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苏共二十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美国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以一般所称非斯大林化为主要标记的苏共二十大，对苏联东欧局势造成了两重巨大影响：一方面，它导致苏联集团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幅度空前的改革，使之进一步有节制地朝比较宽松、比较多样化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若干场合造成了严重的动荡乃至变乱。苏东局势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本文依据已刊档案文件着重探究的美国反应的两重性：改革失控引起的严重动荡使美国得到了有利条件来重施早已陷入困境的激变战略，现存基本体制框架内的有序改革则导致初出茅庐的演变战略在理论上臻于成熟，并开始在某些方面被自觉地实施。苏共二十大引发的这些事态，说明苏东内部变化的不同基本形态和美国有关政策的不同基本形态之间，存在本文所揭示的对应性机理，这一机理大体上贯穿于苏共二十大往后的整个苏联历史。
关键词：苏共二十大 非斯大林化 美国 激变战略 演变战略
引言：美国政策的两难局面
1955年间，美国政府根据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确立了演变的目标，并且通过拟订东西方交流方案而形成了初始的演变政策，[（1）]但谋求激变仍然是它关于苏联东欧的一项基本战略。[（2）]根据东德骚乱及其结局展示的教训，1953年12月制定的东欧政策纲领——国家安全委员会174号文件——强调较耐心地助长东欧民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以等待难以预见的激变时机。在理论上，这和先前的政策大同小异，而在实践中，先前的做法更是被近乎全套地沿用下来。不仅如此，这个文件并未被确立演变目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取代，而是颇为矛盾地同后者一起并列为政策纲领。然而，由于苏东各国正通过范围不等的政策调整和局部改革有秩序地缓解社会紧张，也由于随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而来的东西方敌对气氛的局部缓和多少束缚了美国从事煽动性宣传和隐蔽行动的手脚，激变战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适性。至于初出茅庐的演变战略，虽然已具备依靠东西方交流来对苏东社会施加长期性影响这一核心理念，但因为美苏双方在交流问题上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分歧一时过于严重，加上美国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期间情不自禁地把交流问题纳入冷战外交的老框架内，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力求在道义上置苏联于不利地位，而非谋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因而上述核心理念未能落实，演变战略也因此仍属纸上谈兵。
这样，在谋求苏东内部变更方面，美国实际上是同时采纳两种彼此抵触的战略，而且这两种战略俱无明显的成果。到1956年初，美国政府对此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认识。主管部门——行动协调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激变战略不符合正在转变的国际气氛，“例如那些意在鼓励反共活动和消极抵抗的行动方针多少与缓和不相容”；演变战略则与“保持被奴役人民的希望和志向的计划”抵触，而且“谋求苏联人广泛地增加接触——包括思想、信息、新闻的比较自由的交流以及旅行和文化交流——的努力没有成功”。[（3）]当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一局面时，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直截了当地断言，美国的双重战略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其成就微乎其微，因而应当予以重新审议。[（4）]
非斯大林化和激变战略
正值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左右为难之际，苏共二十大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所依据的一些客观条件，原先使他们几乎一筹莫展的形势转眼间冒出了种种机会。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东欧激起巨大波澜的一系列事件，包括非斯大林化、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波兰十月危机，都同这次大会密切相关。它象征苏联集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进行幅度空前的改革，而且这一改革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若干场合迅速越出改革者设想的界限，触发了几乎令其手足无措的动荡乃至变乱。这就使美国得到了实施激变战略的有利条件，使之暂时摆脱困境而再获生机。但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当时的改革并非全然失控，它们在另一些场合明确地表现了在现存基本制度的框架内朝比较宽松和比较多样化进行调整的趋势。这同美国的演变期望大致吻合，从而促使演变战略和政策在理念上臻于成熟。苏共二十大对苏东局势的影响是两重性的，因而它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也是两重性的。
