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我国南部民族同一性“汉化”诸相的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汉化论文,学者论文,民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以各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同样取得了新的成果，为共同创造21世纪的人类文明作贡献。本文重点介绍以竹村卓二教授为代表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共同研究，对我国南部民族同一性和“汉化”诸相的研究成果，以求得我国学者的共识。
一
1987年到1989年3年间，以竹村卓二教授为代表，拟《汉族的地域性和同一性——以中国南部为中心进行整理和分析》为课题，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了11次共同研究会，其研究成果就是他编的《汉族和邻近诸族——民族同一性的诸动态》一书①。在此基础上，竹村先生又于1991年至1993年的3年间，拟《中国内地少数民族“汉化”诸侧面——以仪礼为中心进行整理和分析》为课题，同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开了3次共同研究会，其成果就是他编的《仪礼·民族·界线——华南诸民族“汉化”的诸相》②。这两个课题的研究，都有少数民族研究者和汉族研究者参加。他们采用历史民族学等研究方法，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了课题研究。
在第一个课题的共同研究中，日本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多民族国家，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其主体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4%的汉族，人口已超过10亿。汉话，不仅主要分布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境内，还广泛散布在世界各地。就汉族而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集团。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与中国汉族保持着有形无形的密切关系，成为最亲近的邻邦。历来，日本民族对汉族研究十分活跃，并从中国引进了很多古文化和先进的思想。曾几何时，日本民族的“学问”即成了“中国学问”。最初，是知识界和社会上层人士以处世为主旨研究学习了儒学思想。后来，做学问的风气则转向研究学习中国大地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汉族平民的信仰、祭祀、生产生活方式及其习俗。同时，还关心各地区民族文化根源的研究。研究学习的过程，逐渐由低级推向高级。这就是以前日本的“中国学”对“中国文明”的研究状况，而且对“汉族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日本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在中国部分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成绩。以后，由于侵华战争及其后的不安定，关于中国汉族的研究就停止了，那就是迄今为至日本学界的过去。
竹村卓二教授认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日本各学科的研究者带来了到中国访问的机会。但是，对于“汉学”的研究，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还有困难。于是，一些年轻的“汉学”研究者就到台湾、香港和其他地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多年实地调查，经过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然，也有一部分成果是在中国内地刚着手进行的汉族研究。这项课题研究，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特点：①从来的“汉学”研究倾向于中国文明是一元的。现在从汉族实际形成的社会和文化、地域和环境进行研究，其差别是多样的。汉族各支系所具有的相互识别意识，只是构成一个广义的“汉族”集团，其内则包含着多元的因素。②通过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各种事象分析，都可以抽取汉族的社会和文化特质的因子。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中国广大地域交错居住，生活中互相交往的结果。
特别在第二个课题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以“仪礼”这种文化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为中心展开讨论，揭示华南各民族仪礼从接受汉族文化要素所引起的变化，进一步探讨诸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和现状，并为深入研究各民族文化提供更多的资料。在对华南“汉化”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是将诸民族的“仪礼”，特别是祖先祭祀和神祗祭祀、年中仪礼等，作为有效的突破口。
