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为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2338（2010）06－0019－05
现当代学者多用一句话概括孔子的一生，点明儒家积极入世的“根本精神”。这句话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此话出自《论语·宪问》（14·38），全文如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古今学者都认为，这“晨门”是个隐者，思想属道家前驱。但是，对他这句话的理解与评论，古今学者却很不相同。
一 古今不同的命运
现在见到的《论语》早期的完整注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由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两书都有一些援道入儒的倾向，但对“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皆引“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为而强为之也”，都是客观地解释原话原意，没有给隐士赞一声。
朱熹《论语集注》说：“胡氏曰，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朱注划清“晨门”与孔子的根本区别，指出“晨门”此话的性质是“讥孔子”，而不是“知”孔子；“知”世不可为的是隐士，不是圣人孔子，在圣人眼里，“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就是说，孔子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明人张居正《论语别裁》的评语与朱熹相仿，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盖讥孔子之不隐也……但圣人道高德大，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特时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门之所知也”。[1](P.230)
朱熹与张居正的观点是当时的官方观点，也是当时的社会主流观点。朱熹引同时代学者“胡氏”（寅）的话作注，说明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胡寅是著名经师胡安国的侄儿，后过继给胡安国做儿子。胡寅的说法可能来自胡安国。当然，古代难免还有不同说法，但没有像近现代学者那样一致盛赞晨门隐者。
到了近现代，情况才出现戏剧性变化，学者们整体倒向晨门一边，为他的这句话大唱赞歌。
康有为1902年著的《论语注》说：“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者。孔子斯人……知不可而为，晨门乃真知圣人者。”就是说，孔子与“晨门”隐士一样，都“知”世不可为，区别仅在“为”与“不为”，“晨门”是孔子的“真”正“知”音。[2](P.223)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3](P.61)又在《中国古思想史长编》中说：“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孔子的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这种积极精神。”[4](P.226)胡适称赞“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人生的“积极精神”。
冯友兰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说：“孔子不注重行为之结果，其一些行事，也是如此……所以石门晨门谓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5](P.64)冯氏在后来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中说：“孔丘认为，即使明知是不能成功的事，只要认为应该作，还是要努力去作。当时人说孔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6](P.153)时隔数十年的两本书，都对“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持肯定态度。并依据晨门的话，推断“孔子不注重行为之结果”，不是根据孔子的行为来判断晨门这句话是否符合事实。
钱穆《论语新解》说：“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7](P.387)既说晨门的话是“讥孔子”，又说孔子也与隐者一样“知世不可为”，之所以要为，是一种“知命之学”，即“天意”使然。还表扬“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对孔子尽人事以应天命的态度的最好说明。它强调的不是人定胜天，而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8](P.92)
杨伯峻《论语译注》对这句话只译不评，因为书前的《试论孔子》一文已评论过了，该文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拔’。”联系上下文看来，杨伯峻是理解为“坚韧不拔”，“热心救世”，说其“精神”“极难得”，“可敬佩”。[9](PP.13－14)
南怀瑾《论语别裁》说：“晨门这位隐士，说孔子……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做。这位晨门老兄，批评得很恰当。”[10](P.591)