苏共二十大同赫鲁晓夫的名字结为一体，它真正开始了所谓赫鲁晓夫时代。美国政府对这位风云人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过程。1955年初马林科夫下台时，美国对上升为第一把手的赫鲁晓夫以及他指导下苏联的动向，抱着一种担忧的看法，其原因既在于马林科夫被认为是斯大林死后苏东内政外交调整的主要发起者和实施者，[（5）]也在于赫鲁晓夫是打着批判经济“新方针”的旗号来进行这一权力更替的。强调遵循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路线，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利备战，必然使赫鲁晓夫在美国官员们看来带有咄咄逼人的鹰派色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如此判断马林科夫下台的意义：赫鲁晓夫已在苏联权力中处于支配地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军方势力随之臻于极盛，苏联对外政策至少在辞令上会变得强硬起来。艾森豪威尔虽然觉得军方势力可能倾向于稳健，但也认为赫鲁晓夫将扮演“大棒”角色。[（6）]国务院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情报司所作的专门分析报告强调，赫鲁晓夫在内政方面一贯遵循“标准的共产党路线”，在外交方面则反复直言不讳地表述对西方的敌意，其政治观点反映了“教条立场”。甚至一向对苏联事务很有见地的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也对赫鲁晓夫执掌大权颇为担忧。[（7）]马林科夫下台后一周，国务卿杜勒斯通过演说，公开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他不指名地宣称，马林科夫“主要关心苏联人民的福利、安全和伟大”，赫鲁晓夫却“希望把苏联和它的力量主要用作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用作实现它的世界范围的野心的一种手段”。[（8）]然而不久后，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使美国政府松了口气，它喜出望外地发现，赫鲁晓夫并不像所担忧的那样强硬和危险。随后，日内瓦首脑会议增进了美国政府对赫鲁晓夫的了解，由他领导的苏联代表团被认为表现不错，“他们避而不作冷战式的宣传，在个人接触中彬彬有礼，态度平和。”[（9）]
1953年以来，美国关于苏联局势的认识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来看是被动的和缺乏想象力的。对于诸如斯大林去世、贝利亚垮台和赫鲁晓夫掌权等重大事态的影响，它的预测和事后初期判断几乎每次必错。[（10）]其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那种认为苏联极权主义性质固定不变的习惯观念，仍然顽固地起作用，尽管是在逐渐减小的程度上起作用。对于苏共二十大，美国政府同样作了错误的预测。国务院给美新处和美国驻外各使领馆的宣传政策指令强调，这次大会不会在政策问题上有任何出人意外的举措。[（11）]实际上，从波伦给杜勒斯的一份电函可以揣摩出这位国务卿期望的是“上帝赐给自由世界一件礼物”，即苏共二十大或许会提供一个爆发权力斗争的契机，由此而来的为重新确立“一人独裁制”所必需的大火并将严重损害苏联的稳定和威望。[（12）]
苏共二十大的实况与这些预计大相径庭，其结果令美国政府意外地高兴，即使它一时还不知道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会闭幕后两天，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概述了它的三大意义：（1）苏联领导“正在完成取代斯大林式的控制的和平演变”；“绝对独裁思想”在让位给集体领导原则；（2）他们正在放弃战争不可避免的教条，转而强调和平共处；（3）通过议会机制进行和平过渡被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所有这三点都是反斯大林主义的。[（13）]更使美国官员感兴趣的，是一些重要发言者（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对斯大林本人的公开批评。波伦认为这是苏共二十大的最有趣味的事态，国务院情报司的一份报告则称之为大会的主要创新之处：“这位永无谬误的半神长达30年的统治囊括了苏联生活的所有方面，现在被发现身下的泥足，这显然将造成广泛的影响”，将导致苏联人自己“重新评价苏联生活的所有领域”。[（14）]
真正使美国政府强烈兴奋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闭幕后半个月，波伦在法国驻苏使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听到一项流言：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曾作报告激烈抨击斯大林。这项流言是伦敦《工人报》驻莫斯科的一名记者传播的，它很可能来自希望外界笼统地得知此事的苏联领导人。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发表了不少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斯大林的文章。[（15）]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从波伦那里得知此事后，断定这是“要把斯大林打得粉碎的明白无误的企图”。艾伦·杜勒斯认为：由此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事业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它将在苏联和东欧引起严重的动荡，特别是威胁到那些无不由斯大林栽培的东欧国家领导人；美国得到了极好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利用这种形势。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完全同意这一看法。