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与袁世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启超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梁启超和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梁袁关系的变化与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本文系统地论述了维新运动时期、辛亥革命前、民国初年、护国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梁袁关系。分析了梁袁关系变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并对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评价。
关键词 梁启超 袁世凯 梁袁关系 共和政体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崭露头角，以后活跃于历史舞台达三十年之久。三十年中，他积极参与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袁世凯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从1895年小站练兵到1905年编成北洋新军六镇七万余人。以及于此同时的政治，经济权势的急剧膨胀，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此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达十六年之久。梁、袁都是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从1895年到1916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们时而结怨，时而言和。既有表面上的合作，又充满着矛盾与斗争。梁袁关系的变化影响到中国的政局。研究两人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们的政治活动，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与北洋军阀的关系。
一
1895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发动了“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面对日益发展的维新运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帝党与后党的尖锐矛盾。袁世凯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依靠的人物如荣禄、奕劻之流，都是后党官僚。所以，他反对变法运动是必然。但是，在当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他持两面态度：一方面积极投靠封建顽固派，另一方面在表面上装出十分赞成维新变法的样子，取得维新派的信任。
1895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创办的强学会。并且自愿捐款五百金。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1〕并常常以他在朝鲜战场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资本。自我吹嘘，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2〕
1898年夏，变法运动达到了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百日维新”。在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与维新派虚与委蛇。他出卖维新人士，向荣禄告密，导致变法失败的卑鄙可耻行为。已为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
袁世凯插足维新运动，又以血腥的叛卖手段，博得了西太后的赏识，换取了功名富贵。荣禄为他增兵两千酬功，使袁的兵力至此达到九千三百人。大大地增加了争逐实力。1899年，他又以“才堪大用”被提升为山东巡抚。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飞黄腾达起来。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成为清政府的通缉犯。经过这次事变，梁启超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后来在日本时，他写的《戊戌政变记》中说：“袁之为人机诈反覆，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谍。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干具手矣。”〔3〕梁启超这段评论是很正确的。
二
1905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派出了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返国后，他们暗请“宪政专家”梁启超代他们起草了一份宪政考察报告。以五大臣名义呈送清廷。这是清王朝伪立宪的开始。1906年9月，清廷上谕预备立宪，先更定官制。1908年， 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期九年。国内立宪派纷纷组织团体，起来请愿。清廷伪立宪运动搞得极为热闹。
梁启超对清王朝立宪政治感到十分兴奋，认为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改良主义理想就要实现了。他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书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4〕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组织政党。“以督促之、推进之。”〔5〕1907年， 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等为政纲。第二年，政闻社本部迁上海。政闻社在国内的活动首先是参与国会请愿活动。在1908年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激怒了清政府。7月， 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清廷下令查禁政闻社。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但当查禁上谕发布后，他只好放弃这一切努力。顺从地解散了政闻社。“事既至此，除形式上之解散外，更无别法。”〔6〕直到辛亥革命后， 他才看清这次伪立宪的真面目。“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7〕
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排袁；一是争开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还康、梁，显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不排除袁世凯，康、梁自然是无法重返国内政坛。旧仇新怨，使得梁启超欲除袁而后快。随着袁世凯势力的膨胀，清廷也感到袁世凯的威胁，1909年清政府将袁“开缺回籍”了。梁启超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肃王善耆写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无限欢快：“昨日东报，见京电，知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矣！”他要求清廷向中外明确宣布袁世凯的罪状：“甲午之年，酿成战祸；戊戌时期，包藏祸心；离间宫廷。”庚子之时，镇压义和团不力，造成“乘舆播迁，赔款出积。”〔8〕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政府惊惶失措，一面起用袁世凯；一面宣布大赦党人。睹此情景，梁启超认为自己归国挽救时局，“乘此而建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国内立宪派发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9〕这表明梁启超要与清王朝最大实力派袁世凯握手言欢了。1911年11月26日，袁世凯组阁，梁启超列为法部次官。袁世凯在这时期，也表现出对他异乎寻常的热情。一再电邀梁启超回国就任。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 “天之所废，谁能兴之？”〔10〕旧的主子清王朝已经垮台，环顾宇内，梁启超认为只有附着袁世凯才能给自己代表的改良派找到发展的机会。于是他决心联合袁世凯了。正如张君劢给梁启超的信上所说：“窃谓今后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此二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故森以为下乎之方，在联袁而已。”〔11〕23日，他给袁世凯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长信。对袁极尽吹捧之能事：“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12〕但梁启超也认识到“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藉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总之“所谓联络者，欲其不为我敌，且将改为我用。然断无推心置腹听客之所为，……吾党与之相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理。”〔13〕从以上可以看出。梁启超联袁方针是以“欲其不为我敌，且将改为我用”为出发点，以借联袁结一大党，尔后挟一党之力监督袁世凯为策略手段。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服务。这决定了梁袁之间不仅仅联合合作，还有矛盾与斗争。
