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与历史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历史使命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1）01－0008－06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出现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学说，或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或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但随着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粮食安全、严重疫情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世界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进一步增强。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更是多年来所罕见。在这场严重的危机面前，各国学术界秉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关系人类文明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希望从人类多元文明的历史经验和实践中汲取智慧，找到一幅充满转机和希望的未来图景，为成功克服危机开辟道路。在这场超越国界、跨越文明的讨论与反思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寻求和谐的中华文明凸显出特别的价值。因此，提高文明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加强文明对话，为人类破解危机提供新的视角，成为儒家文化的无可推卸的一项重要责任，而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则担负着独特的使命。
一、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时代责任
（一）世界形势驱使人们超越国界和分歧，探索共存共荣之道
当前，世界加速进人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依然肆虐。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全面复苏的基础仍较脆弱。严重疫情、气候变化、能源资源、食品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联动性上升，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协调行动。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加强文明对话，增进战略互信，化解分歧冲突，强化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争夺软实力优势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战场
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19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纷纷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展开文化软实力的角逐与竞争。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是这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作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一极的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要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
（三）传统文化对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加明显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崇尚自由、追求正义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千百年来，“和为贵”始终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是中国人民的宽大胸襟。渴望和平、追求和睦，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国家关系，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成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2006年4月，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四）“中国文化热”成为中外关系中的新热点新亮点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同世界的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高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热潮。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长，已超过4000万。为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我国已在88个国家开设了280多所孔子学院和270多个孔子课堂，还有很多国家的学校和机构提出申请设立孔子学院。
总之，形势发展和时代需要对儒家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深入发掘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全面阐述其基本精神和深刻内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实践，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如何处理当时的诸侯国家间关系，始终受到先秦儒家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思想，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
（一）主张道义优先，反对惟利是图
义利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历来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节欲，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要求人们（尤其是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和将来要上升为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的读书人）在道义与物质利益方面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同时，先秦儒家并非清教主义者，而是在充分肯定正当物质利益合理性的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用道义去限制对欲利的追求，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儒家更是强调以义为本、道义优先，指出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在追求本国合理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别国的正当利益，才可使本国在国际政治中树立威望，使“近者悦，远者来”。惟有如此，才能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本国对外政策目标。相反，则于己、于人都不利。
儒家主张“重道义，轻利益”，决非否认利益的重要性。其实，儒家非常重视公共利益，在孔子的“庶之、富之、教之”思想中，百姓的生活富足就排在重要地位；孟子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主张对老百姓要“所欲与之聚之”；荀子更加强调国家与民众的物质利益，曾专门作《富国篇》研究如何促进国富民强。因此，儒家所重视的利，不是一己、一国的私利，而是人民的基本利益，是天下的公利，这也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的分野。
（二）主张以和为贵，反对攻战杀戮
首先，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反对攻战。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是国家间关系的主旋律。但鉴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儒家坚定地认为，和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战争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力主以和为贵，认为各诸侯国之间的各种争霸兼并战争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和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不但妨害了他国的生存，也给本国带来了危害。儒家反对侵略兼并战争，但并非是“偃兵废武”的非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应当是“禁残止暴”，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应该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不正义战争。儒家还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一种流血的政治，一旦爆发，就必然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致使“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论语·季氏》）。因此，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维护，儒家主张“以和为贵”、“文战”、“柔武”，尽可能采取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在处理国家关系上，儒家主张“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各个国家之间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认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要彼此善待，相互友爱，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和制度去评判其他国家的行为的对错与好坏。