[（16）]4月3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越益流行的非斯大林化传言作公开评论，说苏联领导人对过去的谴责令人鼓舞，这既表明来自外界和内部的自由化影响可以导致和平变革，又可能激发东欧民众追求远超出目前事态的“最终变化”。[（17）]5月间，中央情报局在华沙搞到了秘密报告的一个副本，艾伦·杜勒斯将此举称作他从事情报工作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18）]这个副本由美国国务院在6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1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称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代最严重的政治弊端及其一部分思想和组织根源，对苏联在其发展过程中若干非常可悲并具有严重历史恶果的经历作了开辟性的反省和清算。它标志苏联东欧的局部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此，对斯大林时代的错误所作的批判更加深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渐大规模展开，法制得到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开始宣传反对官僚主义和提倡恢复联系群众的作用。尽管事后来看，秘密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还很不全面，对其根源的探究也远非透彻，但它毕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这一步骤有其严重的失误和缺陷。它们主要是：（1）没有划清批判斯大林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界限，虽然秘密报告中也有些肯定斯大林功绩的辞句，但它们同该报告的总体相比是苍白无力的和空洞的；（2）没有充分注意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指明苏联20年代以来的成就，没有强调分清社会主义尚存的严重缺陷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3）就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国内、东欧和整个国际共运中进行的思想及组织准备很不充分，对这大大加剧东欧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严重缺乏预计。
这些失误和缺陷的后果很快就开始显露出来。尽管苏联领导核心将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限制得很窄，但报纸上直接或间接地抨击斯大林的言论迅速增多，政治流言则随之盛行，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强烈震荡。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仅一个月，美国情报部门就根据各种信息断定，非斯大林化在苏联民众和外国共产党内造成了迷惘和思想混乱。[（20）]4月初，《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极少数党员在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下发表反党言论，另一些人则因批判过去的错误而动摇了自己对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不过是对实际状况的一种不充分的描述。按照美国驻苏使馆当时的判断，非斯大林化已使苏共领导自招风险，即促使社会思想失控，引发和加强对共产党的怀疑。[（21）]确实，在缺乏思想准备并且未划清有关界限的情况下，揭露斯大林及其时代的阴暗面，特别是秘密清洗、滥捕滥杀、大搞集中营等耸人听闻和刺激感情的事实，势必沉重地打击苏东各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动摇其思想支持和社会基础。[（22）]政权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的东欧国家，一般更难应付非斯大林化的冲击。而且，有两个情况使事情变得更加严重。第一，赫鲁晓夫在恢复苏南关系的努力中（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要东欧国家输入“铁托主义”，并且听任甚至支持南斯拉夫公开地激烈抨击东欧各国领导人，超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能够承受的程度。[（23）]第二，匈牙利随马林科夫下台出现了改革逆转的局面，拉科西在赫鲁晓夫的扶持下卷土重来，重新实行斯大林时代的许多坏做法，结果使匈牙利民众同政府的矛盾急剧发展起来；另外在波兰，改革步履异常迟缓的统一工人党领导层也招致了社会各阶层与日俱增的不满。非斯大林化更加剧了这些由倒退派和保守派造成的社会紧张。
秘密报告引起的强烈震荡使美国政府大受鼓舞。国务卿杜勒斯在6月下旬的一次院内会议上兴奋地说，美国有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秘密报告“应当被译成各国文字并予以翻印，例如印50万份发到印度尼西亚。”[（24）]利用和加剧震荡的努力主要针对苏东各国。在美国获得秘密报告副本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局内就成立了“反斯大林运动专门委员会”（亦称“斯大林主义特别工作组”），由苏联问题专家、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雅各布·比姆领导，负责研究如何利用这场风潮。5月中旬，该机构提出有关的政策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获得批准。按照这些原则和纲领，美国应当（1）促使苏联政权对斯大林的官方抨击扩大为苏联民众对政权的压力，引导和鼓励他们要求改变内外政策，争取“较有代表性的政府”；（2）促使苏共从承认个人集权不可取发展到“最终承认一党统治包含着个人独裁的祸种”；（3）促使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关系越益松驰，创造使它们摆脱苏联控制的条件。在具体做法上，美国应当特别重视秘密宣传和自由欧洲电台之类“民间”宣传媒介的作用，尽可能广泛地散布有损共产党声誉和苏东各国政治控制的资料和评论，包括强调目前的领导人仍然是“斯大林的人”，实行“斯大林的政策”，使得非斯大林化运动达不到缓解社会矛盾、加强政权基础这一本来目的。[（25）]
