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模式变量与“剩女”角色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量论文,角色论文,模式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DOI：10.3863/j.issn.1674－5094.2010.05.005
引言
近期众多媒体都在关注“剩女”现象，尤其“剩女”相亲电视节目屡见不鲜。“剩女”在传媒与学术界被认为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女性状态，这种索引性表达概念在社会学语境中似乎与日常生活语义存在某种差异性，日常话语中的“剩女”仅就年龄角度揭示女性婚姻的大龄疾患，而传媒与学术上关注的“剩女”不仅考虑到女性年龄层面还涉及女性自身所具有的特定优势，这种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却阻碍了女性婚姻的顺畅与成功，使女性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窘境之中。
1 一个分析范例：“剩女”现象
“剩女”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被剩下来条件较好的大龄未婚女性，这不是一般的女性，而是对那些未婚优秀女青年的新冠称，“对于中国女性的研究，它的对象就不仅是一般的女性，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1]。也正是这些女性个性特质的出现，传媒与学术介入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也就越发凸显。对于“剩女”个体而言，比她们年龄大的已经有了小孩，比她们小的也正在或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相对而言，她们就被剩下来了，于是在“剩女”身上呈现条件优秀与大龄未婚并存的事实，“剩女”进退维谷。其实“剩”并不是“剩女”条件不佳的缘故，事实上她们的条件相当不错，媒体和公众喜欢把“三高女”和“白骨精”作为这一群体的代名词。“三高女”就是眼光高、人气高、收入高的简称；“白骨精”就是女性白领、骨干、精英的简称。由于社会转型的客观影响以及女性个体认识的主观塑造，随着岁月的蹉跎，“剩女”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剩下来了，“3S”和“剩族”这样的名词屡见不鲜。“3S”就是三个单词第一个字母的结合：single（单身）、stuck（卡住了）、seventies（70年代出生的）。“剩族”则是过了最佳适婚年龄的女性群体：其中25～27岁称之为“剩斗士”；28～31岁称之为“必剩客”；32～36岁称之为“斗战剩母”；36岁以上称之为“齐天大剩”，甚至有人还把某些典型个体称为“圣女”。随着这种个体数量越发增加以及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剩女”时代已经悄悄来临，这严重影响两性的良性互动、婚姻的有机结合以及社会的和谐建构，急需寻求有效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介入与干预。
2 一种理论范式：女性模式
在社会学理论中，女性模式是指一种探究女性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行动图式，从女性共同行为范例中进行理论抽象，并对其他女性个体行动做出一种示范效应的整合或是偏离越轨的干预，借以诠释女性个体行动的一种分析框架。一方面，女性模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组基本假定图示，使其主旨、假设、概念、命题得以公开化，展现社会关注女性发展的核心价值，便于女性同类现象调适的扩散与女性异类现象介入的诠释，表明女性模式建构遵循的程序要求；另一方面，女性模式在内容上侧重女性同化机制的突破以及变动行为模式所必备的条件，表明女性模式变迁的内容要求。因此，女性模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框架，即为“建构女性与女性建构的交织”[2]。
为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关注女性运行，尤其注重女性模式的剖析与解读更是成为一种显学研究，其主旨在于分析女性模式的逻辑建构、展现出建构女性的不平等。当现代性在性别研究中逐步渗透，社会学家们立即关注这种不平等应如何突破，女性建构模式成为女性研究的亮点，寓意女性模式在分析女性生活时急需反思的理论诉求。女性现象的累积反映出女性模式传统建构在特定场域中存在解释的失效性，急需特定机制的变革保证这种女性模式强化的实效性，女性突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女性模式强化示范效应并不断被动扩展的过程。历经现代化砥砺，女性在职业实践中以新理念打破传统女性模式被动塑造的束缚，逐步形成具有个性特征与自身优势的生活交往方式，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模式的行动扩散与行为示范。这是一种女性建构模式，其本质是一种发挥女性优势模式或是变革传统建构女性模式的模式，是女性自身发展与变革行为的范式，由此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女性身上。