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探索及其时代意义--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_恩格斯论文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探索及其时代意义--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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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马克思1883逝世后,不仅独立地承担起了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重任,并因此占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形势作出了许多理论探索与经验总结。在这位政治导师与思想巨匠辞世10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继行者的重大责任之一就是要汲取他一生特别是晚年理论创造中的营养,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了新的特点。恩格斯和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在整个相对和平时期根本不可能发生预想的1848年那样剧烈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到90年代,恩格斯则进一步研究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新形势下组织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任务与特点,构成他晚年思想的理论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新拓展。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化体系化阐述,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和他哲学理论某些方面的补充深化。《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著作大致上属于前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自然辩证法》(未完稿)、《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等基本上属于后者。

在恩格斯晚年的哲学研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补充与修正。恩格斯在他晚年的几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面的著作、旧著再版绪言和与朋友的一系列通信中,全面阐释了他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关系的理解,提出了他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思想。他谈到:“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他认为,所谓社会历史规律是历史主体在一系列客观社会条件下能动作用后形成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否定历史主体能动性的未来占卜。这不仅使他在理论上维护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性实践性本质,从而区别于历史宿命论与经济决定论,而且为科学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二是辩证地对待他与马克思的哲学社会理论。针对当时在青年学生和一些共运活动家中已经出现的将他与马克思理论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他多次严肃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②他要求大家称他为同志,而不是导师。应该指出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及政党的“圣经”,更不认为他们早期的理论已是完备无懈的大厦,剩下的工作只是修修补补。相反,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要根据实际情况应用发展修正已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恩格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要求别人批判地对待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自己也不断依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审视反思以前的理论见解,并作出自我批评。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代特点的新认识。如果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50年代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前的一个低潮,那么,到90年代,恩格斯则明确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远未成熟到铲除其存在的程度。恩格斯认为,这并不只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问题,而应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特征上进行分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了自由竞争时代的盲目生产和社会无序状态,表现出明显的生产计划化资本社会化趋势。“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③另一方面,作为较高层次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较早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壮大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开始较多分享到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无产阶级已大多不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赤贫状况,而是有着一定的物质福利。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并没有向绝对贫困化的方向发展。这一部分是由于,“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④,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形式的日益完备与相对民主化,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多地转向政治领域,而且不断取得收获,这种状况就使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阶级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观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性对立并不会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性发展而消除,这是恩格斯坚决坚持的。同时,他也正确指出了,“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⑤。

一是关于未来革命的新特点。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已不是少数人领导的革命,而是多数人自觉参加的革命。工人阶级应利用普选权等形式到处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共同构成一个最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突击队,同时把小资产阶级、小农争取过来,发展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力量,最终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除。

二是关于未来革命的方式问题。恩格斯一方面仍然坚持了暴力手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更多地注意到以普选权为代表的议会斗争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把暴力斗争作为极端情况下的最后手段,认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认为,普选权是测量无产阶级成熟程度的标尺,是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大检阅,因而,是无产阶级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无产阶级应当先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承认公民权利平等的进步性,制定适宜的政策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秩序内进行各种斗争,并争取在可能条件下和平夺取政权。

三是关于未来革命的时机与条件。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特点与方式的分析,事实上已包含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新认识。既然未来革命是多数人自觉的革命,就不仅需要客观的历史的条件,而且需要无产阶级主观的能动的因素;不仅需要无产阶级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而且需要无产阶级意识的发育发展。因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的和平斗争,既是削弱对方力量及统治的过程,更是自我成熟自我教育的历史过程。同时,恩格斯直到晚年仍然坚持了他早年的同时胜利说,认为先进国家应当在同时几国——英法德——内取得胜利,才会有保障。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何时如何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问题上的谨慎,而不应仅仅看作一个理论判断,更不能简单看作一个错误的判断。

