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被分为三大块，即国民党统治的抗日大后方、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国统区主要指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它受国民党的统治，流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洋文明；解放区指的是延安以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化影响为主，处在文化相对封闭的状况中，还时常受到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文化封锁；沦陷区是指伪满洲国、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以及武汉、广州等地，这些区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日本在文化上实行殖民主义渗透。从总体上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日和救亡意识都很强烈，即使在沦陷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冲突也非常激烈。基于文化（文学）建设之难以进行的战争状态，不少学者想当然地以为，翻译文学的成果不值一提，而沦陷区的翻译文学连同沦陷区文学一样，更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这样的观念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抗战的爆发，的确中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但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又以新的方式突进，“战争……使中国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进入了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动员之中”。② 这其中就包括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不同区域的译者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时期，以顽强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精品佳作，笔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一书统计，抗战8年间，所译各类文学书目多达1150种。而一向被视为生荒地的沦陷区的文学翻译也异常繁荣：在日本控制下的沦陷区，自我言说的空间相对狭隘，民族国家意识弱化，文学中的民族形象相对模糊，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但这并不妨碍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翻译家和学者通过改变工作方式，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如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译介研究抗战文学，或在战火中继续经典文学的译介，如朱生豪；另一方面是日伪当局在政策上扶植日本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当然，在沦陷区，不容忽视的，也有不少中国翻译家以丰富中国新文学为动力，积极译介日本文学。在他们看来，日本既然比中国抢先抵达现代，在文化上必然有其优越之处。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不少译者很难将现代性与殖民性区隔开来，错误地把现代性等同于日本性，从而产生民族认同上的危机。从总体上讲，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这三大区域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都显示出选择性的操控和压抑性质。
二 国统区的翻译文学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成立宣言切实表明中国抗战文艺工作者试图将抗战的文化事业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潮流中，支持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和立场，以及与世界反法西斯的文艺家携手共进的迫切愿望，并号召中国翻译界加强团结，奋力抗敌，“在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标准下”，“把国外的介绍近来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文协”成立时发布的《告世界文艺家》、《致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等函件与决议，由盛成、戈宝权等译为英、法、德、俄、世界语等文字，发表于世界各大报上。此后，“文协”多次致电国际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协会以及苏联、英、法等国的文化组织，感谢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声援。“文协”还多次声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译协报刊杂志发表文章阐述抗战文学出国的意义。《抗战文艺》第2卷第3期的“每周论坛”专栏就发表了一组这样的文章，如蓬的《翻译抗战文学到外国去》、权的《加紧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
