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兼论实践、生产和劳动概念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概念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4；B0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6)03-0021-07
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并以这种分析和批判为基础，求得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明，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价值旨趣所在。可以说，劳动概念的引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着相当显著的地位。然而，由于对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和其具体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辩证发展关系——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以及相互促进——这一研究课题的忽视，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讨论，大致是因循着以下两种研究思路而分别展开的：一是把劳动认作一个哲学概念，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为中心概念，集中探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社会批判含义；一是把劳动认作一个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以《资本论》中的“雇佣劳动”为中心概念，集中探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社会认识论含义。本文在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一种系统的梳理和说明。
一、劳动概念的引出：异化劳动
根据现有的文本，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最早的理论规定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而在此之前的一些文本中，他只是在批判社会政治问题时，偶尔涉及到黑格尔法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马克思写作《手稿》，目的在于借助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巴黎笔记》)，求得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科学批判并在理论上论证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作用。因此，从现有的文本结构来看，在《手稿》中，“劳动”最初是作为一个实证的经济学概念而出现的。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揭示了劳动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它却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劳动的，它仅仅把现实的劳动理解为与人的类本质相背离的“抽象劳动”。根据上述认识，马克思试图超出仅仅诉诸直观的经验事实去批判私有财产的做法，以“劳动”为出发点去揭示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剥削机制。那么，如何从现实的劳动出发而同时避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种劳动的“抽象”理解呢？由于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忽视和缺乏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这一时期显然还不可能从“剩余劳动的剥削”的视角，通过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来解决上述任务。因此，我们发现，在《手稿》的第一笔记本的后半部分，马克思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其原有的哲学人本主义价值批判逻辑——从符合人的类本质的“真正的人”的观点出发去观察现实的社会关系，从政治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提出了以“异化劳动”为中心概念的经济异化理论。在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逻辑框架中，根据一些具体的经验事实或社会经济现象，马克思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非人道性质的哲学批判。
同时，马克思也意识到了以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逻辑去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一方面，他认为，“宣布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的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①。因此，随着异化劳动概念的引出，他就可以以“异化劳动”为理论出发点去解释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各种自相矛盾的经济理论，从而达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说明。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实际上，他还有两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是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一是说明人怎样使他的劳动异化，这种异化怎样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②。第一个问题是要求对私有财产(资本)的社会结构特性作出更进一步的共时性分析，第二个问题则是要求对私有财产(资本)的历史起源进行历时性说明。我们发现，随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在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的研究，他首先着重解决的是第二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越是彻底地发挥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越是从这一论点出发推演出反映私有财产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各种实际结论，它就越是要抛弃那种承认人和人的独立性的伪善面具，公开暴露出它敌视人的性质。由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再次以经济理论的抽象性为根据忽视和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③。
不过，马克思同时指出，在揭示了财富(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从斯密、萨伊到李嘉图和穆勒的发展毕竟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他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而，十分明显，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在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④
不难发现，马克思这里主要是在不同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的共同性意义上，接受和运用了斯密、李嘉图经济学说中的劳动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所理解的劳动，实际上只是创造物质财富(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评述，他对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的历史进步性的肯定，并不是在价值理论的视域中或者说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而是在哲学人本主义的意义上作出的。但是，正是这种哲学人本主义的评述和肯定，说明马克思开始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纯粹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因此，我们发现，在第二、第三笔记本中，当马克思重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时，他日益受到曾经被他忽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客观分析逻辑的影响，而开始弱化了其原本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逻辑⑤。与此相适应，借助于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劳动异化思想的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劳动的观察和描述，在方法论上发生了一种逻辑重心的转移，即他不再仅仅把人的对象化劳动理想化，以人的先验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为价值悬设去批判现实劳动的异化性质，而是开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基础的意义上去分析它的对象化特征。他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⑥。因此，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劳动虽然具有异化的性质，但它毕竟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创造的唯一推动原则⑦。
