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与江泽民关于各国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南北论文,重要思想论文,多样性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公认的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他考虑问题总是着眼大局，着眼未来。他在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意味深长地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提出并分析了“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就是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首次提出了关于东西南北战略判断的构想。“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他的这个战略判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论述不是对国际局势中一时一事的看法。而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展趋势的战略判断。党的十三大以来，我们把邓小平在这个战略判断中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在党的文献中一直坚持下来。
“是非经过不知难。”邓小平提出这一战略判断也只有在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才能成为可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影响，从而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上也出现失误，这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国内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历来是同对国际局势判断的正确与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60、70年代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实际上预示着当时的时代主题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如，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取得突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获得恢复；关闭了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大门被开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这些重大事件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下实现的。但是，由于党的思想路线受“左”的干扰，我们认为当时的时代仍然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因此，制定的国内方针、政策很多是立足于打仗，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比如，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建设方针，等等。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开始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进程。新时期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包括对时代主题上的认识。80年代初，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持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3]在对世界局势作客观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问题的战略判断。这一个重要判断实际上是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1987年邓小平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制定的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我们越来越重视营造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并且把这作为制定我国国际战略的立论依据。十二大以来，在每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都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一般指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安全环境，主要包括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关系我国主权与安全的外部条件。发展环境，主要包括世界经济形势、各种资源、市场要素分布和流动的情况以及外国与我国的双边经济关系。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经过共同努力，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据此，邓小平提出联合国必须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上议程，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建立这个新秩序的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清醒地看到，虽然时代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邓小平还预言，到了21世纪，发展问题对全球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如果任凭南北矛盾扩大下去，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将会对国际局势产生消极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确实是高屋建领，远见卓识。
二
在进入新的世纪之际，江泽民多次向世界各国政要们提出这个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态势，针对霸权主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搞“一超独霸”的状况，提出并多次论述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判断，并在思考和回答上述重大问题中形成了“各国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
江泽民在200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是人类宝贵财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历史充分证明，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各自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继承发展本民族文明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并享受美好的生活，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加强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推动各种文明共同进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才能真正实现。”此后，江泽民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阐发了上述重要思想。2001年5月25日，他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亚欧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说，亚欧会议应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亚洲和欧洲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相互交往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欧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亚欧会议应构筑起新的“丝绸之路”，积极促进新世纪亚欧文明的交流，使亚欧各国在发展本民族文明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2002年4月10日，江泽民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他在回答《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的提问时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哪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作为衡量世界各国政治模式的唯一标准。如果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允许有别的模式存在，不让别的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地去创造，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不民主的。2001年4月6日，江泽民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演讲中指出，拉美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万里长城和太阳金字塔交相辉映，展现了中华文明和拉美文明的辉煌。2002年4月15日，江泽民在访问尼日利亚时盛赞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诞生的诺克文化。他说，“诺克文化是迄今所发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古老的文化。尼日利亚也因此成为非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江泽民在“亚洲相互合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再次指出，亚洲是一块政治、经济、文化充满多样性的大陆，这一现实不仅不会妨碍亚洲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反而使亚洲各国人民的交流与合作更加丰富多彩、更增添了相互取长补短和兼容并蓄的优势。江泽民在概括上海合作组织的精神时说，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这就是“上海精神”的实质。与此同时，江泽民也指出，“人类仍然面临着许多矛盾和挑战，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没有得到改变，因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广大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实现更大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对各国文明多样性这一重要思想作出最为全面和深刻阐述的是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关于各国文明多样性的论述是“七一讲话”中重要的新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我们要加以重视和研究。
三
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和江泽民关于各国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上述“战略判断”和“重要思想”是对世界大势发展的科学总结。何谓科学总结？一是要符合客观实际，二是要有全面性。邓小平的“战略判断”揭示了20世纪70、80年代时代主题转换的客观现实。尽管当时的国际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外界对此众说纷纭。但是，邓小平抓住了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这就是和平与发展。尽管邓小平生前也多次说过，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但是他始终坚持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的“战略判断”经受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再次被证明为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80、90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严重挫折，当时我们面临的形势一度非常严峻。在苏东剧变这个重大冲击波面前，把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者有之，对时代主题发生怀疑者有之。邓小平力排众议冷静地指出，东欧剧变的风波吹不倒我们，国际形势虽然有消极和严峻的一面，但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4]在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和“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这32个字的方针。这对于我们当时渡过难关并在后来的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上打开局面取得成就，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为什么当时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是他把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建立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并没有发生改变的这一正确的立论上。此外，“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体现了分析世界格局问题的全面性。长期以来，对世界格局问题常常用“一球两制”来概括。虽然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这种概括是不对的，但是可以说这种概括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它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而当今世界复杂得很，仅仅从政治、经济或文化层面来考虑是不够的。邓小平的这个战略判断是从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上来分析世界格局。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主要是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其它战争爆发。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包括发达国家的再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而主要是指第三世界即南方的发展。在邓小平看来，和平与发展既密切联系，又不能等量齐观的。因为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需要和平。只有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才能都得到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了，就能为世界和平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当今时代，人们更加关注和期望发展。邓小平指出，在和平与发展的两大问题中，核心是发展问题。他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5]
江泽民关于各国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科学总结。这个“重要思想”既看到了由于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从而带来了各种文明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难免会引起摩擦。同时又指出，从本质上看，各种类型的文明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它们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正因为各国多样性的文明是兼容的、是可以长期共存的，因而它们可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从而不断积聚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由此出发，就必然得出应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结论；必然得出各个国家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所处的世界才能既充满活力，又绚丽多彩。此外，江泽民关于各国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什么？就是针对在世界各国文明发展认识上的片面的理论或主张。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为片面的理论或观点莫过于以下“两论”，即“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对这“两论”中的几个核心观点必须加以剖析。第一，文明是一种范式。如同科学哲学中的范式一样。要用范式研究文明发展的历史。第二，当今世界文明是多元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核心国家。第三，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第四，当今世界的重构愈来愈往文化划界方向靠拢，即国家或民族结盟愈来愈往文化认同方向发展。第五，文明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只要西方国家加强对非西方文明的认同，世界文明的未来是光明的。虽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上述“两论”中的这些核心观点。但是，其中有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因为它是片面的、有害的，如第五个观点。事实上，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在回顾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在反思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悲剧后，都看到了上述“两论”的片面性和由此带来的危害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本土上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恐怖暴力袭击。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其中包括受西方占主流的文明观即“两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的背景。
其次，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和江泽民的重要思想是制定我国国际战略的立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包括国际和国内这两大部分。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的惟一依据就是客观实际。而客观实际对于执政党来说可分解为世情（世界大势）国情（国内基本状况）和党情（党的基本状况）。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的历史证明，正确地把握国情和党情是我们制定国内发展战略的关键。同样的道理，能否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世情，则是我们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的关键。前已述及，由于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和江泽民的重要思想是对世情的正确分析和科学总结。因而两者就成为我们制定国际战略的立论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国际战略中提出并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思路都是在坚持上述的“战略判断”和“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邓小平关于积极争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思想；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的论述，等等。又比如，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的分析；关于新世纪我国对外关系上的新论述（即三个“都不愿意看到”和五个“渴望”）等等。
由于邓小平关于东西南北的战略判断和江泽民关于各国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思想是对世界发展大势的科学总结即对世情的正确分析，而且经受了20多年国际风云变幻的检验，因而它们是正确的理论。那么，在我们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过程中，上述的“战略判断”和“重要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