(四)对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新看法。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须首先实现与广大农民阶级的联合,将它们团结到自己周围。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总结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得出的基本结论。但究竟如何实现这一联合,无产阶级在实际革命斗争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90年代初,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制定自己党纲时,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恩格斯根据自己对西欧土地制度史的研究,结合法德两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论述了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一些新看法。

从对小农的性质及发展规律看,恩格斯认为,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它在不可挽回走向灭亡,它是未来的无产者。也就是说,从长期看,小农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无产阶级应当减轻它们在破产中的痛苦,以免加速它们的破产,但是,无产阶级又不能作出保护小农及中农利益的永久性承诺,不能为了一时力量的扩大去牺牲原则或对小农进行欺骗。

关于对农民问题的具体政策,恩格斯认为,对小农、中农、大农、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小农一是不以自己的行动加速小农的灭亡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二是不用暴力手段剥夺小农,要坚持自愿、示范和财政帮助原则使其走向公共生产;三是要宣传和实践大规模经营所具有的节约劳动的特点用节省下来的劳动发展农业生产;四是合作化程度是不断发展的,要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形式。

(五)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探索。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经济生产关系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首先爆发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到了马克思晚年,他开始注意到社会形态多样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多样性问题,提出了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命题。马克思总的观点是即使这种可能性实现也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发生革命并且互相支援。恩格斯在90年代则通过研究俄国1861年后村社制度的变革,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恩格斯认为,“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⑥俄国村社是一种衰亡中的形式,它正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走向解体。由于俄国政府力量的推动,小农已在大规模地出现并产生阶级分化,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决定性的社会力量。他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在俄国村社解体前发生世界革命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因而,俄国村社已不再可能成为俄国避免资本主义苦痛而跨入一个全新社会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看到西欧资本主义私人生产方式的缺陷,并不意味着村社这种原始性质的集体化组织形式可以成为解决这一弊端的新形式。无论从广大村社农民的阶级意识还是从社会形态本身发展的过程看,在较低阶段的社会形态中试图解决较高阶段社会形态遇到的问题,都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恩格斯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产物。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恩格斯直到去逝前仍然认为,作为高级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离开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充分发育发展是不可能的。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显然超出了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但却很难说是一种简单的否定。

(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预见。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既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有发展潜力的时候冒然产生并取得胜利,也不能简单依靠占有国家政权而实现对现代社会的全新管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在长期斗争中学会不仅管理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力,还是管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结构,这就要在保持自己先进的阶级意识的同时,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多数人的自觉的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也应当是多数人的自觉的社会,这并不只是指运动过程中的卷入,而是一种自觉的参与。实际上,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识。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恩格斯一方面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阶级统治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认为,无产阶级刚刚取得胜利后的国家是一个继承下来的祸害,需要去掉其最坏的方面。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要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在形式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管理者也会存在一个变质的问题。在任何形式的国家中,管理者都是一种凌架于社会之上的统治性力量,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也可能从公仆变为主人。因而,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始终注意去掉其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等最坏的方面。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并且因为是处在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经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的90年代而显得更为迫切必需。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领袖。恩格斯一方面认为,应当加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及社会主义目标前途的教育,要使他们从困苦境地中的反抗者群体,变成一个对社会历史规律和本阶级历史使命有着自觉认识的主动参与者,另一方面要强化党内的民主监督机制,要及时反映普通党员群众的建议。他建议工人党要至少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给全党一个讨论党的有关政策的机会;他还建议威·李卜克内西这样的年迈政治领袖尽快退休,不允许党内存在领袖任职上的终身制。恩格斯在晚年已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党的建设问题,认为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社会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完成社会制度与意识观念的彻底变革。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农业。恩格斯认为,小农式分散的农业生产是没有前途的,农业的根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对小私有的农村土地制度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但这种改造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已由无产阶级国家来掌握发达的物质生产力,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大力的帮助将他们吸引过来,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政权作出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尤其不能借助于暴力实现这一点。恩格斯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的法国,“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⑦。

