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现状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关系、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欧洲大国的关系等广泛的研究内容，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领导人等诸多因素，因此一直被世界各国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案例。
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1950年2月14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对于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 Allan Mayers)的《劈开磐石：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重思冷战史》、高沃龙(Garver.John)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 Heinzig)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注：西方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Zhang Shugu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1950-1953，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Zhang's another book is Economic Cold war,2001.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William E.Griffith,Cold War and Coexistence-Russia,China,and the United States,Prentice-Hall,INC.，1971;John G.Stoessinger,Nations in Darkness:China,Russia and America,Random House,New York,1981;Robert S.Ross and Jiang Changbin edited,Re-examining the Cold War,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2001;David Allan 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U.S.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英］琼斯·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美］高沃龙：《对手与盟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二类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80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该书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О．Б．Рахманин），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变化的亲历者，对50-60年代的历史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Е．П．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新进展。（注：苏联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中苏关系1945～1980》[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出版的最新中苏关系著作，如：《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巴拉诺夫：《中国及其外部世界》，莫斯科，俄文版。［俄］А．М．列多夫斯基（А．М．Ледовский）：《斯大林与中国》[M]，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Бажанов Е．П．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Отнощения．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Новая и Внешная История，1989；Рябченко ЯН．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щ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50-х-начале 80-х годов．Влодивосток，1991；О．Б．Рахманин，Из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щений СССР и китая，1917-1991，Москва．1994；Л．Н．Нежинский．М．，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ы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Отв，Междунар．отношения，1995；И．Г．Лобода．Москва－Пекин：Что дальще？М．：ИНФРА－М，1995；А．А．Брежнев，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ву，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Москва．1998；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Теория и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госу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щений，Моско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Научный Фонт，1991；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О．Б．Рахманин，К Историй Отнощ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20 Веке，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Москва．2002.）
三是中国学者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对中苏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注：中国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林军：《中苏关系(1689～1989)》[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曲星：《中国外交50年》[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曲星：“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J]，《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罗时叙：《由密月到反目》[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M]，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等。）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即认为，地缘政治和势力均衡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和追求目标，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形势的改变、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对国家利益认知方面的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但是，从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在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中苏双方的策略发生了变化，但是根本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仍然是中苏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敌人，对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合作显然更符合双方利益的需要。因此，通过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苏分歧是不充分的。
另一种方法是理想主义的方法，即认为，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引起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戏剧性变化。问题是国家交往的历史实践表明，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不一定会恶化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60年代苏美和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别要远大于中苏之间的分歧，为什么苏美、中美之间可以走向缓和，中苏之间却走向了冲突？这一点通过分析意识形态的矛盾性也无法解释清楚。