为了与国民党势力相抗衡，1913年4月，梁启超， 汤化龙等立宪派组织了一个进步党。进步党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前，始终是联袁，拥袁的。梁袁的握手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向买办地主阶级靠拢的标志。
宗教手案和大借款问题发生后，进步党人从联袁出发，采取了偏袒袁世凯的态度。当矛盾趋向激化，革命党人准备武装反抗，他们便认为“衅实南成”，〔14〕把责任推给革命派。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梁启超在舆论上与袁世凯的军事行动相配合。发表了《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国民党，为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张目。他说：“一年以来，国中有两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而他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消灭国民党人为代表的“乱暴势力，”叫作“除暴政治。”〔15〕袁世凯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内有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助威，在军事上做了比较充分准备，先发制人，把革命党人打入血泊之中，梁启超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打手的角色。
在国会问题上，梁启超向袁世凯献计，主张保留国会，并利用国会选袁为中华民国正式总统。1913年8月，梁启超致袁一书， 其中说：“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16〕9月初他再致书袁世凯，更露骨地说：“古之成大业者， 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17〕不久，国会开会，进行宪法的制定和总统的选举。袁世凯因为要急于登上总统的宝座，便下令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对于这种违反约法的粗暴行为，梁启超也妥协迁就。至此，国会的寿命也即告终。不久，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一切残存形式荡然无存了。
1913年9月，一个以熊希龄为总理， 以进步党人为基干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组成了，这是梁启超积极活动的结果，也是袁世凯为了自己独裁统治而采取的权果，也是袁世凯为了自己独裁统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梁启超在熊内阁任司法总长，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施展其多多年来经国治民的政治理想。梁启超拟定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一文，作为熊内阁的施政纲领。这个充满改良主义的所谓大政方针，与袁世凯的封建思想体系和独裁本性是格格不入的，在实际上难以行得通。所以熊内阁倒台是必然的。
如前所述，梁启超的联袁策略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企图利用袁世凯的势力来实现他的改良政治，维护共和政体。战胜“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他虽然拥护袁世凯，但他们之间有一定矛盾和冲突。梁启超在拥袁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梁启超曾当众宣布“拥护共和国体”为“其理论上必然之结果。”〔18〕1914年11月，他在参政院与蔡锷等人一起联名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案。要求对淆乱国体的清金复辟派“照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19〕他们始终坚信立宪制度是近百年来“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20〕为世界各国“早晚必须采用之制度。”〔21〕因此，他们虽然同意袁世凯停止国会国民党议员职务，但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不要国会。当袁世凯公然解散国民党后，梁启超、汤化龙“曾联袂谒袁，要求以候补议员递补，俾维持国会于不坠。”〔22〕梁后来回忆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23〕所谓“上政治轨道，”就是依其主张行民主政治。可是在袁世凯专制统治下，梁启超改良主义到处碰壁，并受到舆论的谴责。正如他自己所说：“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24〕非但没能监督指导袁世凯实现其政治理想，反而“败绩失据。”为袁所用。为此梁启超感叹他的理想“大半与现在情实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于心有所未安。”〔25〕这种欲罢不能、不甘失败的心情，促使他随着袁世凯真面目的暴露，最后终于走上了彻底反袁的道路。
综上所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顺应历史潮流，抛弃君主立宪，拥护民主共和，并主张实行以两党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这无疑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但在实践上，梁启超又想借助袁世凯实现其政治主张。这种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上的矛盾，使梁启超在民初经历了从联袁到反袁的过程。看不到他对袁世凯抱幻想搞合作，固属片面，而看不到他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并为之奋斗的一面，亦失偏颇。只有全面分析，并着重从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的矛盾上去解释梁启超的联袁策略，才能对他这段复杂的历史作出公允的评价。
四
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本来对袁世凯是热忱拥护的。当袁世凯不顾他们的“忠谏”而一意孤行大搞帝制活动的时候，梁启超已较清醒地看到了袁世凯所面临的危险，作为爱国者和共和政体拥护者的梁启超，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策划和领导军事倒袁便是必然的了。1915年4月，梁启超在回粤省亲前夕，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 对袁搞帝制提出批评与劝告。指出：“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陶汰。”劝袁消除“复古之念，”“以法自绳。”〔26〕这是梁启超由“联袁”“拥袁”进到“护国”、“反袁”的转折点。
8月中旬，扬度、严复等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成立了推行帝制的“筹安会”。对此，梁启超立即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不顾来自多方的压力，毅然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反对变更国体。“痛斥帝制之非。”指出：“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任何时皆反对之。”文章还揭露袁世凯执政以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若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仍然“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灾难。“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文章发表后，京津各派争相转载，“传诵一时”，〔27〕震动中外。给袁世凯当头一棒。“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28〕