秘密报告的副本被发表后，美国利用非斯大林化、加剧由此引起的动荡的努力达到了高潮，其势头事实上一直维持到匈牙利事件结束。以自由欧洲电台为例。它曾用三天半时间连番广播秘密报告，以便让东欧国家尽可能多的人听到。[（26）]随后，它通过各种广播节目以及向东欧各国飘放气球传单，就秘密报告大做文章，强调要防止新的斯大林出现就必须改变产生了斯大林的那种国家制度。它还像“反斯大林运动专门委员会”主张的那样，力图使宣传对象怀疑或否认苏联领导及其东欧伙伴具有真正的改革意图。一位美国外交官就这样的做法抱怨说：“美国政府总是鼓励这些民众起来推翻政府。我们的宣传仍旧包含着这一目的。”[（27）]为了更有效地加剧动荡，自由欧洲电台还频繁地进行所谓交叉报道，以促使东欧不同国家的民众互相攀比非斯大林化的进展。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要东欧其他国家输入铁托主义亦被该电台大举利用。它抓住“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原本无可非议的论点，借题发挥，以便有助于使那些跟不上赫鲁晓夫指挥棒的东欧保守派领导人声誉扫地，从而加大政局变更的可能性。自由欧洲电台在这一期间还大量播送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领导人关于支持东欧民众要求自由的种种言论，保证“被奴役人民最终获得自由的事业仍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成份”。[（28）]匈牙利的大流血事件结束后，艾伦·杜勒斯为了替他本人参与指导的这个广播电台洗刷推波助澜的责任，曾声称秘密报告副本被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它遵循的方针是“鼓励导向体制自由化的和平演变”。[（29）]然而事实却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自由欧洲电台同美国的其他宣传机构一起，“忙于用它们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报道……煽动卫星国的动乱之火。”[（30）]总之，由于非斯大林化导致苏联东欧出现了实际的和潜在的动荡，美国政府自然倾向于较多地使用激变战略。
演变战略的成熟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以非斯大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改革对苏东局势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它虽然在一些场合越出了控制，引发了严重的动荡乃至变乱，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仍处于基本的现存制度、意识形态和苏东国际秩序的大框架内，使得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有节制地朝社会比较宽松、内政外交比较多样化的方向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大致符合美国业已怀抱的演变期望，而促使变化逐渐超越上述框架，日积月累地导致苏东国家性质的根本变革，则是美国业已确立的一个目标。苏共二十大发动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宣布的其他政策变更，作为斯大林去世以来政治、思想领域中幅度最大、性质最明确的一场改革，势必大大加强美国政府对于演变的信念，使得迟至二十大前夕仍然有所表现的那种关于苏联极权主义体制固定不变的观念最终被弃置。由此，演变战略在理论上臻于成熟，并且很快成为美国关于苏东内部变化的主导战略思想。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一个月，美国国务院给驻波使馆的一份长篇电报相当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动向。1954年底开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迫于党内压力，加快原先非常保守的改革步伐，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包括改组保安部门，谴责践踏法制，释放哥穆尔卡等。此后随赫鲁晓夫改善对南关系，并接受铁托主张的“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原则，改革要求获得了有力的社会声势，文艺、科技、新闻各界和青年学生中革除弊端的呼声竞相呼应。这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相结合，加上多年来在波兰主持推行斯大林模式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于3月12日突然去世，使得改革势头迅趋强劲。[（31）]英国驻波大使安德鲁·诺贝尔断定，波兰正在出现一套富有本国特色的政策，西方国家应利用日内瓦首脑会议后东西方关系的局部缓和，通过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交往来对波兰政府表示亲善，以便鼓励其独立自主。但是，经常与诺贝尔交换意见的美国驻波大使雅各布斯却认为，波兰内政自主倾向徒有其表，波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忠实臣属”不值得西方予以多大注意，对之表示亲善只会“抬高一个美国公开谴责的政权的威望”。苏共二十大过后一个月，国务院致电驻波使馆，表达对这两种意见的看法。它虽未同意诺贝尔的判断，说波兰的改革尚未达到内政自主的地步，但更不赞成雅各布斯的观点。国务院认为，在波兰问题上，美国可有的选择并非要么将波兰现行政策当作独立自主的政策接受下来，要么将波兰政府当作苏联的附庸对待。波兰的局势是变化的，应当认识到那里所有有利的征兆和趋势，使美国在条件具备的场合能够予以影响和促进。国务院的这份指令性电报强调：
