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新史学”座谈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史学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4-0006-09
1.李华瑞(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 学问。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随着西学的东渐，自20世纪之交迄今100多年来，中国 史学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在西方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主导下前进的。先有 梁启超等人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创立“新史学”；继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成为独尊的历史理论和方法；20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西方的诸社会科学暨诸史学流派更是蜂拥而入，引领着中国史学 的新潮流。毋庸置疑，西方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100年来的史学发展起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中国文化打破封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一种表现。但也不可否认 ，西方先进的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与中国历史传统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文化 差异，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历史至少说明了二个问题，一是西方价值取向 一直是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二是中国的史学理论乃至社会科学还相当落后。所以 ，我个人以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在广泛吸取西方 先进的解释历史的思想和方法的同时，努力创建我们自己可以引领世界史学潮流的新思 想、新方法，似是新时期、新史学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2.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或者说新世纪的新史学，有两点是可以持乐观态度的。一是考 古学的新收获，将为史学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丰富的学术信息。二是现代科学的进步， 将为史学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这两个方面的革命性的进展，将为史学开拓 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准备条件。
然而，前瞻史学的未来趋向，却有一种忧虑，使我们无论如何也乐观不起来。这就是 史学人才的后续问题。现今高校历史学专业招生的困难和毕业生就业的困难，已经有危 机显现。人才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虽然史学学科的从业人员并不需要很多，但是自古 以来常常是最聪明的人在从事史学研究，我们期望在智者进行历史思考，进行历史撰述 的传统面前，现代中国不致于出现过于显著的文化滑坡。历史学科的院系领导，大概应 该认真思考怎样通过自我振兴来吸引人才的问题了。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史怎样与经济史、文化史“剥离”的问题。中国传统文 化有“泛政治主义”的特色。实际上传统认识中的“历史”，只是政治史。有的教科书 直接以政治史的概念建构历史的主线。以“资治”为历史主题的认识已经得到部分扭转 ，但是历史舞台上的“大灯”往往还是首先打在“政治”的头脸上。我们应当考虑，在 政治史的英雄时代之外，有没有经济史的英雄时代，有没有文化史的英雄时代。比如， 西汉的元成哀平时代，是政治衰败的时代，这时的经济却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又比如， 东汉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是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但是因为没有政治事件与 此直接对应，就此进行的历史描述和历史分析就比较单薄。我们期盼真正个性化的经济 史和文化史。也许今后的历史论著，应当对于多有贡献于经济进步的英雄，多有贡献于 文化进步的英雄，集中更多的笔墨。
3.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以为，上个世纪的新史学主要是把中国的传统史学转变为一门科学，而新世纪的新 史学则应回应世纪之交受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冲击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挑战，适应新的历 史发展时期，完成历史学科自身包括理论、方法、对象、任务、规范等系统的创新和建 设任务。应该肯定，有关实际工作学界同仁一直都努力在做，有的已经形成了新的范式 。我只是想，新时期的学科建设应当更加自觉一些。譬如史学自身的定位，恐怕主要还 是属于人文学科，即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术。因此我认为，在学术自由的基础上维护学 术独立，仍然是新时期新史学的重要任务。至于说到运用或应用的问题，和任何理论和 实践的关系一样，仍需经由一定的中介、桥梁，以各种途径、方式加以转化。不过，虽 然确有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那并非理论和学术自身的任务。
4.方光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
