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利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祖国论文,精华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利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应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探讨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以及怎样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本文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就要处理好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义和利是一对历史范畴，也是一对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范畴，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义与利作为一对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范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被提出来了，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独特的贡献。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需要的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讲义只讲利的弊端，吸取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的精华部分而产生的。对于这一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加以认真地研究和光大。
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
义和利这一对概念，早在我国的奴隶制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的兴起，义和利这对概念逐渐被广泛地应用而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范畴。
何为义？何为利？义和利的关系怎样？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儒家认为，义就是合宜、应该。《中庸》中说：“义者宜也。”唐代韩愈进一步解释说：“行而宜之之谓义。”[1]这就是说，义就是合宜的思想和行为。这从《周易》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易·乾·文言》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宋代朱熹对此注解说：“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于人则为义。”[2]儒家也讲利。利分公利与私利，一般说来，儒家讲的利都是指私利。如《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3]的“利”字都是指私利。在义利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义为本，利为末。“义，利之本也。”[4]本末颠倒，就会发生争夺。“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5]因而应该以义制利。那末，义的标准是什么？即是说，怎样才是合宜、应该，什么是不合宜、不应该。在儒家看来，义的标准就是封建制社会经济、政治、伦理的需要。合乎它的需要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例如，各个等级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严格遵守这些界限就是义，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不义。
与儒家的义利观不同，墨家认为义就是正。墨子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6]所以“天下莫贵于义。”[7]后期墨家进一步明确指出义就是利：“义，利也。”[8]墨家所说的利指的是广大劳动群众的福利、公利。墨子经常讲公利，如：“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9]，“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0]，等等。这个公利也是义的标准，即凡合乎公利的思想和行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这样，既重视义，又重视利，利中有义，义又以利的实际效果为准绳，从而使义利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墨家是非常注重义的实际效果的。据《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者为了反对侵略战争，常常主动义务去帮助被侵略者守城，“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重赏罚，只须讲利，不必讲义。讲利势必注重强力。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1]由于注重强力，在政治上就必然强调耕战。法家之所以如此，在于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纯粹物质利害的关系。韩非指出：在古代，由于“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到了今天，“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12]因此，应该提倡耕战，不必讲礼义仁政。对此，汉代王充批评说：治国之道有二，“一是养德，二是养力。”“韩子之术不养德”，“废礼义”，必然会使“水旱失时”，“农不得耕”，乱杀无辜，导致天下大乱。[13]
道家崇尚自然，认为义利皆人为，所以对义和利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14]当然大道兴就根本不需要仁义了。“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5]为此，他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常使民无识无欲，社会自然就能长治久安。庄子主张人生应该“不就利，不违害”[16]，对任何事情都应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根本不应该提倡，应该“忘年忘义”，超脱人世，做一个逍遥自在的“真人”。[17]
春秋战国以后，主张只要利不要义的法家的义利观，仅在短命的秦王朝时期昙花一现，其后就很少有影响了。义利全都否定的道家的义利观，根本不适合封建制社会的要求，因而秦以后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只有儒家和墨家的义利观适合封建制社会的需要，它们在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经过多次碰撞、融合，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义利观，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以下几个重要思想。
（一）义是公正合宜的道理和举动。公正合宜必然是有充分的道理，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因而人们都应该遵循。孔子讲：“义然后取”、“其使民也义”、“闻义不能徙”等等。这些“义”字都是指的公正合宜、有道理的举动、事情等。这样的义以后就称之为正义。凡是正义的事情，都应该积极参与，如见义勇为、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大义灭亲等等。这种正义的精神可以使人们休戚与共、团结一致，同呼吸、共命运，为理想的事业而奋斗不息；可以使人们勇于除暴安良，舍己为人，为人民造福，为社会做贡献；可以使人们敢于反对暴政，举义旗，兴义师，推动社会进步；可以使人们在遇到外来侵略时，抛头颅洒热血，为捍卫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而英勇奋斗。
（二）义是合乎公利、公益的思想和举动。其中有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如义卖、义诊、义务献血等；有出财以助人的举动，如设义仓、义舍、办义学等；有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人民伸冤报仇，为人民谋福利的义举；广大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反抗暴政，举行推翻旧王朝的武装斗争，称之为起义，部队称之为义军。另外，被儒家所鄙视的商人，也曾出现了不少义商，如春秋战国时期，陶朱公范蠡弃官经商，致富后以千金分别散与贫苦人家；郑国商人弦高以自己准备出卖的20头牛送给秦国侵略军，挫败了秦军的偷袭计划，挽救了郑国；近代爱国华侨陈嘉庚经营橡胶业致富，为振兴祖国出资创办了大、中、小各种学校118所，还捐钱资助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捐钱资助我国的抗日战争，逝世前还嘱托家人捐300万元给国家建设。
