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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大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结束至今，已40年了。
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离我们越远，它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运动的了解也就愈深刻。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情况如何，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不满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曾多次起义，力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一个“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的平等社会。但是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和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行动带有盲目性、自发性，其结果不是惨遭镇压而失败，就是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没有实现社会结构的更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纲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很多联系，在经济上、政治上有软弱性，在斗争中就不免有妥协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抱有改革的愿望，却不懂得依靠农民，反而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抱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不可能变革旧的土地制度，更不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历史证明，这件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完满成功。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所为之奋斗的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全中国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它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革命需要有农民的积极参加，而农民自身的解放又需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农民运动自从得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有明确社会目标、有坚强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斗争方式的革命运动，纳入了新型的革命范畴，成为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建立与建设新中国的前奏。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连根掘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成为新中国向现代化转化的契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土地很早就可以买卖，劳动力也可以流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容，所以能够容纳较高的生产力。这在经济上比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封建农奴制开放和灵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时期领先于欧洲国家并且长期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土地买卖和劳动力流动并未形成发育资本主义的条件。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中国的领主经济转变为地主经济之后，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形成垄断势力，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夺。地租、高利贷、贱买贵卖、苛捐杂税等加在一起，使农民不得温饱，几无剩余。同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又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业积累向工业资本转化，使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营方式长久地固化起来，生产力长期停滞，新的生产方式难以顺利成长。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政府则逐步演变成大地主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机构。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瓜分市场，垄断商品供销，剥夺农民。地主阶级分散出租土地所得，远大于雇工式经营。当权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但抛弃了孙中山关于“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不去推行农村民主改革，而且利用封建的乡绅势力维持统治秩序，并沿袭历史上封建帝王的统治伎俩，利用三纲五常、神权、族权等封建伦理观念，禁锢农民的思想，放弃开创现代文明法制的任何努力，致使农村早已形成的一个个封建的地区性的封闭系统，得以继续保留下来，从而严重阻碍着商品自由交换，阻滞市场发育，使落后的资源利用方式长期延续而很少改善。因此，不把地主对土地的垄断除掉，不把地主控制的乡村政权推翻，不改造乡村的各种旧的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化建设是难以进行的。19世纪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发起的长达百年的革命运动，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其他原因未能成功，使中国一次一次地失去了向现代经济转化的机遇，更使农村的各种矛盾尖锐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斗争能够百折不挠、星火燎原似地蔓延扩大的深刻动因之一。
由于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受到上层政权的保护，因此土地改革自始至终是一场激烈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都是与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政权的地方，土改就顺利展开；而如果革命战争失利，旧政权就会复辟，即使已经进行了土改，地主阶级还会反攻倒算，土改的成果就随之丧失。只有坚持武装斗争，夺取并巩固政权，农民运动才能得到保障。而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也就能极大地调动起农民参加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的积极性，并成为夺取武装斗争胜利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力量。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指导土改运动，强调要按照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分析社会结构、分析阶级、分清敌我，讲究掌握政策和策略。土改当然要分配土地，但又不是单纯地分配土地，还要着眼于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亦即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而且还要改造基层政权，要建立起一种有利于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同时，还以更大的注意力，加强农民的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和组织能力，使他们从被压迫者变成政权的主人。我们既未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也不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某些民族地区除外），而是放手发动群众自求解放，通过土地改革的实践，提高农民群众自身的政治、思想、组织水平，形成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阶级队伍。