新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首先要对20世纪现代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与方法有充分的 理解，特别要加强对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的消化。其次要进一步融会中西哲 学，加强对中国思想史核心范畴的贯通性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是思想内容、思想结 构及其表现形式、文化功能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哲学是思想史的灵魂。如果没有关于 思想的明确的分析，思想史研究就会如散骑游勇，汗漫支离。中国思想史研究也需要对 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学术背景进行挖掘。学术史的眼光能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习以为 常的误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更需要将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社会背景揭示出来。将 思想还置于历史之中，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涵义。再次，思想史研究要 有对文化自觉反思的境界。文化反思的自觉，不但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思想家的思想， 而且有助于我们思索思想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加真切地看到中国文化不断创 造和发展的生动过程。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证明，有影响力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渗 透着研究者对于文化的独特感悟，它最能震撼我们的内心。我们或许不能同意学者对于 文化所得出的反思性结论，但我们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所焕发的文化异彩所折服 。文化反思的自觉意识犹如一盏明灯，能帮助我们穿透研究活动的暗礁，经受起各种艰 难与曲折。
5.仲伟民(《历史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
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课题的拓展、新史料的发掘等自然是新时期历史学发展的要义， 但是有一点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好，这就是要重新认识和清理在旧的理论框架下被 扭曲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采取的是一种“注经”的研究模式，即理 论是已经预设好的，是无须证明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找出尽可能多的事实来证实它。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关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而今，这 种预设的理论公式已经被证伪，几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然而，虚构的理论模式的解 构并不等于在这种模式下被阐释的历史事实的彻底澄清，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在摆脱了虚 构的理论模式后，我们离历史事实的真相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或偏离。 如果这些历史事实不能被纠正和正确认识，所谓新时期新史学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很 多束缚我们头脑的理论模式，就是建立在这样扭曲的历史事实之上的，并进而成为我们 的观念，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起点。比如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告诉 我们的是关于工业革命的悲惨的历史：暗无天日的矿区，瘦骨嶙峋的童工，因圈地而四 处流浪的农民，城市街头的孤儿、妓女、残疾人，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工厂主和地主 ，这一切都构成了运动和革命的充分理由。但是，近年的研究和充分的资料显示，上述 观点是当时一批激进知识分子的看法或煽动，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 境遇一直(虽然较为缓慢)不断地得到改进，比如营养增加了，健康状况改善了，寿命延 长了，住房逐渐扩大了，妇女地位提高了，等等。再比如，为了论证鸦片战争作为中国 古代和近代历史分期界限的合理性，我们的历史学家把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的历史涂抹 得非常黑暗，但近年一批历史学者(以“加州学派”为代表)都充分证明，18世纪的中国 无论是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上述对历史事 实的新解释与教科书上传授的传统知识有如此大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 无须再进行过多的追问，眼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对观念史下的历史事实进行知识考古 学的研究，使历史的描述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实际。对当代中国历史学者而言，这一任 务尤其艰巨。
6.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史学”的提法，我们似乎有些耳熟。大约在100多年前，梁启超就发表过这个方面 的言论，前两年为了纪念梁启超的呐喊，在北京还召开了一次专门的讨论会，现在会议 的论文集也已经出版了，名字就叫《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杨念群等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那么我们现在呼喊的“新史学”与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最大的不同是时代不同了。在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史学架构面对西方学术的冲击 发生了解体。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特征的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无论从历史观念上 ，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那个时代的新史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一个是新史料的发现，例如甲骨文、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另外一个是新问题的 提出，这些新问题的提出背后又是以新方法和新理论为支撑的。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集 中体现为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生涯时提出的“三证论”，即取地下之文物与纸上 之遗文相互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 互参证。这样的一些史学方法是对传统史学精髓的继承，同时也发展了传统史学。