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重点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改革时代是共富时代，是民生本位的时代，是质量增长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又要高度警惕和反对过度市场化倾向。进入后改革时期，改革面对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以及特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需要针对后改革时代面对的主要矛盾，探讨后改革时代的改革趋向及改革的重点。
一、后改革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改革进程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不计成本粗放型发展的一种否定，由此我们可以将1978年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个阶段界定为前改革时代，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的时期可以界定为后改革时代。前改革时代我们社会存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物质供应短缺的矛盾，经过30多年的前改革时代，这些矛盾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在基本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矛盾后，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比如社会分层、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拉大。而后改革时代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不和谐带来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第一，数量增长与质量增长失衡的矛盾。在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持续以高速度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表现在数量上，形成了“高数量、低质量”的特征。但是，影响经济发展结局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经济增长的质量。进入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形成了数量增长与质量增长失衡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不公平、经济增长的模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的代价依然比较高，国民经济素质和经济竞争力有待提高。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背后反映的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第二，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农村相对落后的矛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是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的，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还在扩大。城乡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城乡产业差异、生活方式差异、基础设施差异、市场的分割、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异，不仅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进一步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城乡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人均公共资源禀赋的差别，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同，财政政策的“非农化”偏好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第三，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利益冲突的矛盾。在前改革时代，市场机制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两极分化，形成了贫富之间、劳资之间、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改革开放之前所没有的，这些矛盾的本质是利益失衡，是后改革时代面临的最为核心的矛盾。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1]。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来源于利益差别，利益差别引起了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进而形成利益冲突；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在前改革时代，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利益正在逐步分化，市场化改革的正收益者形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强势利益群体。而市场化的负收益者成为了市场济中的弱势利益群体。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造成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
第四，过度垄断与过度竞争的矛盾。在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垄断和过度竞争并存的矛盾。一方面存在严重的过度垄断，大型国有企业数量减少，资本和规模空前集中，在市场垄断领域出现寡头垄断格局，自然垄断领域正在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行政垄断领域也在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与过度垄断相联系的是过度竞争，过度竞争概括为低集中度、持续性过度供给或过剩生产能力和经济绩效较差的产业的一种市场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权竞争，导致了许多行业出现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造成了产业内的生产能力大面积闲置，阻碍了稀缺经济资源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部门转移。这不仅影响了竞争的效率和正常秩序，而且影响了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第五，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要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又制约着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才能使国家不断迈向文明和进步，使人民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经济与社会整体发展中，经济发展始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社会发展是根本和目的，社会发展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在前改革时代，我们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使得我们在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中遇到一系列社会性的问题，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如失业人口增多，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差距扩大，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城镇弱势群体及相当部分农民的生活还面临困难；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
二、后改革时代的改革趋向
面对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以及特征，后改革时代的改革趋向表现在：
第一，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金融结构的优化。在前改革时代，通过1994年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当前金融领域仍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金融改革的任务事实上没有完成，“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只完成了一半”[2]：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存在着金融风险隐患。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金融结构的优化：第一，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第二，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实现城乡体系的对接；第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第四，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此外，还要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企业内部管理，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
第二，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城乡协调发展。前改革时代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色彩，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相比较，其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农村经济组织没有发育起来、土地流转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对缓慢、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没有完全发育成熟，造成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要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城乡分割的一系列制度[3]。以稳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目标，建立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努力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各种经济组织，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大力扶持和促进多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成长，包括农村双层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各种经济联合体、农工商一体化联合等经济组织的成长，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三是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这是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为构造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提供条件；农村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关键是在稳定农民承包土地的基础上，推动承包土地、农村建设用地以及农民宅基地的有偿流转；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要建立一个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农村金融格局。
