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元语言与现实逻辑
文 翔1，倪志安2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作为理论哲学范式的替代方案，实践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知”“应该”和“行”是实践哲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对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新阐释构成实践哲学的元语言。从实践的现实要求来看，在批判生活实践意识过程中去建构革命的实践意识是实践哲学的时代使命。为实现这一任务，实践哲学必须打通理论思维、实践思维与实践意识之间的阻隔，消除哲学家、教育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已经形成的鸿沟。
关键词： 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实践意识；实践思维；实践理性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实践哲学复兴运动成为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向之一。现代实践哲学的勃兴是在传统哲学研究范式陷入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趋向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实践哲学将取代理论哲学而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虽然目前实践哲学的活跃范围还仅局限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法哲学等分支哲学层面，但随着相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实践思维推理越来越需要一种“实践思维的形而上学”为它提供理论支撑和逻辑证明。如果确如现代实践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实践哲学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理论哲学的哲学理解方式，那么它就必然拥有一套区别于后者的独特话语系统和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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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哲学的元语言
在西方哲学史中，“知”“应该”和“行”的能指与所指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发生着演变，为反映这种历史变化，我们不得不回顾哲学的发展逻辑。
（一）关于“知”
知是认识世界，因其认识结果必须通过“××是什么”来言说和表达，知也就表现为“是”（理论）。在西方哲学诞生之初，世界就被人为地划分为二重性存在——现象存在与本质存在，于是，“是”就具有两种形态——认识“现象存在”而产生的“实然之是”（具体科学）和认识“本质存在”而形成的“本然之是”（哲学理论）。又由于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那么，无论“实然之是”还是“本然之是”，都必须遵循“是的法则”——既然“存在”唯一，认知结果就只能为“一”不能为“多”。否则，就是“不是”。
1.关于“实然之是”
必须辩证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寻求对立面的同一性”。新知行统一观主要针对理论而言，它一方面强调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理论必须是“实践理论”），另一方面强调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从而可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指导实践。这即是说，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统一既是以二者的严格划界为前提，又是以它们有差别统一为最终指归，从而辩证把握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此外，实践哲学还需要考察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理论本身不会实践，理论要指导实践就要掌握有实践力量的人——群众。众所周知，人民群众接不接受一种理论并把它转化为支配行为的实践思维，直接关系到该理论“能否趋向现实”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践理论。这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条件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意识和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都要具有实践思维的特性。实践哲学的现实任务是：探寻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去打通理论思维（“知”）、实践思维（“应该”）和实践意识（“行”）之间的阻隔。在整个链条中，实践思维无疑具有联结理论思维与实践意识、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纽带作用，三者关系用图2表示如下：