至此，在写作《手稿》期间，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现实的劳动的两重性质：异化和对象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异化劳动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中“雇佣工人”的创造资本的“谋生活动”，由于这种劳动的发展，带来了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产领域内人被资本所奴役、支配的颠倒现象。所谓对象化劳动，则是指人以自然界为基础并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主体性的一般生产劳动，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基础，这种劳动的发展，带来的是整个人类的不断进步趋势。当马克思仅仅执着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共时性批判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把对象化劳动理想化，为的是要用一种真正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和人的现实存在(异化劳动)相对立，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人本主义哲学的抽象之中。而当他着眼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历时性分析时，他又客观地说明人类的生产劳动⑧。不论其异化与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全部人类历史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此，总体说来，作为对其最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概括，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从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出发，而不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即人的现实生活关系出发去理解“劳动”的，在这一时期，劳动还主要是一个人本主义哲学的概念。
二、异化劳动史观的解构：实践、生产和劳动的总体性
由于批判鲍威尔等人以自我意识的概念运动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理论需要，马克思首先在哲学思考的范围内解构了人本主义异化劳动史观的逻辑框架。在《神圣家族》(1844年8月—11月)中，那种关于人的主体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逐渐丧失了它对社会历史事实的逻辑统摄作用，劳动异化史观已经不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被马克思当作支配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理论来运用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时性分析视角中，马克思仍然没有放弃哲学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逻辑。具体说来，在围绕着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而与鲍威尔等人展开的争论中，马克思仍然沿袭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术语及其论证方式，强调人只有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即实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统一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由此他反观现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的非人道性质，得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不同意义上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论⑨。与这种人本主义的价值批判逻辑相关，在马克思于写作《神圣家族》前后对李嘉图和穆勒的经济学著作的摘录中，他还只是跟随着斯密的观点，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归结于人自身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并再次以“异化劳动”为中心概念，一般地批判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异化现象同“私有制”的内在关联。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稍有不同的是，在具体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对“劳动”和“生产”这两个概念已经有所区别⑩。
1844年11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写成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同时，施蒂纳出版了他唯一的哲学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真正的人”概念与以这一概念理论基础的各种自由主义学说的毁灭性批判，使他有可能意识到从“真正的人”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哲学人本主义逻辑思路的道德抽象性。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手稿》《神圣家族》等文本时所指明的，仅仅在哲学思考的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走出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的。事实也证明，施蒂纳的批判并没有直接引发马克思对自己原初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他只是打算在1844年12月为月刊《前进报》提供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11)。这里的问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理论研究始终是以价值批判为旨趣的，如果要放弃从哲学的抽象领域，从人性、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逻辑视角出发去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张力，那么他就必须首先能够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上，科学地说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从巴黎移居布鲁塞尔(1845年2月3日)以后，对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布鲁塞尔笔记》)和对英国社会主义者汤普逊的社会批判观点的涉及，使马克思有可能无论在对待斯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在具体的经济学结论上，都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指出，“象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12)，“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他的实际出发，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13) 与此相对应，鉴于施蒂纳对“真正的人”的毁灭性批判，具体到马克思这一时期所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当他去分析和批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时，以汤普逊从生产力和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点为基本的理论线索，马克思开始加深和扩展了从物质生产的观点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分析思路。最终，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部经济学手稿(1845年3月)中，马克思彻底解开了“人类历史之谜”，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道主义要求，合乎规律地从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和这种力量在人类现实历史中的依存形式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形式”的矛盾关系中科学地推导出来。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应有)也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纯主观的善良愿望，而是并且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组织(现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可能性了。
毋庸置疑，马克思这一时期理论批判的指向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人道性质。他仍然认为，现代社会组织中的“自由劳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人的发展，而是抽象的“交换价值”。在工厂制度中，客观的工业成为人类生存的主宰者，整个社会只是创造交换价值的机器，而无产阶级仅仅被看作创造“交换价值”的物质力量，人变成了“物”。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马克思是在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框架之外展开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的这种人道主义批判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他原初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思路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自觉地实现了其批判的理论出发点的颠倒，即他不再根据人性、人的先验的类本质来观照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而是在社会历史观的视域中明确指证了这种劳动的现实性。他认为，“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私有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14)