在进行舆论攻势的同时，进步党人策动领导了护国战争。筹安会发生次日。蔡锷即赴津与梁启超“共商大计。”〔29〕确定了武装反袁的方针。接着蔡锷按计划托病离京。潜返云南。11月18日，梁启超写信给他在云、贵任职的进步党人， 动员他们“义无反顾”起而反袁复辟。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梁启超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赴两广策动独立。进步党和革命派以及其他反袁力量的共同努力，造成了护国战争的燎原之势。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独立。1916年5月8日。护国军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中华民国军务院。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其实权掌握在政务委员长梁启超手中。军政院成立将护国战争推向了高潮。
考察这时期的梁袁关系。我们要肯定梁启超的反袁斗争。梁启超是护国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他促成了护国战争的发动和发展。他是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独立的主要策动者，是军务院的重要组织者。历史已证明。梁、蔡发动的护国战争，对于打击袁的倒行逆施，加速袁氏帝制破产，维护共和国体，起了重大作用。正是这点，有人赞他“共和再造赖斯人。”〔30〕梁自己也以此作为捍卫共和的英雄自居。
五
梁启超是近代史上有影响的“舆论骄子”。在护国战争期间，他不仅策划武装反袁，同时也写下了不少传诵一时的好文章。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除了我们上述中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外。还有一些负有盛名，影响较大。
1916年3月，梁启超写了《军中敬告国人》一文。 文章首先对自己过去的罪行进行剖白和洗刷。表示了一点点忏悔。接着对袁世凯罪恶的揭露和抨击：“夫处今日文明竞进之世，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外袭众建之名。内蹈专欲之实。黜全国之智，箝全国之力，涸全国之资财。摧全国之廉耻。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成一姓篡窃之谋。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取子毁室。率兽食人。循此迁流。更阅年载，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31〕写的虽然还不够具体，但读后令人感到痛快。
5月，梁启超写了一篇《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 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文字精湛，气势非凡。是一篇不可多得好文章。请看：“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袁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函电公布以后，袁世凯的“民意”已大白天下。“袁氏及其党人，纵有万手，当莫能掩。纵有万喙，当莫能赖。则请我全国父老昆弟乃至普天下万国含生负气之人类。试一张目以视。一闭目以思。此果何等妖孽，何等罪行。而乃容其横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莫或过问也。”
接着，梁启超评述说：“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嚅嚅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啻乎百万事！”在梁启超的笔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幅袁世凯洪宪帝制图。
然后，梁启超简述袁世凯的历史。列举大量材料说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卑劣无耻的伪君子。一个凶狠残暴，阴险奸诈的窃国大盗：“袁氏一生，其言与行，无一不相违。其心与口，无一而相应。彼袁盖天下古今第一爱说谎且善说谎之人也。”“今乃专用鼠窃伎俩，昼伏夜动。东偷一盂，西偷一钵。以前清托孤之大臣而盗卖前清，以民国服务之公仆而盗窃民国。既假借外人言论（古德诺）以劫持吾民。复冒用吾民名义以欺罔列国。不自量度而贸然尝试。一遇挫折则靦然气怜。以总统未足，则觊觎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则又将谋总统。险诈反覆，卑劣无耻。一至此极。”〔32〕
随后，梁启超又发表了《袁世凯之解剖》一文。可算是上面上篇文章的姐妹篇。其中说：“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纪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彼善能制造混浊腐败之空气。而自游泳于此种空气中，独擅绝枝。譬诸瓮中醯鸡，彼以最能吸取酵质以自荣养故，故循适者生存优者获胜之公例。
然称雄长于瓮中。”文章总结了袁世凯的七大缺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坏的一个统治者。“……中国祸乱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故无论若何不适于统治中国，而其不适之程度，也决不能有加于袁氏也。”〔33〕
梁启超因为相当一段时间生活在袁氏凯的幕中。同袁有数十年打交道的经验。对于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品格是十分熟悉的。所以批判袁来，往往能击中要害，矢矢中的。读后令人拍案叫绝。但也必须指出，梁启超的文章浸透着他改良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反对袁世凯个人，揭露抨击不遗余力。却并不反对袁世凯所代表的阶级和制度。他不了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孕育了袁世凯式的人物。他的品格，正是中国近代买办地主阶级品格的个性化表现。虽然如此，梁启超在护国战争时期写下的大量揭露和抨击袁世凯的名文，对袁世凯的某些接近本质的批判，为当时和以后的读者提供了不少对袁世凯及其代表的阶级和制度的认识资料。
收稿日期 1995 05—08
注释：
〔1〕李宗一《袁世凯传》第67页
〔2〕《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4册1-32页。
〔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4〕〔5〕〔6〕〔8〕〔9〕〔11〕〔12〕〔13〕《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213页368、471、477—479、588、600、651、600页
〔7〕〔18〕〔21〕〔32〕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671、 621、661、691—692页
〔10〕梁启超《致梁思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梁启超书信》
〔14〕《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2期第50页
〔15〕《饮冰室合集·论文集之三十》
〔16〕〔17〕《梁启超年谱长编·民国二年》
〔19〕《参政院建议书》，1914年11月24日《申报》
〔20〕《蔡松坡先生遗集·军事计划上》第7页
〔22〕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25页
〔23〕《饮冰宝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6页
〔24〕〔2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52—53页
〔26〕《梁启超年谱长编·民国四年》
〔27〕《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7页
〔28〕《蔡锷集》第521—522页
〔29〕〔31〕《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
〔30〕《章太炎挽梁任公语》
〔33〕《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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