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了国统区一个热点。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曹靖华、戈宝权、王语今、葛一虹等人，翻译英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有马耳、铁弦等人，翻译法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有马宗融、金满成等人，翻译日本反战文学的有夏衍、胡风、适夷等，从世界语翻译反法西斯文学的有胡愈之、孙用等，陈瘦竹、方敬、秦似、彭慧、穆木天等也翻译过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优秀名著。这支队伍遵循“合于我们社会”、“足救时弊”③ 的原则，从事反法西斯文学的译介工作和世界名著的译介工作。据统计，抗战八年译介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700多种，其中，俄苏作品最多。 苏联是当时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斗堡垒，中国人民与苏联人民命运相关，休戚与共。当时，中国抗战文艺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苏联作家的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诗歌、戏剧，还出版过较多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作，诸如《俄罗斯人》（剧本，西蒙诺夫作，桴鸣译）、《侵略》（剧本，李昂诺夫作，曹靖华译）、《虹》（小说，瓦希列夫斯卡作，曹靖华译）、《复仇的火焰》（小说，巴甫林科作，茅盾译）、《不朽的人民》（小说，葛路斯曼作，林凌译）。肖洛霍夫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陈瘦竹翻译了其中的一节，发表在《时与潮文艺》第3卷上，以激励我国读者要像苏联英雄那样，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俄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成果也异常丰盛。主要译作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初译本为《甲必丹女儿》，孙用译）、《欧根·奥涅金》（吕荧译）、《普希金诗选》（余振译）、《青铜骑士》（穆木天译）等，莱蒙托夫的《抒情诗选》（余振译）、《毕巧林日记》（卞之琳译）、《恶魔》（穆木天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高植合译）、《安娜·卡列尼娜》（高植译）、《复活》（高植译）、《哥萨克》（吴岩译）、《托尔斯泰科学杂文集》（陈源译）等，契诃夫的《樱桃园》（焦菊隐译）等。此外，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高寒译）、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兄弟》（耿济之译）、《地下室手记》（耿济之译）、《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荃麟译）等也都有了译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的译本是1937年5月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的段洛夫、陈非璜据日译本转译的中文本，书前有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长彼托洛夫斯基的序言、译者写的“著者略传与其创作过程”。同年6月该书订正再版，1939年5月推出战时订正初版，1940、1941年先后在孤岛再版。另外，苏联的儿童文学也有不少译本，根据苏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和剧本的上映或上演，也吸引了很多观众。
中国与法国都遭受法西斯侵略者的蹂躏，因此，法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也受到了中国抗战文学翻译界的重视，并形成译介热潮。法国作家创作的反映法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作品，诸如短篇小说《土伦》、中篇小说《海的沉默》、剧本《巴黎的搜查》等，也译载于当时中国报刊杂志上。日本人写作的揭露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文章、作品，自然受到中国译者的重视。桂林新知书店于1940年出版中村义夫等人写的、林植夫译的《敌军士兵日记》。西安出版的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杂志1940年第2卷第4期“日本反战文学”专号上的译作，主题都是揭露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38年，汉口的新国民书店出版了《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鹿地亘的报告文学《追念日本三志士》（1940），《文学的感想》抨击了丹羽文雄之流鼓吹战争的丑恶行径；另一篇报告文学《叛逆者之歌》（1945）则取材于作者参加南宁战役的亲身经历；小说《前进，又前进！》（1943）如实描写了反战日本兵，以及他本人在前沿阵地所从事的对敌宣传工作。该时期译介的美国文学作品近30种，诸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嘉丽妹妹》等，马尔兹的《实情如此》、《舟会》等，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共有3种译本），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战地钟声》、《第五纵队》、 《蝴蝶与坦克》等。马耳译的《故园》，冯亦代、袁水拍合译的《金发姑娘》，张尚译的《良辰》，汇集了英法和欧洲其他国家战时文学作品中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战时文学作品也相继译介。由于德国发起了二战，其时各国纷纷与德国断交，文化交流也受到了阻隔。我国译界不能及时了解同时代德国作家作品，就集中译介德国古典作家作品。该时期所出版的小说集《德国名家小说集》、《德意志短篇小说集》、《德国短篇小说选》等就体现了这一特点。集中译介的作家是歌德、席勒、霍普特曼、沃尔夫、艾兴多夫、施托姆等。总之，这些作品涉及国家之多、文体之齐备，实属罕见，正如茅盾当年所描述的：“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④ 中国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从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文学作品中，了解和认识了世界，对于自身投入抗日救亡、抗日民主运动，起着激励的作用。在国统区，虽然这些作品一再遭到查禁，译者遭到“种种的恐怖迫害”，但也“没有阻止住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思潮”。⑤ 同时，这些译作滋养了中国的抗战文学， 充实着中国抗战文学的宝库，对于提高中国作家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翻译文库的“琳琅满目”，得力于出版发行的部门和报刊杂志编辑。在重庆的上海金星书店就编辑出版过一套《国家文学丛刊》，集中了反法西斯斗争中各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诸如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西龙著的《意大利的脉搏》，德国作家棱著的《纳粹贫血症》，日本反战作家岛木健的《黎明》。生活书店、万叶书店、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读书出版社等都是当时出版发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部门。《时与潮》杂志也出过一套《小国作家短篇译丛》，凡30余部作品。《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文艺》、《文学月报》、《中苏文化》，尤其是一批专刊诸如《翻译与评论》、《翻译月刊》、《翻译杂志》，更是评介了较多的外国文学作品。
