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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考察历史、把握历史进程进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这其中经历了预成论、非决定论、辩证决定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预成论肯定历史过程是被决定的，是必然的，有其合理性；但离开人、人的主体性，将历史看成是纯粹预成的“自在之物”，从而陷入了谬误之中。非决定论提出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超越之前的一切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决定论，即彻底的辩证历史决定论。
关键词 预成论 非决定论 辩证历史决定论
在考察历史、把握历史进程进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其中经历了预成论、非决定论、辩证决定论三个主要阶段。
一、肯定历史必然性的预成论
历史过程是否是被决定的？这是一个古老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有的论者则提出历史过程是被决定的。这二者彼此对立着，后者通常称为历史决定论，最初以预成论的形式见于宗教之中，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是创世者，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历史按上帝规定的秩序运动，从亚当开始，到基督而鼎盛，直至天地末日为止。上帝的意志对芸芸众生来说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每个人的生死和富贵贫贱，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人的意志和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认识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为超然于历史的外在的“命运”和天意，是历史决定论的原始形式。而产生这种认识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无力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活动只能用幻想去把握历史的结果。然而，这种理论的自相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盛行几时过后，就被由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出发给历史确定一条线性轨变的历史理论所取代。
17世纪，称为“现代历史之父”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首先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不管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如何不同，都服从于统一的发展过程，即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人类的童年）、英雄阶段（人类的青年）、凡人阶段（人类的成年）。历史就在这三个阶段中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一历史循环论也是一种预成论。
近代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机械唯物论认为，丰富多彩的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受力学规律支配，人不仅能够通过理性活动和科学实验证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客观必然性，而且可以运用数学公式将这种必然性精确地计算出来。19世纪初，拉普拉斯宣称，只要知道宇宙中一切物体粒子的初始位置和运动速度，就可以按力学规律列出方程式，揭示出一切现存事物的过去和将来。这种决定论给社会历史学家寻求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带来极大的鼓舞，他们将自然规律直接搬用于社会历史，于是就产生了机械论的历史观——宿命论。孟德斯鸠认为，包括历史事件在内的世界都是有规律的。他指出：“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能的东西，但恰是永恒存在着。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①]霍尔巴赫提出，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承认偶然性，承认意志自由，实际上是掩饰自己的无知，认为“凡是自认为自由的人，只不过是一只把自己设想成宇宙支配者的苍蝇，虽然苍蝇本身事实上完全服从于宇宙的规律，不过自己并不知识”。[②]这种机械的历史宿命论把因果必然性看作是个别的、单一的、直接现实的必然性，从而完全否定了偶然性和非确定性的存在，并且运用还原论的思维方法看待历史规律，把历史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否认二者的区别，只承认规律的决定性，却否认人的主观性、目的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把历史看作脱离人和人的活动的经济必然性自动发生作用的过程，因此仍然是一种预成论。
黑格尔既反对神秘的预成论，也反对机械的历史宿命论。他认为历史是世界精神在时间上展现的过程，世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历史发展以自由为预定目标，它通过不同的民族精神来体现自己，表现为自由曲折的过程，历史运动开始从东方走向西方，经过古希腊、罗马到日耳曼，完成一个圆圈式的发展，其中每个民族精神都代表自由的一个阶段，日尔曼民族是最后一个举起自由火炬的民族。与此同时，他指出，世界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化为无数的精神个体，各自追逐自己的目的，具体表现为人们的需要、兴趣、热情，使得历史运动难以用数学定量方法去把握，只能靠逻辑反思去把握。其中，他论述了偶然是必然的，必然性规定自己为偶然性的辩证思想。黑格尔虽然看到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但认为当人潜心致力于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精神的工具。因此，真正能动的不是这些精神个体，而是世界精神，拿破仑、凯撒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个人”，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世界精神的本性或本能地体现它，执行着世界精神预定的计划，世界精神本身则是一种预先存在的精神实体。这样，他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一种超时空的、纯逻辑的、预先存在于某处的东西，因此，仍然没有摆脱预成论。
预成论与生物学中的物种不变论具有相亲的渊源。物种不变论认为，生物机体在其胚胎中，就已包含着成熟形态的全部特性，只是还未展现出来而已。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否定了物种不变的观念，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出一切生物胚胎的发育是通过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来完成的，生物个体的后代和亲代之间存在着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预成论不仅被生物学所摒弃，而且由于其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在历史研究中更是遭到反对，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历史是预成的了，人们意识到只有对历史领域中所用的“预成”一词做一更贴近现实、更令人信服的全新的诠释才可能有其存在的条件。