谋求促进苏联及卫星国的政策与行动中那些符合美国利益的演变，是经政府最高层核准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坚定要求。在这么做时，影响这些政权去挑选既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又不同美国国家利益抵触的行动路线，自然是可取的。就波兰而言，这意味着除其他事情外，我们应当准备鼓励和助长党内和官场中可能表现出来的、真正趋于摆脱莫斯科控制而取得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任何倾向。[（32）]不久后，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他颇不寻常地承认苏联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非斯大林化和较多的个人安全与选择自由显示，那里的变化也许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一个“符合人民正当愿望放弃各项扩张主义目标”的政府。[（33）]
要影响苏联东欧内部事态，促进美国所希望的演变，就需要建立和发展人员、信息、文化和经济交往的各种合法渠道，使得西方的思想影响能够尽可能广泛地渗入苏东社会，使得那里的官员和民众能够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面貌和政治价值观念来衡量本国，引发和增强他们据此修改现状的意识和要求。这一点是美国政府在1955年就已看到的，它为日内瓦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准备的东西方交流方案代表着可操作的演变政策的雏型。苏共二十大使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演变的可能性，同时也就使实际促进演变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先前，建立系统的交流渠道的障碍较多地存在于美国政府方面，苏共二十大后更是如此，因为这次大会表明苏联对增进接触（主要是经济和科技交流）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34）]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日内瓦会议后东西方交流问题陷于停顿越来越不耐烦，认为美国政府的态度过于消极，以致“发展东西方接触的所有主动权不是在苏联人手里，就是在美国民间团体手里”。他要求杜勒斯亲自起草一份政策纲领，以便打开局面。[（35）]6月初，这份题为《东西方交流》的文件被分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成员，不久后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5607号文件得到正式采纳。[（36）]它标志着演变战略的成熟。
《东西方交流》首先根据苏共二十大以来苏东内部渐变的形势和前景，重新确定了美国演变战略的基本概念，使之比先前有关政策文件（主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37）]）中表述的更清晰、更适切。它开宗明义地规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基本战略是（1）促进苏联内部演变，使那里的政权逐渐放弃“国际共产主义全球野心”，逐渐成为民主的而非依靠专制警察权力的；（2）促进东欧各国演变，使之逐渐摆脱苏联控制。它认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目前第一次出现了按照这些方向演进的明显迹象。苏联内部随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产生了争取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保障个人安全以及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要求，而在东欧各国，大批热衷于奉行斯大林主义和盲目听命于苏联的高级官员遭到贬黜，原属异端的铁托主义成了苏联领导人对之表示敬意的正统。因此，已经形成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美国应当根据这些条件，加紧谋求通过东西方交流来促进苏东内部的“自由趋势”。
在确立了总的战略框架之后，《东西方交流》转而讨论其议题。交流的目的和具体内容要按照鼓励苏东内部演变的需要来确定。它们应当注重于增进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通过传播“挑战性的思想”和向知识分子显示其美国同行享有的国际交往自由来鼓励思想自由，通过使一般公民耳闻目睹美国的法制社会来促使他们要求更大的个人安全，通过显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富裕来激发他们修改本国体制和政策的意愿。此外针对东欧，美国还应当依靠交流来促进其民族传统并揭示独立自主政策所能带来的好处，从而激励那里的民族主义。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的意愿，《东西方交流》强调美国政府应当把倡议交流的主动权从苏联人和美国民间团体那里拿到自己手中。[（38）]
《东西方交流》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演变战略在概念上第一次集中关注苏东政权和社会内部渐进性的“自由趋势”，而非各种被期望造成促变压力的社会紧张和怨愤，从而使它剔除了原先带有的显著的激变成份。演变战略要具有持久性和明确性，就必须取得这种概念上的独立性。第二，演变恰如其分地被当作改变苏联东欧基本体制的途径，而不是像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那样，仅着眼于改变苏东的对外行为。它真正成了同遏制相平行的关于苏东的另一项基本战略，而不仅是补充遏制战略。可以说，《东西方交流》代表了美国政府在认识上的一项飞跃。