该时期国统区的文学翻译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俄苏文学是译介的重点和热点，特别是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俄苏文学译介的高潮。我国涌现了一批俄苏文学翻译家，这为建国后我国俄苏文学翻译的繁荣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欧美国家的重要作家，如莎士比亚、乔叟、狄更斯、海明威、杰克·伦敦、马克·吐温、雨果、卢梭、大仲马、小仲马、左拉等人的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
另外，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日本文学的翻译较以前有所减少。主要是战事的影响：日本作为侵略国，文化界对之采取仇视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自然冷漠起来，其中，反战作家鹿地亘等人的作品除外。
三 解放区的翻译文学
抗战时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解放区与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客观上限制了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后，解放区的文艺得到了发展。但是，在解放区从事翻译仍然相当困难：既没有正规的外文教师，也缺少资料。受出版条件的限制，解放区是用土纸出版的，印刷的质量差，发行量也很少。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中共人员从重庆搞来一些资料，再加上从国外回国后到延安的人带来的，在这些有限资料的基础上，翻译活动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讲话》发表后，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几个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等地，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共出版56 种苏联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单行本。⑥ 解放区创办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都发表过以苏联为主的外国文艺理论，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外国文学，尤其是短篇作品。译者大多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他们主要是周扬、成仿吾、肖三、柯柏年、王子野、曹汀、付克、何锡麟、赵洵等。为了发扬苏联抵抗德国的英勇斗争精神，配合理论学习，周扬编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肖三编译了《列宁论文化与艺术》和《苏联文艺问题》等。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著作也受到了关注。1942年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延安出版。后来，朱光潜这样评论这部著作在美学界的深远影响，说它“在我国解放前是最早的也几乎是唯一的翻译过来的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学专著，在美学界已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部书才对美学发生兴趣，并且形成他们自己的美学观点，所以它对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难以测量的影响”。⑦
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由肖三译出，在《解放日报》连载并发表社论，电台每天向各解放区播发几千字，各地再分别付印，是解放区影响最大的作品。《前线》反映的是战争初期红军将领中的两种军事思想斗争。主人公戈尔洛夫在内战期间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不懂军事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成了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结果，他的战略成了战争失利的一个原因。《解放日报》在刊载该剧时，特发社论指出：“我们把《前线》全部发表，不仅因为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伟大的杰出作品之一，而且因为它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很大的意义，为了在目前这个工作情况下使我们的工作能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实有从这个剧本学到一些东西的必要。”⑧ 《前线》在解放区出过单行本，有的地方还上演过该剧。《恐惧与无畏》是肖三翻译的另一部在解放区引起反响较大的作品。《恐惧与无畏》是苏联作家别克的小说。作品反映了苏联卫国战争中为祖国的自由而献身的英雄气概。此外，苏联作家里多夫的《丹娘》、《苏联红军英雄故事》，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都是当时解放区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教材。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也很受欢迎，他的短篇小说《糖球斗争》（1942）和《贴在墙上的照片》（1945）曾刊载在《解放日报》上。
