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警觉——读韩少功1985年之后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警觉论文,作品论文,历史论文,读韩少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意的中断
不论文学史如何表述中国文学的1985，这个年份都曾是韩少功文学生涯的一块重要界石，韩少功在这个年份集束抛出了《爸爸爸》、《归去来》、《蓝盖子》等一系列小说，并且在声势浩大的“寻根运行”之中领衔主演。1985年是韩少功的一次文学复出。此前，他有意沉默了一段。没有人知道韩少功在幕后想了些什么，但他的小说立即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充实的沉默。
我曾经不无夸张地向韩少功提出一个警告：成熟的停顿。一些作家可能在成熟之中不知不觉地徘徊不前。他们的小说变得光滑流畅，但却渐渐丧失了勃勃生气，仿佛闷在一个透明而又无形的壳子里面。韩少功的复出表明，他一举挣破了这样的壳子，开始纵横自如。对于一个作家，这是精神量级的提高，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完善。
从《月兰》、《西望茅草地》到《远方的树》、《飞过蓝天》，这些沉默之前的小说已经与今日的韩少功拉开了不小的距离。于是，这将成为一个有趣的追溯：这一段沉默为韩少功带来了什么？
我首先惊异地看到，韩少功果断地抛弃了诗意。《远方的树》或者《飞过蓝天》之间曾经有过的抒情爱好中止于1985年——《爸爸爸》的出现恶作剧地毁掉了种种诗意的语境。
沉默之前的小说之中，韩少功不时喜爱嵌入一些排比句。这是叙事为诗的句式留下的席位。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作家与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将诗意视为小说的至高之境。这是诗的古老传统所具有的余威。作为一种文类，诗意味着崇高、圣洁、优雅、美、温情；但是，这一切突然在1985年前后遭到了有力的拒绝。一阵粗鄙之风耀武扬威地席卷而来。诗的内部出现了哗变。小说将“诗意”作为廉价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拒之门外。这一场美学起义的原因有待于详细考证，但是可以肯定，当前不少重要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这场起义。这时，诗意成为一种令人害羞的品质。韩少功小说里的排比句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如果他偶而还装模作样地重温这种句式，读者就会见到一段令人发噱的陈述。《爸爸爸》之中的丙崽娘是一个业余接生婆。她经常跟某些妇女嘁嘁嚓嚓地咬耳朵，然后带上剪刀出了门：“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排比与其说是诗意，不如说是调侃。
相同的意义上，人们将察觉另一个迹象：韩少功小说之中的秽物骤然增多了。蚯蚓、蛇、蝙蝠、拳头大的蜘蛛、鸡粪、粪氶凼、鼻涕、尿桶、体臭、汗味、月经、阴沟、大肠里面混浊的泡沫和腐臭的渣滓，如此等等。尽管韩少功的乡党——诸如残雪，或者徐晓鹤——体现出了共同的嗜好，但我不想在这里卷入任何地域文化的难题。在我看来，这是韩少功的视域转换，无论如何，秽物始终坚定地存在，从不躲闪回避；但文明教养通常有意地对秽物忽略不计。经过文明的训练，人们的眼光视而不见地掠过种种秽物，驻留在旗帜、徽章、鲜花、格言、伟人的手势、美女的仪容或者上司的脸色之上，然而，韩少功看来，秽物是现实所不可删除的部分。人们没有必要隐藏秽物，然后矫情地对现实发出夜莺一样的吟唱。