第三种方法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心理研究。目前，中外学者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微观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通过研究领导人的个人经历和心理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关系变化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决定了当时中国对苏联的策略。”（注：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同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注重分析毛泽东选择的国内发展路线与对苏态度和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注：章百家：《毛泽东与中苏同盟和中苏分裂》“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7年10月；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强调毛泽东的革命理念与赫鲁晓夫路线之间的根本冲突，（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的将毛泽东的政治意识作为思考问题的角度。（注：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M]，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目前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人个性等方面，没能够从领导人政治意识产生的宏观文化背景进行研究，这有可能将中苏关系演变归结为个人性格，陷入苏联学者认为的“领导人个人的原因”导致了中苏关系恶化的老路。德国的海茵茨希在研究中苏走向同盟的历程中使用了部分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研究止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没能展示政治文化的差异如何在中苏关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此外，过去的研究多从中苏双边的角度研究中苏关系的演变，这也有一定的局限。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约和经互会相继解散，然而与其对立的北约和欧共体（欧盟）却不断发展完善，2002年又分别做出了东扩的决定，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反倒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团结，原因究竟何在？这一点从过去的研究来看我们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注：安大峰：“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若干问题”，（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第5期）；斯大林的翻译费德林在回忆录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动一动手指头就能让铁托永远滚出去”，“这种情况难道仅仅限于一个南斯拉夫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三、下一步研究的工作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蒙古迅速增长到十几个，并在冷战的气氛下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然而，纵观社会主义阵营“生命”的全过程，问题始终不断。1948年欧洲共产党中央情报局对铁托的批判，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8年苏南、中南论战，1960-1964年的中苏论战、苏阿论战，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自卫战争等。这些事件和问题有的和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紧密相连，但是有的却和苏联关系不大。例如，1971年8月12日，曾经在中苏论战中坚定支持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中国决定“突然”，没有就这个问题同他们“预先商量”，说“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注：汪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此后中阿关系日渐冷淡，其过程与中苏关系从“同志加兄弟”到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对抗极其相似。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系列冲突事件很自然地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演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并非特殊个案，而是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与冲突关系的缩影。
由于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摩擦存在普遍性，那么我们单纯地从中苏两国去寻找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显然并不全面，答案只能从更加宏观的社会背景中寻找。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77页。）这种力量就是体系的力量。
层次分析与因果关系链（注：参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从过去中苏关系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强调国家的战略、利益分歧，还是强调领导人的政策失误，从国际体系到决策者再到国家行为这条因果链都恰恰被人们忽略了。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这无异于丢掉了问题的核心。（注：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具体而言，就是人们越来越注意到，随着大量历史档案材料的解密，中苏关系的复杂交往、双方的历史恩怨、文化差异会像过去和今天一样让不同的学者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时对两国文化特殊性的研究也无益于我们回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存在的类似矛盾的普遍性。因此，虽然对社会主义阵营体系的权力结构和威望结构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薄弱，但却是今后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应该引起学者们更多的关注。
研究社会主义阵营体系结构比较适宜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根据结构主义理论，当个体或集团的行动结合到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行为模式；如果单个行为体属于其他结构的话，就会形成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注：［美］詹姆斯·多尔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在约翰·鲁杰看来，对变革的研究必然是对结构的研究。（注：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Space,Time,and Method,"in Ernst-Otto Czempiel and James N.Rosenou,eds.,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1990s (Lexington,MA,and Toroto:Lexington Books,1989),p.21.See also Stephen Haggard,"Structuralism and Its Ctitics:Recent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itons Theory,"in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eds·,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p.403-437.）同样，理查德·利特尔认为，要认识大规模的历史性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关键问题也在于认识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注：See,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Large-Scale Historical Change," in A.J.A.Groom and Margot Light,eds.,Contemprary International Relaitons:A Guide to Theory,London:Printer Publishers,1994,pp.9-10.）
作为一种整体的(holistic)或系统的(systemic)方法，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寻求解释由行为体组成的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结构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所有系统互动模式都具有相似特征，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系统接收来自周围环境的输入信息，然后产生输出信息；在系统结构中，各单位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模式。在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输入的问题往往成倍增长，而解决办法经常相形见绌，于是造成系统的超载，结构性需求（注：系统理论重视结构——功能分析法。这一方法包括结构性和功能性必要条件这些概念。结构性需求(structural requisites)是指维持系统存在所必需的有规律的活动方式。See,Marion J.Levy,Jr.,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iences,VI,New York：Macmillan and Free Press,1968,p.23.）(structural requisites)变得越来越多。为此，帕森斯提出了四个维持系统功能的条件：①系统模式的护持能力(pattern maintenance)，即系统保证自己的基本模式、价值和规范可以延续下去的能力；②适应能力(adaptation)，即适应环境和环境变化的能力；③实现目标的能力(goal attainment)，即系统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的能力；④整合能力(integration)，即把不同的功能和子系统整合为一个连贯、协调的整体的能力。在应付压力的过程中，可将体系的功能分成良性功能和功能失调，良性功能就是所能观察到的有利于系统适应和调整的那些结果，功能失调则相反。（注：Talcott Parsons,"Order and Commun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ystem,"in James N.Rosenau，ed.,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1,pp.120-121.）
从系统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整个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产生了一些新问题。热核武器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观念，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变化要求必须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方式做出调整，中国的崛起和苏联地位的相对下降则要求调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体系面对外部与内部出现的各种结构性需求而出现了严重的系统超载，体系主导国家苏联对体系的护持能力不足、护持方式不当，最后导致体系功能失调，最终铸成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中苏关系由结盟变成对抗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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