亚里士多德最先在《范畴篇》考察了“实然之是”的各种情况。认识存在只能从认识它的存在方式，而范畴表征的就是“存在的本然存在”，用逻辑语言刻画就是：S是P。谓词P的数量为“多”，与之一一对应的学科类型也必然是“多”。认识结果为“多”，自然就违背了“是法则”，这意味着“任何具体学科都不研究存在本身”。暂且不论因人类认识局限造成的认识假象，每一个判断只不过是对整体存在之部分的如实描述。虽然我们在“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历史统一”的意义上可称这些科学认知结果为“实然之是”，但相对于“本然如是”而言，它们依然可能是“或然之是”。亚里士多德晚年意识到“是法则”的悖论：如果P为多且相互等值，那么任何一个谓词范畴在逻辑上都不能等同“是”本身。“是”的多重含义①塑造了多重相互矛盾的“存在镜像”，这反而增加了人类整体把握世界的难度——我们需要谨慎辨别：哪些“是”是视角差异，哪些“是”是程度不同，哪些“是”是真伪之别？一言以蔽之，我们力图面向事物本身，但对“是”采用分缕条割的方法却在无意中消解了“事物本身”。
2.关于“本然之是”
诸多的“实然之是”直接肢解了事物“如其所是”的整体性，那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资格和权利代表“存在”本身，这意味着事物“如其所是”依然处于“遮蔽”状态——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断揭示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诸多“实然之是”之间的不一致性必然迫使人们进一步追问“真理性认识如何可能”问题。这个本具有方法论反思的理论②却被先前哲学家们独断地宣称是“关于本质存在的唯一知识”，从而又形成了众说纷纭的“本然之是”。先前哲学理论想要克服科学认识的片面性，但哲学流派林立之事实昭示着，形形色色“本然之是”的论证或论战并不符合“是法则”，“如其所是”问题依然晦暗不明。
目前，尽管“知之应该”与“行之应该”还处于两军对峙状态，两者合流趋势也愈加明显——无论是科技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拒斥抽象思辨，强调“应该”问题的解决必须由社会生活中的特定共同体成员在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中通过沟通、交流、对话和理解等方式来达成“包容性共识”。这意味着，“应该”问题由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境况将受到更多的挑战。
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然之是”与“本然之是”总是缠绕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观念：既然“本然之是”等于“如其所是”，那么它就是所有“实然之是”的“应然之是”——这实质上赋予了“本然之是”具有规范、衡量和评判一切“实然之是”的权威。“本然之是”与“应然之是”的联盟使哲学理论不仅具有“知之应该”的意义，而且蕴含着“行之应该”维度。从古代的“知识总汇”到近代的“科学之科学”，理论哲学一直处于这种养尊处优的地位。究其社会根源，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指出的那样：将哲学从广大的生活领域中孤立出来使之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无利害的游戏，其中也隐含了巩固知识精英的阶级特权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的利益考量③。康德的“理论理性的有限性”无情揭穿了先前哲学自诩是“本然之是”或“应然之是”的谎言，从而为人类认识树立了一个“到此止步，不可僭越”的界碑。但是，这不仅让具体科学知识失去规范性，而且把“行”也纳入人类反思领域。
（二）关于“应该”
所谓“应该”，就是规范性问题。理论哲学家认为，哲学是“本然之是”的代言人，具有绝对规范“知”与“行”的始源意义。自理论哲学遭到普遍质疑以来，具有双向流动功能的“本然之是-应然之是-实然之是-行”的逻辑链条就被掐断了。此降，不仅“知之应该”和“行之应该”问题被分别提出，而且“知”与“行”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这种变化用图1表示如下：
图1 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历史变化
注：图中
表示必然的逻辑关系，
表示或然的逻辑关系
由图1可见，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分野在于：前者强调“应然之是”内在蕴含着“知之应该”与“行之应该”的统一，其基本依据是“本然之是”；后者则认为，“知之应该”来源于对“实然之是”的反思，并反过来指导“知”，而“行之应该”来源于对“实然之行”的反思，并反过来指导“行”。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知之“应该”和行之“应该”是从即将终结的“应然之是”中脱胎出来、处于分离状态的两种“应然”知识，目前都还处于重建中。从业已显露的端倪来看，“知之应该”更为强调理论“合科学性”，主要由科学哲学来担纲重构；“行之应该”侧重理论“合情理性”，主要由实践哲学研究来主持。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分野恰恰为两种应然理论的出场积蓄了力量。在探寻“知之应该”方面，“历史理性主义、科学实在论、社会建构论以严肃的替代者姿态出现，以作为被广泛认为失败了的实证论/经验论纲领之后的选择”；在奠基“行之应该”方面，接着“人存在之应该”追问的余韵，各种实践哲学也是“纷至沓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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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然之是”与“本然之是”的历史关系
（三）关于“行”
所谓“行”，即“实践”（也可称为做、劳动、行为或改变世界）的问题。众所周知，解决任何一个实践问题可能筹划出无限多种行动方案，其中就有“哪一种方案更明智”或“实践智慧何以可能”的考量。
1.“行之应该”的两个维度