在解放区非常受欢迎的还有外国记者如埃德加·斯诺等人创作的报告文学。在抗战中，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吸引了不少外国记者。他们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战事迹，其作品也迅速被译成中文。1936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l Snow,1905—1972）通过几个月深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采访，从被封锁区出来后，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事迹。1937年3月，北平的王福时组织翻译《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即《西行漫记》中译本的雏形。5000册印量一售而空。同年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的摘译本《红旗下的中国》。次年，孤岛上海的一批抗日救亡人士傅东华等，译出英文版新书，以“复社”名义出版，该书被称为上海的“孤岛春雷”。斯诺的夫人宁谟·韦尔斯（Nym Wales 1907—）采写的有关朱德、徐向前、肖克、贺龙等事迹的《西行访问记》由华侃译出，1939年4月复社出版。这些报告文学“始为人类发掘出来一片崭新的根田。死者将倚它而复活，未来将倚它而入世。在那积古以来尘坑古洞的西北，为人类辉跃着一种崭新的机能”。⑨
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0—1950）1937年来到延安，同年8月19日至次年1月9日随八路军赴抗日前线所写的日记和书札编成的《打回老家去》，经钱许高译出，1938年由上海导报馆出版。美国陆战队军官卡尔逊（E.F.Calson,1896—1947）的《中国双星》记述了八路军及毛泽东、朱德等，1941年7月由世界编译社译出，上海民光出版社出版。另外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Strong,1885—1970 ）的《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报道了八路军所在区的情况，1939年3月由伍友文翻译，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这批外国记者的报告文学，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40年代作家辛笛在《中国已非华夏》一文中中肯地评价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他们暴露了中国正当动荡的真相，描绘了历史的转折点和新中国的萌芽，说明了未来中国的历史途径。而更主要的，他们所爱的不是中国的古老，在他们笔下的，是一个活的有生气的中国，在蜕变成长中的中国。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喜好新奇的新闻记者，但他们是中国的最真实的友人。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新闻报道文学完全是写太带时间性的作品，不会永久存在的，但他们了掘了中国民族伟大的人性。”⑩
在解放区，文学同样被当成可以为现实政治起作用的有力的东西；而文盲占的比重相当大，为了普及抗战文学，译者在翻译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很明确，他们采取了通俗化的策略，或者在译本前面加按语，扼要说明故事梗概，以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易于被读者接受。
四 沦陷区的翻译文学
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其主要部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翻译文学，1937年“八·一三”以后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翻译文学。按照“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这样的概念来规定，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文学不在本小节的考察范围之内。但“孤岛”时期上海的出版业异常活跃，翻译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人所瞩目，成为我国抗战时期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小节仍把“孤岛”时期的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各沦陷区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沦陷初期译事的低落萧条期，沦陷中后期的活跃繁荣期。在沦陷前期，译介工作一度显得沉寂。有人这样描述当时北方译界的情形：“这一年北方的文艺界始终是孤立着，对于西方文艺界老是隔离的。不但西洋的新创作没有人翻译，就是一点消息，那些流行作品的名字，也是永不得知。想有人应该向这一方面用点力，那于我们文艺界直接间接都会有一点帮助的。”(11) 上海译界的情形同样如此。战事结束后，社会局势渐趋稳定，一批滞留的文化人和作家，开始译介外国文学。但知识分子的创作状态却是不同的：有的转入地下，以隐蔽的方式翻译抗战文学与敌人周旋；有的随着战火奔波，却没有停止经典文学的翻译，如朱生豪；有的则屈从于权力者的淫威投敌侍伪，文学上以非政治性和非批判性的文字来明哲保身。由于翻译的动机不同，翻译文学也以多种面貌存在着。
（一）日本文学翻译异常繁荣。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只有找到有效的言说方式，比如指责、批判，日本文学才可能被介绍和接纳，否则是不受欢迎的。但在沦陷区，日本文学的翻译成果异常丰硕。首先是系列丛书的刊行。文学丛书在文学创作书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日本文学译作，如古丁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井原西鹤》和黄流译的小说集《生者的王者》是伪满洲兴亚社1943年发行的“新现实文艺丛书”中的两种；辛嘉译的《蒙古民间故事》、古丁译的夏目漱石的《心》、刘贵德译的牛岛春子的《王属官》、李君猛译的夏目漱石的《草枕》是由满日文化协会发行的“东方国民文库”中的几种，1944年左右出版；赵今吾译的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1941）和李木译的报告文学集《吾家》（1941）系北平“沙漠丛书”之两种；周丰一译的小说集《银茶匙》和尤炳圻译的《我是猫》属于1940年代初北平艺文社推出的“艺文丛书”；上海三通书局出版的一系列“三通小丛书”，有短篇小说集《冰结的跳舞场》，《小儿病》、《男清姬》、《雪的夜话》、《无名作家的日记》，中篇小说《富美子的脚》、《人面疮》、芥川龙之介的《某傻子的一生》和《河童》等，这套丛书的大部分译本是全面抗战前的旧译。