秽物的存在理所当然地抑制了抒情的兴致。1985年之后的小说里面，韩少功坚决地摈弃了温情脉脉的爱情故事。这多少有些奇怪。爱情曾经而且仍然使许多作家趋之若鹜。韩少功为什么显出了异常的冷漠？或许，他已不习惯这种过分抒情的题材。《昨日再会》之中有一个可笑的插曲：主人公“我”在即将拥吻之际夺门而逃，原因是他突然回忆起女主人公在茅房里的动静——乡村的茅房十分朴素，隔壁的任何声响都将分毫不爽地传过来。这显然近于戏谑，但《昨日再会》是这批小说之中惟一的爱情故事。当然，严格地说，这里并没有爱情，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女人如何在爱情的形式下面表演她的诡计、骗术、利诱、征服异性。《昨日再会》之中始终没有心旌摇荡的爱意出现。一切可供抒情的场面都被犀利的揭露及时地败坏了胃口。
韩少功再也不能放纵地动情了吗？他的双眼再也察觉不到诗意的景象了吗？作为一种否证，我迅速地想到了《诱惑》对于山间水潭的描写：
……向潭中游出几步，水下就只有一片绿色了，绿得越来越浓，是一种油腻的绿，凝重的绿，轰隆隆的绿。你也许会觉得，这一片绿完全可以敲碎，可以一块一块地拿起来；也许还会觉得，一定是千万座青山的翠色，在冬天一瞬间崩塌摔碎了，碎片全部倾注在这个深潭，长年郁积和沉埋，才生出这个碧透的童话。
这是一种由衷的赞叹。同样，《海念》之中的海也不逊色。这里有潮湿的风，钢蓝色的海腥味，海鸥的哇哇声从梦里惊逃，海满身皱纹，水平线上的白帆如同千年沉默的巨耳。涨潮的时候，千万匹阳光前赴后继地登陆——这时的韩少功已经变得单纯而又充盈。
可是，一旦返回人丛，韩少功的神情立即变了，他迅速地警觉起来。也许，韩少功在人丛中见到了过多的精神秽物——虚伪和造作。人丛远没有大自然那样可爱，他无法继续为人丛抒情。韩少功不仅发现过许多伪君子——他不仅曾经为红袖率、红旗、灼人的口号、革命理论、友谊、堂皇的诺言所欺骗，而且，韩少功还发现了“伪小人”。“小人的身份几乎是反叛伪道学的无形勋章，而且可以成为一切享受免费权。”所以，“伪小人”是相当实惠的。他可以“以小人这张超级信用卡来结算一切帐单，了却一切责任和指摘”。将虚伪背后的面目剥落出来，这隐含一种快意；但韩少功也因此付出了代价：警觉使他无法再对什么人信赖地纵声赞颂。
人们很快就会在韩少功的小说之中察觉一种特殊的口吻：一些俏皮的形容词，一种冷冷的嘲讽，几句硌人的挖苦之辞。这种特殊的口吻尤其经常出现于人物描写之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修辞策略。俏皮、嘲讽或者挖苦将有效地阻止滥情的倾向，阻止读者对于这些人物产生过分的亲密感和崇拜感。换言之，这种修辞策略同样体现了韩少功的警觉。
当然，如同许多作家一样，韩少功也珍藏了某些难忘的东西，譬如“一段用油灯温暖着的岁月”——“知青”的岁月。“历史已经在他们记忆的底片上，在他们的身后多垫了一抹黄土地，或是一面危崖。”“这一切常常突然遗忘的岩层，冷不防潜入某位中年男人或女人的睡梦，使他们惊醒，然后久久地难以入眠，看窗外疏星残月，听时间在这个空阔无际的清夜里无声地流逝。”叙述这种梦境的时候，韩少功放弃了他的惯用口吻，变得严肃而认真。但是，韩少功并没有忘记提醒人们，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梦境，他并不想炫耀这些苦难，他并不介意别人遗忘“知青”这个名词。这同样是警觉——警觉自己。韩少功不想让自己落入矫饰的陷阱，不知不觉地扮演训诫者，将自己的梦境强加于人。他同样不想听到别人为他的梦境抒情。
平常心
警觉是一种挑剔和不驯的姿态。从种种嘲讽、怀疑、抨击，贬抑、拒绝、攻讦之中，读者逐渐看到了韩少功所否定的一切。许多场合，韩少功锋芒毕露，这使他成为一个批判型作家。