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女性建构模式不可能解释所有女性现象，一方面，女性建构模式本身具有多维性，需要从不同视域阐发女性现象形成的动因；另一方面，女性建构模式涉及女性个体的心理层次，因而使用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并将关于女性行为的社会学研究还原为另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女性模式与女性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可以形成一定的逻辑共识，女性建构模式不仅有力推动女性规范的守卫与传承，而且通过女性模式重构来增添女性发展的新元素。因此，女性模式是诠释女性突生现象的有效理论范式，同时也是认识女性发展变迁的思维方法，这为“剩女”范例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框架，那么，女性模式又是如何建立、维持或改变的呢？
社会学者对于女性模式解读女性现象十分推崇，但对女性模式运行的问津却寥寥无几，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女性模式建构太具宏观性，一般学者难以驾驭；二是既存女性模式的经典图式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没有多此一举的必要。就女性模式生成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都认为女性个体生活在一个网络体系中，这个网络体系包括三组变量项目的优化组合：女性发展的物质条件、制度条件和心理条件，这也是上述女性模式嬗变的实质内容所在。
下面以帕森斯社会模式建构来说明女性模式得以建立、维持与变迁的运作。
帕森斯认为女性个体存在于社会体系、文化体系、个性体系三种变量交织之中，三者间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3]，否则女性行为就无法展开，这种一致性纽带，在婚配网络中表现为女性角色内在化、婚姻价值机制化、性别互动符号化，三者兼顾如否关系到女性运行态势。对于微观女性个体来说，首要任务在于内在学习过程，将婚姻文化的价值取向吸收或是内化到角色实际扮演过程之中，通过个体诉求的运用，女性婚姻模式被传承到女性个性特质之中，并制动女性个性婚配的需求结构，且获取扮演婚配角色所必需的技能，才能消弭婚配中的紧张与焦虑。对于宏观社会体系来说，侧重外在塑造的过程，被学习的主导价值使女性个体发生符合角色期待的行动，这样婚姻规范等因素通过外在强加给女性个体，女性行动被引导化，使女性期待的婚配角色内容明晰起来，并把不同的女性角色塑造类别化，形成一种社会塑造的女性模式，并减少女性困扰与越轨现象。女性模式形成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取向并不是并行不悖的，否则社会结构处于断裂之中，其中帕森斯认为这两个层面互动不可缺失就是文化媒介的调适，这种文化体系资源要素尤为重要，既为两性互动可以发生提供必要情景因素使得互动得以开始，又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价值规范使互动得以持续。
具体来说，具有各种诉求倾向（情感、性、文化等）的适龄女性个体与异性进入婚配情景，女性这种倾向来自于女性在生活事实中对于既往女性诉求的学习，内化成她们的需求结构，以及通过女性自身现实地位变动来获取与改变这种需要的反叛资格。当两性相互调整各自的取向并达成妥协时，婚姻行动在鲜活的事实过程中得以产生，女性婚姻模式得以建立、维持，而当两性相互调整各自的取向并未达成妥协时，女性以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突破文化媒介的制约，使得女性模式得以改变。
3 一组女性模式变量：“剩女”行为的钟摆
结构主义认为女性模式在现实中的演绎是通过一系列模式选项来确定的，帕森斯称为模式变量。他根据女性行动者在系统活动中的变量属性，运用模式变量可以同时把女性人格系统中取向模式、文化的价值模式和社会系统规范模式要求类别化。“这种类别分型根植于分析单位对行动者的决定、文化价值取向或是身份角色要求”[4]。模式变量是结构功能主义建构女性模式介入女性行为与分析女性突生现象的重要视域，用它来说明女性行为取向的特征，又称一定情景下女性角色选取的类型。这些角色类型是用对立的二分法形式来表示的，评价主体对行动的看法或态度，反映主体的认知与态度的差异维度。因此，模式变量说明的是行为价值取向的类型与特征，是女性行动者在确立婚配情景意义之前所做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婚配两性代表两个行动者形成一个简单的个体互动体系，婚配就是在这种互动情景中进行。因此，女性行动者一方面寻求妥当的途径，利用文明规范来增加获取婚配机会；另一方面也会避免传统文化困扰，减少婚配阻塞。