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是恩格斯理论思考的前提。他一方面要检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又要总结、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经验。可以说,恩格斯正是在对当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的富有创见的理论思考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对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观点,或者说是一种更高层次更为全面的社会主义观,并依此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发挥指导作用。

恩格斯逝世后,他晚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正确的认识与评价,这其中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剧变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超出了恩格斯晚年的预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及其意识形态的纷争则直接影响了对恩格斯晚年理论探索的全面理解。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世界现代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不仅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观点作出科学阐释,而且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理论启示。

(一)社会主义学说从来就是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观点本身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同时它从产生形成起就一直处于动态的丰富发展过程中。

恩格斯晚年面临的是剧变中的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向更高发展阶段转变,这种转变在国际政治、国内阶级斗争中的影响即将显示出来。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条件和方式必然发生重大改变,而这种改变构成对他们早期社会主义观点的重大修正。如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多数人自觉参加的政治运动,和平的议会的长期斗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政治手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借助于更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条件等等。恩格斯还科学解释了这种实践发展与认识更新的关系,认为历史会纠正认识中的错误,并促成新认识的形成,不能将原因简单归结为思维上的偏差。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意味着它的分化。不论从恩格斯对人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论述上,还是从他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战略策略的分析上,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探讨已经明显地表现了个性特征。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主张都是基于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状况的分析,比如和平过渡问题他认为只有在英荷法德等国才是可能的,而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看法则明显带有他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说,恩格斯晚年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且为后来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和观点上的依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许多论述是有着区域性的局限的。因此,我们应当走出长期以来自我设置的理论樊篱,从时代条件的改变和区域特点的状况上理解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以选择适宜的社会经济政治现代化模式与道路,建设适合时代需要与民族实际的社会主义。

(二)根据历史与现实条件制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基本结论就是鉴于资本主义正处在和平发展的上升时期,无产阶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征途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而,无产阶级要根据这一历史,积极利用合法的民主的手段,与资产阶级开展斗争,保存壮大自己的力量,或者为将来的决战作准备,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在这一战略之下,无产阶级既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又要将斗争维持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秩序内;既要坚持本阶级的先进性和最终目标,又要维护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以壮大自己的队伍。恩格斯所提出的是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应当坚持的政治原则性与手段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战略与策略,其时代性特色是十分明显的。

虽然我们的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也有着某种形式上的类似,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将在一种敌强我弱的国际背景和经济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区域特点中曲折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只是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更换,而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长期发展基础上的内在结果。这不仅是一个分为若干阶段的历史过程,而且要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际环境和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因而,我们的政治战略与策略应当充分估计到其艰巨性长期性并使之富有民族特色。同时,还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与价值理想的协调统一,二者的有机统一才会确保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和策略的正确可行。应当说,我们的任务在某些方面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政党并不轻松。

(三)建设一个政治思想坚定组织制度民主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更加主动团结所有无产阶级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使他们主动参与到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中来,而不是指望革命发生时少数伟人的召唤;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强化内部的民主制度建设,不能使党成为少数人特殊利益的代表,更不能使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等旧官僚机器的作风在党内复燃并带进未来的新政权中。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来的实践不仅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些论断,而且因为历史与现实经验教训的一再重复使政党建设显得更加必要。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既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持久可以一劳永逸,也不等于党可以永远保持其先进觉悟。相反,执政党很容易产生官僚化和腐败现象,时间一长则会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干部由为了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变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者,党员群众则由为了高尚政治理想而斗争的参与者变成社会生活中的被管理者和普通参加者。部分党员干部可能会因手中握有权力,贪图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而背离党员群众和社会民众的整体利益,由于监督机制的欠缺甚至可能会激化这种利益的矛盾,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源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自身建设上的缺陷。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完善党内乃至全社会的民主制度及权力制约机制,保证党不因个别人或团体的失误犯全局性错误。充分的直接的民主不仅是党内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能否健康发展的必备前提。这应当成为恩格斯执政党建设理论对我们新时期党建的主要启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②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94、270、595、590、5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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