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183;蒙代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伯特论文,获得者论文,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稳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3月18日，蒙代尔先生在北京与中国金融出版社签订协议，出版一套共六卷的《蒙代尔经济学文集》中文版。此间，蒙代尔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蒙代尔先生，很荣幸能够在北京对您进行采访。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非常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能从您渊博的学识中汲取养分。您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富有新意和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想向您请教的问题实在太多，还是请您从国际货币体制这个话题来开始今天的谈话吧。您曾经说过，您现在最关注的事是如何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制，那么，您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改进？在您的构想中，最终的国际货币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
蒙代尔：国际货币体制现存的最大问题是世界上几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极不稳定。在过去几年中，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启动初期（1998年）的1.18美元最低跌至2000年的0.82美元，后来又逐步回升，最高升至近期的1.10美元，其间的涨跌幅度都达到30%左右。两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不仅给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对美国和欧元区各国的汇率政策、货币体制、税收政策以及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波动。汇率动荡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美元对日元汇率从1995年4月最低点78日元快速上升到1998年6月的148日元。美元大幅升值加大了日本海外投资的成本，导致日本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急剧减少。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货币与美元挂钩且吸收日资较多的国家在这场危机中深受其害。
要构建良好的国际货币体制，就必须具备稳定的汇率机制，减少国际汇率动荡。最好的办法是恢复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即实行固定汇率。这并非痴人说梦。只要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达成一致，全球实行固定汇率是有可能办到的。固定汇率制也完全符合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的利益。
记者：您被誉为“欧元之父”，欧元的成功推出，是否增强了您对区域货币的信心？请您谈谈对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看法。
蒙代尔：迄今为止，欧元的运行相当成功。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政策也比从前大为改善，欧元区的居民现在使用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货币而不是从前那些小范围使用的货币，区内的每家公司都可拥有欧洲大陆这样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十二种货币合而为一，使市场变得更加便捷和透明，有利于投资者进行价格和资产比较，可促进区内各国之间的贸易交往，减少市场投机行为。这些都是欧元给区内各国所带来的主要好处。欧元的成功还树立了区域货币的典范，它使拉美、非洲特别是亚洲地区倍受鼓舞。亚洲是仅次于美国和欧洲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强大的经济基础使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显得尤为必要。亚洲货币合作需要相关国家和地区达成协议，其中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协议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一直十分稳定，这是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因素。如果日元也能与美元保持同样稳定的汇率，亚洲货币区的基础就奠定了。如果中国与日本达成合作协议，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会随即加入进来，这样就将形成一个覆盖亚太地区的货币联盟。当美元贬值或不再适合充当锚定货币时，亚太国家就可依靠亚洲货币基金或亚洲货币协定来解决出现的困难。当前亚洲货币合作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日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动荡。为此我曾劝告日本尽量保持日元汇率稳定，并给日本的货币政策提出过一系列建议。一旦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走稳，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自然就会稳定，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障碍也就迎刃而解了。中日韩这三个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亚洲货币联盟的核心。目前，这三个国家已开始着手讨论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有关事宜，这将有助于该地区进一步开展货币合作。日本在亚洲货币合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日本的银行体系问题重重，但它毕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GDP高达5万亿美元，大约为美国的二分之一，因此日本的力量不可小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港币与美元保持稳定的汇率，这不仅有利于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有效防止货币危机，而且有助于强化人民币的地位，加速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进程。
记者：近几年，许多人都在谈论通货紧缩，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蒙代尔：现在有很多人对通货紧缩的认识含混不清。我们首先必须澄清通货紧缩的概念。通货紧缩是指价格水平普遍急剧下降。环顾当今世界，似乎看不出有哪个国家的价格水平出现了普遍急跌，通货紧缩从何谈起？实际上，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全球性通货紧缩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那次通货紧缩与金本位有关。当时欧洲国家纷纷恢复金本位制度，导致对黄金的需求激增，拉动价格水平大幅下降，欧洲率先出现通货紧缩。随着1934年美元大幅贬值以及中国放弃银本位，美国和中国也相继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局面。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为了重建家园，发展经济，迅速提高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基本上保持着10%～15%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由此产生。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的是通货膨胀的困扰，从未遇到过真正的通货紧缩。虽然近几年由于美国经济下滑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世界经济毕竟还是在增长，价格水平也没有出现大幅下降，所以谈不上通货紧缩。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出与总需求均有所下降，欧美市场不太景气。不过，美国正在逐步摆脱2001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尽管复苏的步伐不会很快，但总算扭转了经济增长的颓势。中国的情况更谈不上通货紧缩。中国的价格水平一直十分稳定，在过去三四年中，中国的物价几乎是全世界最为稳定的。即使用外币来衡量中国的物价，中国也不存在通货紧缩。从国际贸易的情况来看，中国产品的价格有涨有跌，其中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价格水平总体上趋于平衡。
也许只有一个国家的情况相对而言可以算作通货紧缩，那就是日本。日本长期实行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价格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如果日本欲提高其价格水平，它就必须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日本之所以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因为担心出现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升息压力。日本的银行利率较其长期债券率大约低2个百分点，一旦通货膨胀引起利率上升，势必导致债券市场的崩溃。现在日本政府推出了救助银行的一揽子计划，但愿此举能够重拾人们对日本银行体系和货币机制的信心。投资者之所以愿意购买利率为2%的日本债券而不愿买利率为4%的美国债券，惟一的理由是他们更看好日元，预期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将持续走高，从而用汇率上的收益来弥补利率上的损失。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能否用您那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加以分析？
