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论主潮的哲学基础——当代西方文论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主潮论文,探析论文,成因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主潮可概括为“人本自律论”与“文本自律论”两大文论系统。人本自律论，以人立论，从人的内在需求和生命潜能上破译文艺活动；文本自律论则从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形式因素确立文艺的内在根据，从而排斥文本以外的因素。前者与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同响，后者则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合契。
20世纪西方的文艺理论是以新说蜂起、流变纷呈而别呈异彩的。但如果透过那波诡云涌的理论潮动，从当代哲学思想演变的高度去辨析这个时代的文论发展时便会发现，这种文艺理论与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之间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剖析这种渊源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廓清当代西方文论的面貌与特征，而且可以在更加深邃的思想蕴含上把握这种文论生成的必然性。
笔者曾以自己的思维视角和认知方式对20世纪的西方文论作过尝试性的梳理与评析①，认为“人本自律论”和“文本自律论”这两大文论系统，基本上可以囊括这个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的主潮。其中，人本自律文论以人设论又为人立论，单向地从人的内在需求和生命潜能上破译文艺活动，评判艺术的价值，无视人本以外的因素对艺术的制约和艺术以外的因素对人的影响。横跨19与20世纪的象征主义文论，本世纪初叶在德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表现主义文论，二战后以法国为中心的存在主义文论，还有整个20世纪在欧美诸国都蔚为大观的文艺心理学等，是这一思潮的突出代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的阅读现象学、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均是从读者方面研究文艺活动中“人”的问题，可以被视为人本自律文论的新发展。而文本自律文论则把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叙事方式等形式因素当作封闭的独立自足体，让思维的焦点对准作品文本来构建理论体系，漠视并排斥作品文本以外的任何制约因素。本世纪初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世纪中叶鼎盛于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风靡欧美的新批评文论，还有持续时间较长的文艺符号学等，是这一思潮的中坚，这双峰并峙的两极文艺理论，以自律排斥他律，以自因否定他因，造成了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的偏激和跛足之势；而这两大思潮的消长与汇涌，亦便演奏了近一个世纪西方繁复的文艺理论的主旋律。
当我们审视这种文论主潮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时不能不注意到，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如同这个时期的其他理论思潮一样，打上了这个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有印记，特别是与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抑或说是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在文艺美学领域中的反映。其中，人本自律文论与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奏出同响，而文本自律一派的文论则是科学主义哲学旋律的“卡农变调”。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本主义源远流长。但真正把人的问题独立出来作为哲学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并把人的非理性、潜意识上升到人学本体论的地位，则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的人本主义。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现代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大陆唯理论的某些传统，如强调人是宇宙的中心，认为是人的生命之光使万物生辉，是人的存在使一切获得意义，竭力从人的自我存在出发去审视宇宙和人自身，从人的主观经验中引申出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同时又认为，以往的理性人本主义哲学忽视了个人的价值，只注重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把个人的非理性情感意志或下意识的心理本能等排斥在视野之外，这样就无法确定人的真正本质。因此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和把握不能依靠理性思维，而只能依靠自我的情感与意志、灵感与直觉、本能与内心体验等去认识过去所未能认识的人本体。他们再三强调，唯一真正实在的人本体是非理性的情感意志或心理本能冲动。这是一种无法用概念和语言表达的、不能言传和论证的东西，只能通过潜意识的、神秘的内心体验去达到。因此，非理性的神秘体验就成了通向真正的实在、通向世界的基础和本质的唯一门户。由于他们认为这种体验只有在那些摆脱了外部世界、他人和社会以至自己肉体的束缚的孤立的非理性的个人那里才能发生，因此这种孤立的、非理性的个人就成了他们所谓唯一真正的哲学的起点和核心。这种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同宗教合流，宣扬宗教神秘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是其代表；二是向理性挑战，反对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颂扬神秘的直觉、内省、意志或下意识，其主要流派有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活力论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有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等。