第三，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现代化事业的两个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尽管它们各自履行的功能不同，一个主要关涉发展的速度，一个主要关涉发展的平稳。因此，在后改革时代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可持续性，将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是更加强调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上，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协同，通过社会有序发展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保证。在发展机制方面，注重多样性、复杂性、整体性的发展。二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公共教育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正确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为经济建设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推进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第四，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垄断的规制。前改革时代的改革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私人部门市场化程度已较高，但公共部门的改革滞后，表现为服务理念不强、运行方式落后、业绩评估不科学等。公共部门改革的目标在于提高效率，引入竞争机制，抑制公共部门中的行政性垄断与自然垄断。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垄断的规制：一是引进竞争机制，凡是能够通过引进竞争机制解决的垄断问题，就应当坚决地引进竞争机制；二是加强政府微观规制。凡是不能通过竞争手段解决的垄断问题，必须通过政府的微观规制加以解决。如政府可以对这些行业的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服务水平、产品和服务价格等做出严格规定，并加强日常监管；三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我国现阶段的垄断，包括经济垄断、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几乎都与产权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按照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客观要求，不断地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问题。后改革时代就解决垄断问题而言，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深化企业股权结构改革，即要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实现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分散化和合理化。
第五，在后改革时代将更加关注政府职能的转变。前改革时代主要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进入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受到了政治体制的严重约束，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基础上，开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后改革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将更加关注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是政府要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解决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根本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要着眼于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政府职能转变要着眼于社会和谐稳定，着力强化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着力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政府必须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社会经济事务，从控制型管理方式向立足于服务和监督的服务型政府管理方式转变。必须支持和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为政府承担的部分服务职能转移提供条件。三是改进市场监管职能，创造规范有序的市场运行环境。打破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制定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建立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对市场主体履行道德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信用行为的监测评估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要努力培育和规范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推动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
三、后改革时代需要重点解决的主要问题
后改革时代中国应该建立共享式改革的价值判断，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立起人对经济的主体性地位，使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更富有合理性。从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出发，后改革时代的改革重点在于：
第一，高度重视新改革共识的确立。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30年，到2009年新中国经济建设迈过了6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年的成就，我们需要思索未来的改革指向与改革主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以体制转型为主线，以渐进改革为路径，通过宏观体制、微观体制的改革以及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所提供的动力机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2007年以来的短期经济波动、2009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困境意味着前改革时代的终结和后改革时代的到来。在时代到来之际我们需要确立新的改革共识，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导向。后改革时代我们需要确立6大改革共识：在后改革时代的改革指导思想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正确的改革观指导后改革时代的改革；在改革的方向上，必须坚持改革的意志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在面临的主要矛盾上，以传统发展方式的不和谐带来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改革观指导改革；在改革的主题方面，要树立科学改革观，科学改革观强调坚持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在后改革时代的价值判断方面，应该建立共享式改革的价值判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高度重视自主创新问题。在前改革时代，我国主要通过大规模吸引外国投资的方式，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科技发展上一些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技术转移，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尤为明显。节能技术的创新不足，导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增加，使我国经济发展陷入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资源短缺加重。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技术创新既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也是后改革时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需要积极促进自主创新：一是通过微观自主创新提高企业利润与核心竞争力；二是中观层次上通过产业自主创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三是宏观层次上通过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后改革时代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带来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并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因素、投资和教育变量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且投资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超过了劳动力增长；从短期来看，投资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而劳动力要素的作用却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劳动力处于相对过剩的情况。因此，在后改革时代我们应该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重视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这将有利于传统农业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向现代生产部门转移，推动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
第四，高度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结构性增长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理论、新思路、新实践，其本质是从投入性增长转移到效率性增长。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还取决于市场需求和空间的大小。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不仅发生在三大产业之间，而且随着三大产业结构变动，部门内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表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强相关性。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信息、通讯、生物等新产业并存，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这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互支持和梯次升级的结构深化过程。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过程中，要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中国经济增长从投入性增长转移到结构性增长上。
第五，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问题。在后改革时代，投资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这种经济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尽管学者们对中国投资占总支出的份额过大，消费占总支出份额过小而忧心，但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仍然要求加强资本积累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结构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这种结构使得经济更易受到投资方面的冲击，使得在经济上升阶段投资加速上升，经济下降阶段投资加速下降，这种经济具有不稳定性。而且会影响社会普遍的投资决策的原材料价格、实际利率等给经济带来的冲击都大于消费占总支出大部分的经济体，这种不稳定性是后改革时代宏观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所需要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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