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现代情境的解读:知识报告--从紧身衣的后现代视角看_后现代主义论文

对后现代情境的解读:知识报告--从紧身衣的后现代视角看_后现代主义论文

解读《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利奥塔德后现代观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透视论文,利奥论文,状况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纪元,一个新的思维范式,一种新风格,后现代主义孕育于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七八十年代在欧美达到了巅峰。其实,就其理论建构而言,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甚至没有一套相互连贯的观点。它只不过是众多观念的无序组合。因此,近几十年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可谓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它波及到当代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法国著名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就是这场论战中的一位半士。他同德国哈贝马斯的思想交锋成为当今世界著名思想家之间的一场引人注目的后现代论争。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就是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这本著作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成为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蒙之作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蓝本。

写作背景和前提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 Francois Lyotard)于1924年出生在法国。他1946年大学毕业后曾去阿尔及利亚的康士坦丁市中学任教,1953年回到法国,60年代末期继续深造,并于1971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他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法国战后思想界第三代中坚人物,其主要论著为:《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开始偏航》(1973)、《话语和图像》(1974)、《力必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1979)和《辩论中的用语差异》(1988)。

20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应用,西方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不久这一社会相继发生了无数裂变。传统的权威和整体性遭到了虚无的否定和不断置疑的审视,知识被重重地涂上金钱的色彩。真理标准的丧失、价值主体的失落和知识尊严的失去宣告了现代性(modernity)正在消亡。

面对由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这种对先前思想文化传统的撕裂和冲击,西方许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纷纷撰文发表自己对这场剧烈的革命式变革的看法,同时也针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开出了诸多的良方。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宏伟工程,它尚未终结,故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他从批判哲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现代”这一历史语境,主张重建“新理性”,在知识的可靠性和合法化问题上建立交流活动理论。他断定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一种普遍共存的话语交流从而达到真理的共识。

当哈贝马斯以上述“新理性”的眼光在西方文化界逡巡时,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德则以独特的“去中心”(decentre)视界将后现代是否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后现代时期知识状况的研究。他1979年写就的《后现代状况》一书可谓他批判哈贝马斯整体观、交流理论和共识真理观的“宣言书”。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试图以语用学(pragmatics)的观念和方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变异和危机的症状。他从语言资质(language competence)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入手,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持网络为认识基础元话语(metadiscourse)的衰败消蚀,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叙事危机”、知识非合法化局面,提出了开放变动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规则的后现代主义观念。

利奥塔德“语言游戏”理论是建立在“后现代工业社会”知识地位变化的假设和语用学基础之上的。他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我们操作的假设是知识的地位在进入被称之为后工业时期和后现代时期之机发生了变化。这种变迁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即欧洲恢复重建期的告终。”[①a]为此,利奥塔德继续写道:“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有关最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况。我决定以‘后现代’一词表达这种状况。该词目前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中间颇为流行,人们用它来指示我们眼下的文化处境。”[②a]他坚信,当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时,知识地位发生了变化。而这种知识的变化又会波及到政治、经济、科技和个人。他试图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进一步考察后现代时期各种病态症候、危机的原因和消除危机的策略。

在具体剖析后现代知识状况变化时,利奥塔德采用了语用学的理论。语用学指出,话语的模式(modes of discourse)包括三要素:说者(addresser)、听者(addressee)和所指(referent)。这三者按照一定的模式使谈话成为现实。说者处于“知者”或“行家”的地位,他通常有绝对权威,代表着合法性;听者是信息传输的目的和对象,他对所说的内容有赞成和否定的权力;所指是说者讲话时谈论的主题(subject),它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它不仅指精神上的而且指物质上的。在后工业社会里,这三要素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说者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威,听者缺少了评判标准,所指沦为商业信息。据此,利奥塔德构筑了“语言游戏”的理论。他欲以开放变动的“语言游戏”为解决话语交际矛盾的主要方法来求得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就是他《后现代状况》一书的主要写作动机。