新史 学的方法和理念后来集中体现在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代表的那些学术成果里和 那几代学人身上。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为代表的史学流派，无疑也 是属于新史学的一支。他们以唯物史观为圭臬，最具有理论色彩，可以说是“取外来之 观念”与“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而取得丰收成果的一派。其后的侯外庐等学者注重思 想与社会的互动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他们对中国历史的 看法尽管也有分歧(如古史分歧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史 学毕竟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历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很显然，我们今天重提“新 史学”，面对的不仅是经典意义上的传统史学，而且要面对最近一百年中国史学的遗产 。那么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史学呢?我想还是从新史料和新问题(背后支撑的仍然 是新方法新理论)两个方面来谈。
从新史料来说，最近一百多年来，考古学的成绩突飞猛进，战国秦汉直至三国时代的 简牍的大量发现，已经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动，有人早就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了(顾颉刚 的疑古学派也是新史学的成就之一)。汉唐考古也不断有新收获。徽州文书从年代来说 ，正好是接续敦煌文书的重要原始历史文献。内阁大库档案发现以来，其实还需要很好 的整理利用。我们在座的学者有的致力于田野社会调查，有的倡导重新开展民族调查编 修新的民族志，都可以看成新时期重视新资料的表现。其实所谓口述史学也就是“口述 史料学”，主要是抢救在世人口述的历史资料的一种办法。
从新问题来说，环境史学、医疗史学已经方兴未艾。其实，这个背后都是新的方法和 新的理论(包括概念、范式等)在支撑。谈到新理论新方法，就离不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在《历史研究》纪念创刊50周年的座谈会上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见《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这里不重复。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社会科学本质上 是一种区域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如此。因此，借鉴“外来之观念”与 “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的时候，就有一个移植和改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从 中国历史实际中披拣出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并从中创建出能够说明中国历史特性 的理论范式。比如陈寅恪的“关陇集团”的概念，就属于这样的概念，还有绅士、客这 些概念也都值得深入研究，并需要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总之，新时期新史学，在史料 开拓、理论创建上都有很多课题需要我们去做。
7.陈春声(中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可以预期，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对年轻 的研究者具有吸引力。在这个学术领域中，傅衣凌先生和梁方仲先生奠基的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强调与外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对话的过程中，要 特别关注近几十年欧美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成果，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实践中，
Maurice Freedeman关于华南宗族的研究和Barbara E.Ward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
Social Conscious Model)，尤其具有重要的启发。我们也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 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大陆学者共同推动的一系列乡村社会史研究计划所取得的进 展。这些进展有可能超越传统汉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结论具有更好 的与国际学术主流对话的可能，并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改变学术界和公众对于历史和史 学的看法。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和培养年轻学者的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要特别强调学术积 累，特别是民间文书、地方文献和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发展 起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 书、帐本、书信和传说等，要通过必要的训练，让更多的专业工作者熟悉这些方法。我 相信，建立并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的乡村 社会史研究建立于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并在国际学术界取得更大话语权的关键环节， 应予以高度重视。
8.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们讨论的是中国的第二次“新时期，新史学”。在20世纪初，梁启超发出了创立新 史学的号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新时期，新史学”。史料和理论是史学的两大 基石。新史学要做到“新”，就必须在这两方面都与传统史学有明显的不同。第一次“ 新时期，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胡适说：“审定史料乃史 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 ”。而梁启超则指出新史学必须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即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 法研究历史。
