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跨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大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论文,跨世纪论文,思路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G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05—08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固有优势，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1921年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解决的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凝聚人心、动员人民这一时代课题，基本形成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思路。对此，需要我们从更为宽广的眼界予以概括和总结。
一、从革命、建设到改革：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复杂的时代环境和崭新的时代课题
迄今为止，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大历史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国际情况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是苏东剧变，旧的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抗变为美国一极称霸，美国趁苏东剧变之机，掀起强大的国际意识形态攻势，强行推广人权、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又发动另一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冷战。
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新情况，是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总结1989年北京风波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将以上情况概括为“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沿着邓小平的思路，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遏制”政策；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依然存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还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腐蚀作用。据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概括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大局”与“三个历史性课题”，即：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整个世界的大局中来考察；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环境、新情况、新问题，决定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方法、新理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环境、新课题的论述，是跨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大思路的基本理论依据。
二、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建构当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面对三大时代课题要求，我们国家和民族要具有一个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在人民中间为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做好工作，党和国家就有了凝聚力，中华民族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历经风浪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依然是12亿中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之所以在跨世纪的世界各国政党之林中依然是最有凝聚力的政党之一，关键在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始终坚持坚强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始终坚持在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把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基本功能和巨大作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把“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放在第一位，概括提出了系统的“旗帜论”。 江泽民在1993年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十五大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江泽民同志关于“旗帜论”的深刻论述，是跨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指南和基本指导思想，是站在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中国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高度，把握跨世纪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真正的跨世纪中国“大政工”。
三、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个有利于”到以抓“三讲”统揽全局，抓经济，讲政治：跨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定位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直是列宁、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开国领袖特别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的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依然不能含糊。政治虽然反作用于经济，但政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讲政治是共产党人的传统和优势，但共产党人也最容易犯夸大政治作用的毛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中国几十年的主要教训，就是不适当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脱离经济的“空头政治”妨碍了党的工作重心由政治到经济的历史性转移。
在总结建国后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为此提出了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实践经验标准。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为这个决策开路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完全科学的。对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但是，正如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刚走出阶级斗争战场的人们易犯夸大政治作用的毛病一样，冷战结束后，处在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人们，也易产生轻视政治，轻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偏颇。
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有针对性地提醒全党：“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 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但是，在党的历史上，一个正确的思想或理论，从提出到成为全党的共识，从被接受到被全面坚定地贯彻执行，往往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深刻体验。抓经济、讲政治是邓小平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从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旗帜鲜明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同时，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以抓“三讲”统揽大局，以抓“三讲”全面贯彻邓小平“抓经济、讲政治”的治国大思路，以抓“三讲”整治党风、国风、民风，塑造党心、民心，切实有效地改变了两个文明或政治、经济“一软一硬不相称”的状况，“抓经济、讲政治”的治国方略得到具体实施，切实落到实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定位主要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思想政治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围绕这个中心；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经济相统一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综合国力包括凝聚力，思想政治工作是凝聚、激励、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党全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全党全军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身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主要途径，就是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在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
四、从“三个有利于”的根本判断标准，到具体检验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有利于”：跨世纪中国思想政治工作检验标准的具体化、完善化
