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温源知己空谷脚步声--评萧桐的“陶渊明集序”_陶渊明论文

百年温源知己空谷脚步声--评萧桐的“陶渊明集序”_陶渊明论文

百年文苑知己 一序空谷足音——评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谷足音论文,文苑论文,知己论文,陶渊明论文,评萧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89X(2002)06-0087-03

萧统(501-531)是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文章选家,其伟绩有二:一是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文章总集《文选》,以选家独到的眼光,保存了我国许多优秀文化遗产;二是在陶渊明谢世百年之后,收录了陶渊明几乎亡佚的诗文,编辑成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陶渊明集》,并为之序。至此,陶渊明作品才植立于民族文学之林,陶渊明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成为我国伟大诗人之一。

自《陶渊明集》出,评注蜂起,未艾至今。而萧统亲自撰写的《陶渊明集序》(以下简称《序》)则是近1500年来准确评论陶渊明其人其作之开山篇什。有萧陶百年之遥,人事了无瓜葛,其言也应真实可信;虽陶萧百年之隔,然社会背景仍相似乃尔,其心也该灵犀相通,萧《序》果然如此。

《序》文第一部分论述陶渊明归隐原因。

《序》文论述陶渊明归隐的社会原因时说:“齐讴赵舞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继。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尽情的声色之娱,精美的饮食享受,盛大的出游,显赫的地位,可谓极尽人间之乐也,然而倾刻间丧身毙命,荣华富贵顿时化为乌有。在这贪士蜂争的社会,智者贤人如履薄冰,归隐便是合情顾理的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极为动荡,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异常激化,全社会性的攻讦杀伐造成的恐怖气氛笼罩整个时代。在陶渊明之前有司马氏与曹氏之党争,司马昭当政后,党附曹氏大臣族灭殆尽。之后近20年的“八王之乱”,疯狂滥杀,使无数生灵涂炭。斗争结果,七王先后丧命,晋惠帝被毒死,司马越病亡。陶渊明一生,历经三朝十帝,又正逢由晋入宋的易代之变。陶渊明19岁那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以后,王恭、桓玄起兵反对帝室;桓玄杀晋朝当权者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许多文臣武将;孙恩农民起义,杀许多王公大臣及世家大族;桓玄称帝;刘裕起兵杀桓玄,建立了刘宋王朝。这正是萧统所说的“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那么“智者贤人”的命运又怎样呢?在这个血污的时代,那些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不一定都是萧称的“智者贤人”,但有不少是《文选》文章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旋进政治涡流,大都一个个死于非命。249年,司马懿杀思想家何晏,并夷三族。262年,司马昭杀文学家嵇康(终于全生的阮籍比死更痛苦)。300年,司马伦杀文学家潘岳、石崇及思想家欧阳建,并夷三族;杀文学家张华、思想家裴頠;303年,司马颖族灭文学家陆机、陆云。318年段匹碑缢死文学家刘琨。324年,王敦杀训诂学家郭璞。在陶渊明之后,萧统之前,433年,诗人谢灵运被杀。445年,史学家范晔被杀。466年,诗人鲍照被杀。499年,诗人谢朓狱死。在中国这两百多年文学史上,上演着一幕幕使人魂飘魄散的大悲剧!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何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贵为太子的萧统,竟能也了然百年前辈归隐之心,这是同一时代背景使然!祸乱无由,玉石皆焚,帝王之家,亦难幸免。

然而,恰恰是这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人们对人生的觉醒。越是无情的杀戮,越显示生命的价值。人们执著人生,又苦于生命短促,更何况避祸无门,其内心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是什么原因呢?“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咏怀》)在“华亭鹤唳不可复闻”之前,就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陆机《门有车马客行》)的哀叹。萧统《序》文里说的“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正是这种对人生自我价值的认识。陶渊明也不例外,“也不能忘掉‘死’”《鲁迅语》。他说“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荣木》)。他既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又强烈地执著人生。因此,《序》文分析道:“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里说得很明白:“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这里“彼”当如“我”读,这就是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序》文论及陶渊明归隐的历史渊薮时认为,“圣人韬光,贤人遁世”自古有之。远古帝王“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太子“子晋天子之储,而有洛滨之志”。他们把天子之位看得像鸿毛一样轻,把去却天子之位看得像脱鞋一样正常。另外,庄周濮上垂钓,伯成辞官躬耕,安期生海边卖药,老菜子绩毛而衣,或负薪于山林,或灌园于圃畦,或鼓楫于清潭,皆为“寄众事以忘情”,皆为韬光避世之“圣人达士”。这些来自《庄子》、《高士传》等一些难以考稽的例证,却也说明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社会现象。萧统对于积极用世者,尤其是对那些于帝室有野心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序》里写道,历史上子常败亲乱嗣,宁喜擅权弑君,苏秦反间乱国,卫鞅峻刑蓄祸,主父偃胁王自杀,楚庄王觊觎周室,霍光身威震主,是一群“饕餮之徒”。他把这些人看成是“圣人达士”的对立面,似此作为陶渊明的陪衬。由于萧统政治地位局限和其他原因,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自有偏颇之处。