新史学运动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已变得与传统史 学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史学已经大获全胜。但是，姑不论20世纪的中国史 学的具体得失到底如何，今日我们确实又一次面临着“新时期，新史学”的问题。而与 上一次的情况相同，史学在史料和理论两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
在史料方面，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事实，史学家制造 事实以便说谎”，从根本上否认作为史学基础的传统史料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许 多史学家对此嗤之以鼻，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种攻击也不乏合理之处，在理论方面， 社会科学在20世纪发生巨大变革，使得“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 ”(王国斌语)，从而使得我们用于构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也发生了动摇。既然史料与理论 两大基石都被震撼，无怪乎许多学者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危机时刻，进行革新当 然是唯一的出路。这也就是我们讨论“新时期，新史学”之所以必要。
虽然在新世纪之初来预见新史学的特点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必须 秉承上一次“新时期，新史学”的战斗精神，正视今日史学所面对的严峻挑战，积极应 对，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消极逃避，因为“静止等于死亡”(勒高夫语)。同时，我们 也要发扬上一次“新时期，新史学”的主要思路，努力从其他学科学习有用的方法，拓 展我们的史料种类和来源，提高我们建构和解释历史的能力。虽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要完完全全地重现历史可能只是一个永远的梦，但是随着赖以重现历史的史料和构想能 力的不断改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向这个目标接近。这也正是每一次“新时期，新史学 ”之所以有必要的根本原因。
9.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是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和西方的 实证主义结合起来，重视文献和语言，更有甚者就是强调“史料即史学”。在这种研究 方法的主导下，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澄清了我们认识历史的许多基本事 实，为史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历史学研究也不断受到各种西方理论的冲击和影响，有的时候甚 至是以论代史，不仅没有把西方优秀的理论很好地运用起来，还引起许多人对于这种研 究方法的反感。
80年代以来，封闭了多年的中国的大门终于打开，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再次蜂拥而入 ，迄今为止，没有停歇，有不少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 大批中国学人，包括史学研究者也有机会到西方访学，系统全面地掌握了西方某些社会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为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或者说是新时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 极大的助力，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形势为我们在新的世纪里建立新的史学 提供了契机。
那么新史学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以我的看法，我们应当勇于接受适合于历史学的各种社 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由于计算机的发展，我们现在在获取资料 方面远远超过前人，在获得研究信息方面也日新月异，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思考问题。 过去在我比较关注的敦煌学和中外关系史领域，因为比较依赖新资料，所以把许多研究 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新材料的追索，而忘记了对新问题的思考，结果使得一些研究课题 走进死胡同，这在今天的敦煌学界里显得更加突出，以至于引起一些学者对敦煌学的误 解，以为敦煌学就只是大段大段地抄文书，而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利用 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同样处理敦煌材料，就可能有新的视角，就可能提出 新的问题，把敦煌学研究推向新的天地。比如从物质文化和观念史的结合角度看敦煌的 材料，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敦煌物质文化本身，而且可以看到敦煌人在看待物质 文化上的理想境界。
我本人目前更多的是在研究唐朝的都城长安，也在北大开了一个长安读书班，希望利 用力所能及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考察长安的各个方面，我既要对比敦煌材料来看长安 的物质文化水平，也从宗教史的角度看长安的神域鬼界；既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长安的官 僚文人集团，也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长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都 市，我们研究长安也不是仅仅利用某种理论和方法，但我们区别于从历史地理和考古学 的研究方法，就是把长安城的历史，看作是活生生的历史，特别是对于那些活生生的人 物，我们要用各种可以借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他们，为长安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境 界。
我以为大家各自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出发，系统地吸收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断地 追踪新的学说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新的世纪初春，培 育出新史学的蓓蕾来。
