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谦益现象”及“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现象论文,诗人论文,钱谦益论文,南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钱谦益现象”的产生，与文学史上“诗史”之说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时至今日，对于“诗史”这个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固有现象和既成事实，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性评论：一是随着“诗史”开掘的深度和广度，一些论者主张将“诗史”的桂冠奉献给更多的诗人，如钱谦益。二是明代以来不断有人对“诗史”表示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当激进，甚至对它的合理性存在持否定态度。——这两种看法，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而“钱谦益现象”也就夹缠其中，应运而生了。
钱谦益曾经“率先迎降”清军，史实俱在。要将“诗史”的桂冠加于钱谦益的头上，就要有个“说法”，对后人、对历史有个交代。在历史上，确实有大儒、通儒站出来替钱氏说话。如黄宗羲悼钱谦益的诗《钱宗伯牧斋》说：“四海宗盟五十年”（注：黄宗羲：《南雷诗历》卷二《钱宗伯牧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4页。），对钱的一生给予相当的肯定。这绝非黄宗羲对钱谦益的私人感情使然；而是既考量了钱氏的晚年的变化，更从中华文化、历史认同出发，对他作出的较全面、公允的评价。黄宗羲还说过，钱谦益“主文章坛坫，几与弇州（王世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注：见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钱仲联标点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钱氏有七律《一年》：“一年天子小朝廷……”（注：钱谦益：《有学集》卷八《一年》，《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70页。），是写金陵弘光帝的小朝廷仅“一年”寿命的。黄宗羲评论此诗说：“存此作诗史可也。”（注：范锴《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转引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843页。）这是较早称钱谦益的诗为“诗史”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为“诗史”的辩护言说中，有一句重要的话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很少被引用）：“……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籍乎诗也。”（注：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万履安先生诗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66页。）其中的“以史证诗”等说法，开了现代“诗史互证”的先河。“史固无籍乎诗也”本来可以理解为与杨慎所坚持的诗不可“兼史”（注：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评李杜》，《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850页。））之论同调；也是和王夫之“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注：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卷一.12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4页。）的看法一致的。然而，黄宗羲话头一转：“逮夫流极之运”，指出在历史进程的急剧变化关头，情况就大大改观。下面他接着论述的，就是常被引述的一段文字了：“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曦……”，于是“史亡然后诗作”（注：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万履安先生诗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66页。）。可见，黄氏“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是针对历史的突变阶段而言的。“钱谦益现象”也属于这种历史突变阶段的插曲。对于钱氏的后期诗集《投笔集》，陈寅恪则给予了可称“诗史”的赞誉：“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169页。）而当代学者，也有人主张将钱谦益的此类诗作称为“诗史”。
二、“诗史”的反对论，可以杨慎、王夫之为代表
对杨慎反对“诗史”的说法，王世贞等都表示不能接受。当代学者冯至等对杨慎也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们都没有直接接触杨慎的“诗史”是“诗可兼史”的论点，因而是不够彻底的。杨慎的矛头所向，还在于反对以议论入诗，所以他的态度才那么决绝。总的来说杨慎是推崇杜诗的，曾提出“诗圣于杜”。所以，杨慎的论点有其事出有因的一面。同时，应把讨论的重点适当放在古代“诗笔”与“史笔”关系上面，这才能釜底抽薪，解决把“诗史”与“诗可兼史”直接挂钩的迷误。