在帕森斯模式变量中，女性行动者有五种可能的行动范畴。第一，就女性婚配行为中情感性问题而言，存在情感性与情感中立性的抉择。引发两性互动中女性行动者表达许多感情还是无须表达情感，有情感色彩的投入还是无需情感的注入，对于“剩女”窘境来说，更多是具有后者属性；第二，就女性婚配行为中利益范畴而言，存在自我性与集体性的抉择。女性追求自我利益目标还是群体利益目标，女性是考虑将个人有关的利益目标置于其所在的大群体之中还是之上。对于本文“剩女”范例来说，两性互动中“剩女”个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做出选择，还是从社会规范角度出发做出选择；第三，就女性婚配行为中关系属性而言，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抉择。两性婚配中的女性角色关系是普遍性的还是特定性的，女性个体的评价和判断是否适用于所有女性行动者，是否用同一标准评价所有女性行动者？对于“剩女”个体来说，是群体现象还是个体现象？第四，就女性婚配行为中个体特质而言，存在自致性与先赋性的抉择，两性互动中女性所关心的是个人的成就表现还是个人的先赋条件，例如职业、年龄、收入、性格等等。在特定的婚配情景中，女性行动者是应该根据成就还是与成绩无关的先天特质去评价两性？对于“剩女”个体来说，是后天迹象多于先天现象，交往对象则是先天现象多于后天迹象；第五，就女性婚配行为中个体职责问题而言，存在扩散性与专一性的选择。在特定的婚配情景中，双方婚姻家庭中的义务应该有多大，义务应当是集中而具体的还是应当广泛而分散的？对于“剩女”窘境而言，女性义务侧重家庭婚姻的建立与维持。
用模式变量来探究“剩女”问题，可以诠释各种婚姻家庭制度、女性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既可以解释女性发展阶段的普遍运行，又可以揭示女性发展历程的特殊展现。这两种属性内涵对于“剩女”选择变量组合产生重要的作用，女性的提升与流动状态是否顺畅，取决于“剩女”个体在不同情境中关于变量的统筹兼顾。如果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情境进行比较厘定的话：现代经济高度的职业化以及理性原则的普遍推广，使得“剩女”们更多偏重于功能专一性职业导向、自致性评价方式、特殊性的价值标准、自我性价值取向和情感中立性角色选择，这一点在“剩女”身上得到充分验证。在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行为方式与角色选择正好相反，因此在非此即彼的模式变量中女性个体必须寻求路径扩展，以突破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束缚。
4 一条路径拓展：“剩女”的角色选择
女性模式作为探究女性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行动图式，最终绩效还要女性主体按照利益展示自己的角色认同，这种角色认可又反过来诠释女性在互动中可以预见的行为模式。女性模式在特定场域中为女性行动者提供一组规范，它厘定了女性身份地位与角色扮演方式，认为女性身份所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发生实际效果时即为女性角色扮演，因而女性角色是社会规范文化塑造而成的，女性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模式进行的[5]。但是，对于“剩女”而言，这种模式变量的优化组合存在角色选择过程中的兼顾问题，“剩女”没有很好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思索女性角色的区分与平衡，为此“剩女”在婚配过程中要寻求一种行动路径的拓展，实现多重角色的兼顾。
4.1 功利性角色与情感性角色的兼顾
“剩女”在婚配中应该如何兼顾功利性角色与情感性角色的扮演，这是从社会角色追求的目标上对女性角色扮演所做的区分与平衡。一方面，“剩女”的功利性角色与情感性角色的区分。功利性角色是指女性在婚配过程中以追求外在条件为目标的社会角色，这种角色行为的价值诉求在于外在性利益的获取，在于满足女性的物质欲望。例如“剩女”们认为“我也不是苛求完美，但起码我的老公不能比我差吧？也不能比我身边的那些女友的老公差吧？更不能比我以前谈的男友差吧？否则，会让别人笑话我们是潘金莲与武大郎的悲剧结合。”情感性角色，指女性在婚配中不是以物质经济报酬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女性个体情感价值为主要目的，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她们之所以履行角色的要求，主要出于心理情感的满足。例如起源于日本网络作品中的新名词“肉食女”甚为典型：那些主动追求男性的女性，多为80后女白领，追求个性与自由，对待爱情婚姻敢于主动出击，她们虽交往无数，却仍待字闺中，一旦遇见中意的男性，就会如饿虎扑食一样主动表达爱意，且完全不顾他人诧异的目光。正如恩格斯说“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另一方面，“剩女”的功利性角色与情感性角色的平衡。女性在职业领域中衰落带来婚姻话语权的缺失，女性从“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跌落到“母权制的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家庭劳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指出：女性通过家庭劳动保证劳动力的职业供给，但家庭劳动却并没有得到职业的认可并支付报酬，这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所以，女性从家庭中复出就带有职业性眼光来选择功利性角色扮演，在婚姻领域通过功利性角色扮演来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展现自身的社会地位，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在“剩女”成功实现职业生活腾飞的同时，摆脱窘境应侧重于感情回归即情感性角色扮演，使得这种情感生活在婚姻机制中得到更好释放与拓展。