10.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谈三个问题：第一，21世纪史学和史学大师的崇高目标。回顾20世纪国内外的史学 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治学派别：一是重视史料、重视言语工具的“传统考据 派”，一是注重引入和运用社会科学诸理论、方法的“社会科学派”。这两个派别都曾 经对上个世纪的史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认为，21世纪史学的发展趋势，不 应该是这两个派别的此消彼长或你胜我衰，而应该是二者的融会贯通和共同繁荣。传统 考据和引入运用社会科学诸理论方法相结合，或许是21世纪史学发展的大趋势和崇高目 标。我们一直抱怨近五十年中国史学界没有培养出大师来。我觉得，传统考据和社会科 学诸理论方法熔为一炉和运用自如，似乎可以当作21世纪史学大师在方法论上的基本条 件和标准。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21世纪的史学大师和优秀史学工 作者，应当努力走陈寅恪先生的路子。
第二，历史学家必须高度重视和优先研究与现实热点相关的问题。历史学科是基础学 科，过分强调历史学科为现实服务，是错误的。我们历史工作者完全可以自由地从事各 自感兴趣的和历史上比较重要的课题。这也是保持历史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的关键所 在。由于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学科又具有为现实乃至未来提供理性借鉴的义 务。历史工作者不仅需要把现实生活作为理解和还原历史的参照物，也应当高度重视和 优先研究与现实热点相关的问题。诸如生态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官吏腐败、边疆治 理等等。这也符合“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不如此，历史学科就有可能误入远离现实 生活的“经院派”歧途。
第三，呼吁尽快制订合乎历史学科实际的评价体系。近年来，全国高校系统的学科和 教师评价，普遍实行量化标准。如著作论文追求篇数册数，且一概折分计量，讲究核心 期刊和转载率，以科研项目作为招收博士生的必备条件，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发表两篇 核心期刊论文等等。这种量化标准就理工科而言，大体是正确和适宜的。但在文史哲， 尤其是历史学科则是错误的，甚至是误导和摧残学术。我建议尽快制订合乎历史学科实 际的评价标准或体系，突出质量，追求精品，保证历史学科的正常发展和评价体系的科 学性。
11.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当人类走进崭新的21世纪后，史学势必也在不断推进。各位学者都已从诸多方面谈到 了史学要发展，要成为不同于过去一百年的新史学，而必须解决或更新之处，如理论、 方法的更新，扩展研究领域，发掘新史料等等，我完全赞同这些见解。我想要谈的主要 有两点：其一，对跨学科研究应采取科学的态度。以往和现在学术界在这方面取得了很 多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即简单化地挪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处理史学 问题，甚或并不全面了解历史过程，也随意分析、评论，这便不免造成结论与史实不符 的后果。其二，我们反对要求所有的史学家将自身的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这在以往已 经对史学本身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如文革中出现的惨痛教训。但我认为史学工作者是不 是也应当关注重大问题，包括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历史上许多的史家还提出“ 经世致用”之说，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呢?如果说史学存在某种危机 的话，这可能也是一味回避现实所致。正如前面有学者所说，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而是做不做的问题。我赞同李治安先生的发言，完全可以加强对历史上的国防军备、 疾疫与卫生、边疆民族等等问题的研究。同时，我还希望在史学论著的表述上，今后能 考虑语言必要的流畅和生动性，读史学论著的人多了，开启心智的功能也自然会增强， 这也是服务社会的表现。
12.刘钊(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说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已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就 提出过“二重证据法”，后来饶宗颐先生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考古出土的文物 分成带文字的和不带文字的两类。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首先是考古资料，先需要用考古 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来研究，然后才能起到证史、补史、纠史的作用。这里举几个考古 出土的文字资料中涉及“华山”的例子：一是甲骨文中有大量祭祀山川的记载，其中原 释为“岳”的字，有学者改释为华山之“华”，很有道理，如此说不误，说明早在商代 ，华山就是人们经常祭祀的山岳。据研究商代田猎范围可到渭水流域，所以祭华山就变 得很正常。二是在华县发现的华仓出土有“与华无极”的瓦当，以往对其中“华”字的 解释不得要领，其实此“华”即指华山，瓦当的含义是乞求华仓的建筑能像华山一样长 久永存。三是前几年在华山附近发现的秦骃祷病玉版，更说明华山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20世纪是大发现的时代，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尤其是简 牍帛书更是让人应接不暇，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刻，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因为 这些资料的出土，许多学科都不得不改写自己，所以学术界提出“重写学术史”、“重 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等口号。人们发现古代的许多思想和观念比以往的认识有 着更为久远的来源，我们对古代方方面面的认识还很片面和肤浅。其中许多新的发现让 我们震惊，像公揭示的大禹治水的真相、西周“德”的观念；郭店楚简暴露出的早期儒 道的融合倾向、子思学派的传承、儒家的心性观；上博藏简《容成氏》勾画出的古代时 空框架等等。
新发现更多地展示出被“大传统”遮蔽下的“小传统”，这些贴近民间的史料更能反 映出历史真相。所以“新史学”应该进一步提倡充分利用地下出土文献，利用民间文献 ，注重田野调查。
