究体系。
西方的博奕论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建立我们的对策论不但要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科学，而且还要研究自然科学。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既懂国际关系学科又懂得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联系的专家，为数不多。而同时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了解得多一点的学者，就更是凤毛鳞角了。所以，我国今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材的培养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要培养出新一代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人员，这样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对外政策的研究，服务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