知识的变化、合法化危机和语言游戏

在《后现代状况》这富于挑战性的论著中,利奥塔德指出,在后现代社会里知识的传统分类和功能已经逐渐被摒弃,知识自身正在经历一场大的裂变。在先前的“现代”社会里,知识(knowledge)一分为二:科学(science)和学问(learning)。科学求真——探讨的是世界本原的构成,万物变化的程式和规律;学问寻求的是自由和解放。无论科学家或教师都是知识的说者,且享有绝对的权威。知识的所指不外乎是真善美。作为启蒙主要场所的学校旨在培养“精英分子”(elite),即“解放的英雄”(hero of liberty)和“知识的英雄”(heroof knowledge)。

然而在“后工业社会”里,知识的结构和功能都逐渐发生了变化。科学知识已转化成一种话语。现代最先进的“科技”无一不与“语言”相关,如语音学、语言学理论、传播学和控制论、电脑Basic语言、信息的储存和释放、电脑终端。知识(科学知识)电脑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等趋势和倾向改变了传统知识的两大功能——科学研究和传递教化。

科学知识的目的不再是寻求真理。它探求的对象不是“已知”(the known)而是“未知”(the unknown)。科学知识追寻的是“它有什么用?”“它可以出卖吗?”“它的功效如何?”[③a]于是“科学技术成了一种游戏。它不求真实公正美丽,而为的只是效率”。[④a]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知识已演变成一种生产力或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动力。它被打上了商品的烙印。

就学问(learning)[①b]而言,它在“后工业社会”中也和科学知识一样经历了诸多变化。首先,随着知识——信息知识商品化趋势的日益增加,作为学问主干的学校教育的目的已沦丧为仅仅培养学生应付世界的竞争能力——技能的训练。无论初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都是“功能”性的、实用性的。“知识的传播已不再是被设计成培养引导国家走向自由解放的精英,而是为所依存的社会体制提供能够按照规则圆满承担生活语用交际任务的‘选手’(player)。”[②b]政治叙事(political narrative)和哲学叙事(philosophical narrative)正在走向衰亡。

其次,话语交际的三要素——说者、听者和所指也发生了裂变。话语所指的内涵由外在呼唤人性解放、理想正义和自由转入对商品信息的提取;教师不再具有“主话语”,由知识的启蒙者变成了信息的编排者。其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的地位正被电脑信息库所取代;学生不再是关心“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而是终端机前获取新类型知识的聆听者”。

知识与商业、经济实力挂钩,投资知识(investment knowledge)和支付知识(payment knowledge)的诞生也就意味着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压迫、排斥、控制的权力形式——一种当代新话语。与此同时,宏伟叙事已经失宠。一场“合法化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何谓“合法化危机”?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写道:“合法化就是司法官被赋予一种制定法律和准则等权力的过程。”[③b]换言之,合法化就是允许别人做某事的权力。即谁有权利来决定社会问题?谁是规定准则并强制让人遵守的主体?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

利奥塔德宣称,他已经证明“共识是科学论述中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不是科学论述的目的。正好相反,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错误推理(paralog)。”[④b]后现代科学知识在具体运行中追求“不稳定性”(instabilities)而拒斥稳定系统和决定论。它推崇的是想象力,生产的是未知而不是已知。这种求新求奇、拒绝共识的倾向就导致了真理评判标准的丧失,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和恐慌。

另外,在高等学校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学校不再从事“精英教育”,它只有很好的职业培训性。启蒙运动求真求解放两大目标所造成的宏伟叙事和元叙事此时便无处藏身。先前那种理性的双方可以借助于真理价值的陈述在陈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可以达成一致意见和共识的规律已经消亡。

显而易见,“后工业社会”的人们正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科学知识求新求不稳定性使人无所适从、惊恐无比;另一方面,政治叙事和哲学叙事在学问界的消失使人类丧失了对权威准则的依赖。茫茫世界,芸芸众生不知所措。谁来决定什么是知识?谁知道需要决定什么?无人知晓,无人明了。从尼采“上帝死了”(The God is dead),到罗兰·巴特“作者死了”(The author isdead),再到福科“人死了”(The man is dead),权威的合法化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蚀。