13.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非常感谢西北大学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使我们能够在西安古都讨论中国的新时期新 史学问题。我认为，讨论新时期新史学，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旧时期和旧史学问题。这是 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延展性的回溯：从现在回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 始；从现在回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现在回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 新史学”的提出，等等。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一直与近代以来特别 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剧烈变化联系在一起。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历史学是否永远随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而 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趋势相分离。我相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拨乱 反正，尽管依然带有许多旧时期的痕迹，中国史学应该而且已经进入了与世界人文社会 科学的主流趋势相交融的新时期。这不仅是历史学科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与这个 世界的关系协调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逐渐摆脱在当今世界上文化弱势地位 的需要。实际上，中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应该到了超越引进和模仿，推出中国自己原 创的时候。但是，由于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依然面临如何看自己和看世界的问题，所以 时间将会证明中国新时期历史学的构建依然具有根本意义。关于未来中国历史学科的总 体趋向，我曾经在几年前的文章里作过这样描绘：“她不应该像哲学那样抽象，不应该 像文学那样浪漫，不应该像法学那样枯燥，不应该像经济学那样‘趋利’；但是，她应 该像哲学那样深刻，像文学那样生动，像法学那样清晰，像经济学那样现实。”这可能 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但我想一个泱泱大国、文明古国的历史学，是可以达到这种 境界的。
我主要是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不用说，对比中国史特别是 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或学科。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世界史学 科的主要进展是逐渐摆脱了苏联框架的限制，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但 是在整个世界历史的阐释体系上，目前还没有彻底打破西方中心论限制。这是新时期中 国世界史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国际关系史而言，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已经初 步建立起一个阐释体系，并在欧美国家原始档案的利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相信在不 远的将来会有一批精品问世。由于专业性质，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比较关注，与 国际关系或国家政治学界的沟通也比较多。我认为，对于后冷战时代的种种乱象，虽然 中国和西方学术界都有诸多推测和判定，如“多极化”、“文明冲突”、“一超多强” 等等，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后冷战时代问题的根本，依然是历史上国家与帝国之 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很容易被现代世界民族国家林立的表象所迷惑，而没有发现帝国是 比现代民族国家更为悠久的人类组织形式。尽管世界各地在20世纪几乎都用民族国家这 种形式组织起来了，但帝国的竞争依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冷战实际上可以被 视为美苏两种帝国的对决。冷战后的911恐怖袭击实际上只是揭开了世界问题的冰山一 角：在那些所谓“失败国家”，历史不是被掩埋了，而只是被遮盖了。现在它要用冲破 国家框架的形式表现出来，直接撞击美利坚这个新型帝国和它所代表的世界秩序。所以 我以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任务，恰恰就是不得不吞食和消化它在20世纪遗留的诸多 历史问题。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在这方面应该发挥一些作用，至少应该把这些问题 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
14.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新时期、新史学”的话题，尽管频繁出现于近代以来每个时期的开端，但真正有资 格谈“新”的，恐怕只有今日堪能。这样讲的事实依托和学理根据，缘于中国百年来中 西合璧的实情，也来自中国再度崛起后国人的主体思索。由于它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自 民族现代化模式的行将娩出而不是对西方的机械照搬，所以与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等 人“创造性转化”的“新史学”相比，今天的同类提倡已演变为“转化性创造”。“转 化性创造”，既凸显了“过程”的意义，也突出了“化合”的价值。惟此，对非中非西 、也是亦中亦西的“新文明”的创生，几成“新时期、新史学”无法不正视的真问题。