美国政府在东西方交流方面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7月间，美国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经总统批准接受了苏联近两个月前的邀请，赴苏参加苏联空军节活动。按照国务卿杜勒斯的说法，这是美国同“我们的隐蔽盟友”——苏联内部演变力量——接触的总进取行动的一部分。[（39）]8月底，杜勒斯提出一个新招：邀请东欧各国政府派员观摩美国联邦选举，以便使他们对西方的政治自由留有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和民主党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都赞成这个主张。[（40）]驻罗马尼亚公使罗伯特·塞耶向国务院作的汇报提供了交流努力及其效果的一个缩影。他于11月间报告说，他按照美国的既定政策，进行了鼓励罗美交流的一系列工作，包括促成罗农业部官员赴美观摩和采购，帮助罗外贸部官员赴美调查销售本国产品的可能性，鼓励两国运动员、音乐家和艺术家互访，促进两国在对方国内办展览会，扩大公使馆人员同罗政府官员之间的社交活动和私人往来等等。他还报告说，罗马尼亚的有关行政官员和技术、文化专家对这些交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甚至“对于同美国接触迫不及待”，而实际的接触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交往胃口。塞耶认为，这些在政福巩内占据重要执行职位的“党外机会主义者、技术专家、专业人员和企业家”构成了一个倾向于接受美国影响的群体，他们会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作用力，促使共产党高层领导密切同美国的关系，甚至依赖美国。[（41）]在稍后的一次汇报中，塞耶还谈到了罗马尼亚社会基层对文化交流的反应：赴美访问者的见闻“在这个流言盛行的民族中象野火一般迅速蔓延”，赴罗访问的美国运动员则仅仅因其国籍就受到成千上万罗马尼亚人的热烈欢呼。文化交流对美国大为有利，它们可以激发和维持“罗马尼亚人民对美国制度的信仰”。[（42）]
《东西方交流》获得总统批准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又制定了关于东欧的新的政策纲领——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号文件。在此前，美国的东欧政策是以1953年底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74号文件为正式依据的。该文件一方面按照东德骚乱及其结局的教训，确认东欧尚不存在足以推翻现政权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因而强调不应煽动时机不成熟的造反，另一方面却依然奉激变战略为基本原则，规定用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破坏和削弱卫星国政权”。[（43）]尽管各执行部门不久就发现这一方针事实上自相矛盾，但它一直未被正式更换。新的5608／1号文件的明确目的，就是取代这个由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若干事态而显得更加陈旧的纲领，改用演变战略来指导美国的东欧政策。它在重申东欧基本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更改后，集中讨论了年初开始苏联东欧趋于“内部宽松”的众多变化。它确认，“从长远来说可能助长这样的努力和压力，它们将导致卫星国体系朝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与安全的方向发生根本变化。”为了促进这种演变，美国应当作出一系列具体努力，其中特别重要和不落俗套的是人员和文化交流。它认为，由于苏联集团已开始鼓励旅游、扩大对外文化关系和学习西方科技成就，美国应当利用这种形势，将人员和文化交流用作有效手段，以便维持和加强“卫星国人民对最终取得自由和独立所抱的希望和信心”。[（44）]在这个文件的讨论稿中，还提出发展经济交流，即适当放宽对东欧国家的出口管制，使行政当局可以“利用增加贸易作为刺激手段，促进美国对卫星国的政策目标”。只是由于国防部、财政部和副总统尼克松以国家安全利益和程序障碍为由加以反对，经济交流才未被纳入最后文本。[（45）]当然，这并不妨碍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号文件同《东西方交流》一起构成一个明确的标志，表明演变作为战略和政策，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形成。
实践同理论相比，总是受到更多、更复杂的具体条件制约。就演变战略的实施而言，这样的制约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美苏关系总的状况对东西方交流的影响上。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导致的局部缓和气氛多少促进了初始的接触，而随苏军镇压匈牙利造反而来的重新紧张却使美国对苏交流骤然中止。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因匈牙利事件中断了同苏联的文化交流，包括已在前不久同苏联签订了首项文化协定的挪威、丹麦和比利时。[（46）]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中止交流是他当时几乎唯一可用，并且不能玻梗够用的对苏制裁手段，是在特殊形势下采取的暂时性措施。[（47）]为了尽可能贯彻演变战略，美国政府在决定制裁苏联的同时，维持同匈牙利以外的东欧国家的交流，虽然它们大都支持、甚至敦促苏联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甚至要求设法避免因制裁苏联而“吓退了卫星国”。[（48）]对于当时坚决抵制苏联干涉、坚持自主改革的波兰，美国政府还打算显著地扩大交流。可以说，这里已经显露了60年代被民主党政府当作基本方略的“区别对待”政策。即使对苏交流，在匈牙利事件过后仅仅半年就开始恢复，而且较快地发展到由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协定予以保证和促进。