4.2 生产性角色与生活性角色的兼顾
“剩女”在婚配中应该如何兼顾生产性角色与生活性角色的扮演，这是从角色活动方式对女性扮演所做的区分与平衡。一方面，“剩女”的生产性角色与生活性角色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把女性活动范畴分为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两大场域，与之对应就是女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女性生产方式告诉女性“怎样活动”，侧重于女性在社会物质生产中的职责与任务，即生产性角色扮演，女性生活方式回答女性“活动怎样”，侧重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承担职责与功能，即生活性角色扮演。正如恩格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在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7]2。再有，“剩女”的生产性角色与生活性角色的平衡。马克思认为女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超强的关联性，它们都是女性的基本活动方式。“女性活动就是不断在生产的基础上生活与在生活要求下生产的历史过程，由此女性活动方式就是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与生活方式诉求生产方式的结合状态”[8]，实质就是女性生产性角色与生活性角色的平衡问题。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从中我们可以察觉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一个有关女性角色兼顾扮演的重要命题：“女性生产性角色决定生活性角色，生活角色又影响生产性角色。”这一命题马克思又是通过两个“怎样”来传递角色扮演的平衡，第一个“怎样”暗指女性生产性角色扮演，突出女性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9]。表明“剩女”窘境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生产条件层面的支撑，这与现实中“剩女”在经济方面的崛起与物质资料的充裕密切相关，内含一种“剩女”的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决定她们社会地位与交往方式的客体性主张。第二“怎样”示意女性生活性角色扮演，强调女性社会婚配交往的重要性。马克思又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0]。”这表明“剩女”窘境与她们在两性交往过程中建构生活性角色的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显一种“剩女”职业地位与交往方式，又制约着她们社会生产状况的主体性诉求。
4.3 复出性角色与回归性角色的兼顾
“剩女”在婚配中应该如何兼顾复出性角色与回归性角色的扮演，这是从社会角色追求的范畴对女性角色扮演所做的区分与兼顾。一方面，“剩女”的复出性角色与回归性角色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认为女性活动分为两大领域：一种是职业活动，一种是婚姻家庭活动。复出性角色在于女性从传统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承担一定职业功能。这一角色的复出性在于职业扮演的可靠性，女性复出的职业扮演是女性发展与完善自身的社会保障。恩格斯说：“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1]。同时，这一角色的复出性具有反复证明的可能性。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剩女”的出现印证了复出性角色扮演的重要性，“剩女”的优秀证明了女性这一角色扮演的成功。回归性角色是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兼顾婚姻家庭领域的功能承载，“这里所说的‘剩女’回归是指女性在复出同时，也能较好地处理在婚姻和家庭领域中的角色关系，从而在婚姻与家庭中有所作为”[11]。这一类角色的承当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而从事社会活动。就“剩女”回归角色扮演而言，女性既要复出也能回归，女性回归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女性在第二种生产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女性回归性角色扮演关系到婚姻的结合、家庭的维系，同样制约着社会存在与延续；另一方面，“剩女”的复出性角色与回归性角色的平衡。