日本学者认为，华南少数民族历来在政治、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在汉族的不断影响下同样发生了变化，从仪礼方面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不可欠缺的。在那里，从汉族内部居住的多样地域性来看，由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特征各异，同一民族内部地域等条件的不同，接受汉族的文化要素的方式和内容同样发生变化和差异。因此，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双方的民族内部多样性置于同等地位是必要的。超越民族框架的一定共同地域范围基层文化的存在，就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相互影响而言，在事实上都可看到两者二极对立的一面和连续性的一面。诸如民族“界线”的人们意识，维护自身组织等问题，他们也都注意探讨。还有，对我国和东南亚内陆部份的跨国民族，他们同样进行了研究的探讨。
二
在第一课题的讨论中，有12位先生发表了论文，分别对台湾、香港、敦煌、广西、云南和东南亚内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诸侧面展开了分析研究。
出生于台湾，时为日本中部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的王崧兴先生，参加共同研究时，以《关于台湾汉族社会研究史的轨迹》为题，对台湾人类学学问的系谱、汉族社会研究的发展、“祭祀圈”为例的汉族移民开拓史和平埔人发展史等方面展开讨论，认为在过去的2￣3个世纪以前，台湾汉族社会和内地汉族社会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后来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仍然与福建省的汉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末成道男先生研究的题目是：《台湾汉族信仰圈域》他通过对台湾北部客家系汉族农村的实地调查，认真分析了西湖乡的庙宇、庙的性格、信仰圈域、无庙的共祭会和建醮、村落开发历史和客家的特征，并与台湾其他地区的宗教信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汉族集团的形成通常表现为“单个的集合”。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三尾裕子先生，以《台湾汉人的宗教祭祀和地域社会》为题，就台湾祭祀活动及社会、小琉球屿的宗教祭祀活动和祭祀组织的内部构成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台湾是中华文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最初开拓台湾的过程并没有使用武力，而是以神明祭祀为中心团结合作，形成社会，共求发展。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第二研究部教授松泽员子，以《日本侵占台湾前汉人和原住民族的交易之考察》为题，从台湾的原住民族、移住到台湾汉人、汉人和原住民的交易等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民族间的生活交往，促进了当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协力者清水一纯先生，发表论文的题目是《汉化的装置——从高山族卑南人的事例说起》他从居住台湾东海沿岸的卑南人的仪礼、牌位祭祀的受容、卑南人的同一性、村落的统治和宗教进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特性对于汉族文化来说，既具有排斥的一面，也有接受和吸收的一面。最终，还是按受和吸收多于排斥。
日本东北大学教养部的濑川昌久先生在共同研究中，以《香港村和越南村——从比较角度对汉族村落研究的尝试》为题，以实地调查的香港村资料和他人提供的越南村资料，对关于汉族研究和周边诸社会的比较意义、香港新界汉族村落的特色、越南村落及其比较和考察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这两种村落社会的结构极为相似，都与中国南部村落社会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中生胜美先生，通过1987年对山东省的实地调查和借用1949年以来他人的调查研究成果，以《婚姻的聘礼陪嫁和婚姻的纽带——汉族婚姻体系和地域性》为题，对有关聘礼和嫁妆的研究史、婚姻聘礼陪嫁的的社会机能、婚姻纽带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婚姻中的聘礼和陪嫁的交换方式，是汉族的婚姻仪礼。这种仪礼是以“门当户对”构成婚姻纽带关系，并与农业的小麦种植地区和水稻种植地区的划分有密切关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渡边欣雄先生，以日本南西诸岛和中国的台湾、福建两省的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以《汉族风水知识和居住空间——有关住宅风水和风水理解的知识人类学的诸问题》为中心，认真探讨了中国汉族的风水与“三合院”住宅有无关系、住宅和“风水”即“阳宅”的理念，台湾省、福建省的住宅和风水的事例，认为文化人类学的知识研究取向，应象“风水”和新兴的环境地理学一样，从“科学的宗教”上加以认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先生，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以《敦煌资料中的五姓》为题，从宅经类、具注历、童蒙书和韵书所反映“宫商角徵羽”五姓说，与用藏文记载的《人性归属五音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当今被视为迷信的“五姓说”，在古代侧广泛地浸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它与后来出现的“风水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第二研究部的塚田诚之先生，曾留学于广东、广西，对这里的民族历史有较深的研究。他以《明清时期汉族移住民和壮族的关系》为题，对汉族移民及其存在形态、以及与当地壮族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华南地区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和势力的发展、状大，是加速当地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的重要因素。