结束语
如果把本文着重考察的时间从苏共二十大一直延伸到匈牙利事件结束，那么就更能说明本文揭示的一项机理。在这两者之间的近10个月里，苏联东欧局势的特点是两类事状并存：一是苏共二十大后大致有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苏联和波兰，[（49）]二是改革失控促成的动荡和变乱，主要表现在匈牙利。前一类事态是同美国的演变期望大致合拍的，而后一类事态同美同激变战略所需的理想条件相符。因此，当时苏东内部变化的两重性决定了美国反应的两重性：一方面有演变战略和政策在理论上的完全形成及其在某些方面的自觉实施，另一方面有加剧动荡、特别是匈牙利动荡的激变努力。然而，两种战略的并行是暂时现象。随着匈牙利事件的结束（即随着失控的形势重新被控制），演变战略终于在美国的政策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随后便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间，苏联和东欧内部基本稳定（不管这种稳定意味着有序的改革还是意味着停滞），美国关于苏东内部状况的战略也相应地基本稳定。直到80年代首先在波兰、然后在苏东其他国家出现新的大动荡后，这方面的情况才有了变化。
注释：
（1）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本段所提具体史实俱见该文。
（2）关于这种战略，见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3）行动协调局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进展报告，1956年2月29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Dcpartment of State,Forc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126—137页。
（4）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第3月22日，同上，第128—129页。
（5）甚至马林科夫的气质和风格也引起了美国官员的好感。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后来在回忆录中，以一种苏联领导人难以从西方得到的赞辞评价说，马林科夫言谈富有教养，思想方法比他的任何同僚都更西方化，善于理解美国的立场。见波伦：《历史的见证》（Charles Bohlen.witness to History），纽约1973年版，第370页。
（6）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3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5年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华盛顿1989年版，第26—27页。
（7）国务院情报研究司情报报告，1955年2月17日，同上，第29页；波伦：《历史的见证》，第372页。
（8）《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58—159页。
（9）波伦：《历史的见证》，第383页。参见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得到的类似的印象：《麦克米伦回忆录》（中译本），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88—589页。
（10）参见关于此点的一个概要的说明：时殷弘：《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1953—1968）》，《美国史研究通讯》1993年第1期，第10页。
（11）给美新处的政策指示，1956年2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57页。
（12）波伦：《历史的见证》，第395页。
（13）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77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2月27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60页。
（14）波伦：《历史的见证》，第396页；情报研究司苏东研究科情报报告，1956年3月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65页。
（15）波伦：《历史的见证》，第396—398页。
（16）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3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74—75页。
（17）对外关系协会：《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6年）》（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Documc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956），纽约1957年版，第202页。
（18）盖兰：《中央情报局人物志》（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19）秘密报告的中译本附于《赫鲁晓夫执政十年——阿朱别依的回忆》，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90页。
（20）情报研究司情报简报，1956年3月3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75页。
（21）驻苏使馆致国务院电，1956年4月11日，同上，第92页。