其次是小说集的出版。短篇小说集《李陵》是日本作家中岛敦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创作的，由卢锡嘉译出。由周作人等译、施落英编的短篇小说集《少年的悲哀》收录了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加藤武雄等人的作品，1941年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1942年，张深切编译的《现代日本短篇名作选》，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翻译并发行了《日本名家小说选》（出版年不详）。1943、1944年两年，上海太平书局相继推出两种章克标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选集》（上、下）。作家作品集有《谷崎润一郎集》（张露薇、穆儒丐合译，新京艺文书房，1944）、《岛崎藤村集》（杜白雨译，新京艺文书房，1944）等。在长篇小说的翻译方面，主要有张庸吾译的林房雄的《青年》（上海太平书局，1944），古丁译的石川啄木的《悲哀的玩具》、梅娘译的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新民印书馆，1945）等。在散文、小品文方面，该时期推出了范泉译的《现代日本小品文译丛》（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小泉八云著的《神国日本》（操晔译，上海杂志社，1944）和《一个女人的日记》（东方文化编译馆编译，上海东方书局，1945），内山完造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尤炳圻译）、川端康成的《文章》（范泉译）、章克标译的《癞院受胎及其他》（上海太平书局，1942）等散文集。在人物传记方面，1944年5月，新京艺文书房印行由外文翻译的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其他的还有《日本童话选集》、民间故事集《八头蛇》、《日本故事集》，镜宇编译的《日本历史故事篇》和钱稻孙译的诗歌集《樱花国歌话》等。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林房雄、有岛武郎、小泉八云等人的作品集得以出版。译者主要有周作人、章克标、钱稻孙、查士元、尤炳圻、张深切、高汝鸿、张我军、张资平、卢锡嘉、林伯修、冯子韬、卢任均、胡风、徐蔚南、巢燕、缪崇群等。与1920—1930年代初相比，在抗战时期，由日文转译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也有少量译作，如在1944年，杨絮翻译的《天方夜谭新篇》（满洲杂志社），就是由日文版《阿拉伯童话》转译的，辛嘉译的《蒙古民间故事》（满日文化协会，1939）是据山守本的日译本转译过来的，原书名为《西谛因特·格服尔》，卷首有山守本的日译本序。文学杂志，作为连续性的出版物，以文学作为载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沦陷区，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当时社会不同的样貌缩影。沦陷区那些主要刊载译介日本文学（文化）的期刊，可以探究编辑者的编辑方针及其表现出的内在思想之动向，日本文学翻译者的翻译标准，对待日本（文学）的态度等等，是我们研究沦陷区中日文学关系的重要途径。沦陷区登载日本文学的杂志主要有：《大同文化》、《明明》、《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艺文志》、《朔风》、《中国公论》、《中国文艺》、《东亚联盟》、《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华北作家月报》、《艺文杂志》、《日本研究》、《敦邻》、《中国文学》、《杂志》、《国艺》、《中日文化月刊》、《译丛月报》、《申报月刊》、《中华月报》、《文友》、《文协》、《东方文化》、《华文大阪每日》、《大东亚文学》等；刊登日本文学的报纸主要有《盛京时报》、《民声晚报》、《大同报》、《晨报》、《庸报》、《中华日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等。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翻译的畸形繁荣，除了不以客观规律为转移的文化交流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如日本为鼓吹其文化纯粹论，证实日本民族是优等民族，就企图移植日本文学，出资赞助日本文学的翻译。不论译者的翻译动机是如何，上述大部分译作是由敌伪出版机构出版的。这可以说是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学、“大东亚文学”和侵华文学也有了不少译本，在沦陷区很活跃的作家菊池宽、火野苇平、林房雄、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狮子文六、岛崎藤村、佐藤春夫、林芙美子、德富苏峰、久米正雄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吹鼓手。如宣扬“大东亚战争”的长篇小说《海军》， 1945年5月由洪洋译出，上海申报馆出版。上海大陆新报社出版的丹羽文雄的报告文学《海战》（吴志清节译），以太平洋战争为题材，宣传日本发动战争的所谓正义性。以东方文化编译馆之名出版的德富苏峰的《必胜国民读本》（1944）是一本鼓吹日本侵略的书。
（二）欧美名家名作的翻译也是沦陷区译介活动的重点。对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波特莱尔、奥托、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赛珍珠、纪德、契诃夫、梅特林克等的作品或文艺思想，都有过系统的译介，还出过高尔基、巴比塞、辛克莱、纪德、蒙田、波特莱尔等的纪念特辑。世界书局出版的“俄国名剧丛刊”，非常注重译介名家名作，其中收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乡居》、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高尔基的《下层》、安德列夫的《大学教授》等12种剧作译本。又如该书局出版的“罗曼罗兰戏剧丛刊”，由贺之才翻译，包括《李柳丽》、《哀尔帝》、《理智之胜利》、《圣路易》、《群狼》、《爱与死之赌》、《丹东》7种剧译本。 欧美多位诗人诗作汇辑的《题石集》（王统照译）、史蒂文生的《儿童的诗园》（赵景深译）和莱蒙托夫的长诗《姆采里》（洛阳译）3种诗集， 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漫记》（耿济之译）1种散文集，及库普林的《女巫》（汝龙译）、 霍桑的《红字》（杨启瑞译）、吉卜林的《神童伏象记》（陈伯吹译）等小说、童话作品。北京的《中国文艺》、《中国文学》、《艺术与生活》、《国民杂志》等，上海《文汇报》的《世纪风》和《儿童园》、《大晚报》的《街头》和《剪影》、《大英夜报》的《七月》、《华美晨报》的《浪花》、《正言报》的《草原》、《新中国报》的《学艺》等副刊，《文艺》、《学生时代》、《戏剧杂志》、《文艺新潮》、《剧场艺术》、《鲁迅风》、《文艺长城》、《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新集》等杂志，经常刊登外国文学译介；还出现过几种专刊外国文学译介的杂志，如《法文研究》、《中德杂志》、《译林月刊》、《西洋文学》、《译文丛刊》等。