李泽厚是哲学家，把问题提得较高，其《论语今读》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儒学骨干”，“可称悲壮。此语之流传千古，岂不因是”。[11](P.408)
傅佩荣《论语心得》说：“关于孔子一生的行事风格，最足以用来形容的就是这七个字：‘知其不可而为之’。有趣的是，首先这样描写他的并非及门弟子，而是石门的司门者。古代的司门者见多识广，品评人物常有神来之笔的效果。”[12](P.147)
李零《丧家狗》说：“晨门”“对孔子的评语很对。孔子的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和隐者不同，隐者是‘知其不可而避之’和‘知其不可而逃之’”。[13](P.265)
综上所述，现当代学者都认同“晨门”的这句“千古”名言。但翻查一下古代《论语》注本，并无这种一边倒现象，这句话被捧为名言，只有一百多年历史，并无“千古”之遥。为什么近百年会出现如此巨变呢？这值得深思。
二 孔子一生“为”些什么
现在先来检验一下晨门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否符合孔子的社会实践？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古今学者的解释非常一致，非常准确。汉代学者包咸的解释是“言孔子知世不可为而强为之也”。包氏此言被后人纷纷称引，笔者未看到反对意见。现当代学者的释译也都与包氏相一致。钱穆与李泽厚的译文一字不差，说孔子是“知道不可能还要去做的人”；杨伯峻的译文是“知道做不到却定要去做的人”；南怀瑾的解释是“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做”；总之，明知是条死胡同，还要捧着脑袋去撞墙，晨门那句话就讥笑孔子是傻瓜。康有为《论语注》叹道：“知不可而为”，“其愚何为若是哉”？康氏的答案是，孔子之所以这样“愚”，是因为他有“仁人之心”“悲悯为怀”，为了救世，才致“其愚”“若是”。[2](P.22)既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愚”，又表扬这个“愚”，按康氏逻辑，“仁人”必为“愚”人。
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孔子“一生”究竟在“为”些什么？有没有干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愚”事？
众所公认，孔子“一生”“为”得最多的，莫过于办私学，从“三十而立”“为”到七十多岁，“化三千，七十士”，成绩无人可比，可说是知其大可而大为。单凭办私学这件事，就足以把孔子“一生”的主要实践活动，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评语中排除出去。
鲁定公五年（前505），孔子48岁，季氏家臣阳虎窃取朝政，想拉孔子出仕，给自己支撑门面。孔子不愿意为虎作伥，坚决不去。《论语·阳货》（17.1）有生动记载。孔子对这件事是“知其不可而避之”。
鲁定公九年（前501），阳虎政变失败，出逃国外，他的党羽公山弗扰犹在，占据费邑，打算叛变，派人请孔子参加，孔子想去，目的是想借此机会在东方复兴周公事业，幸亏被子路劝阻，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详见《论语·阳货》（17.5）。
这件事能不能说明孔子曾经“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不能。孔子当初是因为“五十而知（行）天命”①、用世之心太切急而一时糊涂，使他不“知”此事不可为，子路指点迷津点，他立即醒悟，“知其不可”而不“为”。这件事说明，孔子“未知不可想去为，知其不可即不为”，并没有愚蠢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程度。从这年到第二年，孔子官运亨通，鲁定公先后任命他为中都宰（县长）、司空（建设部长）、司寇（公检法总长）、摄相（代丞相），连升四级。孔子这次出仕是“知其可为而为之”。
孔子出仕后的最大政绩，是鲁定公十年（前500）春，在齐鲁夹谷盟会上的出色表现，为鲁国赢得外交胜利，《左传》《史记》都有详细记载。
夹谷盟会是外交斗争，鲁国各派力量团结一致，支持孔子。此后，孔子的工作转向国内，各派力量各怀鬼胎，孔子的工作就不那么顺利了。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孔子为了加强公室，发动了“堕三都”事件。由于鲁国卿大夫“三桓”的力量过于强大，“堕三都”基本失败，这对孔子的信心打击颇大。
我们今天可能会说，“堕三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孔子当初并不“知其不可”，而是“不知不可而为之”。我们不能做事后诸葛亮，后人“知之”，不等于历史当事人也“知之”。
“堕三都”失败后，加上其他不愉快事件，使孔子觉得鲁国不可为，才拂袖而去，开始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生活。这叫“知其不可而避之”，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最坎坷的经历，往往被现当代学者选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样本案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首选的样本案例是否成立。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绝大部分时间住在卫国，他为什么选择卫国？因为卫国的情况与鲁国相反，全国权力都集中在卫灵公手里，没有卿大夫擅权现象，只要得到卫灵公支持，就可大行其道。他到卫国之初，非常兴奋，《论语·子路》（13.10）记载：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如此兴奋的情绪，难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思想流露吗？