蒙代尔：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非常好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它在分析美国、欧洲、日本这类开放型经济时十分奏效。也就是说，该模型的适用对象应具备强势货币和开放的资本市场。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似乎不太灵验。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我通常会运用其他经济学原理。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财政扩张、强势货币通常是与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结合在一起的。但在发展中国家，过度的财政扩张或财政赤字容易引起市场对其货币的投机。因此这些国家一般实行外汇管制。在分析这类国家的经济时，我倾向于运用古典经济学模型。不论采用哪种模型，都不能生搬硬套。不是说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绝对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具体运用中要有所变化。特别是在对那些货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国家进行经济分析时，必须对该模型作许多变通。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近几年，中国一直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很有必要。但如果过分扩大财政开支，财政赤字将迅速增加。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最终会弱化中国的外对支付能力。虽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支付能力依然很强，财政赤字还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年之后中国仍然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对外支付能力。因此，假若说我对中国的财政政策有何建议的话，我认为中国应当对其财政赤字给予高度关注，切忌进一步扩大赤字数额。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应努力降低财政赤字。在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欣欣向荣——经济高速增长，汇率稳定，国家一再减税，财政实现大量盈余，公共债务很低。当时的日本经济连续16年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直到198年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时间跨度才打破了日本的纪录。但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铸成了大错。首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标志着日本开始偏离正确的经济政策，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其次，在经济发展的思路上日本也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即实行类似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经济政策，以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来刺激其滞胀的经济。日本的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公共债务。其公共债务最高达到GDP的140%。如此巨大的公共债务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
记者：您认为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蒙代尔：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非常正确，今后应该继续保持这一政策的稳定性。中国货币政策其最大的成就就是保持了汇率稳定。稳定汇率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和指导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适时吞吐外汇，对汇率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有些人主张中国改变目前的汇率政策，我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中国这所以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立于不贬之地，主要原因是它坚定不移地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希望中国放宽汇率浮动范围并使人民币贬值，但中国顶住了压力，从而避免了错误。如今又有人鼓吹人民币应当升值，这种观点同样不可取。因为中国的物价水平相当稳定，不存在升值的压力。如果说中国真的有通货紧缩的趋势，人民币升值势必会加剧中国的通货紧缩。中国仍在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使自己的货币贸然升值绝不是件好事。假设中国将人民币汇率升至1994年前的1美元兑5元人民币，这不仅会使海外投资者望而却步，而且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大约会从目前的7%～8%降至4%～5%。中国显然付不起如此沉重的代价。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继续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我相信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连续数年实现9%左右的增长速度，今后要保持7%的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中国听信某些人的意见使人民币升值，其经济增长势头必然会受到遏制。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中国的农业，它将使本来就没有价格优势的中国农产品进一步涨价，从而丧失国际竞争能力，更多的国外农产品将占领中国市场。这对中国农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削弱中国，而且对亚洲各国也十分不利。因此，我认为那些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人是别有用心。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当年美国怂恿日元不断升值。中国应当坚持稳定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并很可能使中国重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覆辙。所幸的是，中国政府没有盲目听信错误主张，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在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上，同样应当谨慎，不能急于求成。我认为，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将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创造良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一事实证明，中国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是十分成功的。中国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记者：您此次来北京与中国金融出版社签订了《蒙代尔经济学文集》出版协议。这套文集多达6卷，汇集了您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请您介绍一下这套著作的内容。
蒙代尔：这套文集几乎囊括了我迄今为止的所有著作，时间跨度超过40年，从我1957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国际贸易及要素流动性》到前两年发表的《重新审视20世纪》，都收录其中。这套文集的编排并不是依照时间顺序，而是按内容来结集的。第一卷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第二卷为《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即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第三卷为《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第四卷为《宏观经济学与国际货币史》，第五卷为《汇率为最优通货区》，第六卷为《国际货币史》。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出版如此规模的文集，并且是以中文形式在中国出版，预计它将比英文版至少早一年面世。我非常高兴中国的读者能够先睹为快，我相信他们会喜欢这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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