很显然，文学理论中的人本自律论正是这一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人学派生物。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文论，文艺心理学派中的精神分析文论、意识流文论，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还有存在主义文论等，无不强调文艺活动中主体的决定作用，追求艺术审美的绝对自由和超越，反对对艺术品的理性分析，而力主对非理性的审美意识领域作深层次的开掘。同时，它们又在艺术创作主体的可把握性与可体验性方面，反对他律式思辨，主张自律性体验。可以说，这一思潮的文论家们，在文学艺术这个离人的感性生活最近、与人的命运关系最密切的社会人文学科领域，把哲学中的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人本自律派文艺理论的许多代表人物同时就是当代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理论中坚，他们的许多文艺理论著作同时也是其哲学著作，他们的文艺观点大多隶属于他们的哲学观因而构成其艺术哲学，所以他们很容易从同一个思想基点把哲学与文艺学、美学统一起来，这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如：
（一）人本主义的哲学观使这一派文论家高扬人的艺术哲学大旗，让艺术理论的翡翠球永远在“人”的玉带上滚动，并促使他们把艺术家优先摆到艺术活动的本体地位，着眼研究作者的创作动机、心理条件和主体模式，这就有利于推进文艺理论的主体性研究，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艺术活动中人的地位的关注。尤其是他们在作者系统的研究方面注意到了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直觉、情感与意志、经验现象与抽象本体的区别与联系，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艺术家复杂性的认识，是文艺理论深化创作主体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人类在艺术领域进一步认识自身的一大进步。但由于思想基础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使得这一派的理论均以主观的心理现实取代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以非理性取代了理性，以潜意识代替了意识，并且又用这种人本的自律否定了社会和文本的他律，艺术活动仅仅成了创作者主观动机的实现，心理欲望的满足，人本条件的外化，或前在定势的达成。这不仅在主体方面完全排斥了理性之于人本制约的可能，割裂了人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而且在客体上也抽空了文本的社会现实生活内容。最终，被他们作为文艺理论思维轴心的人成了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是动物性的人而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是先验自足的人而不是社会生活与艺术实践造就的人。主客、心物哲学观的本末倒置，无可挽回地将他们不无意义的“人”的理论视角淹没在偏激的谬说浊流之中。
（二）正因为人本自律派文论家强调人在艺术中的本体地位，所以他们大多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艺术的“有为而作”，提倡合目的性的价值构成论。与一个世纪前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艺术观不同，20世纪的这一批文论家大多是有目的的合目的性论者，并总是用“人”的尺度、主体的目的去衡量艺术的价值，因而他们都是人本主义的艺术功利主义者。如象征主义者叶芝、瓦莱里等人要以象征诗意去表现人的冥冥玄想，以暗示通往神明之路；表现主义文论家克罗齐以“直觉或表象在表现中的对象化”为艺术的目的，科林伍德以“想象性地表现情感”为艺术目的，埃德施米特以“用激情表现幻象”为目的。还有如弗洛伊德的“本能欲望的替代满足”，荣格要艺术家表现“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意识流文论主张“独立自足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格式塔文艺心理学②家阿恩海姆用“力的图式”和“观念及观念与物质显现的统一”衡量造型艺术，海德格尔说“艺术是存在者真理在作品中的自我”，雅斯贝斯视艺术创作为人的“生存密码”的破译，萨特把艺术视为人生在追求自由中对每一个瞬间所作的超越虚无的选择，等等，无一不是从他们自身的哲学观、美学观、艺术观出发而提出的艺术目的论。主张艺术的有为而作，提倡艺术目的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偏颇，却使得这些文艺理论家们过分专注于“人”的目的，而忽略了艺术品的艺术目的，或者说忽略了如何通过艺术审美去实现人的目的的问题。抽象、超验地论人和单向、静止的人本致思方式，似乎使他们为了那自律自因的人而无暇探讨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以至于对诸如创作方法、艺术手段、表现技巧、作品形式、审美效果等艺术操作方面的问题，或不予重视，或随意曲解，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
（三）不仅如此，有许多作为人本自律派艺术目的的核心命题并不是经过科学求证的理论范畴，而只是一些未予证实、又难以证其伪的心理假设。如象征主义的“对应论”、克罗齐的“直觉”、弗洛伊德的“原欲”、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布勒东的“超现实”、海德格尔的“此在”、雅斯贝斯的“密码”、萨特的“虚无”、阿恩海姆的“心理场”，等等，均是难以作出定性定量分析的模糊概念。持论者将这些范畴作为其理论支点，实际上是把难以证实的姑妄臆断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以无可证伪的随意性去代替有待证实的科学性，这和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虚、玄、涩的特色是一致的。
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主要是继承了英国经验论的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一般都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崇拜实证科学，主张哲学的科学性，重视科学方法，要求借助科学理论或方法来研究具体对象，试图通过使哲学实证科学化的途径来回避哲学基本问题，而把传统的世界观问题排除在哲学之外。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是其突出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在美学上主要通过新自然主义、实用主义、语义学、符号学、释义学等流派得到体现。这种哲学上、美学上的科学主义思潮直接构成了文艺理论中文本自律论思潮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从以下几个侧面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从本体论上看，文本自律论排除人本的形而上学，提倡“细读”(close reading)文本的科学求证，把文学研究导向词语符号与意义、形式结构与功能等方面的实证分析和具体解释，这和科学主义思潮取消形而上学，主张从科学中清除价值判断，拒斥研究本体论的世界观是一致的。