人进行实践思维时，必然思虑两方面的“行之应该”：一是价值规范意义上的“行之应该”（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价值理性”），二是方法论意义上“行之应该”（类似于“工具理性”）。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善”问题，把后者称为技术问题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应当避免的东西，很好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⑥。从该论断看出，实践智慧就是价值目标与实现手段的统一，从而使实践既有目的之善，也有结果之好——两者统一就是正义。这就是说，一种完备的实践哲学必须同时对上述两方面给予科学说明，从而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的分离恰恰是现代性难题的症结所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彰显具有实践智慧性质的“实践理性”。
从实践哲学视角来看，生活实践与革命实践只是意识上的差别。任何行为都是在自我意识支配下发生的客观事实，无论这种意识是“显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我们称这种“已发”且“必然发之于行为”的意识就是“实践意识”——它不仅与对应的行为构成必然性的逻辑关系，而且也为后者提供内驱力。实践哲学的理论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实践意识的产生机制，亦即把握行为发生的充足理由律（在概率论意义上的“行之应该”）。一般说来，支配生活实践的意识是“自发的实践意识”，并不需要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支配革命实践的意识是“自觉的实践意识”，它要改造传统的生活实践就必须提供新的做之应该的说明。在对问题的意向性解决之中，革命实践的意识无疑带有强烈的理性实现和思想启蒙的意味，所以我们更愿意称它为“实践思维”。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生成的常识——宗教、科学或哲学都可以内化并构成“断片化的常识”的要素之一——而生活，因此常识往往就构成生活实践意识的背景结构。与之相对，实践思维要求打破常识，不断让“智”的因素在实践意识（知、情、意统一体）中占有主导性的比重，并构成人们应该遵循的新的行动逻辑。与消解思辨哲学就是要杜绝思辨的加工方法在具体科学中运用一样，确立实践思维就是要基于具体的实践活动来为盘桓在我们头脑中的生活实践意识“去蔽”。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构建一种“新的行之应该”就是不断消解、扬弃、融会“旧的行之应该”的过程。
实践理性是“理性地实践”而不是“理性的实践”，作为理论理性的彻底否定者，它的“理性”因素只能诉诸科学理性（康德意义上的“知性”）。换句话讲，科学理性虽然不是实践理性的全部，但具有锻造工具理性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严格的理论哲学，主要任务是反思科学认识何以可能，同样含有丰富的“工具理性”意味。如果说“如其所是”是总体之好，诸“实然之是”则就是部分之好，这意味着科学理论也具有规范“行”的功能。即使如此，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科学理论为复数，实践形式也是复数，两者的关系呈现出“多对多”的网络结构；哪一种科学理论可作为“行之应该”，都需要在特定的实践境况中具体考察。
3.“行”与“知之应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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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哲学的现实逻辑
4) 数据记录和查询。能自动定时或手动对所有显示的数据进行保存和报警、消警记录保存；既可查询某一时刻所有测点的数据、控制状态信息及指令、安保状态信息，又可查询当天和某一时段的报警、消警记录。
（一）实践哲学的理论逻辑
生活实践和革命实践都是现实感性的实践活动，只不过由于出场先后次序不同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和性质，在相对意义上使用。今天的革命实践就是明天的生活实践。如果没有革命实践出现，人们可能永久地重复着“前一创造性实践”所一般化后的陈旧劳作方式，所以革命实践总包含有应然、超越、批判和变革传统行为方式的维度：不在既存的“定在”之中分享别人给予的自由，要求在不断打破“定在”之中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不在社会必然性给定的有限空间做有限的选择，而是在自然必然性的限制之中扩展无限可能性。真正的实践哲学对革命实践抱有历史主义态度：革命实践只是人类生活世界历史中的一段段“小插曲”。这并没有否认革命实践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当革命实践被普及并转化为普遍重复性实践之后，它就具有优化和提升生活实践之功效，从而促进社会实践的整体进步。
要使行为明智，必须面向事物之整体，必须把握住那个总体性的“如其所是”。但是，人类始终无法直接把握这个“本然之是”，不得不借助诸“实然之是”来指导实践⑦。如前所述，诸“实然之是”从不同方面分有了“本然之是”，因而不过是反映“本然之是”的“碎片”。按照“实然之是”行事，虽然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某种方便快捷，但它终究是“残缺不齐的行”——工具理性至上论之弊端可窥见一斑。如何在运用“实然之是”的同时而不沦落到实用主义的窠臼，就成了实践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基于常识就知道，解决实践问题的技术手段很多，择取哪些技术手段以及怎样去优化组合它们，必然要受价值取向制约。由此可见，实践哲学视域的“行之应该”，不仅要反思理论的科学性，还要审度选择与组合的科学性，这是理论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前所述，对“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只会把整体性的“是”分缕条割，因此如何把诸是或诸范畴或诸具体学科在同一对象身上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就成为“知之应该”的特有内容。