（三）义有相互协调、协作之义。儒家一向反对争夺，主张协调、协作，在自然现象之间、自然现象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强调一个“和”字，“和为贵”。注重和，就是强调相互协调、相互融合。《孟子》一书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孟子坚决反对梁惠王专门讲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指出，如果国王、大夫、士、庶民都只顾各自的利益，就会引起争夺。这样国家就危险了。反之，如果大家都讲仁义，不同等级的人各自享用自己等级内应该享用的那一份，则彼此之间就会相互协作，相济而互益，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
（四）义是用感情联结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这主要是指私人之间的情谊。这种情谊可以和社会公利相一致，如“桃园三结义”、诸葛亮与刘备的情谊；也可以只限于朋友之间的私人情谊，愿意替朋友承担风险、两肋插刀。这种朋友之间的义气往往被行会所利用，是一种非常狭隘的义利观。
综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实际上蕴涵着义和利的辩证统一的内容。墨家主张利（即公利）是根本，是基础，有利才有义。儒家主张义本利末，应当以义制利，片面夸大了义的作用。把以义制利还原为义对利的反作用，就成为合理的思想了。这一任务是由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来完成的。关于正义的思想、公利的思想无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该加以吸取和弘扬。二是儒家讲的义，无疑具有时代的烙印，即只有合乎封建制经济、政治、伦理要求的才叫义。这样，不问国君是好还是坏，只要忠君就是义；不管父母说的对还是不对，都一概遵从，就是义；丈夫死了，妇女守节，也是义；严格遵守封建礼教，不管等级合理不合理，都是义。这种义使人处于极端不平等的状态，极大地剥夺了人的自由权，阻碍了人的才能的发挥。这是传统文化义利观中的糟粕，必须坚决剔除。
二、资本主义不讲义只讲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优胜劣汰，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毫无情义可言，金钱是上帝，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追逐金钱，为金钱而生存，为金钱而死亡。其结果必然是人对人是狼：人与人之间相互仇视、相互算计、勾心斗角，为打倒对方，不惜进行坑蒙拐骗。所谓“生意场上无父子”、“商场如战场”，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写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只讲竞争，根源在于它是以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个人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共同信条。为此，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时，就出现了为这种现象作辩护的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
1.英国亚当·斯密的相互帮助的功利主义。亚当·斯密认为：利己主义是人的天性，追求个人利益是自然之理。但由于人的需求繁多，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直接活动一一加以满足，因而不得不与别人交换，得到别人的帮助。这种交换或帮助，不是出于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是靠激发起每个人的利己心来实现的。这样，不仅个人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他人的欲望也可以得到满足。可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仅不冲突，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他还认为，只要人们都有很大的野心，追求最高限度的金钱、幸福，人们就会兢兢业业地去奋斗，社会也就会繁荣起来。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和损人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不损人而想利己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损人以利己深刻地表明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矛盾和冲突的。亚当·斯密的这种功利主义，只能解除封建主义对个性自由的束缚，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内部的根本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
2.法国爱尔维修的肉体感受性的功利主义。爱尔维修认为，人生来既不好也不坏，只依靠人的肉体感受性来确定人的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在我们的心田里播下自爱的种子，自爱的发展产生感情。我们的一切善行和恶行，都是来自这种感情。在他看来，趋乐避苦这种感受性是人类生活的主宰者，它推动人们思想活跃、积极进取、追求财富、爵位和荣誉。因此，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这样，爱自己和享受幸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这是用人的肉体感受性来说明他的功利主义，是典型的利己主义。
3.英国边沁的精打细算的功利主义。边沁认为，人类的共同本性是求乐避苦。所谓善，就是快乐和幸福。所谓恶，就是痛苦。功利是看人们的行动能带来多少快乐和幸福。功利原则是普遍的，人们时时事事都奉行着这条原则。他还认为，人应有一种更大的野心，就是追求最大量的利益和幸福。这样能使人精打细算。只要计算得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总是相一致的，个人利益永远居于首位。在以竞争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精打细算只能是为自己，奢谈什么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完全是一种呓语。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这种功利主义走上了极端，以至产生种种不良的后果。诸如，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些人尽情花费、享受，产生了极不正常的享乐主义；过分注重感官享受，必然忽视理性的作用，产生了非理性主义；激烈的竞争，使人变得孤独、空虚、疲劳，陷入了悲观主义；激烈的竞争，还会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人们对各种社会矛盾普遍感到恐惧不安和无能为力，必然要求政府干预和权力集中，于是国家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是弱肉强食、强权政治，甚至出现了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否定义只讲利，曾经在解除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到了现代，依靠国家干预、宏观调控，仍能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所助长的享乐腐化的社会风气，则是祸患无穷的。
三、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脱胎而来的，必然带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印记。诸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以及商品观念、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效益观念、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等等，它们使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其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如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人的价值只能用金钱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金钱关系，一切向钱看，什么理想、道德情操都不在话下，导致精神滑坡。在经营作风上唯利是图，为了发财致富不惜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害百姓。又如极端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第一，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奋斗，把自我与他人对立起来，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组织纪律；只有个体意识，没有整体观念。还有腐朽的享乐主义：人生只是为了享乐，缺乏高尚的理想，为了个人享受，超前消费、吃喝嫖赌、明抢暗偷，甚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为了填充私欲，不惜贪赃枉法、弄权渎职、行贿受贿。其结果，不能进行正当的竞争，使价值规律失去了应有作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大，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遭破坏，阻碍了生产发展，模糊了人们的奋斗目标，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极大地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