19世纪末以来，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引发了科学观念的更新。以物理学为例，以往以为能量是完全连续的，可是量子论却证明能量处于不连续的量子化状态；以往认为物质是由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物质粒子－－原子构成的，可是现代电磁场和放射现象的发现冲破了形而上学的“原子世界图景”的框框；以往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完全独立、绝对不变的，可是狭义相对论却证明它们不仅彼此联系，而且还存在长度收缩、时间延缓现象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而又永无止境的过程，人们只能通过相对真理而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但不可能穷尽绝对真理，这与传统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把许多科学概念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相矛盾。于是，一些科学主义哲学家便宣称，哲学不应当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这类“形而上学”问题，而要超出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等等的“二元分立”，只谈论经验所及的对象，进而否定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思维直接影响了文艺理论中文本自律派的致思方式。我们看到，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乃至解构主义的文论中，再也不屑于谈论什么先验的艺术本体或形而上的思辨体系等问题，而是以形而下的作品为本体，以文本自身为目的，其价值生成于作品形式的各要素之中。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倡的“文学性”、“陌生化”等，只能通过作品的声音、节奏、句法、韵律、意象、叙事技巧等全部形式要素的组合而产生；新批评派主张以贴近作品的“细读”去分析语词、斟酌意象、确证作品的意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更是主张以定量定性、入内入微、品辨毫厘的理性分析去清除“文本神秘主义”，最终解读自足自因的文本。如果说，科学主义哲学是以经验、现象的研究代替了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那么，文本自律文论便是以文本、形式乃至语言、结构的分析排斥了任何超出文本的外在本体对文艺领地侵蚀的可能。
第二，从认识论上看，文本自律论者把作品文本作为唯一的认识对象，排除一切背景材料，试图从作品本身自足的语言系统的结构分析入手，客观、科学地揭示作品的潜在意义，这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推崇理性和科学，致力于解决知识的客观性问题，主张科学命题的经验证实，把哲学视为纯粹的认识论也是基本一致的。
在现代科学界，数学与逻辑的快速发展和彼此接近诞生了数理逻辑，并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量子力学对微观世界的发现，例如对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的发现，证明了以往那种排除偶然性和概然性的机械因果论、决定论是错误的，这标志着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又如，控制论的建立在某些方面打破了动物和机械的界限，它使机器能像动物的大脑控制其机体活动那样实现自动控制，揭示了生物运动与机械运动、生物系统和机械系统之间的联系。还有如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使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利用被发现的遗传密码来人为地干与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甚至创造出生物新种。这些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观念的转变。西方有许多科学哲学家便据此推崇科学实证，贬抑理论思辨，要求人们把科学和理性统一起来去解释知识的客观性，以完成现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大转变，使哲学成为纯粹的认识论。与此同时，他们又孤立地、片面地解释这些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成就以及新问题，把它们绝对化，由此作出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的结论。如斯宾塞等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鼓吹的庸俗进化论就是把当时的生物进化论绝对化，并把它移用于解释历史，使社会历史生物学化；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把19世纪末以来物理学中的革命当作是唯心主义的胜利的证据；新实在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数理逻辑的成就得出了极端形式主义的哲学结论。哲学观的这些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美学观、艺术观、艺术哲学观的变化。一些文本自律派的文论家们变通式地接受并继承了科学主义哲学思想。这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起来，以艺术品为本体，又以艺术本体为认识对象，形成艺术文本自律的艺术认识论体系。二是专注于艺术本体的认识，进行封闭式的艺术形式研究，割断了文学艺术与社会人生的任何联系，把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作者意图、社会背景等诸多不该回避的问题，一律排斥在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这样的文艺观及其研究方法有可能避免架空作品的“外在研究”，消除新批评派所忌讳的所谓“意图谬误”、“感受谬误”、“起因谬说”之类的不良隐患，使理论批评更好地切合作品实际；另一方面又走向了彻底的艺术形式决定论。我们看到，俄国形式主义所瞩目的文学形式，纯粹是一种内部连贯、自我限定、自我调节、自我证明的语言形式；新批评派的经院学究们力倡的“理解诗歌”、“细读文本”，也只是要人们关注作品的语词、比喻、象征，作品结构的“张力”、“隐喻”，修辞效果的“反讽”，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对立的冲动之间的和谐”和“各种相反力量的平衡”等。再如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中成就最大的诗学和叙事学理论，其基本思路仍在于形式上的巧置语词，并赋予语言所指以功能意义，进而去把握文学形式的内在结构模式。总之，形式创造内容，语言生成意义，语言形式决定作品的价值，为反对“内容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而陷入“形式决定论”的更为有害的形而上学，为消除“起因谬说”的弊端而否定了“起因研究”的必要与可能，这便是文本自律派文论在科学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下构筑的头足倒置的文艺观。