2.“行”与“实然之是”的关系
（二）实践哲学的实践逻辑
实践思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当今人类面临的实践问题不断出现，而且攻克它们的难度极大。究其思想根源，这些实践难题大多数是传统知行观酿下的“苦酒”——无论是以“实然之是”指导实践，还是以“本然之是”指导实践，都没有正确厘清“是”“应该”与“行”的关系问题，因而就无法彻底根除理论宰制实践之事实。既然理论哲学范式是现代性难题产生的“病灶”，那么治疗这些问题的方案再也不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式。解放思想是一切实践之先导，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需要实践思维，现代实践哲学兴起就必须为革命性实践思维提供存在论说明。另一方面，在当今大实践时代，实践活动在深度、广度、速度、规模、样式等方面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很多实践工程都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存模式可以照搬照抄。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实践哲学必须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地为这种大实践提供一套实践推理模式。大实践带来一个有目共睹的变化，实践决策逐渐告别个体意义上的决断而要求相关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民主协商。如何营造一种良好的民主协商氛围，抑制精英主义集团利用话语权凌驾实践的倾向，同样也是实践哲学的应有之义。一言以蔽之，新知行统一观应该力求摒弃理论与实践只是形式统一的做法，转而建构一种符合实践本性的“行之应该”来无缝焊接它们。
甘油酯通常指由甘油和脂肪酸（包括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经酯化所生成的酯类。甘油酯是中性脂肪，是血脂肪的成分之一，扮演着贮存与输送的角色，大部分存在于乳糜微粒及极低密度脂蛋白内。甘油酯和胆固醇都是造成动脉硬化的危险因子，现代人吃得好，更要小心防范。
分别以0.1%乙酸-甲醇、0.1%乙酸-乙腈、2 mmol/L乙酸铵-甲醇作为流动相进行样品分离。结果表明，用2 mmol/L乙酸铵-甲醇作为流动相时物质分离度、峰形、响应值以及保留时间的稳定性均优于0.1%乙酸-乙腈、0.1%乙酸-甲醇，故本方法最终选用2 mmol/L乙酸铵-甲醇为流动相进行洗脱。图1是三氯蔗糖在优化的色谱和质谱条件下的MRM色谱图。
【中医解读】这六路“神剑”其实是以六个穴位命名的。这些穴位虽然没有武侠小说描述的神奇威力，但确实有一定的保健效果。
图2 三类实践思维之间的关系
从图2可以看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必须是把“实践思维”贯穿于它的形成、传播和执行这样一个完整过程。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必然要求理论家、教育者和人民群众都掌握同一种性质的实践思维方式，或者说这三个群体运用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同质的。从具体功能来讲，理论家的实践思维主要提供“知之应该”知识，教育者的实践思维主要提供“行之应该”知识，人民大众的实践思维方式主要解决“具体之做”问题。如果上述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偏差和变形，理论与实践统一必然受到阻隔。过去的理论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人为地在底层人和上层人之间、人民大众和精英分子之间划上一条鸿沟，所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离就在所难免。实践哲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每一个体意识都根据自己头脑中的“常识”（科学、哲学、宗教）来构建实践思维，那么如何来保证每个个体、或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实践思维始终是同质如一的呢？理论与实践脱节背后折射出来的恰恰是不正义的社会结构问题，用现代哲学的术语讲，就是“主体-主体”结构问题。因此，实践哲学必须在对历史遗留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之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等）的合理解答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说，目的性活动与手段性活动、自由活动与必然性活动、充当目的的群体和充当手段的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话题。
注释：
按照不同标准可把“行”划分出多种类型，并能据此建构出各种部门性质的实践哲学。从元哲学层面看，任何一种能够称得上“实践哲学”的理论都力图通过反思人类的当下行为而设计出一套理想的行为模式。也即是说，在元实践哲学的视域中，“实践”只有两种存在形式：“生活实践”（也称“重复性劳动”，本身体现为现实事实，或者说日常生活方式）和改变生活实践形式的“革命实践”（也称“创造性劳动”，本身体现为对现实事实的否定和超越）。与之相对应，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使生活实践不断向革命实践转化。
