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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82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0）03—0045—05
在清代中叶的诗坛上，袁枚、赵翼、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也称“江右三大家”。三人不但在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上具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且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友谊很深，堪称诗坛佳话。特别是其中的袁枚与蒋士铨，其订交尤其富有传奇色彩。
袁枚与蒋士铨原先并不认识。某次袁枚在一寺庙中见到署名“苕生”的题壁诗，称赏不置，遍访其人。后来经过熟人介绍，才得知其人就是蒋士铨，“苕生”系其别字。此后邮筒往来，又经过许多年份，才终于得以见面，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袁枚与蒋士铨的这一订交始末，在两人著作中都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叙述，反映出他们对此种传奇过程的惊奇心理和对两人友谊来之不易的珍惜感情。但关于此事的若干细节，两人之间甚至同一个人的各种记载之间，却存在着不少的出入。尤其是袁枚，更为突出。其中最严重的分歧，则是袁枚见到蒋士铨题壁诗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的介绍人。
本文拟针对这些分歧，依据袁枚和蒋士铨自身的著作，对其订交始末做一番系统的梳理，使之能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统一说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两人的相关作品做出合理的解释或必要的更正。
一、袁枚“壬申春”所见题壁诗作者系陶元藻
在袁枚的一生中，因见题壁诗而思慕其人，最终得以见面，成为挚友的共有两位。其最完整的记载，见于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第三十则：
余甲戌春，往扬州，过宏济寺，见题壁云：“随着钟声入梵宫，凭谁一喝耳双聋？桫椤不解无言旨，孤负拈花一笑中。”“山水争留文字缘，脚根犹带九州烟。现身莫问三生事，我到人间廿四年。”末无姓名，但著“苕生”二字。余录其诗，归访年余。熊涤斋先生告以苕生姓蒋，名士铨，江西才子也。且为通其意。苕生乃寄余诗云：“鸿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系精魂。神交岂但同倾盖，知己从来胜感恩。”已而入丁丑翰林，假归，侨寓金陵，与余交好。
壬申春，余过良乡，见旅店题诗云：“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蓬身。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消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末亦无姓名，但书“篁村”二字。余和其诗，有“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劳宗发现察来江南，云渠宰良乡时，见店壁有此二诗，为馆钦差故，主人将圬去，心爱之，抄诗请于制府方敏悫公。方亦欣赏，谕令勿圬，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许人。壬辰，在梁瑶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会稽诸生也。以此语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已，而伤方、劳二公之已亡，重赋云：“匹马曾从燕蓟趋，桥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旷世星难聚，诗有同声德未孤。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遍江湖。秦淮何上敦槃会，应识今吾即故吾。”“三间老屋夕阳村，底事高轩过此门？飞盖翠摇新蘸墨，华灯红照旧题痕。不教画墁佣奴易，便胜纱笼佛殿尊。惆怅怜才青眼客，几番剪纸为招魂。”
此则诗话同时叙述袁枚因见题壁诗而分别与蒋士铨、陶元藻（篁村其号）订交的这两件事情，我们不惮其烦地将它全文过录在这里，意在使读者注意这两件事情之间有可能引发的混淆。
现在，我们首先来确证后半所说的袁枚“壬申春”所见题壁诗地点在良乡，作者为陶元藻。
良乡位于北京丰台西南，房山附近，当时属顺天府管辖。据此则诗话可知，陶元藻所题诗歌，除袁枚之外，还有“方、劳二公”见证，并且后来“重赋”二首之一首句也明确说是“匹马曾从燕蓟趋”。而袁枚在此前后，也确实只有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春”北上赴陕，有可能在良乡读到陶元藻的题壁诗。
