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能否推行民主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发展民主。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在不断向前推进，但是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少疑虑。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民主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不走出这些误区，就很容易在推动民主发展的问题上裹足不前，或是出现方向性的失误。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一下分析。
一、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质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过分强调”民主。理由之一，就是认为中国公民文化素质低。中国本来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公民缺乏民主政治的熏陶，而十三亿人中有九亿农民，所以不适合搞民主。甚至有人据此对我国目前推进民主的路径提出质疑，认为推行村民自治是从人口文化素质最低的农村开始搞民主，而不是从文化素质高的人群开始，所以是不科学的、违背规律的。农村出现家族、宗族势力控制选举，出现贿选等不健康现象，都是违背规律带来的后果。
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质究竟是什么关系？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把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质定性为一种正相关关系，这没有错。毕竟，人们的文化水平越高，对民主的理解也就越深刻，对待民主就越理性，民主的运行规则就越容易得到遵守。反过来，人们的文化素质越低，实行民主就越困难，实行过程中也容易发生扭曲。但是，这一道理，只是在宏观的、哲学的层面上管用。就中观和微观层面而言，事实往往表现出相反的状况。仅举中国的情况为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民，文化素质如何？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叫做“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文盲遍地。那时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当今时代的农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正是在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完全可归入“最低素质”的人群中，我们党有声有色地搞起了民主选举。1937年5月，中共制定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充分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规定选举可以采取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鄂豫边区访问，亲眼见证了人们踊跃参选，用黄豆、蚕豆或绿豆作选票，选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的选举盛况。她感叹：“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
可见，用文化素质低作为不搞或少搞民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民主和公民文化素质完全没有关系。必须承认，文化素质与行使民主权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例如，现代民主制度需要公众的参与。如果公众的文化素质不高，真正的参与便难以实现。如果公众不知道民主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那么，民主很容易被滥用，带来混乱，造成国家治理的危机。如果公众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诉求持否定态度，民主就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甚至因此而葬送民主。上述这些情况，在许多国家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就此而论，在我国出现诸如家族统治、贿选等不健康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素质不决定该不该搞民主，而只影响民主的水平。高质量的民主，必定以高素质的公民为基础。
决定能不能推行民主的根本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利益。说到底，民主不是纯粹意识的产物，而是人们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诉求。抽去了利益基础的民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还会发生扭曲和变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用民主来遏制日益严重的官僚化的思路不对，但是，当时那场“大民主”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受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把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追求等同于剥削阶级思想，认为这必然导致“党变修、国变色”，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发展自身利益的空间。因此，严格说来，除却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之外，民众的个人利益往往实际上无法得到体现。即使有些许个人利益，也是被严格限制的，既不能堂而皇之地去追求，更谈不上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变成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演绎成一场“大动乱”，恐怕有它的必然性。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个根本目标，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承认人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发展民主；只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常识。
二、多党制是不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民主的另一种说法是：民主既然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必然分化为不同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如果发展民主，就意味着这些群体都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这些群体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民主也就必然演化为政党间的竞争。所以，多党制是发展民主的必然归宿。这一说法的逻辑结论是：中国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只能导致共产党丧失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抱着这样的观点看问题，自然会对各种发展民主的尝试忧心忡忡。
民主和多党制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毋庸讳言，在西方模式中，民主确实是和多党制联系在一起的。各个政党在选举中进行竞争，通过争夺选票，获得执政权，是西方民主的一大景观。但是，由此认为民主必然导致多党制，在逻辑上却经不住推敲。因为这一逻辑的支撑点是：政党代表特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群体）；各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群体）的利益不同，所以只能由不同的政党来代表；社会阶层越来越多元化，因此政治体制必然体现为多元化。这种把政党和社会阶级简单对应的思维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政党和阶级（或阶层、集团、群体）之间呈现的是多样化的组合。并非一个政党只代表一个阶级，也并非一个阶级只有一个政党来代表。有时一个政党代表多个阶级，甚至有可能把社会上的各主要阶级、阶层和集团都囊括进来。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有好几个政党都代表一个阶级。考察政党政治史，反倒是一个政党就代表一个阶级的情况比较罕见。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党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而取得政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获得社会多数的支持。所以，政党通常会尽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而不会为了保持自己的所谓“纯洁性”便听任自己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远。在当代社会分层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背景下，能不能反映更多社会阶层的利益，甚至已经成了关系政党盛衰兴亡的大问题。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政党所能表达的利益面越宽，它的基础就越强大；代表的利益面越狭窄，它的影响力就越小。在西方，政党力求扩大自己代表性的倾向，造成了所谓“包容性政党”的出现。在我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也确实无法得出社会分层多元化必然产生多党制的结论。多元化的社会阶层要求比以往更加宽广、更加通畅的表达渠道。一种政党体制是否立得住，取决于它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即使是多党制，如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利益表达渠道，同样会面临危机；反过来，如果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一党制又有何不可？所以，发展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多党制。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
三、发展民主是否等于搞西方民主
从理论上说，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不属于哪个阶级。用邓小平同志的语言风格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但是，当真正在实践中推行民主时，我们却发现，我们要做的，有许多是西方人已经做过的；我们在积极探索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东西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结果和西方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很有共性。因此，在实践中，“民主”和“西方民主”很容易混在一起。事实上，已经有人把村民自治、直选等统统归结为“在搞西方民主”了。抱着这种态度，自然对当前我国的民主进程是充满怀疑的。
民主之所以往往与“西方民主”混同起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文明”的特性决定的。人类文明属于全人类，其中反映的规律不只适用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是具有普适性。但是，会出现有的民族和国家在这一时期贡献得多些，在另一时期少些；有的则在这一时期少些，在另一时期多些的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在某种特定内容的文明中，可能更明显地带有某个民族或国家的色彩。如果把这种“色彩”等同于性质，以“色彩”来定性，就大错特错，非常片面了。
民主问题亦是如此。民主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属于全人类所有。但客观地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文明的贡献要多一些。因为，西方国家首先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张扬人性，追求自由，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意识。有了这种主体意识，“当家做主”就成了一种必然要求，民主制度也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相比之下，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使得国家与世隔绝，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没有为民主的发展提供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在“民主”这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里，西方的色彩更多些，完全可以理解。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因这种“色彩”而把关于民主的什么东西都看做是“西方的”，将它们拒之门外。对于一个需要博采众长、急起直追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来说，因噎废食实在是不明智、非理性的做法。
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需要把民主和“西方民主”区分开来。划清两者的界限，不照搬照抄西方政治模式，是我们发展民主的基本原则。问题的要害恐怕在于如何区分。我以为，从西方民主发展史的角度看，有两个因素为当代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其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立足于人的主体地位，以人对利益的追求为出发点，发展出一套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之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其二是西方文化。虽然从本源上看，文化也是由经济决定的，但是，影响文化生成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更多更为复杂的原因。文化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独立性，独立地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
这两个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区分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基本尺度。由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产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内容，是民主的普适性部分。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接纳这一部分，哪怕这些东西的西方“色彩”很明显。由西方文化而产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内容，则属于“西方特色”的部分，我们最多只需要研究西方各国把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它们本国的历史、传统等相结合的经验，从中发现规律性，而无须任何模仿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