百余年来的“体用”说虽似是而非，但中国人不希望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自我 ，倒是难以否认的心里话。事实上，没有哪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未经过对资本文明的“ 自证式”对接而真正实现社会转型者。研究成果显示，日本早期的近代化过程，始自其 近世思想界的“脱儒入法”运动。迄于明治维新，这个过程竟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由 于日本早就将中国古典视为自己的古典，加之日本思想具有“不问原本产生于中国的思 想本身所固有的构成秩序和顺序，而能够对各种思想进行比较自由的组合和发展之特点 ”(黑住真语)，因此，人们已无法不将日本人完成于明治维新前的启蒙运动，作为“内 启蒙”运动来看待——明治维新疾速而极少反复的成功变革，证明了“内启蒙”所具有 的本根意义。与之相对，中国近代尔来的所谓“启蒙”，往往是西洋思想十居其九；而 对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诠释，则不是选错了路径，就是微不足道。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 为当我们几乎把全部目光都投向西方，把“向西方寻求真理”当作包医百病的妙药灵丹 时，却严重地忽视了被“拿来”的“真理”往哪放、又如何放，即“接收器”陈设如何 的根本问题。有学者指出，“与日本相比，我们受到了嘲弄”。所幸，这种“嘲弄”在 相当程度上已消解于中国“新时期”现代化实践的加速度进程中。重要的是，“把法家 讲的人情，与人性恶、自私、利益连在一起”并“与西方理论接头”，就会“成为一种 现代化的传统资源”(李泽厚语)。由于这种“资源”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能是讲究“义 利之辨”的程朱理学，所以，中国思想史意义上的“新时期·新史学”倒应关注韩国学 者黄秉泰的“忠告”：“儒学这个潘多拉魔盒在近代化正在进行时必须被牢牢封住。只 有在近代化已经成为近代性之后，才能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它切近中国的历史和现 实，而此次研讨会在秦国故里西北召开，倒不乏隐喻意义。
15.胡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史学必须讲真话，致力于找回历史真相；必须人性化，体现人文精神。这两点是在世 纪之交的两届全国史学界代表大会上我发言的主题。我还呼吁对流行多年的极左史学， 从理论上的正本清源起，做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这里讲一点关于史学理论方面建设性 的意见。
理论建设上，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的宣传，使我们偏 狭地排斥外国的和国内早年的所谓资产阶级学者的成果，于是僵化教条，没有学派争论 ，不出大师。其实胡适、钱穆、黄仁宇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观，至今不减光彩；经济 史家布罗代尔、科斯、诺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成本、经济环境的研究和理论，可以给 我们很多启发，用以改造诠释皇帝管家办法式的经济史。相信把科斯的社会成本论引申 到整个国家管理的研究，把诺斯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所有权财产关系等决定经 济增长的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善于捕捉经济现象背后的那只手，我们历史的相关研究 会面貌一新。
以宽广的胸怀融入世界，吸取人类创造的所有进步文化为营养，开创我们求真的、人 性的、百花齐放的新史学，新时期的学术繁荣是有希望的。
16.张建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所谓“新史学”，这一概念是相对的，如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20世纪70 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勒戈夫等人亦倡导“新史学”，但各有各的内涵。内涵的差别源于面 对的问题不同，历史学面对的问题则又与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联。换句话说，任何史学 潮流、流派、研究倾向，其产生、或被选择，本质上都是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反映，反 映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以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因 此有“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之说。一句话，新时期必然有新的 史学，我们要做的是不断认识、正确理解、把握21世纪这一时代，选择或建构相对应的 新史学。
历史研究的开放性不断增强乃至于无界限是新时期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这不仅仅意 味着研究领域的拓宽，更重要的在于学科交叉将引起新视角、新方法、新途径的产生， 导致历史研究多元化发展。值得关注的如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结合、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 合、总体史及区域史研究并兴等。从研究层面上讲，关注大众、关注基层、关注日常将 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大特点。
新的理论方法尤其西方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应该在较为全面、系统理解的基础上展开 ，绝大多数的西方理论都不是孤立的，仅抓住其中对自己研究有用的某一点而不计及其 余，难免断章取义之嫌。这方面的教条主义之弊亦不容忽视。
17.朱瀛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刚才几位先生谈到新时期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交叉渗透的重要性，很有同感。这使 我联想到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后现代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在国外已浸入了许多学科 领域，它以反科学理性的方式，试图对业经确立或被公认的、习以为常的知识内容进行 解构。这种否定人类长期以来在相关专门学科领域所取得的知识进步、怀疑社会现象的 客观真理性的倾向，自然并不可取，但是它关于现有学科分类具有划地为牢的性质，并 使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被肢解了的看法，却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因为它虽然未必准确 但从一种别样的视角提醒我们，实际的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门类那 样孤立地发展的。而对于历史学来说，这一点格外重要。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 总是与人类活动的各个具体领域联系在一起，很难设想有一个超乎其外或者与具体的人 类活动领域不搭界的研究对象，即使对所谓历史规律的探求，我们知道也是应有具体范 围的。因此历史学的研究不仅需要该学科本身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同时也要兼备研究对 象所涉及的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历史学研究的品质，应该说加强与其他学 科的交叉渗透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甚至我们可以提出以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综合性 研究作为今后新时期新史学努力的方向。