孔子当时是知其大“可”而准备大“为”。冯友兰说，孔子“周游列国”，“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14](P.41)冯氏此说没有任何史料根据，只是对晨门那句话的通俗搬用。周游列国不是个人单干行为，孔子是带着一批最优秀、最贴心的学生出国的，是一次规模不小的集体行动。如果周游列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或“明知不可能成功”，孔子将可以被评为世界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坏教师。至于周游列国最后未能达到目的，那不是孔子所预“知”的。孔子当时预“知”的是一个“天下有道”的新时代。《论语·季氏》篇记载：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6.2）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
根据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的推算与杨伯峻的解释，从齐桓公称霸，经历孝、昭、懿、惠、顷、灵、庄、景、悼、简十公，简公后来被陈恒所杀；从晋文公称霸，经历襄、灵、城、景、厉、平、昭、顷九公，六卿专权，这叫“十世希不失”。鲁公丧失权力，经历宣、成、襄、昭、定五代，这叫“禄之去公室五世”；季孙氏把持鲁政，经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这叫“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孔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三桓之子孙微矣”，“天下”将进入“有道”时代。
孔子这些话都是在鲁定公在位、季桓子执政时期、而且是周游列国初期说的，如果还在鲁国当官，估计他不敢公开说“三桓之子孙微矣”。这就是孔子在周游列国初期“明知”的“天下”大势。孔子对未来天下大势的乐观估计，是他周游列国的精神动力之一，（另一精神动力是“五十而知天命”）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要去迎接、创造一个“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的新时代。后来的历史证明孔子的预言错误，那是另外的问题，后来的失败，不能证明当时“明知不可能成功”。
周游列国没有达到孔子预定的目的，但也不像后人所说的那么“倒霉”、“狼狈”、“完全失败”、“彻底失败”。匡地被围、宋国遇险、陈蔡挨饿，都是偶发事件。今天的亿万富翁，如果碰到偶然事件，也可能挨饿受惊，甚至命送黄泉。十四年里，遇到三次偶然事件，只能说孔子运气不好，不能影响我们对周游列国的整体评价。
笔者认为，周游列国意义重大，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破冰之旅，后来的墨子、孟子、荀子等人，接踵而来，不是都学孔子的周游列国吗？以自己的政治思想游说诸侯，扩大社会影响，不正是后来百家争鸣的一种常见的活动形式吗？冯友兰说得对，孔子“不断游说干君，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5](P.46)“此风气”即百家争鸣的风气。孔子师生与隐士们的争论，与各国贵族的争论，由此揭开了后来百家争鸣的序幕。
孔子带一大班学生周游列国，目的是当官行道。他自己虽然没能当上官，他的优秀学生除颜渊外，几乎一个个都当了官，子路、子贡、冉雍、冉有、宰予等都在鲁、卫等国身任要职，显露才华，达到当官行道的目的。
孔子虽然没有当上官，却在卫、陈二国获得“俸粟六万”的“公养”待遇。这是当时在野知识分子仅见的殊荣，全“天下”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到后期，孔子一因年老，二因感到求仕无望，才产生归意。归鲁前后，他对自己的周游列国作了总结：“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礼记·表记》）“隐”指未能被当政者任用，“显”指客观影响很大，声名显赫；虽然没能做官，却能保持“庄”“威”“信”的人格尊严。孔子这个自我鉴定是实事求是的。人生容许失败，但要拒绝平庸。周游列国是孔子一生中最有个人特色、最富有冒险精神的壮举，说明孔子是一个敢闯能创、勇于开风气的伟人。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解释周游列国，那是对孔子伟大精神的抹黑。
哀公十一年（前484）冬，孔子结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主要精力用于整理传统文献，立下不朽功勋。《论语·子罕》（9.15）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概没有人说，这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的一件事，被很多学者称为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典型案例。《论语·宪问》（14.21）记载：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亦知其所请之不得行，而必请于君，请于三家，亦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7](P.371)李泽厚《论语今读》说：“这就是孔夫子的‘迂’劲……虽知白说，也要去说。这也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11](P.394)
孔子是否“虽知白说，也要去说”呢？未必。《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