不言而喻，上述的负面效应都是只讲利不讲义所造成的。为了使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除了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措施以外，还必须从思想上强调义的作用，以义制利，反对见利忘义，把义和利有机地统一起来，树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这段话包含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义利观，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认为，凡是符合时代经济、政治要求的思想，和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公益性的活动，就是该时代的义。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凡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要求的思想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活动，就是社会主义之义。具体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就是努力生产为义，破坏生产为不义；爱护公共财产为义，破坏公共财产为不义；无偿奉献为义，损人利己为不义；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为义，坑害百姓为不义；在政治上维护安定团结为义，破坏安定团结为不义；遵纪守法为义，违犯法纪为不义；公正廉明为义，以权谋私为不义；在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为义，虐待老人儿童为不义；敬业爱岗、遵守职业道德为义，不好好干、不讲职业道德为不义；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义，杀人越货为不义；诚实守信为义，坑蒙拐骗为不义，等等。
社会主义的利，也有公利和私利之别。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经阶段里，不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且还存在着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因而必然会产生公利和私利并存的局面。在承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同时，应该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利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义和利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物质利益是义的基础，不讲物质利益，一切义都是空话。而利本身又往往包含着义，如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义。将它与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实际体现。另一方面，义对利决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它一经出现，就会成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对利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可以以义制利，使利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怎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呢？根据《决议》精神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1.既要竞争又要协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的，只有通过竞争，经济才能发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简单地只顾竞争，大鱼吃小鱼，最后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境地；而是有所控制，即提倡在竞争中也要相互协作，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和地区之间相互帮助、优势互补，先进企业、部门和地区扶持后进企业、部门和地区，以达到共同发展。协作精神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是社会主义之大义。以协作精神制约竞争，就能使竞争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
2.既要自主又要监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平等竞争，大家同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各自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参与竞争。这种自主性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特长，使企业得以快速发展。但是，这种自主性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任意妄为，甚至进行坑蒙拐骗，把假冒伪劣产品推向市场，坑害百姓，或不择手段地挖别人的墙角，置别人于死地。因此，有了自主性，还必须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各种不法行为的发生。有效地进行监督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当然也是社会主义之大义。有了自主性，又有了有效的监督，社会主义的义和利就会有机地统一起来，产生出良好的效果。
3.既注重效率又实行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调动人们的劳动热情，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在分配上应该实行效率优先的原则，即效率好的应该多得，效率差的就少得，这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不是全部内容，还应该注意到有些长线企业眼前效益不明显将来会创出高效益，有些基础理论研究不直接创造效益，有些科技项目是长线项目当前不见效益，有些过去做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而后来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在分配上都必须给予恰当安排。因此，在分配上既要实行效率优先的原则，又应注意公平合理，做到利和义的统一。
4.既有先富又有共富。在市场经济竞争大潮中，各个企业之间必然要出现分化现象，有的富了，有的贫困破产了。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看这一现象，必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社会主义不然，它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并通过经济扶贫、文化扶贫、科技扶贫以及各种互助协作的手段，使贫困、后进的企业或地区，也逐步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义利观最充分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
5.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社会效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功利主义，主张金钱万能，根本不注意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不注意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政治上标榜民主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然，它不但要求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求有很好的社会效益。由经济效益带动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不断进步和提高，这些进步反过来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保证，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完美体现。
注释：
[1]《韩昌黎集·原道》。
[2]《周易本义》卷一。
[3]《论语·里仁》。
[4]《左传·昭公十年》。
[5]《大学》。
[6]《墨子·天志下》。
[7]《墨子·贵义》。
[8]《墨子·经上》。
[9]《墨子·兼爱下》。
[10]《墨子·非命上》。
[11][12]《韩非子·五蠹》。
[13]《论衡·非韩》。
[14]《老子·十八章》。
[15]《老子·十九章》。
[16][17]《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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