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董必武（中）与周恩来（右）同机返回延安，受到朱德迎接
董必武在中共中央南方局
倪良端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建立。董必武任常委，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南方局所辖的四川(含重庆)、西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党组织，大多是在抗战开始前后的救亡运动中恢复重建和发展起来的。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南方局领导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时撤离转移已暴露的干部。同时要求党员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备；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等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斗争方式。隐蔽方针和“三勤”“三化”的贯彻执行，使南方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稳步推进，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站稳了脚。尽管国民党不断加强特务统治，图谋消灭中共在这些区域的组织，但绝大多数地区的中共组织仍然保全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积蓄了革命力量。
观察组痊愈30例，显效5例，有效2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7.37%；对照组痊愈21例，显效6例，有效5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为84.21%，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注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
南方局刚成立后的1939年1月19日，蒋介石向中共提出“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的意见，周恩来、董必武等明确表示：“不可能。”根据中共中央“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指示精神，他们断然拒绝了蒋介石侵吞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蒋介石统一国共两党的主张遭拒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不顾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和全国人民共同要求制定了“溶共”“反共”“限共”的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整套反共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国民党由片面抗战开始转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刘宝山已经无法还原当初的庭院武术传统传承模式，尽管他依然用传统的家长制度管理自己的儿子和集团，且目前总是在假设自己“不在了”的前提下，让儿子们“统一思想，没有分歧”地处理集团事务，但是他和自己的儿子都知道“这事难”，为此，他发出了“做事难，做人也难”的感慨。他明白，再也无法回到当初“两间窑洞，几个徒弟”的纯真年代。鲍曼描述了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在理想状态中，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是一个观光客；身临其境却又置身事外；物质上的亲近，精神上的疏远”[8]。刘宝山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他既想成为观光客，又在特定的时刻幻想回到流浪者的状态。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方针、政策和办法，董必武等加强所辖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的培养教育。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扩大执委会议提出：积极参加领导抗战动员与社会运动，加强与巩固已建立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成为抗战中的堡垒。继续党员的审查登记，加强建立强有力的地方党组织领导机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大批中共党员进入由桂系广西当局组织的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在桂林“八办”和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南方局派马子卿到云南昆明向中共云南组织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南方局批准将中共云南省特委改建为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决定，即成立由李群杰为书记、费炳等7人为委员的中共云南省工委。1939年2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扩大会议根据南方局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指示，产生了由高文华任书记、徐特立等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省委作出以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为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的决议。中共湖北省委在1939年2月内对省内各地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并扩大了原有组织，建立了新的基础，加紧了党员和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1939年4月中下旬，中共川康特委组织了“五月革命行动委员会”，由程子健、韩天石、郑伯克、甘棠等组成，程子健为书记。中共川东特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鉴于国民党加紧推进反共政策和近年来党组织迅速发展比较暴露的问题，作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停止上下级业务部门之间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的措施，着手从组织上巩固党。
为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南方局从1939年4月起先后在重庆机房街70号、红岩嘴13号举办党员训练班，集训党的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和群众及秘密工作等。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亲自为学员讲课，传授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和工作方法。与此同时，南方局所属一些省委、特委分别在各地举办党员训练班。各级各地党员训练班的开办为国统区党的工作转入隐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贯彻中央指示，加强组织整顿
美国政府曾多次强调不给任何国家和任何公司制裁豁免，并要求所有国家在“过渡期”后同伊朗的原油交易清零，但遭到很多同伊朗有大宗原油贸易国家的强烈反对。2018年11月5日，特朗普政府宣布给予中国、印度、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土耳其和中国台湾地区“重大削减例外”的豁免，理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已大幅减少对伊朗石油的购买[20]。美国制裁政策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例外情况。
为反击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南方局加强党组织的整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向南方局报告上海工作中，提出改变斗争方式，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一切干部隐蔽在群众中去埋头苦干，改变大支部为小委员会等工作要点。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坚定而热情地指示他们按“要点”开展工作。
董必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抓南方局的整风学习，促进党的建设，进一步落实和督查“隐蔽精干”等工作。他指示中共川康特委把做好秘密工作作为改建后新一届特委的中心任务。
1939年7月，董必武参与制定的《秘密工作条例》由南方局领导机关发出。《条例》要求各地党的组织由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入这些机关，相互联系改用个别接头方式。党员和党的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党员被捕后不能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在万不得已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时，绝对不能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和组织情况、绝对不能供出其他同志。《条例》的贯彻执行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组织的整顿发挥积极作用，保护和巩固了党的组织。