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不断开拓进取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然而，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类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工作又有许多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与“三个有利于”也并非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在归根到底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的同时，又始终呼唤着能反映思想政治工作特点、规律的具体检验标准，即需要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判断标准。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评价、判断精神文明建设及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有利于”，即：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这里的主题词是“思想道德”，但也适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因为思想道德建设是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
“四个有利于”是“三个有利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从“三个有利于”到“四个有利于”，是思想政治工作检验与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完善化，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丰富和发展。
当然，我们也可以围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从目标层次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有利于”进一步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是非、得失、成败的具体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否有利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五、时代呼唤坚强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十大关系与十大原则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指导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从执政治国和改革开放的高度，先后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中若干带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关系，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重要原则，深化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第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原则，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大局”这个总原则的前提下，江泽民同志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反作用，强调“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384页，北京，学习出版社， 1996。）江泽民同志强调的“讲政治”，就是强调经济建设要有政治保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贯穿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
第二，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左”与反右的关系。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另一个鲜明的时代特点，就是要通过解放思想，不断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思想政治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思想动力、精神支持和政治保证，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为改革开放服务，解放思想是基调。如何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正确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不但先后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中解放思想的基调，而且强调要把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既防“左”又反右，重点是防“左”的原则。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重点是防“左”，在反对“西化”、“分化”斗争中也要多注意防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正确防“左”反右的关键。江泽民同志还指出：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
第三，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的关系。邓小平主张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以革命精神为主导，建构当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精神。他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邓小平重申毛泽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著名观点，强调要宣传与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要求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在强调革命精神的同时，邓小平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从来不否认社会成员有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抱负和追求。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使个人的理想、抱负和追求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和革命精神，“讲正气”是对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以及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所有志士仁人的优秀精神的高度概括。
第四，最高理想与共同理想、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关系。用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教育人民，是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邓小平同样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原则，反对超越阶段、超越党的现行政策、超越群众思想觉悟水平的做法。他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革命理想区分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两个大的层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共同理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反映了共同理想的广泛性，是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增强党和国家凝聚力的主要精神支柱。建设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最高理想，但不能当作现实政策来推行，不能要求一般群众都确立或实行共产主义理想。作这样的区分，是我党在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方面的一大进步，其意义在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纠正了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群众思想实际的超阶段的“空想论”倾向。
第五，马克思主义指导、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日趋明显；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多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可能造成思想困惑或混乱，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萌发不同的政治要求；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要求，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社会影响。如何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让多样化自由放任不行，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行，片面强调一元化的革命理想主义损害多样化发展也不行。对此，邓小平始终强调以理想和信念为核心的“四有”教育，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作为解决马克思主义指导、主旋律与多样化发展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政治基础。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弘扬主旋律的新观点，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弘扬主旋律与引导多样化发展相统一的重要原则，即多样化不是多元化，而是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占主导地位的多样化发展方针；是有主体、有指导的多样化，而不是没主体、没指导的多元化；是接受社会主义文化主体引导、制约、规范与协调的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自由放任地片面追求多元化。当多样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发生矛盾特别是出现多元化苗头时，多样化发展应服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