然而，在历史哲学对“预成论”进行全面征讨与否定的同时，却转向了另一个理论极端，完全否定历史的必然性，提出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
二、否定历史规律的非决定论
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直接了当地否认历史是被决定的。他们认为没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的历史，历史只能与历史学家的意识相联系而存在，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就是建立历史。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说，历史是思想的产物，因为历史只有靠记载才能保留下来，记载绝不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在记载历史材料时，总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标准进行舍弃和保留的，所以记载下来的并非是客观的历史，而是历史学家们按照自己观念构成的历史。正是由于注入了这种观念，以往的历史才具有生命，这些观念的来源是史学家们的当代生活，当代生活和以往历史是彼此互换的，这种互换以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为媒介。由此得出结论：客观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即史学意识，谈论历史客观必然性是无意义的废话。
在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一些反历史决定论者的主要论据是所谓“自然和历史的对立”，自然以“空间性”为特征，历史以“时间性”为特征，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斯宾格勒说，自然的“已成的事物”，它是“僵化的机械的、无时间性的事物”。历史是“预成的事物”，是“生动的、有机的、空间性的事物”，包括古往今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前者是普遍的、常态的事物，是“规律的科学”，后者以事件为研究对象，是“事件的科学”，企图在“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只能是白费力气，不会有实际结果。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写道：“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象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因为根本不存在与运动物体相类似的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③]波普尔看到了社会运动不同于自然界运动的特殊性，看到了社会运动与自然界运动的差别，但是他把这种特殊性和差别性夸大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了社会规律的存在。波普尔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④]历史“不存在进化的规律”，“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一般倾向”[⑤]。他指责唯物史观是一种人为的历史结构，它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硬塞入一个死板的公式中，否认一切观念力量，把人变成只机械地服从而无任何抵抗力的工具，并诘难马克思，说“他坚持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以严格的决定论为基础的错误见解，马克思关于自然和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见解清楚地表现出拉普拉斯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波普尔完全否认历史中有任何规律性的存在。
不仅如此，波普尔从否定历史规律的“反历史决定论”出发，又进一步提出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不能预测的观点。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是一个唯一的、不重复的事实，而只有可重复的系统才具有科学预测性，如根据水壶中温度的升高，人们可以作出壶中的水将沸腾的预测，这种普通的科学预测是有条件的。波普尔还认为，有时从这些有条件的科学预测，加上断定有关条件可得到满足的历史陈述，可得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但是，只有在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如太阳系和生物有机体）中，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引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而波普尔认为“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⑥]。尽管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但是，“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在社会领域，“这种有条件的预测方法的动用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方面是非重复的。条件变化，时势流转……一切都非复当年。所以，我们能预测日食这一事实并没有为我们能预测革命这种期望提供一个有效的理由”[⑦]，因此，在历史领域，既不能作出有条件的科学预测，更不能从中引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
很明显，波普尔是将每个个别的历史事件和整个社会历史看成唯一的、不重复的客体，而正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不能成为概括的根据。此外，波普尔还把社会历史确定为充满偶然性的世界，毫无重复性和必然性可言，任何规律都无法发现，任何规律的真理性都无法证实，因而，不存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总之，预成论只承认规律的决定性，否认了人的主观性、目的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非决定论只承认偶然性的决定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二者各执一端，都陷入一种片面性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论，把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统一起来，实现了彻底的辩证历史决定论。
三、唯物史观的辩证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承认和强调历史必然性的决定作用，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决定的、必然的，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必然的、确定不移的。人类社会正是在其基本矛盾的推动下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正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体现极强的规律性，即决定论性质，但又是对一切决定论的超越。
第二，肯定人类历史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在其中活动的社会主体——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其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表现为不以参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各种主观力量为转移的性质，其本性与自然界中起作用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需要人们去认识、掌握、利用。这一观点超越了非决定论。