当代的大学者钱锺书、吴宓，对于“诗史”之说也是颇不以为然的。钱氏才华横溢，他的观点有些是针对“以诗证史”的，在论战中，他的原话多彩但也不免多“刺”。因多被引用，这里不必重复其原话。但他有一小节论证，既精彩且平实，不妨加以引述：“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末，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压韵的文件……”（注：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页。）。这实际上又并未否定“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的虽不主张称“诗史”而又有“诗史”作用的好诗。另一方面，钱锺书也未多注意“诗史”是“诗可兼史”论的偏颇；虽然钱氏对古代“诗”与“史”的关系曾有精彩的论述。
三、儒家（包括钱谦益）为什么重视“诗史”？
“诗史”诗人产生和存在于唐中叶至清初的中国，主要在安史之乱（产生了杜甫）、宋元换代［产生了汪元量、谢翱（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曾称谢翱诗为“诗史”）等人］、明清易主（产生了钱谦益等人）的特定时空（也就是“逮夫流极之运”的历史突变阶段）。何以发生这种状况呢？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大整合、大融和的千余年。而作为融和的内聚力，不能不落到以儒学为主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和历史认同观的肩上，特别是儒学中既通俗，又形成其“绝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有史国不亡，无史国恒亡”之论。史，成为历史认同的重要内涵。而“诗史”又是这种历史认同观的重要侧翼。所以，儒者的“诗史”情结也是浓重的。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明是非、识大体是十分重要的。如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所概括的，黄宗羲“早年抗清晚年顺清”：他前大半生坚持抗清，是明是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自属难能可贵）；晚年“顺清”则是识大体（识中华民族融合之大体）。如杜甫所吟唱的：“衣冠南渡多崩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由于入侵和战乱，历史上多次发生士庶逃向南方的“崩奔”。而当年的“崩奔”式的流亡是痛苦的，可以控诉（这是明是非）；后来又化作广大南方的开发，这又是应该庆幸的（这是识大体）。
钱谦益曾撰《列朝诗集》，借明诗存明史，并表达了“头白汗青”（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819页。）即修史的素志；对于宋诗，他又说：“……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酩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栗，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注：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70页。）他强调了“宋之亡也，其诗称盛”，而这“宋之亡也”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逮夫流极之运”的衰变之世的特定时空。这一点颇引起古今学人关注：在艺术上颇逊于唐诗的宋诗到了“宋之亡也”却出现了“称盛”或“又盛”的局面。钱锺书也慨叹：“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扮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注：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页。）这说明他这位国学大师虽对“诗史”的提法有严重保留，对诗在历史严重关头所起的文化、历史认同的巨大作用，仍是心向往之的。总之“诗史”情结表明，它是儒家民族文化、历史认同观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从反面来看，我国的史学这么发达，各代的历史著作这么丰富，为什么还要将“诗史”掺和进来呢？这也似乎正是杨慎的疑问和质问之焦点所在：“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注：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评李杜》，《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850页。）当民族危亡的命运主题凸现的时代，正史绝续之间，“诗史”才会产生。而拥护和反对“诗史”的人彼此的说法常常搭不上边，发生“各说各的”现象。关键就在于，各人的历史地位不同，感受不同。如杨慎，虽然也是命途多咎，远戍边地，客死他乡，但他毕竟生活在大明朝的承平时代，而黄宗羲生活在明清易代的年份，九死一生，所以，彼此的时代感受会有天壤之别。另外反对“诗史”的学者，其矛头所向，也不止是“诗史”本身，前面说过，杨慎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宋诗的以议论人诗的。宋代的刘克庄也说过：“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十一《诗话新集》，见《杜甫卷》上编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842-843页。）（当然汪元量的诗应该不在此列）。