在沦陷区的文学翻译家中，值得一提的是朱生豪。朱生豪（1912—1944）第一部译作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于1936年完成；到1943年，译出莎剧中的悲剧8种，喜剧9种，杂剧10种。他翻译莎剧除了个人兴趣，主要是要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因为“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气焰很盛，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的，又正是日本人”。(12) 八一三事变，虹口世界书局被日军作为军营。朱生豪携带莎剧的原本和译本辗转避难，1944年病逝。1947年，世界书局分喜剧、悲剧、杂剧、史剧四大类出版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3辑共27种。朱生豪艰难的莎剧翻译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这场民族生存抗争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三）以隐蔽的方式从事译介活动或为译事创造条件。生存环境的险恶，限制了抗战文学的译介。在上海“孤岛”，日本建立了新闻检查所，勒令中国人出版的报纸一律要经过检查。这迫使《民报》、《立报》等先后停刊；而继续出版的《时报》、《大晚报》等经过敌人的检查，再也无法报道抗日的消息和发表抗日的言论了。为了与敌人争夺舆论阵地，爱国的知识分子利用日本与英、美、法等国之间的矛盾，利用日本对外商办的报纸不予检查的特殊条件，以外商的名义做掩护，在租界内创办了一批抗日爱国报刊，突破了日本的控制。如《译报》、《每日译报》等。日伪当局对这类报纸极为痛恨，经常对它们进行恶毒的攻击，以至采取投恐吓信、投掷炸弹等卑鄙手段进行破坏。上海沦陷后，日军对抗日爱国文化人士进行野蛮迫害，拘捕了翻译家朱维基、陆蠡、夏丏尊、赵景深、李健吾等著名文化人士，其中朱维基屡受酷刑，被长期监禁；陆蠡被暗中杀害。有些外国文学译介家，长期受到日伪特务的监控，如耿济之、姜椿芳等。在伪满洲国，翻译家古丁等既被敌人利用，又同时被监视。还有一批外国文学译介家如朱雯、赵家璧、金人等，则被迫离沪出走。日伪势力对诸多翻译家的人身迫害与安全威胁，极大摧残了翻译文学的发展。
上海沦陷后，日本表面上要与苏联维持友好关系，中共利用这样的便利条件，以“苏商”名义在上海创办了时代出版社，并相继出版了《时代日报》和《时代》周刊，1942年又推出一份文学杂志《苏联文艺》。《苏联文艺》是中国第一份俄苏文学的译介专刊。参与编辑和翻译工作的有姜椿芳、陈冰夷、叶水夫、戈宝权、许磊然、包文棣、孙绳武、草婴和蒋路等人。《苏联文艺》1944年初到1945年春曾被日伪查封。但编译人员仍然坚持创作，使《苏联文艺》和一些单行本“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中每一个知识分子成员不能缺少的读物”。它们“对我们在敌后的坚持，胜利的信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每一个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们身边，活在我们心里，典范地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13) 该时期出现的反战文学还有反映欧洲战况的报告文学集《烽火处处》（杂志社编译）和《欧战现地报告》（新中国报社编译），描写美军对日作战的报告文学《轰炸东京》，朝鲜作家张赫宙的散文集《朝鲜春》（范泉译）等。
在梳理抗战时期翻译文学时，还有个现象：许多在沦陷期间坚持外国文学译介的作家、翻译家，宁愿将他们的译介文稿——特别是重要的译稿——秘藏封存，不求及时出版。(14) 如耿济之此时译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的后两部，以及《白痴》、《少年》等名著。董秋斯译出了列昂诺夫的《索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毛德的《托尔斯泰传》，斯坦贝克的《相持》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蒋天佐翻译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罗稷南译出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傅雷重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写出长篇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还开始了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系统译介，先后译出了《高老头》和《亚尔培尔·萨伐克》等。这类译事译稿都是沦陷期间上海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成果，但它们的付梓面世都拖到抗战胜利之后，以此来保存文学翻译成果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
（四）欧美的“侦探小说”也受到通俗文学家的关注。程小青翻译了美国作家范达痕的侦探小说《紫色屋》、《花园枪声》、《金丝鸟》、《咖啡馆》等，秦瘦鸥翻译了英国作家华雷斯的同类作品《蓝手》、《幽屋血案》、《万事通》、《天网恢恢》等。有些译作（如《咖啡馆》等）在出版单行本之前，还曾在通俗文学作家主持的刊物（如《大众》、《小说月报》等）上连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曾冠以《蔡夫人》（钱士译）之名，在此时的《大众》杂志上连载十余期，后因战事的推进中途截止。