此事还可以在袁枚的其他作品中找到旁证：
一是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八乾隆十七年壬申北行途中所作诗，内有《和良乡题壁诗》一律，题下自注称“诗末有‘篁村’二字”，其尾联两句即为此则诗话所引（本集作“手叠花笺书稿去，江湖沿路访斯人”），并且还附录了陶元藻的原作。唯按照旅行路线，集内此题编排似乎应移置同卷下一题《茌平题壁》之后，与《入都》一题相连，盖茌平位于此前山东境内。
二是《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一有《喜晤陶篁村》，编年在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末句云“耐得人间十七年”。自乾隆十七年“壬申春”下数，至此刚好实得十七年。并且该诗有小序，所述内容也与此则诗话基本吻合；诗话所引陶元藻“重赋”二首，同样附见此诗之后（“岁月”作“岁序”，“画墁”作“墁画”）。
三是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有《篁村题壁记》一文，详细叙述了袁枚因见题壁诗而与陶元藻订交的全过程，其开头也明确说是“壬申，余北游，见良乡题壁诗，风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
以上三篇诗文与此则诗话相互比勘，关键处只有关于袁枚与陶元藻会面的时间，诗话所说“壬辰，在梁瑶峰方伯署中，晤篁村”，其中的“壬辰”（乾隆三十七年，1772）应改作“己丑”（据《喜晤陶篁村》一诗编年及《篁村题壁记》“今己丑岁矣”云云可知）；《喜晤陶篁村》小序所说“今又隔六年矣”，其中的“六年”并不准确（据诗话及《篁村题壁记》所记时间，自乾隆十七年壬申“隔十三年”，再下数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其间并无六年之久）。而关于袁枚见到陶元藻题壁诗的时间和地点，则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袁枚乾隆十七年“壬申春”所见题壁诗地点在良乡，作者为陶元藻无疑，则袁枚在另外某些作品中称其于“壬申春”见蒋士铨题壁诗云云（具体详后），与此则诗话所说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春”相抵牾，很可能是由陶元藻一事混淆而来，牵连致误。
二、袁枚见蒋士铨题壁诗地点在南京燕子矶宏济寺
上引此则诗话，曾引录袁枚当时所见到的蒋士铨题壁诗二绝。这两首绝句，现在还保存在蒋士铨的《忠雅堂诗集》中，见于卷二《燕子矶书宏济寺壁》。据今人邵海清先生校、李梦生先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 版《忠雅堂集校笺》（下引《忠雅堂词集》以及《忠雅堂文集》版本均同此），该题凡六首，袁枚所引系其中第一首（“钟声”作“钟音”）、第四首。据诗集内部作品编年，此题作于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蒋士铨二十四岁（雍正三年乙巳十月二十八日，1725年12月2日出生），与诗句“我到人间廿四年”正合。 题内所说“燕子矶”在南京长江岸边，该年秋天蒋士铨下第南归，于九月初泊舟燕子矶，题此组诗歌于该处宏济寺。
又《忠雅堂诗集》卷十六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诗有《守风燕子矶，登永济寺，阅壁间戊辰旧作，枨触移时，二僧复出绢素乞诗，三首》，可以进一步证明其题壁诗的时间和地点。唯题内所说“永济寺”，与题壁诗以及上引袁枚诗话所说的“宏济寺”差开头一个字，这可能是该寺本来就有两个名称，或者是由于“永”“宏”音近，意思又都可通，因此不妨随意称呼（参见下引袁枚诗）。
现在再说袁枚。他在上引诗话提到的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春”，曾经从南京出发，作苏北之行。其《小仓山房诗集》卷十该年诗有《将抵淮矣，忽为大风所尼，泊荻港作诗》诸题，可以为证。因此，诗话所说“往扬州”途中经“过”燕子矶“宏济寺”，“见”蒋士铨“题壁”诗云云，的确是顺理成章，可以相信的。
由此附带说到《小仓山房诗集》卷九倒数第二题《三月二日泊永济寺，再赠默默》二首。按诗集编年，该卷所收诗歌全为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所作，而此题之前早已有《送秋二首》诸题，并且已经一直写到该年冬天（其前一题《送傅卓园总戎之狼山》首句即为“癸酉仲冬皇帝诏”），因此不可能再有“三月二日泊永济寺”诗（其一尾联“且喜春寒人迹少，琳宫清似玉壶冰”，其二首联“新柳夭桃夹岸栽，鸟声欢处有楼台”云云，均明为春日所作），而必然是由别处窜入（最末一题《题竹垞风怀诗后》无具体写作时间，可以不计）。结合上引诗话所述“余甲戌春，往扬州，过宏济寺”一事来看，此题很可能即作于乾隆十九年“甲戌春”，集内编排应移置上文提到的卷十《将抵淮矣，忽为大风所尼，泊荻港作诗》稍前。假如这个推断不误，则不但此题的编年问题能够合理解决，而且更可以证明袁枚正是在“甲戌春”于“永济寺”亦即“宏济寺”见到蒋士铨的题壁诗的。