但是，韩少功想肯定什么？这远不如他的否定对象明晰。当然，我指的是那种生存能够赖以支撑的肯定。这种肯定凝聚了人们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以第一大前提的名义派生一系列信念。质言之，只有这种肯定才是诗意和抒情的最终根源。尽管否定同时也反衬出了肯定，但反衬出来的肯定往往闪烁不定，隐约其辞，甚至彼此矛盾。它缺少一种正面的强烈之感。第一大前提的模糊使韩少功无法成为一个捍卫型作家。韩少功偶而也喜欢“圣战”这个字眼，但他的“圣战”更多的是出击，而不是坚守。
韩少功并没有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讥笑一切肯定。相反，他激赏张承志。张承志已经认出了自己归宿的高地，并且公开地亮出了旗帜。于是，张承志具备了一种义无返顾的气概。他激动地奔赴圣都，并且对途中形形色色的障碍物放胆詈骂。换言之，那种神圣的肯定已经使张承志完全地将自己交了出去。所以，韩少功赞许地说：“要紧的是张承志获得了他的激情，他发现的惊讶，已经有了赖以为文为人的高贵灵魂。”尽管如此，韩少功却没有自己的偶像。他对偶像以及种种偶像的替代物疑心重重！这决定了他没有诗意的眼光和抒情的歌喉。
但是，肯定的匮乏是一个令人苦恼的空洞。作为这个空洞的补偿，韩少功多次提到了“平常心”。“平常心”是一种洞悟：许多真理寓于平凡的日常现实之中，一如“吃了饭就去洗碗”那么简单。“平常心”包含着对于人类智慧的怀疑。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许多饱学之士们的弄巧成拙，他们忘记了眼前伸手可触的现实，骑着马找马。“平常心”即是返回平常，大隐隐于市。这不仅使韩少功不厌其烦地记述了打蚊子、吸烟、喝茶、上茅厕或者收水费这些琐事；更为重要的是，他坦然地接受了一些庸常之辈，并且从艾八、三阿公、四姐、梓成老官、游娭毑、珠布寨后生们身上看到了现实的基本纹路。这些庸常之辈至少是韩少功精神的一个依托。然而，即便如此，韩少功仍然无法像汪曾祺那样彻底地散淡或随俗。他的警觉又一次不屈不挠地浮现了。这种警觉指向了可亲的庸常之辈。
“吃了饭，就去洗碗。”这是《女女女》结束时的一句话。我无法肯定，这句话是否承担了《女女女》的全部重量。《女女女》是一部令人生畏的小说。幺姑是一个驯良而又克己的女人；然而，中风致瘫却使她有权利堂皇地展览内心和身体所有的自私和丑陋。另一方面，幺姑的难堪存在犹如一个漫长的检验，周围的善良和同情终于都暴露出脆弱和可疑，甚至幺姑之死也可能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谜团，这一下子打破了文学为庸常之辈所制造的幻觉。“我”、幺姑、珍媭④以及珍媭的孩子不存在某种特殊的人性，庸常之辈不过是机会和胆量匮乏而己。这样的发现无疑使“平常心”遭到一些挫折。日常现实的深部并没有奇异的启示，“平常心”只能退缩为一种个人的操守，一帖修身养性的良方。对于韩少功说来，如果操守或者修身养性不是精神的终极目标，那么，生存的第一大前提仍然未曾出现。
深度
韩少功没有对“后现代”这个概念表示出足够的热情。他还不够时髦。这不奇怪。韩少功的主要背景并非超级商场、信息高速公路、卡拉OK或者电脑，存在于他记忆屏幕的无宁说是曲折明晰的小路、背负柴捆的白发老妪、湘西山寨之中的瘴气，世界革命的理论、口号与旗帜的游行，或稀或稠的包谷糊，还有一系列正经而又奸滑的面容。这些记忆的根源蜿蜒植入历史的纵深，这样的历史深度顽强地抗拒着后现代主义的巨大碾盘，抗拒将精神压成一张浅薄的平面。
这使韩少功具有追索深度的爱好。韩少功小说之中的多种修辞均是这种爱好的体现。即使不提《爸爸爸》、《女女女》、《诱惑》、《火宅》、《归去来》、《鞋癖》之中大有深意的象征，读者还能从一批奇警的比输之中发现韩少功对于世界的专注凝视。
……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
——《归去来》