第三，认为决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归根到底不是个人或社会的意志，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且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决定论就是要在整个决定历史过程的因果链条中寻找最终极的原因。认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⑧]，这种观点认为，一切主要的历史事件中的最终原因和伟大的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而实现了决定论的彻底变革。
以上诸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历史的必然性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殊性质和理论贡献。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决定论在社会领域，不仅承认因果规律的客观性和决定性，而且承认包括统计规律和系统规律在内的其他规律的客观性和决定性。这是因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肯定事物之间严格的因果制约关系，并以适求所有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为目的。今天，决定论的原则为人们提供科学的信念。但现代科学对微观运动规律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事物的运动还具有统计的性质和系统、概率的特征，从而暴露了严格的决定论的局限性。因此，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自己地位的统计规律、系统规律又成为我们今天认识人类社会这种复杂的运动形式的重要方法。同时必须承认在社会领域统计规律、系统规律的客观性和决定性。
用概率的规律观看，社会领域大量事件运动的总体结果、总趋势是必然的、必定的，但只是对个体行为的统计和概率的结果。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无数变动中的随机因素交织而成的，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准确地预测和把握未来是极其困难的。同时，历史过程通常是以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计算的。历史的规律性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社会历史领域中概率和统计的特点更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大多数社会规律都带有统计的性质，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消”[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也指出：“……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社会规律的统计性质表明，对社会领域的事物和特定过程的发展而言，不存在任何严格决定的东西。因果决定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自己的方法和结论绝对化，他们晚年就比较注意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非线性、或然性作用以及社会有机整体的系统性研究。马克思于1848年12月28日在《致巴·瓦·安年柯夫》这封著名的信中给社会下定义为“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⑩]。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也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在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1)。“交互作用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因果决定论基础上建立的重要原理，它的本质要求是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因素的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中揭示出人类社会这个巨系统的整体功能和发展规律。
恩格斯提出的“合力论”则是对“交互作用论”的进一步说明。他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12)。“合力论”说明，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性只是从历史进程的某一事件或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最终结果上体现出来，而社会历史过程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造成的。合力是一个个分力构成的，而这一个个分力虽然带有更多偶然性和随机性，但总合力的强弱、方向则不全取决于各个作用力的具体情况。就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作为各个作用力的社会主体的意志、追求、价值取向等是否协调一致，特别是社会整个是协同合作还是分裂“内耗”，对总合力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交互作用论”和“合力论”一道构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层级的社会系统观，它们与历史必然性决定作用的理论观点一道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既从动力学规律的角度，又从统计规律和系统规律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展的辩证决定论性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观中的预成论肯定了历史过程是被决定的，是必然的，是有规律的，有其合理性，但它否定历史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尤其离开人、人的主体性，将历史看成是纯粹预成的“自在之物”而又陷入谬误之中。非决定论看到了社会运动不同于自然界运动的特殊性，看到了社会运动与自然界运动的差异，提出了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都转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扬弃、超越之前的一切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实现历史决定论的根本变革，是完备彻底的辩证决定论。
注释：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 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8页。
③ ④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1页、85页。
⑤ ⑥ ⑦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485页、483～484页。
⑧ ⑩ （11）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320页、477页、478页。
⑨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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