利奥塔德在对合法化进行了深入广泛研究后,便开始了“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的讨论。他认为:传统的合法化因时过境迁而失效,只有通过解合法化,才能走向后现代语言游戏的合法化。消除合法化危机是通过“解合法化”来实现的。当然“解合法化”并非“非合法化”(non-legitimation),而是把知识重新加以合法化,即应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性,依据不同的游戏订出不同的规则。各种话语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也不可相互侵吞。他提倡在“后工业社会”中推行“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和“叙事的多样化”(proliferation of narratives),主张,“去中心”,反对“精英统治”和“大一统”。为此利奥塔德构筑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规则。

所谓“语言游戏”就是“在众多的话语中,任何一种话语都可以用说明其性质和用法的随意规则去设定它。这就如同人们可以按照每个棋子的不同运行去限定象棋的比赛一样”。[①c]“语言游戏”理论具有三大特点:这些游戏规则本身不能给自己提供自身的合法化,它们只是游戏之间隐喻或公开的契约式的产物;规则是游戏得以运用的关键,没有规则就无所谓游戏,其任何变化都将改变游戏的本质;每种“话语”的发言如同游戏一样,都是一种战斗,具有抗争的意味。

利奥塔德后现代观评述

利奥塔德“语言游戏”规则的三大特点实际上是对他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概括,同时也回答了他同哈贝马斯关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三大问题。

第一,如何消除“合法化危机”,即如何消除叙事危机(知识危机)?利奥塔德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解合法化”。但是,“解合法化”、“去中心”不等于“非合法化”。它仅仅意味着对先前现代社会里那种以“唯一真理”、“唯一是非”为基石权威的否定。其实质是重建一种多元化的、较宽容的经济文化体制。显而易见,利奥塔德在此强调的依然是一种“合法化”。否则,“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②c]正所谓,无规矩何以成方圆。

第二,“后现代社会”的“语言游戏”规则的特点是什么?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虽然强调了合法化和规则的必要性,但它所说的规则的质有着更广更深更新的涵义。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至尊的语言游戏、话语和关于正义的普遍理论。各种话语游戏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也不可相互侵犯。评判正义的标准和实践正义的原则——“语言游戏”的规则也理应多元化。“语言游戏”规则应被赋予更大弹性(flexibility)。他宣称后现代社会是个开放宽容多元的社会,是一个“谁说了都算”的社会。

第三,后现代人生存的境况如何?依据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除,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冲破旧模式,不断地创新。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常常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动荡不安和异常恐慌的生活环境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利奥塔德以后现代社会知识地位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对“叙事危机”的研究,对“合法化”和“解合法化”症候的剖析,大胆地提出了“语言游戏”的设想。他期求以此作为消除后工业社会权力信仰危机的对应策略。他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石就是反对同一性,因为他是以这样的话语来结束《后现代状况》一书的:“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宣战,让我们成为可不表现者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他这种提倡差异性的呼声在他1988年写就的《辩论中的用语差异》一书中显得更有力更响亮。“plurality”,“multiplicity”,“difference”,“otherness”随处可见。

毋庸置疑,利奥塔德以多元化、差异性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的理论对推翻旧有的僵化板滞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反对绝对权威和重新开放多元的小型叙事起着积极的作用。他的后现代观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少数民族文学,东方主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现代小说中标举平面模式,淡化意义,放弃人为,平易自然,甚至卑微琐细的创作原则也无一不与此相关联。

当然,利奥塔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他过分强调了知识话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一味注重“语言游戏”规则的灵活性。他推崇异议,贬低共识,这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种话语都是个性与共性、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此乃人类一般常识。

注释:

①a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ed.and 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Britan Mau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4),P.1.

②a 同上,第xxxiii页。

③a 同上,第4页。

④a 同上,第44页。

①b 依据利奥塔德,知识可以分为科学知识和学问,学问在此处主要指学校教育及叙事知识。

②b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第48页。

③b 同上,第8页。

④b 同上,第65—66页。

①c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第10页。

②c 同上,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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