《序》文论及陶渊明归隐的思想根源时说:“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这段话提示,陶渊明思想受老庄影响。具体来说,陶渊明的世界观受庄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寄寓逆旅,与大块荣枯)。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自祭文》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本宅。”这正是庄子“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自然观的继承。庄子认为人体不过是自然物质的一种暂时形态,终究要完归自然界本宅。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是对商周以来“天乃大命文王”(《书经·康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书经·召诰》)等天命论上帝论的否定。正是这种思想影响,形成了陶渊明比较彻底的反对宗教神学的立场,这点后文将继续涉及。既然万物齐—,人之如气,终将散尽,何必仕于戚戚忧畏、禄于汲汲营求?在这横祸难量、庆吊相及的黑暗时代,韬光避世回返自然,才是人生之本道。这种全生远害的人生态度,显然受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年》)以柔克刚和庄子“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的处世哲学思想影响。

《序》文总结,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大贤笃志,与道污隆”。这并非溢美之辞,陶渊明并非“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周颙一类。自41岁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彭泽令到63岁去世,22年躬耕田园。其间,49岁、54岁两度征召著作郎,称疾不就。50岁后,贫病交加,矢志不移。62岁,偃卧瘠馁多日,刺史檀道济馈以粱内,麾而去之。其坚贞节操,高尚人格,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

《序》文第二部分评价陶渊明的作品。

《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诗文虽然盖世,却百年之后方遇知音。萧统此评一出,如空谷足音,即成千年不刊之论。萧统超越常人的文学眼光就在于,他彻底突破了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宋书·隐逸传》等只赞扬陶渊明人品的囿限,在钟嵘屈列陶诗为“中品”之后,第一次给陶渊明作品这样高度评价。

“文章不群”,“独超众类”,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总评价。在这之前,由于陶渊明人微言轻,作品内容和风格又与时流迥异,其遭遇非常冷落。颜延之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是陶渊明生前好友,按理对陶渊明作品应清楚不过了,然而在《陶征士诔》中仅“学非称师,文取指达”一句而已。大约出于“诔”这种文体要求,非要提一下生前治学成就不可。由此可见其作品为时人所不屑。沈约《宋书》把陶渊明作隐君子立传,于陶渊明作品无一涉及。甚至在《谢灵运传》里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对陶渊明诗文仍未论及。《诗品》是评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钟嵘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对陶渊明以“诗人”称谓,陶渊明总算是个“文联”的重要成员了。这是陶渊明逝世90年后的事了。《诗品》虽然对陶诗赞扬的话较多,但分析欠妥,评价也不高。在陶渊明逝世整整一百年后,萧统独具慧眼,笔下波澜,“文章不群”,“独超众类”,“莫之与京”,横波傍流,干云直上,寥寥数语,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词采精拔,跌宕昭章”(“跌宕”这里是放纵的意思);“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主要是对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抓住了陶渊明作品的主要风格特点。钟嵘《诗品》就记载“世叹其质直”,甚至时人以“田家语”相讥。在“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文风炽盛的时代,萧统越过钟嵘,热情褒扬陶渊明作品直抒胸臆,任其自然,爽朗精拔,无与伦比,这既需要眼光,又需要勇气和不怀偏见。我们现在看《昭明太子集》他自己的诗文,以及他主持编订的《文选》选文标准,就和陶渊明旨趣有异。他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作品要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要精巧华丽,他自己的诗文确也大多如此。就《序》文来说,全文不足800字,却用典近50处。然而,他却有包容不同风格作品的襟怀。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内容的肯定,萧统认为,陶渊明作品有留心政局、针砭时事的内容,而且这类诗想一想则可知其所指。萧统这些提示,对后人分析《述酒》等哑谜式的诗起了指点迷津的作用。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隐士,他有少年的理想,盛年的壮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张掖和幽州,一西一东,皆为当时北方政权治地。一个希望建功立业拚搏辽远沙场的热血青年形象跃然纸上。“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壮心不已,感人至深。陶渊明诗文之所以千百年来获得不同阶层不同思想的人喜爱,关键在“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真”,是他做人准则,更是他做诗准则。萧统道出了他诗文最高美学境界。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是对陶渊明作品断代地位和时代意义十分准确而又崇高的评价。明人王廷干对此理解殊深:“元亮远心旷度,气节不群,力振颓风,直超玄乘。遭时不遇,遂解绶归田。赋诗见志,不烦绳削,而有浑然天成之妙。恢之弥广,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词林之独步也。梁昭明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靖节先生集跋》)清人胡凤丹也有类似的评价:“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六朝四家全集序》)魏晋风度,人文觉醒,但清谈析理,玄风炽盛;佛理广播,人们竞尚沙门;堆砌典故,驰骋文辞等唯心主义、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迷雾,弥漫社会,笼罩文坛。陶渊明诗文出,如萧统所说,似滔滔清流横绝江河,若一束平地而起的清辉直射云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幽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的热情,“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遗恨,随便拈一些,便觉率直清爽,是同时代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萧统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是嗣位太子,身在重重迷雾中,却识庐山真面目。