至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读中，以他对人类历史之谜的理解为标志，最终走出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隐性制约。在此基础上，当他得知恩格斯“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以后(15)，一方面为了说服恩格斯彻底地摆脱和批判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在内的德国旧哲学(16)，一方面也为了给自己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指明一种方法论的方向，他就在“1845年春天”，记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笔记性的批判纲要，从而以实践为基本概念，明确地清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不过，在其根本的意义上，实践概念只是马克思在批判、终结意识形态哲学时，为凸现其历史观的方法论特征，针对着德国哲学所特有的言说方式而使用的世界观范畴，它具有针对传统哲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一般原则的批判功能和预示新型历史观的导向功能，但不具有具体观察和描述人类现实历史的具体操作功能。对马克思来说，如果仅仅把人理解为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从而在统一人与自然界的动态关系的基础上规定人的现实性(“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过是作为方法论上的逻辑导引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途径。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实践概念的地位在于，它表明，为了实际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的不自由状况，必须清除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哲学的虚幻性，从对宗教的哲学批判转移到对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7)。
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曼彻斯特笔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1月—1846年8月)中，马克思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需要说明的是，与《提纲》中那种原则性的论述相比，这里的阐发已经有了某种重要的理论进展，即随着言说对象的置换——从分析和批判旧哲学到实际观察和描述人类历史，当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视域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时，原来那种与对象相适应的基本概念开始发生了逻辑层面的微观分化，“实践”在新的理论层面上被具体确定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物质基础——物质生产与再生产。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中介和观察向度的新型历史观。
但是，清算旧哲学的历史目的论并不等于就放弃了对人类历史现实的发展进程(尤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阶段)的主体批判向度。事实上，我们发现，当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从对规定个人的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的客观描述退回到新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后，随着观察现实个人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和与之相适应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出发点的转换，他重又提出以“个人的自主活动”为本位的价值批判思路。“个人的自主活动”，不再是“从人和自然界的纯粹抽象的观念中构想出来的”，而不过是关于社会历史事实的科学规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自主活动呈现为不同的具体存在形式。同时，“个人的自主活动”也不是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单独个体的行为，社会交往形式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6月)中，马克思根据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分工中对机器的从属性质，仍旧一般地批判了“雇佣劳动”的非人性(18)。不过，由于以李嘉图的“生产费用论”为理论基础(19)，与《手稿》相比，这种价值批判不但不蕴涵任何先验的价值设定，而且失去了逻辑分析的主导地位。在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他主要是联系着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去理解“雇佣劳动”的经济学含义，以用来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总体性”。从雇佣劳动的“社会总体性”的观点出发，并以《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的理论成果为实际材料，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价值”不过是表示资产阶级商品生产方式中由单个人参与社会总劳动所决定的一种产品交换关系。但是，马克思这一时期还没有明确地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关系归结为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而予以具体、历史地分析，他只是把“使用价值”作为既定的理论前提而直接进入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交换价值”的分析。因此，他不但没有通过对交换价值的历史起源问题的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价值、交换价值、价格和市场价格等概念作出应有的区分，而且，他也没有进一步研究，在什么地方“使用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本身中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性”起作用(20)。因此，虽然在驳斥蒲鲁东所谓的人的劳动可以购买劳动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这一观点时，马克思根据李嘉图的生产费用论，对“劳动价值”(劳动作为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和“劳动的价值产品”(劳动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量)作了区分(21)。但是，他并没有制定和使用“劳动力商品”这一概念，而仍然使用了“劳动商品”的规定。由此而引致的一个理论后果是，马克思实际上也无法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即“剩余劳动”的产生和”资本与劳动的等价交换”的矛盾。马克思只能沿袭李嘉图的解释，把“剩余劳动”的产生一般地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明确规定了他此后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即再一次置换理论分析的基点——从“生产”概念回落到“劳动”概念(22)，借助于对“价值”问题的深入研究，具体地分析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并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科学地阐明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本身的内在机制，及其进一步发展、变化的趋势。
三、严格的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概念：雇佣劳动
以《伦敦笔记》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为基础，马克思开始把理论分析的重点集中于“商品”这一概念，发现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由此出发，马克思实际上就把他观察和描述“生产”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具体化为研究“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分到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马克思强调指出，抽象劳动不是“纯逻辑”的范畴，不是抽去劳动的具体有用性的逻辑程序的结果。这个范畴反映了商品交换关系下具体劳动简化为抽象劳动的真正过程。“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23) 因而，这是现实的抽象，这种抽象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抽去不同劳动的质的差别的现实的过程，是使所有商品变得相同(都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过程。在这种抽象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般人类劳动成为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机体所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而生产者个人彼此成为不同的劳动时间的代表。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把“一般劳动”同抽象劳动区别开来。“一般劳动”是生产产品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消耗(任何有用劳动都是这种消耗)，只有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当“一般劳动”充当交换关系的尺度即价值实体时，它才转化为抽象劳动。也就是说，抽象劳动只是“一般劳动”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形式，它的的重要特征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因而，价值不过“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下的关系”。随着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者劳动的有用性日益受到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便会产生一般的有用劳动向具体劳动的形式转化。在这种转化中，劳动不再以生产者个人的需要和其个性发展为向度，而变成纯粹机械的、单调的动作重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劳动活动即“雇佣劳动”的特点上。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只是表现为“资本一般”的生产力。