我又看见前面那一片炊烟浮托着的屋顶，那屋顶下面是千家万户。穿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屋顶不知从什么地方驶来，停泊在这里，形成了集镇。也许，哪一天它们又会分头驶去，去形成新的世界。静悄悄地来了，又静悄悄地去。暂时寄托在这小小的港湾，停棹息桨，进入淡蓝色的平静和轻松。明天早晨，它们就会扬起风帆么？
——《蓝盖子》
但山壁断裂处往往已复生土层和厚厚的草木，似伤口已经结疤，已长出新肉，难辨那次惨痛的断裂究竟是如何的久远。
——《诱惑》
树……又都弯弯曲曲，扭手扭足的。大概山中无比寂寞，以至于它们都被憋得疯狂了，痉挛出这些奇怪的模样，这些痛苦而粗犷的线索。
——《诱惑》
韩少功那里似乎隐藏了一双灼灼的眼睛，这双眼睛时时企图窥破这个世界。这双眼睛看来，许许多多的物象仿佛都衔含着什么秘密，封存着什么涵义，有待于揭示。这种凝视所带来的联想或者感慨并不是故事线索之上的一环。这些联想和感慨密集地植布于故事之间，以至于常常将故事时间阻断，使故事的节奏显得缓重。读者不仅进入了故事，同时还进入了一系列物象意义的美学破译：
……那是祠堂一个尖尖的檐角，向上弯弯地翘起。瓦上生了几根青草，檐板已经腐朽苍黑，像一只伤痕累累的老凤，拖着长长的大翼，凝望着天空。
——《爸爸爸》
城市是个模糊而遥远的概念……难道它不仅仅只是太阳那金灿灿的肛门拉出的一堆粪便——还晒出了硬硬的壳儿——如此而已吗？
——《女女女》
看着她趴着去抹地板，我想一定有许多秘密，被她擦进黄澄澄的木纹里去了。
——《空城》
韩少功的深度追索表明了一种形而上的指向，一种穿透物象的努力，仿佛这些物象背后隐藏着的意义通道。但是——
惊惧
但是，令我深为惊讶的是，韩少功的深度追索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可掩抑的惊惧。他的许多比喻来自一种令人不安的想象力。阴险、可疑、警觉、含糊、惊恐、慌慌——这些不怀好意的形容词异常频繁地出现在韩少功的小说中。韩少功为比喻所选择的喻体时常具有诡异的风格；
回头看了看，又见寨口那棵死于雷电的老树，伸展的枯枝，像痉挛的手指。手的主人在一次战斗中倒下，变成了山，但它还挣扎着举起这只手，要抓住什么。
——《归去来》
土路一段段被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了的内脏。
——《归去来》
几块披着褐色枯苔的砖石，像生了锈，不怀好意地悄悄蹲伏，被割手割脸的茅草淹没。
——《女女女》
朽树根处还有个半埋在土里的破瓦罐，圆溜溜的，鬼鬼崇崇，像一只硕大的眼球——想必它曾目睹了太多的旧事，才有了破口里可怖的黑暗。
——《诱惑》
竖枝上也裹复着长长的苔须，不经意就会误认为那是绿森森的长臂，而长臂的主人一定藏在蔽日的树冠里，盯着我们暗暗地狞笑罢。
——《诱惑》
除了这些诡异的比喻，韩少功还十分乐于制造某种异样的气氛。韩少功的一部小说标题为《真要出事》——他的许多小说总是为人们带来即要出事的感觉。《北门口预言》一并始就通过缄默的乌鸦和陡峭的城楼向读者暗示，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只是无从打听而已。《空城》描写了夜色之中令人心惊的墟场，肉案如同蹲伏的十几只巨兽，守住黑沉沉的夜。肉案上钉着一把钢刀偷偷地瞥来一眼，而身后咣当一声巨响让人以为什么大事即要在今夜发生。《爸爸爸》的仁宝仿佛时时嗅到了某种特别的气息，他忙碌地进进出出，不断地说：“我要开始了”，或者“你等着吧，可能就在明天”；《归去来》的整个故事陷入一个奇怪的谜团，一个无意形成的冒名顶替造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的客居之夜；《鞋癖》的心惊肉跳源于日常景象之中的种种异兆，父亲失踪以后，父亲坐过的藤椅常常无端地咯啦一响，瓷碗或者灯泡、玻璃、镜子莫名其妙地炸裂，父亲身上的肥皂味和汗味悄悄地弥漫，走道上来过一个沙哑难辨的电话，墙上一片水渍酷肖父亲的正面剪影……父亲似乎随时可能在这些异兆之中返回——当然他终于没有返回。韩少功小说中的气氛很快将读者抛入忐忑之中，让读者的内心暗暗涌动若明若暗的惊惧。