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取得了更加快速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国际大都市，具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定位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最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广州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运枢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宏伟目标，更是展现了广州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继续留在重庆坚持南方局领导工作的董必武等接受李克农的建议，将党在广西桂林的同志凡有公开职业的加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员，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明显者，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当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1941年5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董必武等认真领会文件精神后提出：为保证大后方党坚定不移地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执行指示。对于暴露的干部坚决地撤退，勇敢地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即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党的支部、一般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党员转地区不转党的关系。党的领导机关切实做到短小精干，一般不设书记、组织、宣传委员或干事。党员或党的机关与上级失去联系必须独立工作，不准乱找党也不得与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关系。在职业中的党员可与其联系但不得随便利用，绝对不许随便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对不愿做特务的自首分子可经过适当办法劝导，使他保持中立。过去中央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可以加入某党某组织的决定无保留地执行，只要有可能和必要就应加入。
“科学探究能力”是指“能够发现现实世界的生物学问题，针对特定的生物学现象，进行观察、提问、实验设计、方案实施以及对结果的交流与讨论的能力”。
周恩来（左）、董必武在红岩
改变组织形式，转变工作方法
进入1940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南方局恢复建立由王致中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市委。
3月14日，国民党顽固分子在四川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趁机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10余人。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鉴于“抢米事件”的发生，立即采取各种应变措施。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中国南方地区党的建设实际，迅速通知所属各级党组织：为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的各级组织的经常活动免遭打击，必须立即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的形式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公开做统战工作的同志不参加党的秘密组织活动，只与相当领导机关负责同志个别联系。各地方党组织不举行党员大会和各级委员会的扩大会议，精简会议。下决心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建立完全秘密的接头会和通讯机关，组织工作重心放在巩固党的组织上面。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应绝对遵守南方局所制发的秘密工作条例，违反与破坏者必须受到处罚。加强党员的训练和秘密工作教育，各级干部应尽可能职业化。党员被捕后绝对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党的组织和供出其他同志，违者应受到严厉处分。各省委、特委接通知后立即采取相应的撤退隐蔽措施，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上都做到了积极转变。因时局严重恶化，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改组了川康特委，将比较暴露的邹风平等送回延安，由程子健为书记组成新一届川康特委，领导川西和川康党的工作。
(1)不刻意强调三者谁是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产业、学校的合作关系，强调三者的共同利益是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创造价值。
哲学作为思想理论的创造，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文化产品，是一种可以为社会广泛接受和运用、能够为后人借鉴甚至沿用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人们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前人在不断做这样的努力，我们后人也要这样继续去做。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努力，能够发挥我们的创造性，能够有慧眼识别那些真正的问题，能够创造性地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形成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理论建树，那么就会留下有价值的文化成果。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董必武等立即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迅速将中央指示精神和要求传达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国民党通令军政教机关公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否则不许任职。中共中央决定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机关之秘密共产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应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已经相当暴露的党员，则应拒绝加入。凡被迫加入或由中共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的党员，必须经常接受阶级教育，原所在党组织要给以工作方法，使之能长期埋伏，谨慎策略地进行群众联系工作。
6月中旬，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由重庆回到延安。同年10月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持工作。皖南事变后从西安回到重庆，继续协助周恩来开展南方局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等，说：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即离渝返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董必武等及时地分别向所属各级组织及有关人员传达中央指示：要求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党与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坚决贯彻执行撤退、疏散和隐蔽，责成有关部门的同志制定了具体实施计划负责执行。董必武、周恩来和邓颖超鉴于国统区工作需要，留重庆坚持工作。留在重庆的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等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国统区实际，采取一系列有理有力的措施，安全转移撤退、隐蔽了一大批党与非党干部，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同时也保存了“红岩”这个中共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指挥中心。
周恩来离开重庆后,全面负责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
周密组织隐蔽，埋伏以待时机
何北掏出一玩具手铐“啪”就把何东和自己铐一块儿了：“走什么走，上爷爷家去！不带这么不仗义的，平常尽看我笑话，八百年才穿越出这么点事儿，还想逃？就愉悦愉悦我们这一次，啊？”
根据中共中央1939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董必武等坚定地执行“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的指示。南方局所辖党组织“一般的停止”了发展党员工作，着手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南方局青委根据董必武等领导的意见，将已暴露的青运干部中一部分撤回延安，一部分调换了工作地区。
1941年1月底，董必武指示川东特委抓紧巩固党，迅速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川东特委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进一步对组织进行清理，对党员进行审查，分别情况采取或继续联系、或保留关系、或隔断关系等处理办法。本级组织的干部大多转移外地区活动，只留少数干部进行单线联系。采取了这些措施，川东党组织更加精干了，党的活动更加隐蔽了。