第六，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变革、勇于探索、注重实践与开拓创新。但是，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在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人们的精神生产带来巨大正面效应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体制转轨造成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市场经济的分散性造成人们对国家、社会、集体等全局意识淡化，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及其消极腐朽的生活方式，有些人甚至把商品交换的市场法则用到党与政府内，使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先后多次提醒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搞市场经济，有一个如何克服其负面作用的问题，而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既搞市场经济，又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大力宣传并倡导公而忘私、服务社会、热爱祖国、勇于献身的高尚品德，培育新型市场经济文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确立和贯彻社会主义目的与市场经济目的相结合，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开放与反“西化”、反“分化”，对外开放中吸收与抵制、全球化进程中参与与自主发展的关系。开放与全球化，是过去思想政治工作所没有遇到的又一个重大新情况。如果说在革命与战争年代，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对抗与封闭半封闭状态中进行的话，现在则是在合作、妥协、接触、交往以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步步到来，愈来愈深入的开放性已经成为当今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特点之一。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在开放、参与、学习、交往、接触、接轨中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如何抵制国际资产阶级猖狂进行的“分化”、“西化”、“遏制”的意识形态冷战，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国际上敌对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国家内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及其相互影响的双重任务和三个方面的重大课题。
对此，邓小平反复论述了开放、学习、批判、吸收、抵制、排污、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强调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学习外国的优秀成果，同时坚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坚持排污不排外，抵制不封闭的原则。
1995年初，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对外开放中吸收和抵制的关系”，全面阐述了当今思想政治工作“排污不排外，抵制不封闭”的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对外开放健康地进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308页。）
第八，批评、自我批评与教育疏导的关系。教育以疏导为主，主要是：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保护和满足人民的合法权益；要同人民商量办事。邓小平指出：“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9页。）这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原则的重要方面，又是进行思想教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民主原则，又包括不打棍子，不带帽子，不抓辫子，不搞争论，不搞“四大”（指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不搞运动的“新六不方针”。
但是，不能把民主原则理解为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否则，就会把民主原则混同于自由主义，就是在“西化”、“分化”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邓小平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斗争。
第九，思想灌输与“让事实讲话”的关系。“让事实讲话”是邓小平发明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灌输”方法得到丰富与发展，另一方面，邓小平首倡的“让事实讲话”的自主教育方法，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灌输与“让事实讲话”，教育与自主教育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在思想灌输方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正面宣传为主”、“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系统观点，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总方针。在“让事实讲话”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强调为人民办实事，允许观望，以事实服人。邓小平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有些人的思想认识一时跟不上形势，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对此要耐心等待，允许观望，不搞强迫，不以搞运动去人为地造成所谓的“思想政治高潮”，而是让事实服人。实践证明，不但推进改革开放要“让事实讲话”，就是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也最终决定于“让事实讲话”。
第十，言传与身教、党风政风与民风的关系。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重视言教与身传相结合，身传胜于言教，党风是民风的表率。历史发展到新时期，邓小平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他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同上书，第342页。）
江泽民同志再三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既带头廉洁自律，又带头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群众对领导干部是要听其言、察其行的，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不正之风，群众怎么会信任你呢？”（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312—313页。）江泽民同志提倡的“讲正气”，就是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到“正人正己”、“正人先正己”，为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切实可行、真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创新，以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同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六、走向21世纪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道路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各方面加强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初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道路。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经济、讲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增强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思想觉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道路或思想政治建设道路。走向21世纪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解放思想，进一步开拓创新，开辟新途径，探索新办法，在理论、方法、制度、机制等方面都必须有新的探索，新的突破。其中主要有：
第一，问题创新。时代在发展，改革在深入，思想与实践问题也层出不穷，不断更新。思想政治工作要紧扣时代和人民的思想脉搏，高度敏锐地感受和捕捉改革开放的前沿思想和实践问题，释疑解惑，贴近人民讲新话。消极的东西及时发现，及时疏导，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积极的苗头及时培育，及时扶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及时补充新的营养、新的活力、新的文化血脉。问题创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源头活水。
第二，阵地创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新科技革命同时开拓着这一革命的广度与深度，使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每个人的交往与社会存在方式都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固守组织、单位等旧的阵地和领域，而应该不断开拓新阵地、新领域，不给任何歪风邪气、歪理邪说留下放任自流、兴风作浪的空间，同时也就是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把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生活及时送到每个角落。
第三，理论与方法创新。针对性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面对新问题、新阵地、新领域，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发扬光荣传统，又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应该与时俱进，进行积极的理论和方法创新，讲新话、出新招，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充满生机和活力，以新创新，以活激活。例如，由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经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加以概括的“七个界限”就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其中不少甚至涉及对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进一步论证；又如“法轮功”问题出现以后，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与方法。
第四，制度、机制创新。一是面对社区居民、广大宗教信徒、个体私企和三资企业职工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适合其各自特点的制度与活动机制；二是党政工团对思想政治教育要形成齐抓共管的综合体制及运行机制；三是文化出版与大众传媒也需要形成某种无形的综合机制与内在合力，使思想教育真正走出千篇一律的开会、学习、讨论、写心得的传统套路，化有形为无形，学习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机制，让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机制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势，再借鉴发达国家以潜移默化为主、高度精致、社会化的国民教育机制，一定能让思想政治工作进入新境界，一定能创造一个健康文明而又丰富多彩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生活。
[收稿日期]20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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