某些时候，韩少功终于让这种惊惧得到了豁然的正面印证——终于出事了。《真要出事》之中的副科长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恐惧一切潜藏的危险，他担忧坐汽车撞车，担忧火车可能翻下铁路桥，担忧家里的高压锅可能爆炸，担忧意大利进口的鲜草莓遭受过核污染。他的上下班必须途经一个建筑工地—一他总是害怕那幢未峻工的大楼上会丢下什么东西来。他在某一日按捺不住登上大楼，企图告诫工地负责人警惕事故，不幸的是，一场事故恰恰被他触发了——他碰下的一截钢筋砸伤了路人，于是，他作为肇事者被收审。
惊惧的印证是情绪的松驰。大祸即将临头的恐慌消失了。人们知道了谜底，从而安下心来应付事变。显然，这使韩少功感到不“过瘾”。韩少功更为兴趣的是，持续的惊惧如何折磨人——一种达摩克利斯剑即要落下的感觉。这样，读者就遇到了《谋杀》与《会心一笑》。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想象或者梦见了杀人，但想象或梦境的情节却不着痕迹地延续到现实之中。《谋杀》的女主人公龟缩在小旅馆的一个黑暗屋子里，她想象用水果刀自卫，向一个柚子脑袋汉子的背上扎了一刀，然而，次日清晨她目睹了一场车祸，车轮底下的死者恰是柚子脑袋的汉子，而他的背上赫然出现一个伤口，伤口之中流出了些许胶状的血液。《会心一笑》的主人公做梦有人到值班室杀他；第二天，他发现了值班室里的异样，而且，公司里的一个同事颇多疑点，他的外观与梦境中的凶手十分接近。主人公对于这个同事的疑心得到了仿仿佛佛的证实，而这个同事的失踪成为小说的结局，这部小说不仅出现了异样的气氛，而且，这种气氛最终却酿成了某种事件，这时，真假莫辨将带来一种精神紊乱，它可能使人们将可疑的眼光投向一切异常的景象和事物，在这里，惊惧的体验就是将人们抛入一个鬼鬼崇崇的世界，一片危机起伏的丛林，这就是人的精神家园吗？
韩少功曾经大气磅礴地设问：绚烂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里，韩少功体现了一种纵观历史的气度。然而，从历史走到今天，从论文走到上说，惊惧之意日渐稠密，甚至呼之欲出。这些惊惧是从哪一个洞穴里面涌出来的呢？
猥琐与畸形
惊惧即是一种焦虑。焦虑在许多时刻原因不明。精神分析学经常将焦虑追溯到了父亲的权威。父亲的权威阻止了儿子的乱伦倾向，阉割的恐惧转变成儿子的焦虑。惊惧，这是儿子在父亲权威之下的不安体验。
如果仅仅从这样的立场上考察韩少功小说，显然过于生硬。《鞋癖》具有某种自传性——韩少功在少年时代失去了父亲。可以猜测，父权对于韩少功的精神压抑程度有限，这种压抑很难产生持久的惊惧，致使儿子如同惊弓之鸟。事实上，读者从《鞋癖》之中看到的是怀念父亲，看到的是儿子对于温暖父爱的顽固寻找。
韩少功的少年并非一个父权的时代，而是一个政治时代。父权仅仅限于家庭内部，而外部的政治权力远比父权威严和强大，一旦父权与政治权力之间出现冲突，前者几乎不堪一击——即使在家庭内部，政治动机导致了大量的儿子反叛父亲，政治为这种行为提供了一个时髦的字眼：“决裂”。这时，家庭已徒具形式，家庭的外壳已挡不住政治洪流的冲击，政治权力无可非议地接管了父权。儿子在政治权力的号召之下四面奔波，父亲被挤到了边缘的角落里面。换一句话说，儿子景仰的是政治之父；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表述，控制儿子的“超我”不再来自父亲，而是本自社会政治组织。不言而喻，这种政治权力同样为儿子带来了隐蔽的精神创伤，违背政治权力的悲惨结局是惊心动魄的。这种精神创伤具有持久的效果。可以将韩少功小说之中的惊惧追溯到这一点：儿子们被威严的政治之父吓着了。政治的恐惧如同噩梦潜伏在他们的记忆深处，并且在日常现实之中表现为一种莫名的惊惧体验。韩少功小说的对话和叙述经常巧妙地穿插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辞令或者大字报用语，这显然可以看作政治无意识的浮现——这种特征在更为年轻的作家那里已十分罕见。