既然蒋士铨的题壁诗确实写于南京燕子矶宏济寺，袁枚也确实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春”“往扬州”的途中见到蒋士铨题壁诗的，那就可以证明上引诗话的有关叙述完全正确；而袁枚在另外某些作品中把地点直接说成在扬州，甚至个别作品还进一步说成是在扬州的惠因祠，以及把时间说成乾隆十七年“壬申春”（具体均详后），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
三、袁枚因见题壁诗与蒋士铨订交始末及相关作品考订
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袁枚、蒋士铨的相关作品，将两人因题壁诗订交的过程勾勒出比较清晰的线索，同时对有关作品做出合理的解释或必要的更正。
（1）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秋，蒋士铨下第南归途中， 在南京作《燕子矶书宏济寺壁》七绝六首，载其《忠雅堂诗集》卷二。上及《忠雅堂集校笺》，于此题笺注中曾将写作时间具体确定为该年九月上旬，并附带指出袁枚《寄蒋苕生太史》二首小序（具体详后）与上引《随园诗话》在时间上的分歧以及地点上的错误。虽然该处将“往扬州”理解为在扬州这一点不很准确，但它却是目前所见最早触及这个问题的文字，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2）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春，袁枚在往扬州的途中， 于南京燕子矶宏济寺见到蒋士铨的上述题壁诗，最详细的记载即上引《随园诗话》卷一第三十则。
（3）乾隆十九年甲戌春以后，袁枚遍访蒋士铨。 约经“年余”时间，从“熊涤斋先生”处得知蒋士铨消息，“且为通其意”（详上诗话）。所说“熊涤斋先生”单名本，涤斋其号，江西南昌人，康熙间曾官翰林院编修，后依其子寓居南京，与同样寓居南京的袁枚过从甚密，相互交好。（《忠雅堂诗集》卷六《熊丈涤斋本席上分韵》二首笺注曾据方苞《工部尚书熊公继室李淑人墓志铭》等资料予以介绍，可以参看。）又蒋士铨出生江西铅山，亦曾居住南昌，年轻时即为名士，有“江西才子”之目，因此熊本知道他。
（4）约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秋前后，蒋士铨得知袁枚关注， 首次寄袁枚现存第一题相关诗歌，内有“神交岂但同倾盖，知己从来胜感恩”之句。该诗见于上引袁枚诗话，蒋士铨集内失载。此时间据乾隆十九年“甲戌春”下数“年余”约略推测，如不误，则当时蒋士铨在江西南昌。（参见《忠雅堂集校笺》附录蒋士铨自著《清容居士行年录》。下文有关蒋士铨事迹介绍均本此，清容其号。）
（5）约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夏前后， 袁枚寄蒋士铨第一通书札《与蒋苕生书》。此札系骈体文，见于袁枚《小仓山房外集》卷四。有关文字说：
客岁税驾广陵，见足下壁上诗，烟墨犹湿，素尘将掩。仆手拂口吟，色然心骇……字尾书“苕生”二字……于是殚深心于搜牢，极冲襟于遐访。西朝执讯，虚位以待李巡；东海得书，榜道而求孙蕙。爱而不见，于今三年。幸安亭公子，纡辔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为舍人之官……岂意……邴原渡海，方觅孙崧；北海有心，早知刘备。于是远蒙矜宠，重寄篇什。开函香生，凌纸怪发……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鸣驺临况，仆粪除敝庐，请吾子之须臾焉。
考蒋士铨于此前乾隆十九年甲戌四月考取内阁中书，同年十月告假南还，至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秋重新北上参加次年会试；而据此札“为舍人之官”（即指内阁中书）、“所冀足下北行之日”云云，知其作期当在朝隆二十一年丙子秋以前不久，当时蒋士铨在南昌。又札中有“爱而不见，于今三年”之句，自乾隆十九年“甲戌春”袁枚见蒋士铨题壁诗算起，至此已两年有奇，与“三年”之说也基本吻合。而所谓“于是远蒙矜宠，重寄篇什。开函香生，凌纸怪发”云云，则当指前述蒋士铨寄袁枚有关作品，其中文字很可能已有遗佚。
此札所述内容，其中关于袁枚见蒋士铨题壁诗的时间和地点，仅称“客岁税驾广陵”（广陵为扬州旧称），比较模糊，可以不计。唯介绍人“安亭公子”，据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熊安亭公子之官楚中，以旧时松竹读书楼册子属题》及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七《工部尚书熊公蔚怀先生墓表》等有关资料推测，疑其为熊本次子熊学骐（安亭当为其字号），曾“官湖北州同”，亦即所谓“诗人惯作州司马”。此与前引袁枚诗话称熊本有出入，不过熊本、熊学骐既为父子，或同时或先后在袁枚面前言之都有可能，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太严重。下引作品中遇到这个问题，不再另作说明，读者可自己留意。