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人文学部横山广子先生多次到云南进行实地调查，她以《白族的本主信仰》为题，通过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展望，对白族及其本主庙的仪礼活动的分析研究，从地域守护神仪礼中看到了汉化和民族的独自性。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第一研究部教授竹村卓二，以泰国北部的实地调查为依据，在共同研究中，从维护与汉族的界线角度出发，以《瑶族的“家先单”及其运用》为题，对瑶族“家先单”的特性、运用和仪礼意义进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汉化”古来有之，通过文化交流发展自己是历史是必然。
三
在第二个课题的讨论中，有8位先生发表了论文，对瑶、苗、彝、白、羌壮等居住我国南部的少数民族，在处于占压倒多数的汉族之中，通过各种仪礼活动，既维护着本民族的同一性，又将“汉化”作为诸民族共生的结果进行分析探讨，这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共同研究。
日本学者认为，在历史上受到汉族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后，意识到维护本民族“界线”的民族有瑶族，特别是“过山瑶”。竹村卓二教授，以《瑶族的“家先单”及其运用——从对汉族界线维护的视点出发》为题，以1969年至1972年对泰国北部瑶族村落实地调查中收集的“家先单”和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调查队在广东曲江县采集的瑶族“家先单”及他本人在1988年于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采集的瑶族“家先单”为实证材料；分析这些“家先单”（“家先书”、“家先册”）的标题，保存和管理，内容构成，祖灵名簿的标准形式，瑶族对“家先单”运用上的系谱规模，出自亲属组织的理念和实体、出自本民族的神话的基础，“家先单”仪礼意义所表现的功德造成仪礼和神灵界的统领层；从而探讨瑶族界线维护组织，“家先单”的形式及仪礼背景与该民族的同一性相关联的若干问题；还联系到汉族“宗谱”（“家谱”、“族谱”）的形式、内容及其运用方面，均与瑶族的“家先单”不相同，然而瑶族在“家先单”的运用上采取“渡海神话”、“挂灯”等仪礼的逆利用方法获得维护界线的成功；在实质上，瑶族的“家先单”则是受到汉族“家谱”体制影响后，所产生的“汉化”装置结果。
日本学者认为，瑶族接受汉族文化要素的关键是“汉字”，而汉字的使用能力是掌握仪礼知识和运用仪礼体系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个问题，参加共同研究的东京学艺大学副教授吉野晃，以《泰国北部瑶族（过山瑶）的仪礼·总体的祭司制·汉字使用——在仪礼中所见到瑶族汉化的一个侧面》为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他认为，瑶族是从中国南部移居东南亚内陆而广泛分布在山区从事旱地耕作的一个民族。其中，分布泰国北部山地的是称叫“过山瑶”的一个瑶族支系。他以1987年到1989年在泰国留学时对该国北部地区过山瑶村落的仪礼调查为实证材料，认真分析过山瑶复杂的仪礼体系（包括祖先祭祀、收魂仪礼、对精灵的陈谢、功德造成仪礼、人生仪礼、还愿仪礼、土地神祭祀、谷种祭祀、对救世神盘皇的谢恩仪礼等）、祭祀的场所和过程、祭司对汉字和经文的使用，进一步探讨过山瑶总体的祭司制度，对仪礼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对汉字的学习以及与汉族的关系。特别指出，过山瑶中越是高水平的仪礼，必须掌握的汉字（有闽、粤和西南官话3种汉族方言读法）知识、仪礼知识就越要丰富，并以此确认男子祭司资格；要学习汉字，就要一代代地雇请汉族教师来教学，采取这种不断“汉化”的行为来维持其仪礼体系。近年来，泰国政策的变化还促使瑶族向“泰化”方向发展。
日本学者还认为，瑶族“汉化”是这样，构成“汉化”民族集团的还有苗族。参加共同研究的学习院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武内房司，以《从清代贵州东南部苗族社会中所见到“汉化”的一个侧面以林业经营为中心》命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武内先生根据清代地方志的记载、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调查资料以及他本人近几年对黔东南地区汉族会馆的实地调查，通过汉族会馆及其机能和建立“当江制度”的分析，探究汉族移住民对苗族社会的影响，而且苗族“汉化”的进程是与苗族社会内部的发展相对应。也就是，黔东南地区的林业卷入了全国的商品经济，由于受到汉族移住民和商人在林业经营方面的制约，一方面采取学习汉字、参加科举应试、改革婚姻习俗等措施步入“汉化”道路，另一方面直接通过国家权力的效用建立苗族的民族意识。武内先生的论文还从汉族、苗族的一块碑记得到启示，认为苗族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以及历史状况的变化，呈现出与此相应的极为复杂的情况。还指出，各民族及其多支系的交错居住，这对华南地区的民族研究应引起注重。