我想将韩少功小说之中的惊惧定义为：时代的精神创伤所留下的后遗症。这样，惊惧亦即警觉。但是在另一方面，过分的惊惧却可能摧毁一个人的基本自信，使他的精神产生畸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是韩少功持续关注的题材。显然，韩少功并不乐观。读者可以发现，韩少功在1985年之后几乎写不出那种豪迈而又高贵的性格了——甚至连张种田或者路大为那种失败英雄的悲剧性格也销声匿迹。作为一种性格类别，英雄气概已经很难进入韩少功的小说，韩少功小说中的人物多半叽叽咕咕，交头接耳，目光躲闪，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从《鞋癖》之中的父亲、《真要出事》之中的副科长、《会心一笑》之中的“我”到《爸爸爸》之中的丙崽娘、《女女女》之中的“我”，这批性格一言以蔽之：猥琐。气宇轩昂或者高视阔步已经与这批性格无缘，他们仿佛总是躲在某些阴影之处，贴着墙根窜来窜去。当然，韩少功的小说也曾出现另一类型的性格，例如老黑。可是，韩少功显然对这种伪饰的“现代人”十分反感。这不仅表现于《女女女》对于老黑的不恭之辞，而且，《昨天再会》甚至可以看作老黑这一类性格的溯源——刑立活像是下乡年代的老黑。这并非韩少功厌恶英雄气概的证明；相反，韩少功在许多散文随笔之中都对伟岸的人格表示了向往。然而，这种人格如今十分罕见，英雄气概之中兑入了太多的装腔作势和骗局。所以，韩少功总是忍不住要将眼光转到英雄气概背后，看一看隐藏在英雄气概后面的猥琐。《北门口预言》难得地出现了一个刽子手周老二，他杀人不眨眼，手起刀落干脆利索，威风凛凛。然而，韩少功不想放过周老二的老相—一年迈的刽子手也只能衰弱地呆坐在小酒馆里面，任凭三两只苍蝇叮立在鼻尖和眼角。《昨天再会》之中也曾出现一个富有激情和革命者孟海。然而，多年以后，孟海从牢狱里面练出来的精确记忆产生了可疑的偏移；孟海将他欠别人的钱物一概记成了别人欠他的钱物。韩少功的眼光搜索到了形形色色的猥琐，猥琐似乎成了芸芸众生的基本性格。这种基本性格使韩少功感到了失望——理想之中人的高贵楷模破碎了。
韩少功的失望还体现为畸型人的形象改变。《风吹唢呐声》之中，韩少功从哑巴身上找到了正常的人性。这个加西莫多式的残疾人拥有一个善良内心。然而，《蓝盖子》和《老梦》中的陈梦桃与勤保陷入了精神残疾。特别年代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人性防线开始崩溃，他们可悲地成了牺牲者。《爸爸爸》之中的丙崽属于先天的精神残疾，他的病因似乎与社会无关。然而，这个白痴却如同一个疖子长在山寨的脸上。除了“爸爸爸”和“×妈妈”，丙崽的意识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但是，丙崽所得到的待遇镜子似地映出了山寨的精神水平。这样，无论丙崽是卜卦时的神谕还是可怜的出气筒，他的精神畸变恰恰暗示了公众在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畸变。这就是韩少功从这个白痴身上观察到的人性。
人与小说
人的质量正在衰退，这是韩少功所担忧的问题。韩少功不仅从丙崽们身上察觉到这一点，而且，他还从法国男人的风度翩翩、或者中国士大夫的飘逸闲适之中察觉到这一点。这决定了韩少功批判的锋芒指向——精神的陷落。