马克思认为一个机制健全的现代性社会，女性的提升与流动应该是顺畅的，“通过女性危机演变中的现代性批判与超越来解释工业主义核心家庭名义上的现代性外衣，这种所谓的现代性是以一种女性复归家庭而成就男性事业的现代性”[12]。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给女性复出与回归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剩女”的产生及存在的窘境表现出“剩女”复出与“剩女”回归的矛盾，如何实现“剩女”在婚姻家庭上结合的顺畅，则需要强调“剩女”回归性角色扮演，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不断地在婚姻家庭领域中进行新的变革。如果没有绝大多数“剩女”在婚姻家庭上的回归，这势必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事关女性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稳定。
4.4 先赋性角色与自致角色的兼顾
“剩女”在婚配中应该如何兼顾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的扮演，这是从女性角色既存特质对女性角色扮演所做的区分与平衡。一方面，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的区分。所谓先赋性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生理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一是由于女性在家庭婚姻中的性别作用，对于“剩女”的先赋角色扮演强调“剩女”回归的重要性，女性在第二种生产活动中所具有的生理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二是女性在家庭婚姻中的身份作用，女性的家庭情景与社会身份，改变女性个体在婚配中结合态势，因此在婚配过程中选择对象时，要兼顾家庭婚姻中两性所承担的责任。自致性角色主要是通过女性个体努力而获得的角色。“剩女”在复出过程中证明自身的优秀，使得这种白致性角色得以实现——赢得了“白骨精”的称谓。另一方面，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的兼顾。婚姻作为一种情感、性与身份的制度建构，必然涉及生理、心理、情感、权责的归属要素，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剩女”窘境。正如马克思所言：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
4.5 主动性角色与被动性角色的兼顾
“剩女”在婚配中应该如何兼顾主动性角色与被动性角色的扮演，这是从女性主体的状态上对女性角色扮演所做的区分与平衡。一方面，主动性角色与被动性角色的区分。所谓主动性角色，指女性在承担某种社会职责时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履行一种社会权利与义务，并用自己的行动去展示这种履行的态势。“剩女”们深谙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中物质生产的重要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女性开始摆脱生理差异与男性竞争，并逐渐获得了更多的成功，作为一种在职业上已经求得主动解放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社会对女性角色扮演的客观期待，“剩女”们在婚配上的话语权越发增强，也越发增强外在结果的主动选择，并将这种主动性角色建构延伸到婚姻领域。被动性角色是指女性在扮演角色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充当某种角色，而是按惯习演绎既往行为。这种被社会塑造起来的“剩女”就是一种典型被动性角色的充当，虽然她们在职业领域出类拔萃并且思想活跃，但却被传统婚姻模式所束缚，把婚姻幸福与门当户对、男才女貌等固化情景等同起来，出现了“成家”与“立业”的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主动性角色与被动性角色的平衡。“剩女”问题的凸显，无疑暴露了“剩女”角色扮演的主动建构与被动构建的严重分野。“剩女”主动建构表明了女性把在职业领域中的良好状态虚构到婚配过程中，简单地认为职业活动的优秀也能带来婚姻的理想，结果使女性在社会职业领域中的有所作为与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无所作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剩女”们必须通过批判的目光改变以往既定的社会事实以及自己虚构的理想类型，以免陷入托马斯定理的危机。为此，“剩女”的客观优秀必须突破传统建构女性的缺陷，增强“剩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弥合主动性角色与被动性角色的断裂。
5 结语
在社会转型和剧烈变迁的过程中，通过女性模式变量介入“剩女”分析，揭示出“剩女”角色选择的冲突，急需女性角色选择的统筹兼顾，摆脱“剩女”在其婚配过程中进退失据的尴尬。
收稿日期：2010－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