孔子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根据《左传》这个记载，孔子建议伐齐，并非纯粹出于义愤与尽责，而且考虑到胜算后果。孔子的胜算是否正确可靠，那是另外问题，单就孔子的主观判断而言，他是“知其”“可克”才建议讨伐陈恒，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也有人说，孔子虽“知”伐齐“可克”，但又“知”哀公与三桓必不批准，说的目的只为了尽到“从大夫”的职责，使自己问心无愧。如果这样解释孔子去说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一说就达到了吗？这哪里是“白说”呢？后人读到《论语》这一章，无不称赞他的负责精神，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啊！
对《论语》这一章，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不管如何解释，都不可能把孔子说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傻瓜笨蛋。
纵观孔子一生的社会实践，都是知其可为而为之，至于他的“知”是否正确可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不是孔子的高明，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知其不可而为之”。“晨门”用这句话概括孔子一生，是对孔子的丑化与讽刺。朱熹早就把这张“讥孔子”的漫画扔到地上，近现代学者却把它从地上捡起来，作为奖状献给孔子。这使“晨门”空前风光，在儒家第一经典里，隐士竟成为一锤定音的舆论权威，这是中国儒学史上少见的“援道入儒”的突出例子。
《论语·微子》（18.6）孔子叹道：“无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就不必出来改变现状。）孔子认为，天下愈无道，儒者更要为。道家隐者的逻辑相反：天下无道，为也白为，宁可不为。好比家里房子漏水，父母叫儿子修理，一个儿子说：“反正修不好，让它漏吧。”另一个儿子说：“越漏越要修，一定能修好。”“知其不可”是懒汉哲学，是隐者不“为”的借口。诚如朱熹所说：“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而隐者之视天下，永无可为之时。故盛世、衰世、治世、乱世，永远有隐者，永远有懒汉。
余论：两学东渐与援道入儒
以朱熹为代表的古代经师，大多对晨门隐者这句话持批评态度，否认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近现代学者都对晨门隐者这句话持表扬态度，都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古今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巨变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初步分析，这与西学东渐有关。
相对而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比较重视集体利益，重视个人的社会责任；而西方文化提倡个性自由，比较重视个人利益。中国的儒家强调个人服从集体，西方文化强调集体尊重个人。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儒学文化往往被人简单地称为集体主义，西方文化被人简单地称为个人主义。中国的道家文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与西方文化有较多共同的志趣，因此西方人喜欢中国的道家著作，视老庄为知音。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与《庄子》攀亲。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思想不像前人那么拘谨，也对道家热乎起来。有的哲学家说，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的“结合点”或“生长点”。李泽厚说自己的“兴趣也许更在老庄玄禅”，对《论语》“远非钟爱”。又说：“现代国人和西方人不喜欢孔子，而倾心于一任自然的道家。”“现代国人”的这种感情倾向，很容易产生援道入儒、郢书燕说的学术偏差。
现当代人对《论语》里的几位隐士都普遍感兴趣；对《论语·侍坐》里的狂士曾皙更是赞不绝口。《侍坐》被选为高中语文的重点课文，受到热捧。而《侍坐》其实是一篇艺术创作，不是生活实录。② 《论语》里一些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的话，特别受当代人的喜爱与引用，例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③ 有些通俗读物把孔子说得像庄子那么超然“淡定”，其参照系当出自晨门的热捧。人们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援道入儒现象，笔者觉得，现当代的援道入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释：
① 孔子50岁以前，从政欲望不强，50岁学《易》而知天命以后，用世欲望迅速膨胀，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详见另文。
② 详见拙文《〈论语·侍坐〉真实性献疑》，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③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五十岁以前的风凉话。“五十而知（行）天命”以后，孔子用世之心非常强烈，“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详见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