需要指出的,萧统拘于汉儒赋必讽劝的认识,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卒无讽谏”,是“白璧微瑕”,并为之惋惜。这种看法是偏颇的。《闲情赋》是陶渊明惟一的爱情文章,被鲁迅称之为“坚实而有趣的作品”(《致增田涉》)。《闲情赋》虽为自我“闲正”之作,但对爱情的殷切希望与热烈追求,具有冲决礼教罗网的意义。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般的爱情作品。在这个梦幻的爱情天国里,其十“悲”十“愿”,正是作者探索人生之后理想抱负幻灭的内心巨大痛苦的曲折反映。

《序》文的第三部分叙述编辑《陶渊明集》的原因及意义。

《序》文里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於录。”爱嗜其诗文,崇尚其品德,出自太子笔下,既是编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陶渊明集》传播的重要原因。

萧统受业于文坛领袖沈约,又与当时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刘勰、钟嵘、陆倕、刘孝绰、王筠等交往密切。《南史卷五十三》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同传描写东宫文学盛况:“(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名师教诲,天资聪睿,自小铺就深厚文学功底;结纳一流文士,砥砺切磋,形成他敏锐而又深远的文学眼光。

萧统论文,主张形式内容并重。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他欲以高雅而又深沉的内容,质朴的风格和优美的文辞来矫正时弊。时天下纷争,人心动乱,文章内容空虚,形式浮华。陶渊明与世无争,心气平和,诗文质朴率真,“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文辞“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陶渊明诗文的确“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正符合萧统的文学理念。为之编集序文,不单出于个人爱好,更有助风教。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萧统不怀信仰偏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陶渊明受庄子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而萧统则是一个有神论者,他和神仙道教有极深的家世渊源关系,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原来,萧统的父亲梁武帝早年信奉神仙道教,后虽改宗皈依佛门,却仍是三教兼弘。萧统的老师沈约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道教徒,至死信奉神仙。萧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南史·卷五十三》载:“(梁武)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谛法义。”《昭明太子集·令旨解三谛义》就是记载萧统答各寺名僧咨“真谛”、“俗谛”之义旨的文章。可是陶渊明《饮酒》诗直斥佛教因果报应说不过是“空言”而已。《形影神》则是批判佛教大师慧远《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等佛教义理的著名的“神灭论”文章。《形影神》还说:“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直斥神仙道教的虚伪性。然而,萧统都忠实地把这些作品编录入集,这在那个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互相攻讦落难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序》文最后说编集的社会意义:“尝谓有能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萧统作为太子,欲匡正风气,教化百姓,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否夸大了一个文人集子的功用。凭诗文一集,来改造那些驰竞者、鄙吝者、贪夫及懦夫,着实可疑。但一千多年来,各个时代的众多有成就的作家,都受陶渊明正直率真、光明竣洁的人格影响,都企羡他无与伦比的创作艺术,这比萧统的“有助风教”的初衷已胜出千里。

文学批评史上有一个近千年的诉讼需要公断,自苏轼批评《文选》去取失当对陶渊明诗仅录八首后,附和甚多,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书籍,这是很不公允的。原因太简单了,萧统除了编订《文选》外,还奉献了我们一部整整的《陶渊明集》,并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这意义是何等重大!根据日本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他见到的《陶渊明集序》末有“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字样,可以推断陶集编定时间为公元527年。又根据缪钺先生考证:“《文选》编定,在昭明二十六岁之后也(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数载之中)。”(《诗词散论》)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即527年至531年,可见《陶渊明集》和《文选》编成时间相同或相近。鉴此,既有专集,选集中少录当无可指责。

天才也要有人心仪,宝藏也要有人发掘。如果没有萧统的努力,诗人和作品可能都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中国文坛可能短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若干伟大作品。时代进步到1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钦佩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除了史载他的仁爱之至、礼贤笃学之外,重要的是崇敬他的眼光、才情、勤勉,编第一部文章总集和第一部文人专集的首创精神。

收稿日期:200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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