韩少功首先挑选了欲望作为打击对象。例如金钱的欲望。在他看来，文人不必耻言赚钱，但文人也不必通过鄙薄文学来表示对于金钱的拥护和忠诚。在文学那里，“轻度的贫困是盛产精神的沃土”。而且，文人必须同时警觉，“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决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容和温柔。”“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地站住。”也许，这不仅是文人的操行，也是一个人——一个现代人——的基本姿态。许多人已经失去了真正的自信，他们只能躲在不断变换的名牌衬衫里面，脸上摆出一副用钱胳肢出来的假笑。如果真理一分钟没有和金钱结合，他们便会一哄而散。在他们那里，金钱欲望是不是正在成为一切精神领域的至高原则？
其次是性欲。韩少功觉得，性吸引不过是新肾上腺素、多巴胺、苯乙胺这些化学物质所实现的自然预谋。没有必要将性解放当成最高和最后的深刻，为性加上种种神圣的意义。性解放不能降低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且缓解文明病。韩少功正色警告人们，人的解放并非就是性解放，人们应当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
欲望是人的权利，是人抛开禁忌和束缚之后的身体狂欢。所以，许多时候，欲望成为解放的代名词，后现代之日到来了，上帝已死，人“怎样都行”。一切文明守则均成为累赘，身体的快乐上升到首位。这时，韩少功发现，许多人不是将上帝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相反，他们认为从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这看来是一种解放，但思想的龙种却可能收获现实的跳蚤，一批流氓会不会在“怎样都行”的口号下面招摇过市，并且以先锋自居？放弃一切准则，是不是为无耻地追求实惠洞开方便之门？后现代为个人选择提供了最大的自由，这是反叛一切权威，还是放纵一切人性的弱点？在这里，韩少功再度对失去了上帝的个人表示了怀疑。显然，韩少功不同意将欲望作为解放的惟一主题。他时时警觉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会不会成为欲望的奴仆？
当然，怀疑仍属批判范畴，韩少功还是没有正式给出理想人格。韩少功曾多次提到佛与禅，并且以此作为欲念的破除。但是至少在目前，韩少功并未表示皈依佛与禅，他的文学锋芒也否认了这种可能。于是，这种批判作为一种重大的理论兴趣挽留住韩少功，使得韩少功在小说之外写出一批富有杀伤力的文化随笔。
显而易见，这种理论兴趣可能影响韩少功的小说写作。理论可能产生短兵相接的快意。一些人甚至猜测，鲁迅曾经因为这种快意而放弃了许多小说，转向了杂文。也许，韩少功曾经详细考虑过理论与小说的结合，昆德拉——韩少功译过他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无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范例。然而在另一方面，恰恰由于昆德拉的成功，韩少功决不会继续如法炮制。因此，在韩少功那里，小说仍然是一种“未完成”的文体。
韩少功定居在一个海岛上——海南岛。那里有椰子树、海滩和无数名目繁多的绿色植物。用韩少功的话说，这个海岛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如同大陆文化的一个后排观众。然而，韩少功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岛屿。一旦一个作家已决定站立起来，其他区别就不太重要了——无论是随笔还是小说，海岛还是大陆。站起来就意味着抖落一身俗念，得到精神上的从容和自由。什么叫自由？韩少功回答说：“自由也许意味着：做聪明人不屑一顾的事——如果心灵在旅途上召唤我们”。
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