在南方局成立的一年里，董必武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以南方局常委的身份切实担当起加强党的建设的责任，协助周恩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建设党、整顿和巩固党，使南方局党的建设在恶劣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巩固。
1941年5月下旬，董必武接到中共中央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召集会议研讨南方局隐蔽、撤退干部工作。会议强调所属各级党组织要坚定贯彻执行和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的政策。明确要求党的工作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关系，真正地走向“地下”。
193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被逼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决定》。董必武认真学习和领悟《决定》的精神实质，勇于担当，负责任地贯彻执行《决定》。他在给所辖省委、特委负责人宣传、阐释《决定》精神时说，国民党最近在其统治区域内强迫机关公务人员、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军队中各级军官加入国民党与三青团。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党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秘密党员凡被迫加入的，可一律加入。报上级批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一般的应采取“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推动进步”的方针。各级各地党组织根据董必武传达宣讲的党中央《决定》精神,做好被迫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思想、纪律、气节教育，严格保密和组织备案等工作。实践证明这一举措，为党保存和积蓄了力量。
12月，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红岩嘴召集南方局所属地方党的领导干部孔原、钱瑛、廖志高、荣高棠、高文华等总结1940年至1941年的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与会人员对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进行充分讨论，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周恩来、董必武集中大家的意见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提出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七条基本原则和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七条基本原则和“三勤”“三化”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周恩来、董必武等对党的白区工作的创造性发展。
完成在渝使命，赴南京履初心
1942年开年以来，南方各级党组织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下，在加强党的建设中进一步落实和执行“三勤”“三化”。中共南委于1942年1月底成立了以尹林平为书记的“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党政军工作。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由重庆回到湖南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后和省委确定：没有暴露的党员要切实做到职业化，隐蔽到中小学校、工业、商业等部门里去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扎根基层取信群众。到1942年春，重庆文化界友人经董必武等“全力说服”，疏散百余人到延安、苏北及香港、新加坡等地。文艺界党的组织活动改为个人接头联系，除疏散者外留重庆有组织关系的党员有60余人。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董必武在书记周恩来领导下于6月初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一个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南方局和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起来。
为适应斗争形势，南方局决定撤销1936年11月成立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分别成立桂林、玉林、南宁三个特支，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导。广西省工委的撤销和3个特委的成立，是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实行的组织整顿。
是年夏，董必武先后派李晨、赖卫民到贵州开展重建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指示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和职业掩护，重点在遵义和湄潭的浙江大学及其分校工作，发展的党员实行单线联系，建立党组织。指导中共江苏省委将省委领导成员，各委员会领导干部以及基层一些骨干陆续撤往华中根据地，集中整风学习。省委撤到淮南成立了华中城市工作部，留下张祺、陆志仁负责上海党的工作。广东军政委员会坚持“长期打算、埋头苦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分散活动”“精兵简政”的政策，把加强党的领导、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党务工作和组织整风学习作为主要任务。
当扰动幅值接近于初始扰动波长时, 2次和3次等高次谐波相继产生, 从而扰动进入非线性阶段. 在弱非线性增长阶段, 3阶弱非线性理论[10-13]给出了演化界面: y=ηp(x, 其中,
1943年1月14日，董必武在南方局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前阶段学风学习的总结报告》。《报告》在总结成绩和经验后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好党风学习教育，建设好南方各级党的组织。
左起：李维汉、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
6月28日，周恩来离渝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董必武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调回南方局工作，撤销川东特委，分别成立上、下川东地委由南方局直接领导。
1944年3月，董必武听取周楠前来重庆汇报自1942年南委和粤南省委遭受破坏、南路特委与广东等失去联系以来的工作情况后，指示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宣传群众、团结人民、建立中共直接领导的独立的武装。同时决定南路特委暂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周楠于6月回到南路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董必武代表南方局对南路党的工作的指示。
中共广东临委与东江纵队于8月举行联席会议后报告党中央和南方局，董必武阅后关于报告中涉及“恢复党的组织活动”问题，复电指示：“积极恢复党组织活动，推动全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动员全省党员为实现八月会议决议而努力工作。”董必武还指示广东临委“要协助广西方面的工作”。两个月后广东临委向董必武等报告临委成立以来工作时说：广东地下党执行了中央关于保存组织、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的指示，大多数干部已分布到工农商学各界广交朋友，与各阶层联系密切，能隐蔽，对社会情况的认识与工作能力都提高了。除江西外，干部经初步审查，一般政治面目较清楚……除国民党统治区及澳门仍坚持隐蔽方针外，其他新旧沦陷区，广州、香港均恢复组织活动。董必武读罢报告，感到很欣慰，华南的党组织在党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1944年4月，董必武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湘粤桂3省工作布置的指示后，他即同南方局留在重庆的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人研究后作出指示：将周礼、谢竹锋、张春林秘密调回湖南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国统区党员仍坚守隐蔽待机方针。李应吉由衡阳撤回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孙仁由川东调出派回湖南。东江部队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继续疏散在桂林的文化人。湘粤桂的党组织按中央和南方局董必武的指示进行人员调整，建设和壮大部队，做好文化人疏散工作。
194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改名为中共中央重庆局。194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重庆局向中共中央呈报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名单及分工提议，中央复电同意。22日，董必武代表重庆局出席中共四川省委召集的第一次会议，在会上董必武宣布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傅钟任宣传部部长，于江震任组织部部长，魏传统任秘书长，梁华、杨超、郑伯克分管报馆、情报、秘密工作。5月，周恩来、董必武率领重庆局同志先后抵南京。
南方局在重庆期间，董必武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在党的建设中发展、整顿、巩固了所属各组党组织，有效地保护了大批党和非党干部，为国统区中共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