（6）约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秋以前， 蒋士铨在南昌接到上面所说的袁枚第一通书札，回寄现存第二题相关作品《袁子才前辈邮骈句数百言订交，题词奉报：贺新凉、百字令、梦芙蓉、迈陂塘》四首。此题见于蒋士铨《忠雅堂词集》卷上《铜弦词》上。题内所说“袁子才前辈邮骈句数百言”云云，即指袁枚（子才其字）骈文体《与蒋苕生书》。其二《梦芙蓉》开头，有“忽拜鱼书贶。有十分思忆，十分惆怅。不曾相识，相识如何样”诸句，亦直叙袁枚寄书札事。后来袁枚在其《随园诗话》卷十一第二十七则中，则又追忆蒋士铨此事，并全文转录了这四首词：“心余未入翰林时，彼此相慕未见，寄长调四首来。其《贺新凉》云……《百字令》云……《梦芙蓉》云……《迈陂塘》云……”（心余系蒋士铨表字）其中文字，仅个别有出入。
关于蒋士铨此题以及袁枚《与蒋苕生书》的写作时间，《忠雅堂集校笺》曾据“爱而不见，于今三年”之语，推断为乾隆二十年乙亥。此说恐怕不可靠，盖其出发点乃以袁枚见蒋士铨题壁诗为乾隆十七年“壬申春”事，本来就与前述袁枚见陶元藻题壁诗事相混淆。此外该处称袁枚《与蒋苕生书》见其《小仓山房尺牍》，今据今人王英志先生主编《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小仓山房尺牍》内并无致蒋士铨书。
（7）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袁枚寄蒋士铨第二通书札《寄蒋苕生书》。此札见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有关文字说：
书来示乐府四章，当即手弦而口歌之……比来闻足下成进士，入翰林，如获殊庆大祥，不觉
然距跃三百……
仆壬申岁过扬州，爱足下僧壁诗，思其人，若不得见。幸熊安亭为道区区……足下之入词林也，才与官合，仆之喜也；私与公俱，故因秦树舍人来，而通书以贺。
此札所说“乐府四章”，即指前述蒋士铨《袁子才前辈邮骈句数百言订交，题词奉报：贺新凉、百字令、梦芙蓉、迈陂塘》四首。以上两人作品来去分明，刚好配套。考蒋士铨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春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可证袁枚此札即该年所作。唯其中回忆见蒋士铨题壁诗事，称时间在乾隆十七年“壬申岁”，与前引《随园诗话》所说及我们认定的乾隆十九年“甲戌春”相矛盾，则显系受陶元藻事牵连而致误。
（8）约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春，袁枚又寄蒋士铨诗歌——《寄蒋苕生太史》七律二首。此题见于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开头有小序：
壬申春过扬州，见僧壁题诗绝佳，末有“苕生”二字，遍访无知者。熊涤斋前辈为言苕生姓蒋，名士铨，江西才子也。因得芳讯，寄余词曲尤多。今年入翰林，作诗寄之。
此外回忆见蒋士铨题壁诗事，时间“壬申春”与“甲戌春”矛盾，上文已详；地点“过扬州”提法模糊，但联系诗歌二首之一首联“豆
花开月二分，扬州壁上最怜君”云云，则明显把它放到了扬州，这是错误的。
关于此题作期，如据小序所说“今年入翰林”云云，则似乎为上一年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所作。但据《小仓山房诗集》内部编年，此题在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次于同年所作《二月十二日》之后，具体时间当在二、三月份。而如是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的二、三月份，袁枚在南京恐怕还来不及知道蒋士铨举进士并入翰林的消息，因此当以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作的可能性为大。若果真如此，则小序中的“今年”一词，当系“去年”之讹。至少在“今年”这个提法与诗集编年之间，有一处必然是需要改正的。
（9）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岁末， 袁枚与蒋士铨两人首次在南京见面。该年蒋士铨从翰林院编修任上乞假南归，八月出京，年底抵达南京，终于得与袁枚相见。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八该年诗有《腊月五日相公招同秦学士大士、蒋编修士铨小集西园，各赋四首》，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该年诗也有同作《尹望山督相招饮，同袁简斋、秦涧泉两前辈席上作》四首；并且在应付过宴会主人尹继善（望山其号，曾官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之后，蒋士铨还专门写下了《喜晤袁简斋前辈，即次见怀旧韵》二首（所谓“见怀旧韵”，即指前述袁枚《寄蒋苕生太史》七律二首），其一首联云：“未见相怜已十分，江山题遍始逢君。”袁枚因见题壁诗而与蒋士铨订交的这个故事，至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0）后续。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后，蒋士铨索性也和袁枚一样，在南京寓居了很多年。两人时相过从，诗酒往还，互校文集，结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即使是后来蒋士铨又执教外地，或回到南昌，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始终未变。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有不少涉及两人当初订交的这个过程。只是岁久年深，其中的某些记载也同样不很准确。