（三）主张尊重平等，反对强制压迫
与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向性和平等性，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应反观自身，换位思考，尊重别人的文化特性和历史背景，平等看待别人的优缺点，绝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传统文化还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赞同“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以大压小。这种思想，有助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真正符合国家不管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思想的，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四）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征战，诸侯放恣，人民遭殃。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儒家反对霸道，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提出了“发仁施政以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即不诉诸于武力，不诉诸于权谋，不以事功取胜，以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为立足点，通过行仁政去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平。这种主张以德平治天下的学说是一种具有高度道德性的政治哲学，它与以武力去统一天下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标上看，霸道思想以称霸诸侯为目的，而王道思想则以天下归服为追求；从手段上看，霸道思想所凭借的是赤裸裸的武力，王道思想则靠仁德取胜；从结果上看，霸道必定种下仇恨的种子，王道则会使天下归心，社会呈现一派祥和安宁；从施行者上看，施行霸道的是不仁之君，行王道的则是人君。也就是说，在儒家的心目中，一统天下的是以德行仁的王道，而不是以力假仁的霸道。应该说，儒家的王道思想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体现了人民渴望和平、追求稳定的意愿，但当时并不具备实施这一思想的社会经济条件。
（五）主张诚信立国，反对权谋欺诈
先秦儒家把诚信看作是做人之德、治国之术、为政之本。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把“足食、足兵、民信”视为为政的基本原则（《论语·颜渊》）。荀子则进一步从治国的高度指出：“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荀子·强国》）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胜，不是靠兵力，而在于注重信用，因此，“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荀子·王霸》）。儒家还主张，在国家间关系中应遵循诚信原则。子张曾向孔子询问外交原则问题，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在外交上必须讲话诚实可信，行为忠厚严肃，这样即使到了未开化民族的地方，也是行得通的；相反，言语欺诈无信，行为无礼，纵然是在本乡本土，与自己的邻居也不能和平相处。中国古代重诚信、拒权谋的理念在春秋时期的“盟”、“誓”（即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和运用。据统计，《春秋》记盟105起，《左传》则多达160多起，仅属于国际公约者约为124起。在“盟”、“誓”的订立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对缔约双方加以诚信之道德约束，其作用远远超过人质和盟誓本身。因此，注重诚信、遵约守信是中国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条基本道德原则，而玩弄权谋、背信弃义则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总之，儒家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出发，以“仁”为核心，以“和”为根本，推己及人，层层扩展，演绎出一整套国际政治思想。孔、孟、荀周游列国，所宣扬的就是他们所坚决主张并极富现实意义的道义。他们认为，有道的天下应是大家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礼乐升平的大同世界；无道的天下则是礼崩乐坏、国与国之间相互争战的霸道世界。为政以德、交国以礼、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正是使天下由“无道”走向“有道”、从混乱走向安定和谐的有效途径。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往往得不到现实主义者的重视，但从长远看，从人类整体利益来看，儒家的国际政治思想无疑更闪烁着人本主义的光辉，能够超越地缘和时代的局限，对促进人类和平、实现共同繁荣起到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
三、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可以为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一）丰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近些年来，为反击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优化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由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但是，西方一部分学者认为，历史上国强必霸，美中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两国围绕亚太主导权之争必然发生严重对抗乃至冲突。一些人则怀有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敌视与偏见，恶意歪曲中国的人权、宗教状况和对外政策，诬蔑中国将统治世界，极力鼓躁合力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有的西方大国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或捧或打，边捧边打，捧打结合，其实质是图谋遏制中国的崛起与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除了继续发展自身实力，搞好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特别是说明中国的崛起。而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更强的渗透性和感染力。因此，仍需要深刻地、全面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以进一步丰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增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二）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19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1]“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很明显，“软实力”需要“硬实力”作为基础。近年来，国际上在进行硬实力竞争的同时，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更加直接，围绕软实力的竞争更加激烈，有时对话语权、规定制定权的争夺甚至超过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角逐。
着眼于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亲和力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积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全方位、多层次地介绍和推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可见，软实力不但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进入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2]中华文化拥有5000年历史，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发与完善，逐渐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中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建设和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必须基于我国丰厚的文化资源，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利用后发优势，使我国综合竞争力在不长时间内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丰富全球伦理，促进世界和谐