例如在我所从事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国际 学术界在20世纪中期曾有过一阵低谷期，但经过学科间的融合与渗透，从传统的外交史 研究转向了国际史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对该知识领域的理解，同时也使 这门学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18.黄留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的问题，并对这种新 史学作了如下界定：一、新史学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二、新史学是 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三、新史学是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装备起来的；四、 新史学是以广义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五、新史学还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即对整个 中华民族史学家群体治史方法的总和，有所继承和发展。今天看来，我认为其中的第四 项内容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
大家知道，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在一般辞书里都写得明明白白，广义的历史 ，泛指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的发展过程，狭义的历史，仅指人类 社会的发展过程，通常所讲的史学，是以狭义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以广义历史为 研究对象的史学，则应该叫广义史学了，我又把它称之为“大历史”、“大史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一个注文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 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 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所 表述的，实际上就是大历史的基本思想。
无可否认，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大大提高了一步。不过也 应当看到，它在方法上具有“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 成一定的门类”，然后“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的特点。所以尽 管它堪称精细的研究，精密的分析，但却明显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狭义史学或曰 小历史、小史学本质上是与这种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一致的。
普通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说：“普通系统论是对整体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 ”这充分表明了当代科学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趋势。显然，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史学面 临着这样的抉择，它必须突破原来的经典规范，必须把人类和自然作为统一的整体去进 行研究。换言之，即必须从狭义史学走向广义史学，或曰从小历史、小史学走向大历史 、大史学。
事实上，当用大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研究时，就不难发现，我们的研究工作仅仅做 了一半，而历史研究的另一半还基本是片空白。当然，要改变当前史学的这种失衡现象 ，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其中既有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有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有人才培 养方面的问题等等。不过可以预见，通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变“跛足的历史 研究”为“双足的历史研究”的那一天，总归是会到来的。
19.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教授)：
史学与考古学、人类学关系密切。这三个学科的区别在于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有所不 同，但研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过去的人类史。人类史前史的重建，主要靠考古学与 人类学的合作；早期文明社会的探讨，需要这三个学科的共同努力；历史时期的研究， 主要靠考古学和历史学来进行。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家只搞考古资料的 整理与分析，而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交给历史学家是不妥当的。因为考古资料的发表有 其本学科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没有掌握这种语言符号系统。所以， 历史学家往往利用的是考古学家的一些结论，而无法对这些结论产生的论证过程做出判 断。所以，考古学家一方面需要改进本学科的语言符号系统，至少要让历史学家们能看 懂；另一方面，要勇于承担研究历史的责任。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家必 须正视文献资料。既不能只研究考古资料，不研究文献资料；也不能不加考证的简单引 用文献资料。在具有悠久历史和大量文献资料的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必须是考 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并重，这两类资料都必须研究好、分析透，才能做到考古学与历史学 的有机结合，才能搞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合作。
标签：历史学专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新史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思想史论文;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