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相继陷落后，大批知识分子逃到香港，编审出版中心移到香港，给香港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使香港在1941年出现了文化出版高潮。这批翻译家如茅盾、戴望舒、林林、楼适夷、徐迟等。他们有的把《西风》、《宇宙风》等办事处设在香港，继续办刊；有的到香港后主编副刊，如戴望舒负责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有的创办《大公报》、《申报》等刊物的香港版，继续从事翻译，使翻译文学事业呈现出新面貌。
随着抗战的爆发，文化中心城市和沿海大城市相继失守，交通的阻塞，生产经营上的停滞，使翻译出版事业一时难以为继。国统区不仅受日伪的摧残，还要承受国民党的以“战时”名目进行的种种限禁。此外，物价飞涨，纸张昂贵，交通受阻、经济封锁和物资奇缺也是钳制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因。在解放区，由于敌人封锁，发行渠道不畅通，物质条件极端恶劣，刊物用马兰纸（即用马兰草生产的纸张）油印发行，数量很少，通常出现一部著作发行几十份或二三百份的情形。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共同作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翻译家普遍认同和择取英美或俄苏等国家的文学，同时疏远、排拒日本文学，即使译介，数量也很少，且集中于日本反战作家作品的译介。翻译家通过文学译介活动，保持和强化文学的民族特性，来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在沦陷区，译事活动呈现出不同面貌：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凸显和宣扬本民族的优越性，鼓吹其文化纯粹论，扶植日本文化和文学在沦陷区的译介研究，从而造成沦陷区日本文学翻译的畸形繁荣。日本殖民当局同时压制反法西斯活动，使翻译家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从事反法西斯文学的译介活动，或为自己的译介活动创造条件。总之，在抗战时期，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策略都与当时的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排斥与接纳，都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可见，由翻译所起的构建异域文化的强大作用不可小视。难怪有研究者这样总结翻译的作用：“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15) 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译本与原本的对应问题，而漠视翻译动机、译介主体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就难以理解何以在不同区域，外国文学译介的面貌为何如此不同。本文旨在梳理抗战时期翻译文学的大致轮廓，若想更深入地了解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探究：研究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以探讨译介活动所能产生的文化力量，以及译介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这里可能涉及的问题是，译介研究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怎样的影响，其中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视乎译介主体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具体地说，它涉及到三种因素，即译者的诗学观（poetics）、 当时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力量，等等，这样，可以从译介活动的不同角度来看抗战时期日本的文化殖民和中国文人的民族认同。
注释：
① 《艺文指导纲要》，原载1941年6月《文艺》第86页，转引自《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展开》一文的附录资料之七。
② 旷新年：《民族抗战与文学》，《20世纪中国的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③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
④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
⑤ 转引自陈建华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⑥ 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页。
⑦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转引自陈建华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第144页。
⑧ 转引自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第328页。
⑨ 转引自苏光文：《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⑩ 辛笛：《夜读书记》，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再版，第17页。
(11) 楚天阔：《1939年北方文艺界论略》， 转引自《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徐廼翔、黄万华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12) 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08页。
(13) 转引自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第137页。
(14) 该段论述中的有关上海部分参考了陈青生的《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15)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
标签：文学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反法西斯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前线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