一是前及蒋士铨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所作《守风燕子矶，登永济寺，阅壁间戊辰旧作，枨触移时，二僧复出绢素乞诗，三首》，其三腹联云：“旧句真惭少年作，才名深感令君求。”又自注说：“袁子才因壁诗访予十年，始知姓氏里居。又十年，订交白下。”这里的前一个“十年”，盖自乾隆十三年戊辰秋蒋士铨自己题诗寺壁算起，而不是从乾隆十九年“甲戌春”袁枚见到蒋士铨题壁诗的时候算起；即使如此，至乾隆二十年乙亥顷袁枚获知蒋士铨的情况，这中间也远不足“十年”，因此是不符实际的。
二是约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春，袁枚听说蒋士铨打算离开南京回归江西，特地写了一首长篇古诗《相留行，为苕生作》表达挽留之意。此诗见于《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一，其中回忆两人订交事，有云：
皇帝甲戌年，我游扬州惠因祠。壁上诗数行，烟墨蒙灰丝。扫尘读罢踊三百，喜与此人生同时。尾书苕生二字已剥蚀，其他姓氏爵里难考如残碑。袖诗走出广问讯，唇干舌燥无人知。涤斋太史张饮间，提苕生名喜破颜。道是我乡西江一才子，姓蒋名士铨……我访苕生急如火，谁料苕生早知我。长安寄书来，锦字重重裹。从此琅函来，木札去，飞递烟云不知数。俄闻宴琼林，俄闻登玉堂……
此处关于袁枚见到蒋士铨题壁诗的时间，称乾隆十九年“甲戌”，这与前引《随园诗话》的记载及我们认定的结论是一致的；但关于地点却非但误记为扬州，而且进一步误指为扬州的“惠因祠”，这显然就更加错误了。此外关于蒋士铨首次寄袁枚作品的地点，这里称作“长安”，亦即代指北京，这与我们上文推论的南昌也有出入，不知究竟当以何者为准，且俟再考。
三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秋，袁枚为陶元藻一事作《篁村题壁记》（参见上文），末尾附带又提到蒋士铨：“因忆平生过邗江寺壁，爱苕生诗……”这里的邗江系扬州别称，同样也是袁格误记了。
除此之外，袁枚在晚年陆续写作的《随园诗话》中，还有三则文字忆及此事。其中两则已见上引，另一则为卷九第八十八则：“……余因思：未见其人，先吟其诗而相慕者，一为蒋君士铨，一为陶君元藻，皆隔十余年，欣然握手。”这可以看成是本文最早所引那一则诗话的一个总结，也是袁枚之所以屡屡在不同作品中将“甲戌春”与“壬申春”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
如上所述，关于袁枚与蒋士铨订交的整个过程，在他们自己的有关记载中确实存在着种种的出入。这使人不免惊讶于两人特别是袁枚在自己编订或交换校定诗文集时，面对此类互相矛盾的说法，居然会任其并存，并且还决不止偶然的一两处。同时这也提醒了我们，即使是古人包括今人由作者亲手编定的著作，也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此外，有关袁枚与蒋士铨订交过程的错误提法，在旁人特别是后人的著作中也同样时或可见。例如今人傅毓衡先生所著《袁枚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其“乾隆十九年甲戌（公元1754 年）”条曾说：“是年，始识蒋士铨。作《翰林院编修候补御史蒋公[士铨]墓志铭》。”考乾隆十九年甲戌袁枚刚刚见到蒋士铨的题壁诗，或者说袁枚与蒋士铨识面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因此这里的说法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尤其是袁枚为蒋士铨撰写的墓志铭，据该墓志铭本身可知其作于蒋士铨“既卒之明年”（《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五），亦即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盖蒋士铨逝世于乾隆五十年乙巳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785年4月3日），而这里却误将认识与作墓志铭两事并在了一起。由此更可以说明，澄清袁枚与蒋士铨订交的始末，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收稿日期：1999—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