我们党从解放区做起，直到新中国成立，依靠这支队伍，先后完成了基层政权的改造运动。这是亿万人民群众争取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为建立一个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从上到下的统一政权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经济建设环境创造了条件。如果评价中国土地改革，只局限于计算分配了多少土地，而忽略了上述政治、社会方面的伟大成就，无疑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前后长达30年，这期间政策变化很大。这种政策变动有正有误、有得有失，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完善，即政策越来越正确，团结的范围越来越扩大，方法步骤越来越稳妥，效果也越来越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新解放区的土改更是如此。当时有人说：“早按这办法就好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凡属已经发生的事实都有它发生的历史环境和原因。对于土地改革政策的是非在事后进行判断，不能不考虑当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没有阶级私利的党，这决定了它对人民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以及追求真理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但马列主义必须和本国情况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和战斗力，实现这一点要经过反复实践的过程。与此相联系，党的成长也要经历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党在其诞生初期，立即投入中国大革命高潮，由忽视农民问题到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诚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对如何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是缺乏经验的。由于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特点，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存在大量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这就造成中国的土地改革不同于欧洲简单地反对封建领主、解放农奴，从而增加了制定分配土地政策的复杂性。这就是说，照搬外国的经验是不行的。但对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开始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清楚，在一个短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有过照搬俄国经验的倾向，几经反复，才摸清情况，积累起自己的经验，终于形成一套正确的政策体系。
另一方面，在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中，随客观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农村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在变，也需要相应地进行政策调整。地主阶级是土地改革的打击目标，但在不同时期，对待地主的具体政策是不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地主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下，必须扩大团结范围，减少阻力，因此，放弃没收土地而实施减租政策，即为一例。又如分配土地方法，由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到又一度平分一切土地，最后确定为在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同时，不损害拥有土地的农民的利益，包括不动富农雇工经营的土地。可以说，整个土改发展的过程，力求符合革命斗争的需求，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政策由不完善到完善，是同党的队伍的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刚完成不久，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问题又来到面前，又出现一个不断学习、增长知识、积累经验的新的过程。
其次，新中国建立前的土地改革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战争的胜负关系革命事业的成败。环境迫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一切为了前线”作为制定政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这就形成在战争中要充分考虑到贫雇农的要求。因为贫雇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是革命性最坚定的一个阶层。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有必要尽可能照顾他们的切身利益，前边提及一度产生“彻底平分”的口号，颇大程度上出于这一原因。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策略变更，也与在战争紧张关头更多地考虑照顾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和对发展生产重视不够有关，随着环境变化和经验的丰富，才最终回到保存富农经济的正确立场上。这样一种局面往往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仅仅要依靠可以依靠的人，而且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还要中立可以中立的人，不然自己就会被孤立。虽然我们在战争环境下有某些策略变动，其中有失误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摆脱了斯大林与第三国际推行的“加紧反富农”，打击中间势力的错误做法，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大认识飞跃。在这方面，毛泽东首先经过实地调查，提出分析农村阶级的标准，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
第三，群众作为一支阶级队伍，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由自在到自为的变化过程。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是通过群众路线实施的。然而，那种所谓“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不说别的，仅就清除群众中广泛存在的封建意识、宗族观念，树立正确的阶级观念、政策观念，就需经过反复教育和斗争实践锻炼。在土地改革中，共产党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须用政策武装群众。这对于干部是个难题。因为干部本身也要在实践中成长。时过境迁，未亲临其境的人们常发问：为什么中国土改运动中，在此地发生过执行政策中的混乱现象，又在别的地方重犯？原因就在于参加土改的干部和群众都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其中包括向错误学习。这个过程是不可逾越的。学费可以少花，但不能一点不花。此外，阶级斗争是个互动关系，被斗争对象的反攻倒算也刺激群众犯过激错误；反过来，群众的过激行动，也会助长斗争对象的反动倾向。因此在过去的长期斗争中，有这样一个规律：国共合作时期容易右，破裂时期容易“左”。破裂时，常常是阶级敌人残杀群众最厉害的时期，农民的反抗就容易走上极端。
中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尽管经历多次曲折，犯过各种错误，但主流终究是健康的，它毕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步。通过这一改革，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改造了农村的基层政权，解除了桎梏农民的精神枷锁，从而使农村走向开放，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起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些伟大的历史作用，必将永载史册。
*《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卷，由杜润生同志担任主编。本文是他为此书撰写的导言，题目为编者所加。此书即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