（22）参见麦德维捷夫：《赫鲁晓夫》（Roy Medvedev,Khrushchev），纽约州加登城1984年版，第93页。
（23）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Zbigniew K.Brzc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年版，第195—198页。
（24）国务卿工作班子会议记录，1956年6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117页。
（25）行动协调局斯大林主义特别工作组报告，1956年5月17日，同上，第99—102页。
（26）格拉蒙特：《秘密战》（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422页。
（27）科弗里格：《解放神话——1941年以来美国外交和政治中的中东欧》（Bennett Kovring,The Myth of Liberation:Esat-Central Europe in U.S.Diplomacy and Pohues since 1941），巴尔的摩1973年版，第167页。
（28）艾伦·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备忘录，1956年11月20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73—474页。
（29）同上，第473页。
（30）科弗里格：《回师解放——美国与匈牙利革命》（Bennett Kovrig,"Rolling Back Lib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载于基拉利等人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首次战争——1956年匈牙利革命及其影响》（Bela Kiraly et al eds.,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The Hongarian Revolution of 956 and Its lmpact ），纽约1984年版，第282页。
（31）洛兹柴尔德：《恢复多样性——二战以来的中东欧政治史》（Joseph rothschild,Return to Diversity: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ol Europe since World World War II），牛津1989年版，第150—151页。
（32）国务院给驻波兰使馆的指令，1956年3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31—134页。
（33）《杜勒斯言论选辑》，第241页。
（34）伯恩斯：《美苏学术交流（1958—1975）》（RobertF.Byrncs,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1958-1975），印第安纳州市鲁明顿1976年版，第36页。
（35）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9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6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
（36）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5607号文件），同上，第243—246页。
（37）见本文首注。
（38）国务院内草拟之文件——《东西方交流》，1956年6月6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220—223页。
（39）特文宁致艾森豪威尔报告，1956年7月5日，同上，第246页。
（40）东西方接触科科长梅里尔与艾德莱·史蒂文森谈话备忘录，1956年9月18日，同上，第250—252页。
（41）驻罗马尼亚公使馆致国务院，1956年11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53—455页。
（42）塞耶致国务卿杜勒斯函，1957年2月6日，同上，第564—565页。
（43）见本文首注。
（44）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号文件），1956年7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16—221页；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研究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号文件附录），1956年7月6日，同上，第198—209页。
（45）同上，第208—209页；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90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6年7月12日，同上，第213—215页。
（46）范奥登纳伦：《欧洲的缓和——1953年以来苏联和西方的关系》（John Van Oudenaren,Detente in Europe:the Sovict Union and the West since）1956年7月12日，同上，第213—215页。
（4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4卷，第224页编者记。
（48）国务院致驻使馆电，1956年11月13日，同上，第253页。
（49）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并不是一场太大的风波。它没有阻断、反而促进了波兰已经开始的有序改革进程。这一进程在哥穆尔卡掌权后显著地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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