对于正史与“诗史”的不同看法，其褒贬之词较为激烈的，如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诗史吟》高唱：“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在一定程度上，这和上述黄宗羲的“东观兰台，但记事功”（史笔）与“史亡然后诗作”（诗笔）的褒贬隆污，其观点和理念也有平行之处。邵雍是司马光的朋友，显然，邵氏抑“史笔”而扬“诗笔”，也不是一般而论。他是在贬抑那种官样文章、“但记事功”的“史笔”；对《资治通鉴》这种秉笔直书的“史笔”，还是赞赏的。邵雍的诗句还包含一个重要信息：“诗史”所给予我们的，即使接触的是同样的史实，由于它具有的形象感染的艺术魅力［应该强调的是，这必须是极富艺术魅力的好诗；而不是刘克庄说的“经义策论之有韵者”、杨慎说的“韵语记时事”、纪昀等说的“有韵之语录”（《四库总目提要》“王士禛”条说：若干“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钱锺书说的“压韵的文件”］，它的“美刺”的力度，它所“造”的“真”，它造就历史真谛的功能，甚至是会大于一般的正史的。所以，具有“诗史”水准和地位的诗，不需要也不可能“兼史”，史书更不会由于“诗史”的存在而“并省”。犹如有了杜诗，还要有两《唐书》等。但杜诗的《三吏》、《三别》等，在“造其真”或造就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特别是揭示民族命运主题的功能方面，无疑是高于、凸显于两唐书的，即使后者并非一味“炫其文”。
四、“钱谦益现象”的主要内涵
“钱柳因缘”体现了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恋情、契合与碰撞，而没有柳如是推动自己的丈夫投入斗争，也就没有钱谦益的“诗史”桂冠。这就形成“钱谦益现象”的主要内涵。陈氏说柳和钱是“女侠名姝文宗国士”（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3页。），这对柳的褒扬是明显的。说钱是“文宗”，则略同于黄宗羲说的“四海宗盟”，即文坛领袖，也是无疑的。至于“国士”，当然是考量了钱的后期活动。陈氏选择这段历史“题材”，也是慧眼独具。因为，以“红妆”柳如是为红线穿插贯穿了那个巨变的时代的一些关键人物，如：黄宗羲、陈子龙、黄道周、吴梅村、郑成功，编织着人间已了和未了的沧桑变化、历史情怀。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氏已开始撰述钱柳因缘诗释证，有诗云：“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此“情”岂仅仅是钱柳的私情！显然包含着“盲翁”关注上述认同的世纪情、华夏情！
柳如是南北奔走数年，终于找到了意中人钱氏。她能诗善丹青，且擅长书法。山河巨变之际，她让钱氏自杀以保持清流名节，钱氏不能死，柳氏自己投水也被救。于是她便投入抗清的战斗，曾用自己所有的金银首饰，把一队五百人的假扮“罗汉”的义军，装备起来，后来全部壮烈牺牲在崇明城下。她的凛然的民族大义，带动、支持了丈夫的反清活动。这不但凸显着柳如是的敢爱敢恨的性格，也是“钱谦益现象”的重要构成元素。
具体到钱谦益，陈寅恪给了他较全面的评说。正面的，如肯定钱谦益的后期活动。但陈氏也如实地勾勒和描述了钱的失足难补和历史盖棺。如对于《消夏闲记》一书说钱氏的“率先投降”等，评曰：“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832页。）钱谦益的诗才颇高，后期寄托故国之思和“自伤”之情的诗，也极有特色；陈氏均给予一定的肯定。钱谦益的诗，如：“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之八），除寓有民族危亡的感喟，还明显地含有自我辩白之意。陈氏也认为，钱氏的《列朝诗集》是因修明史的初衷难遂，故而打算借诗以存史，并且因合作者的亡故不得不一个人兼“采诗”及“庀史”（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987页。）。但在文学史上，由于对钱氏的门户之见，其持论每每被认为有欠公允。如清代有的学者说：《列朝诗集》“意在庀史”，诗之去取，是较草率的。陈寅恪对此则另有看法，认为钱谦益的“意在庀史”并不过分。对于钱注杜诗，陈氏则认为；“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993页。）总之，陈寅恪对钱谦益给出了全面、精细、实证、公允、艰难的观察和评说。说它“艰难”，是因为钱谦益其人太复杂，瑕瑜互见，“钱谦益现象”也太丰富，落笔是颇不容易的，而“诗史互证”也谈何容易。从钱柳因缘——复明活动——“诗史”桂冠，对于钱柳当然是一种“跨越”。对之给予准确的把握和论证，更是艰难的事。
钱氏治学虽丰瞻而有其“狡狯”的一面，如有学者根据古人论述认为，钱氏的称道宋人，“只是兼采唐宋，不独尊唐或不废宋而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人废言，钱谦益对于宋诗的曲折变化的分析还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因为他抓住“宋之亡也”，道出了民族危亡是“诗史”产生的土壤。钱谦益自己在致族弟君鸿的信中也说，他是：“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取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府册。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注：钱谦益：《有学集》卷三十九《与族弟君鸿求免庆寿诗文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388页。）。话中自谴和牢骚都有，但确实是坦率的。陈寅恪公允地修正了钱氏的“无一言可书府册”的自责，肯定了钱氏的诗笔、史才和若干可正面载入史册的言行。对于钱谦益的一生，陈氏还说过：“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页。），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刘知几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陈寅恪对于钱谦益，就是这么作的：给他“诗史”的桂冠，是“爱”其长处，但不讳言其短处（“丑”）；无情地暴露其失足难补，是“憎”，但不掩其将功补过的“善”。总之，“钱谦益现象”包括钱氏的特殊、复杂的文化、文学和政治活动，在柳如是的推动之下参加的抗清斗争，并最终因其成就获得“诗史”桂冠。这是民族斗争与融合大势下的产物，是明末清初的复杂形势在一个复杂性格的儒士身上的投影。
