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键时期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09)12-0010-04
2008年底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简称“两策”），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当前，政策效应已经开始显现，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已经得到扭转，经济开始企稳回升。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2009年后面几个月如何进一步保持企稳向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需要重点把握的基调是：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关注和防范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加快改革，促经济长远发展。
一、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
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不能盲目乐观。
首先，从外需因素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前景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需求下滑的压力仍然很大，而且可能延续较长时间，外需减弱使国内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对工业与经济增速回升形成较大制约。
其次，从内需因素来看，受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经济运行规律制约，我国在短期内大幅扩大内需难度很大。一些短期政策的效应有可能逐步递减，中长期政策见效尚需时日，经济运行还面临不少新的困难和问题。
再次，从制度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还缺乏应对危机、克服困难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国家政策的支持对于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还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对此如果稍有懈怠和动摇，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断送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回升，我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之路必然夭折，甚至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再度陷入下滑之中。
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两策”究竟需要持续多久，或者说我国何时需要“收回”经济刺激措施。由于在中国，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实体经济信用扩张的过程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高度相关，尚未形成一个自动的稳定机制。因此，选择政策调整的合理时机特别是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尤为重要。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国内和国际两大方面。
从国内来看，时机的选择取决于实体经济是否健康运行，判断的主要标志为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以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由负转正，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走向复苏。
从国际来看，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得世界上每一个人更加紧密地相互依存。如果美国打个喷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患上流感。何况美国目前的问题远远不止打喷嚏这样简单。对于当前全球经济问题的任何分析，都必须从对美国的讨论开始。[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联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时机的选择还应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走出衰退，开始进入复苏。
显而易见，当前绝非调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合适时机。乐观地估计，2010年上半年可能是我国退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为合适的时机。
二、关注和防范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
在我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关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风险因素。
首先，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为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短时间内投资和贷款快速增长，带来了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泡沫的出现不可避免。当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时，投机活动也开始活跃并不断推高股市、房市以及初级市场的价格暴涨；而资产价格的暴涨又会吸引更多资源投向这些赚钱较快的部门，进一步加剧资产的泡沫化。经济好转之后，如果“收回”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现在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必然破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指出，世界需要警惕十大泡沫，其中中国泡沫首当其冲。他认为，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但中国股市2009年仍然涨幅很大，中国房地产市场似乎也处于类似情形之中。[2]
其次，金融机构的多重风险。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银行业的风险进一步暴露和加剧，突出表现为受市场环境变化、经济下行及净息差收窄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严峻。而自2009年初以来，在信贷高速扩张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新增贷款出现了行业集中、客户集中与期限中长期化的趋势，银行信贷资产的集中度风险日益显露。特别是有些银行忽视科学决策，片面追求市场份额和规模效益，信贷管理上的内控机制存在漏洞，缺乏必要的风险约束机制等，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剧增，投资失误的潜在风险巨大。如果资产价格泡沫、楼市泡沫破灭，房地产市场很可能成为下一轮银行业坏账的重灾区。
再次，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风险。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双顺差格局已经持续了16年之久，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增加了国际收支形势的复杂性，这种国际收支失衡的格局具有不可持续性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3]从当前来看，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有加剧的趋势。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国外贸出口回暖将支撑贸易顺差，而且国际资本运行的轨迹和方向又将转向中国，特别是国际游资可能会再次卷土重来。2009年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22726亿美元，比2008年底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226亿美元，其中可能有国际游资回归的因素。国际游资大量进入，将对我国宏观经济、货币体系、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加剧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推高通货膨胀，扰乱正常经济秩序。
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这些风险因素，而恰恰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未雨绸缪。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将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一揽子计划，及时发现和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警惕和防范包括通胀在内的各种潜在风险，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4]
根据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其实，为防范风险，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进行了一些前瞻性调整，从多个部门出台的政策来看大都具有微调的趋向。例如，中央银行提出要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货币政策手段将注重数量调控，逐步适度加大公开市场回笼力度，并已经对多家前期放贷较多的银行发行定向央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则针对国内外经济态势，采取了逆周期调节措施，多次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提示，要求采取防范措施，并出台《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督促和引领银行业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注重有效防范风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继续完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把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显而易见，政策微调重在防范风险和优化结构。为此，当前需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公共投资、税制改革等手段直接和间接地扩大了社会需求。显然，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当前，在继续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财政政策的适当调整。在财政收入结构调整方面，重点对新能源、信息技术等行业和一些服务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面，要把重点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对消费的支持，主要增加社会保险、教育、医疗和公务员工资等方面的支出。税收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向消费倾斜，可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积极主动把握当前的有利时机推进资源税改革，现行不合理的资源税导致资源极大浪费，也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矛盾突出，资源税改革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可考虑征收不动产税、房屋地产短期交易个人所得税。
其次，货币政策的微调。2009年后几个月仍然要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既定方针，但在实施过程中可适度进行微调，由“过度宽松”重归“适度宽松”，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着重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加强对农业、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努力增强信贷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也应当在防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以及金融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调整信贷结构而言，微调的重点在于向两个方面倾斜：要求并确保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向实体经济倾斜；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对信贷投放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持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贷款合理增长的同时，使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
再次，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对“保增长”至关重要。从商业银行来看，当前要特别防范项目资本金不实或不足风险、票据融资风险、贷款集中度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等新的风险点。为防范不良资产风险，应进一步从内外两个方面强化风险管理，加强来自监管部门的外部风险监管以及银行自身的风险监管。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并采取得当的措施，争取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通过持续、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规范房地产市场，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以逐步化解或舒缓泡沫。为防止大规模国际游资流动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加强和改进对国际游资的监管已经成为当前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要完善资本流动风险监控体系，构筑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防火墙”。
三、加快改革，促经济长远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之所以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既是因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是因为我国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深层次原因的制约。这场金融危机将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与结构性矛盾暴露得充分无疑。因此，在坚持“两策”、保经济企稳回升的过程中，我国必须继续坚持改革，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重要方向，把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与防范风险、调整结构结合起来，以实现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体现在很多方面，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例如，从保增长来看，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投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健康的“三驾马车”次序结构必然是消费、投资、出口。从扩大内需来看，存在着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尽管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见效快于消费，但最终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的推动；从内外关系来看，外需依赖程度高，内需拉动不足；从投资的内部结构来看，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存在结构性失衡，等等。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内外部经济不平衡交织在一起，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的格局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毫无疑问，只有加快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5]基于对我国金融体系基本状况的这种判断，可将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归纳为九大方面：一是金融地域结构性失衡，即城乡金融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二是金融组织规模结构性失衡，我国金融体系缺少社区银行一类的微小金融机构，各类银行都想做大。三是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四是资本市场内在结构性失衡，如交易场所结构单调、单一的证券交易所市场结构；不同金融工具融资规模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五是金融业内部结构性失衡，长期将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放在银行业上，金融业其他行业如信托业、金融租赁业发展严重滞后。六是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与金融监管体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失衡。七是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金融资源过度向大型企业、房地产企业集中，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八是商业银行业务结构性失衡，即商业银行期限错配、货币错配所形成的银行业务结构性失衡。九是金融开放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不协调。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已经对我国经济与金融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通过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此同时，还要更加注重通过深化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的改革，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要缓解当前面临的困难，最终战胜金融危机，关键在于改革。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推进改革，实现结构调整，这是我国从“经济金融大国”走向“经济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
从我国金融业来看，必须增强紧迫感，以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为指导，加快改革步伐，把优化结构作为金融业发展的重心，采取积极、务实的措施，推进制度创新，促进金融结构的合理化，为保经济企稳回升、促经济长远发展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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