以上各位的论文都说到民族界线维护所构成的重要问题。对此，按照惯例举行年中仪礼的侧面进行探讨的还有参加共同研究的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副教授横山广子。她以《年中仪礼和民族间的关系——从火把节看民族界线》为题，以地方志和近10年来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次调查为实证资料，阐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差，西南少数民族现代“火把节”的状况，从而进一步追溯“火把节”的由来及其传播。她认为，云南省彝族聚居地方是6月24日过“火把节”，白族聚居地方（乃至在历史上与白族有关系的地区）是6月25日过“火把节”，这种用时间的划分明显地表现了两个民族间的界线区别。关于“火把节”的记载，云南省的地方志都可见到，而且在该省“汉族文化传统中也有流行，云南各地的汉族也都引进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日本学者由此得知，关于汉族居住地区有少数民族的文化要素存在，从而进一步看到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连续性。而且，少数民族的年中仪礼接受汉族文化要素的也不少，汉族的文化要素也就是该民族的独自的文化要素，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同时并存的场合也不少。对于这个问题，参加共同研究的鹤见大学文学部讲师松罔正子博士，就《羌族的“羌历年”——以理县蒲溪乡大蒲溪村的事例为中心》命题，记述羌族以秋收祭为主的“新年”，与生产方式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早先羌族与汉族的接触，是到汉族地区秋收劳动。特别是近年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和与民族相对应的问题进行论述，从这里可以看到引进汉族文化要素而形成少数民族年节的发展过程，同样在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着地域的差别。
就年中仪礼的地域差别问题而言，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副教授塚田城之，以《壮族年中仪礼的地域差——与汉族的比较》为题，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再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历史民族学的比较研究。他记述了广西壮族年中仪礼的种类和由来，并将壮族年中仪礼的地域差别与邻近汉族几个方言集团年中仪礼有关系方面的起因进行比较。他认为，壮族居住的广西北部和西部是该民族年中仪礼具有较为浓厚独特性的地区，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汉化”程度则比较高；而且，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壮族年中仪礼的文化要素与汉族年中仪礼的文化要素并存；同样，广西汉族几个方言集团的年中仪礼也受到壮族年中仪礼文化要素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的影响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都可看到。他还将壮族年中仪礼分成两大类和5小类，即壮族接受汉族年中仪礼要素，其内容也与汉族一样的节日。其中，有接受汉族年中仪礼以后普及的节日和传入以后不太流行的节日。汉族年中仪礼要素与壮族独特年中仪礼要素同时并存的节日，其中，节日本身是从汉族地区传入，或在时间和名称上可看到汉族的影响，但在具体活动上则可看到壮族的特点。起源于壮族的节日，在其内容上可看到汉族的因素；起源分不清，但从某个时期开始可看到汉族的因素。因此说，壮族节日具有“汉化”的文化“复合性”因素。
塚田诚之先生的论文，还对广西汉族内部地区的多样性有过重要的论述。就该问题，参加共同研究的濑川昌久副教授，在《广东汉族文化的多样性——以本地人和客家为中心》的论文中，以实地调查资料和地方志的记载，探讨广东汉族的本地人（又称广东人）和客家人年中仪礼文化要素的分析，认为华南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层文化，以上各位学者的论文超越前人的人类学、历史学的单一学科的研究框架，感受到了历史民族学研究的可能性。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了解经历复杂历史过程的华南民族有着重要的作用。
说到汉族文化的多样性，改聘为日本千叶大学文学部教授的王崧兴，在参加共同研究时，发表了题为《香港壕涌十年大醮——在道教仪礼中所见到汉族文化的地域性和异质性》的论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以香港西贡地区“广东系本地人”居住的壕涌群落举行十年一届包括祀天仪礼和普渡仪礼的“太平清醮”为实证材料，详细记述人们以祈愿祭区的安泰、镇慑孤灵、祈求消灾为目的道教仪礼过程。还通过对台湾“做醮”的比较研究，说明民间道教仪礼内容的区别。从来，对道教仪礼的研究是以中国文化、社会的研究探求其均一性和同一性为中心，今后应注意对地域性和异质性研究。同时，还强调对各地区民间基层文化的研究。
日本学者在对华南民族研究中体会到，少数民族的“汉化”，涉及到空间的扩大和时间的持续性，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仪礼是展现民族世界观和同一性的重要文化要素，从“汉化”的多面性这一点来说，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今后，对于仪礼的这个侧面所涉及其他的生活文化，社会组织等侧面还有必要再继续探讨。通过对进入视野的民族文化诸侧面的多视角探讨作业，关于“汉化”及其意义，也有可能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汉族研究者更要紧密地合作，诸如介绍少数民族的仪礼，接受汉族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要素和汉文化要素的连续性，在今后应有强化研究的必要。以仪礼为中心的这种共同研究，少数民族及汉族的研究，或是超越民族的框架对华南地区的历史民族学的研究，对于展望将来飞跃的发展，必定具有尝试的意义。
谢词：笔者能够读到这两本书，了解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全得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副教授塚田诚之先生的帮助。1992年10月至1993年4月，笔者在该馆的外来研究员工作中，竹村卓二、松泽员子和塚田诚之诸位先生也曾介绍过他们的课题研究情况。在此，特表示感谢。
注释：
①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单行本第14号，1991年刊行。
②株式会社风响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