这也就是说，随着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产生的资本的积聚和积累，资本已经超越了它的各种特殊的现实形式，取得了一般性的存在。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种“一般”，一方面，作为一个逻辑学范畴，它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这种抽象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逻辑所理解的一种形式的抽象，而是包含着各种特殊资本的现实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24)。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又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学范畴，它还是并且主要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即它本身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这种一般形式的资本，就是控制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过程的金融资本。作为现代资本的基本形式，尽管它实际上也归属于单个的资本家，但这一单个的资本家，与其说是资本的所有者，倒不如说是资本的“人格化”。(25) 与此相对应，劳动日益消隐了其具体劳动的属性，完全转变为创造价值即“资本一般”的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与“资本一般”相对立的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26)。劳动虽然在每一个场合是一定的因而必须是一种特殊劳动，但是“资本一般”可以使自己同任何一定的劳动相对立；同资本相对立的是“所有劳动的总体”，而究竟哪一种一定的劳动正好同资本相对立则是偶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是全无差别；这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27)。劳动越是与资本相适应，劳动就越是丧失技艺的性质，劳动的特殊的技巧就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足轻重的东西，而劳动本身就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28)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时，提出并重新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规定了雇佣劳动概念，根据这种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初期的劳动即在形式上从属与资本的劳动并不属于雇佣劳动的范围。他说：“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自由的]短工等等其他的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是所需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的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29)
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的提出，使马克思有可能在一个新的逻辑基点上来重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具体说来，这包含着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劳动一般表现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历史性和作为抽象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劳动一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始性。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30) 由此出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以“劳动的异化”为主体价值批判向度，完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格的经济学批判。(31)
注释：
①②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101、102、112、107页。
③参见《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第6期，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⑦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121、128，44，29、34页。
⑧一般说来，在体现人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的意义上，“劳动”和“生产”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马克思在论及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时，有时候使用劳动概念，有时候使用生产概念。但是，严格地分析，在观察和描述人类现实历史的方法论意义层面上，“劳动”侧重于从个人的角度看人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而“生产”则侧重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人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由此，引出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力”和“生产力”。在写作《手稿》期间，马克思还没有在方法论上明确区分“劳动”和“生产”这两个概念，而主要是在“生产劳动”的意义上混同使用。根据我们这里的分析，第三笔记本中的“对象化劳动”概念主要缘起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工业的客观分析，因此，这一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蕴涵了社会历史性的特征，接近于马克思后来在社会历史观视域中所使用的的“生产”概念。
(11)参见马克思于1844年12月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的一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5页。
(12)(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249、258-259页。
(15)参见恩格斯于1845年2月26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4页)。
(16)从恩格斯后来谈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当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4月在布鲁塞尔会面时，马克思已经“大致”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而在这之前，恩格斯基本上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持赞赏态度，他甚至完全同意赫斯对《唯一者》一书的批判意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23、16页)
(17)关于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过渡性，详请参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张一兵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出发点：实践还是现实的个人？——兼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9-172页。
(19)详请参见《哲学的贫困》的政治经济学部分。
(20)这也可以说明，在《哲学的贫困》中，为什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已经大大超越了李嘉图，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学结论上，他却忽略并直接认同了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根本错误(如“必要劳动时间”、“货币数量论”、和“级差地租理论”等)，而对其作了过高的评价。关于这一点，详情参见唐正东博士(笔名文析东)：《〈哲学的贫困〉中蕴涵着的内在理论张力》(《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8页。
(22)目前国内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基本上忽略了马克思从“生产”概念向“劳动”概念的回落，常常混同使用两个概念，从而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及其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非法性”，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的研究仅仅限于历史哲学的概念之争(如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批评等)。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4-445页。关于“资本一般”概念的逻辑学含义的详细说明，可参见曼弗雷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1857-1863年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论题所限，本文这里不再展开分析。
(25)(26)(27)(28)(29)(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4-445、253、253-254、254、461、42页。
(31)关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概念和后期的“劳动的异化”概念的区别以及相关的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性，请参见拙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人学旨趣》，《南京社会科学》2001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列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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