第三，在方法论方面，科学主义思潮惯于用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等作为哲学运演的工具，避开哲学本体论去探求所谓“精确方法”，用某一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去代替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正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文学活动简化为语言变形活动，新批评派把作品价值还原为文本细读过程，结构主义者用“二项分立”模式解释作品结构系统作法的哲学方法论依据。
在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对于方法论的重视远胜于人本主义。如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等人就曾标榜自己的哲学不再研究世界的本质、基础是什么这类问题，而只研究经验所及的对象，以创立经验科学的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本体论”的依据，而在于它是否能纳入实证科学等经验科学及数学和逻辑等纯形式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只有在这种方法论体系中才足以证明命题是真，或者是假。在科学方法论思潮的影响下，科学哲学如过江之鲫，一面倒地偏向科学实证方法而蔑视形而上学的哲学本体方法：如石里克、罗素、维特根斯坦等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将哲学视为一种方法或活动，而不是一种理论；波普尔和拉卡托斯试图提出一套科学知识发展的方法论规则作为确证知识合理性的标准；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等人提出严格区分科学哲学和科学心理学及科学社会学的界限，把科学哲学化简为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卡尔纳普认为哲学方法就是语言分析方法，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使之明确清晰；而夏皮尔、萨普等人则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论原则，使之既能肯定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又能印证科学实践对理论、经验的现实还原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化哲学方法为具体科学方法，视科学方法为哲学方法，并用某一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代替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科学命题的经验解释和逻辑分析去完成一种哲学运演活动。
科学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思想是怎样通过一定的中介转换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从而构成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尚待更深入的研究，但西方文本自律一派文论的研究方法与科学主义哲学奉行的方法论原则，无疑是十分相似的。这有两点鲜明表现：其一，文本自律论提倡“用文学研究文学”的方法与科学主义化哲学方法为具体科学方法是十分类似的；其二，文本自律论提倡文学研究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主张从作品构成系统，特别是从语言文本结构上作封闭式研究的方法，同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注重逻辑实证和语言分析的形式化方法，也是十分吻合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者视诗学为语言学，把语言类型、语言秩序、语言变异作为诗学研究的对象，也作为研究诗学的方法；语义学派的理查兹把语义分析作为整个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石；新批评派的利维斯提出拯救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对语言的“实用批评”和“仔细阅读”；以德·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文论、符号学文论、以及消解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文论等，也都无一例外地在文本结构、特别是语言符号结构上兜圈子，这些都是这种思维方法的必然产物。以语言中心代“主体移心”，以形式考证代本体意义，以结构还原代审美范式，以文本自律代艺术他律，是这一派文论思潮普遍使用的研究路数，这和科学主义哲学在方法论上不正是如出一辙吗？
如果说人本自律文论在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因过于专注于“人”这个轴心而忽略了艺术或艺术审美，那么，文本自律文论在科学主义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影响下，却因专注于文本的语言、结构、表现方式等形式因素而同样忽略了艺术审美的基本宗旨。理论思维的自我封闭和各执一端的认识偏颇，终于使得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的这两大文论主潮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殊途同归。
注释：
① 参见欧阳友权：《文学创造本体论》上篇第二节，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② 表面看来，格式塔心理学是一种形式心理学，与人本自律文论无涉，但实际上这一派理论家所说的“形式”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对象形式，而是经由主体的视知觉瞬即间组织或建构的产物，其着眼点在于强调人的自律对于外物的他律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文艺心理学不应当划归为形式心理学，而应属于人本自律派文艺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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