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在不同的文明、宗教、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但与此同时，它们都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和挑战，那就是人类应该如何相处，如何走向未来。为此，世界上一些哲学家和宗教人士超越藩篱，求同存异，试图寻找不同价值观念和信仰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通过寻找和构建全球伦理，来促进各种宗教、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和谐共处。儒家文化推崇仁爱和谐的精神，可以为全球伦理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来源。作为倡导全球伦理的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在其起草的《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中华传统伦理中的“和而不同”是构成全球伦理核心价值和基础的组成部分。孔汉思还认为，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伦理与道德的坍塌，这也说明人们急需一种举世公认的伦理与道德标准。在全球伦理的内涵中，注重人性、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受益于孔子思想。中国传统中，伦理道德优先于经济和政治，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尤其可贵。[3]
四、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视野中的文明观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第二种论点原本是对第一种观点的回应，但两者在理论深处却是高度一致的，即其立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核心都是突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其结果都将放大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宗教和文化差异，进而导致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价值和利益摩擦。针对上述理论，特别是“文明冲突论”，国际学术界展开激烈争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判。
近些年来，为了预防潜在冲突，促进共同发展，使全球化变得更加人性化并惠及世界各国，以2001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年”为牵引，国际上越来越重视加强文明对话与合作，以推动世界多元理解与和睦共处，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与与共同繁荣。有鉴于此，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核心理念出发，今后中国要积极建立新型文明观，为不同文明间加强对话与交往、增进了解与互信、降低猜疑与冲突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坚持现代的文明观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但受历史的限制和经济的局限，其中也必然夹杂着许多落后和糟粕的东西。应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客观地看待和评估儒家文化的历史方位和积极意义，使弘扬传统文化与继承吸取、融会贯通、创新发展相结合，实现中华文化的自我转换、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进而对现代社会乃至当今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在与世界进行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既要维护自身的文化根基，勇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也要抱持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着眼于全人类的需要，适应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现实，一方面摆脱文化虚无主义的误区，积极传承文化命脉，从传统中找寻那些积极的超越性的思想要素，另一方面要走出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依托现代社会的载体，不断更新传统文化，勇于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诚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4]
（二）坚持平等的文明观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儒学是追求和显扬一种价值的普遍性，还是寻获和依存于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所强调的特殊性，这将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代儒学的生存空间和伸展的可能性在于文化的多元和价值的多样”，“共存性应当是当代儒学的第一寻求，文化多元主义之‘承认’的智慧，正合乎儒家的‘和而不同’之旨”。[5]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又一次新的飞跃，“文明的共存”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因此，儒家文化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将与欧美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一道，更多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实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从人类历史来看，各种文明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对待不同的文明，应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不可妄自尊大，先入为主，强加于人，否则不但无法实现不同文明的沟通与和谐，只会带来文明的冲突乃至战争。在多样中求同一，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求发展，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文明观。[6]
因此，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加紧输出价值观的大背景下，要更加积极地宣扬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的文化主动权和文化竞争力。
（三）坚持开放的文明观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先后产生过多种文明，但许多都因封闭僵化而丧失了生命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尽艰辛而始终没有中断，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传承至今的文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始终是开放的、包容的，具有吸收外来文化和自我更新的强大能力，因而才能够在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的基础上发展成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持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为我所用、勇于创新。
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连成了紧密的一体。而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也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其面临着大发展大繁荣的难得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的方式、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开放文明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文明的多样性，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中华文明所秉持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就是承认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
因此，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四）坚持对话的文明观
儒家本身是一种对话的文明。无论是政治的现实需要，还是学术的基本方向，当代儒学都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寻求和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对话，既是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参与世界、影响世界的最佳途径，也是加速身分建构、促进自我反省、实现文明创新的难得机遇。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学界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持续、深入地推进儒学研究，完成儒学的现代化转换，还是争取引导国际汉学的研究方向，增强与他者平等对话的能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快，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更加频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地球村的发展与繁荣，已经成为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儒家文化所独有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应该能够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儒学中丰富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妥善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模式。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必将在新的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9－23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软实力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