①据西方学者考辨，“是”具有四种用法：起连接作用的系词、表示“存在”(existence)、表示实在（reality)和表示判断中的真概念（true）。转引自：徐长福的《走向实践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特别说明，本文关于“知”“应该”和“行”关系的论述深受徐长福教授的影响）。具体出处来自Desmond Le译注的The Republic，Penguin books，1987，London，pp206-207。
从权责明确的角度看，成员的权利和集体资产所有权的归属是依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所占有的份额进行分配的。国家《物权法》规定，所有权可以分为处分、使用、占有以及收益4个方面的权利。所以，应该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处分权、使用权、占有权以及收益权，允许享有权利的成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偿退出、抵押以及继承。对于成员的责任，要明确集体资产的管理与运营责任主体，组成成员通过成员大会行使集体资产管理的决策权以及监督权，同时实现资产收益的分配与协调，依照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经营管理风险。
②哲学发展不断把这个问题的实质呈现出来：古代哲学主要是关于“是”的知识；诸“实然之是”之争使近代哲学追问“怎样才能形成真正的‘是’”即认识论转向，诸“应然之是”之争又使现代哲学认识到这实质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方法论转向。
③[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美]约瑟夫·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戴建平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⑤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⑥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页。
⑦“做”面对的是“整体性的事实”，那么“做”知识必须是总体性的“实然之是”——区别于理论知识是非总体性的“实然之是”。从这个维度看，总体性或整体性是实践哲学的必然要求。总体性的“实然之是”是否就是事物的“本然之是”尚待进一步考察，但思虑周全的实践活动无疑更具有哲学韵味。
2.牛副流行性感冒。剖检可见支气管肺炎和纤维素性胸膜炎变化，肺泡和细支气管上皮细胞肥大、增生，肺脏实变。
Meta-language and Practical Logic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Wen Xiang,Ni Zhi'an
Abstract：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theoretical philosophical paradigm,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From the internal logic of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knowledge”,“should”and“walk”are the three basic categories of practical philosophy,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constitutes the meta-languag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Judging from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of practice,constructing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practice is the era miss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ask,practical philosophy must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 between theoretical thinking,prac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consciousness,and eliminate the gap that has formed between philosophers,educators and the masses.
Keywords： Practical Philosophy；Theoretical Philosophy；Practical Consciousness；Practical Thinking;Practical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5X（2019）02-0068-05
收稿日期： 2018-1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ZX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2015M582508）
作者简介： 1.文翔，男，哲学博士，四川文理学院教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博士后工作，主要从事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研究；2.倪志安，男，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研究。
编辑 真 明
陈 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