五、“诗史”诗人的籍贯“南移”现象
正是由于“诗史”及其诗人产生在衰变之世的特定时空，或如钱谦益所说的：“……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酩歌，谷音之越吟，……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注：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3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70页。）相应的，就自然形成了“诗史”诗人的籍贯“南移”现象。作为“诗史”开山鼻祖的杜甫，生于今河南巩县，属于北方人。而下面这些被称为“诗史”的诗人，如“水云之酩歌”指宋末的汪元量（水云）的《醉歌》，他是钱塘（今杭州）人，属南方。其他如“皋羽之恸西台”的谢翱，福建人；钱谦益，江苏常熟人；吴伟业，江苏太仓人；黄道周（曾被黄宗羲称为“诗史”诗人），福建人；乃至顾炎武，江苏昆山人，等等。他们都是南方人。这种现象的产生，显然是由于中华民族大整合、大融合的斗争焦点和“前线”此时移向南方的缘故。如果说，南人汪元量的“诗史”式的作品有相当的数量创作于北方——燕京，那么，后采的“诗史”诗人的诗作就更多地产生于南方了。而且，“钱谦益现象”与这种“南移”现象也是平行的。钱氏的名句“依然南斗是中华”，可以说是杜诗“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之二）的巧妙的时空转换之作，一“北”一“南”，蕴涵着多少历史沧桑啊！总之，“钱谦益现象”与“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都是“诗史”产生于衰变之世的“副产品”。另外，“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在清初，也是诗坛重心在一个时期内向南倾斜的表现。本来在明代的文坛，其代表文人，南北都有。如前后七子的李梦阳是甘肃庆阳人，何景明是河南信阳人，李攀龙是山东历城人；“公安派”的三袁是湖北公安人（属于中部）；“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也都是湖北人。以上均不属南方；其他人士也是南北参差。而到了清初，诗坛乃至文坛的重心显然已倾斜于南方，这与清廷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在民族融合的过程里，形成了微妙的动态平衡。如作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是文坛诗坛领袖，并与屈大均（广东番禺人，岭南三大家之一）以及顾炎武等，支撑了诗坛重心。而当“诗史”狂飙时期过去以后，山东人王士禛（倡“神韵”诗风）成为文坛盟主（后来的沈德潜虽然是江苏人，与清廷关系颇好），重心就向北方转移了。
结语：对钱谦益，有些古人多予谴责。清廷不必说，如乾隆帝视钱氏如仇雠。他曾气急败坏地下令：因《四库全书》书稿中的仇兆鳌《杜诗详注》等“俱袭引钱谦益而去其名，应一律删削”（即《杜诗详注》不指名地引用了钱谦益的话）。此事闹得四库馆臣纪昀诚惶诚恐十分狼狈，亲自连夜加班进行“删削”（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乾隆52年6月11日乾隆对纪昀奏折的批复）。（注：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6页。）文人如袁枚对钱谦益也是深恶痛绝的。而钱谦益后期的反清复明活动，又是极端秘密进行的。后人对此并不了解，或者将信将疑。
钱谦益的特点：与他同时代的汉族各种文人比起来：（一）钱谦益的谋略，不如宁完我等。宁完我曾帮助清帝平定中原。（二）钱谦益的狂气，不如陈明夏。顺治十三年，仕于清朝的陈明夏（大学士）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此人曾仕于明，先降李闯王，后降清，顺治说他是“辗转矫诈之小人”，但他却敢说话）。清统治者自然不会听从，后来陈明夏因宁完我的告密被清廷所杀。（三）钱谦益的悔恨，不如吴伟业。吴伟业被迫作了几天清朝的官，后来悔恨不已。（四）钱谦益的忠诚，不如黄道周。黄道周为大明壮烈献身了。（五）钱谦益的“军事”价值（对于清廷来说），不如洪承畴。身为南方人的洪承畴，被清廷任命为江南总督，剿抚并重，镇压了南方初期的反抗（包括杀害黄道周）。
然而，钱谦益的诗文却胜过他们，甚至吴伟业也略逊一筹。所以，黄宗羲称其为“四海宗盟五十年”，陈寅恪称其为“文宗”。钱谦益也成了某种历史的焦点人物。争取者有之（开始清廷也是争取他的）；谴责者有之；揄扬者也有之（如清初文坛对他是推崇的）。这些特点也属于“钱谦益现象”的若干构成因素。再加上“钱柳因缘”这最动人的元素，就使得陈寅恪等当代学人对钱氏也刮目相看了。最后，陈寅恪历史地、公允地、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钱谦益。特别是，使得陈寅恪格外看重的应该是钱谦益的《投笔集》等，这些作品凸现了民族危亡的命运主题，印证了“诗史”是儒文化的历史认同观（尤其在历史突变期）的重要一环。
陈寅恪这方面的学术（诗学、史学的）贡献，在于严格的“整体把握”和精细的“诗史互证”（而我们每每强调了后者而多少忽略了前者）：既适当批判钱谦益的“名节”问题，又对他后来的反清的行为（这还属于中土人民在开始阶段对清廷的必要斗争）予以肯定，尤其赞赏他具有“诗史”价值的作品。沧桑巨变，往事已矣！而在历史的天平上，是非俱在，忠奸分明，妍丑毕现。值得庆幸的是，经过火与血的洗礼，中华民族的融合获得成功；作为她的伴生物的文化遗产的“诗史”（以及“诗史”诗人），也获得了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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