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与英国重商主义者的富强观 *
王闯闯
内容提要 英国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是富强观念的重要倡导者。学界的研究长期集中于重商主义思想中“求富”与“求强”的关系，但忽视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谋求富强是否正当？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重商主义者的富强观与当时流行的共同体伦理难以兼容。为了让求富求强在伦理上正当，重商主义者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仍以共同体为根据，但将共同体的内涵从有机社会置换为国家，将共同体中公私间的有机联系替换为利益关系，形成了一套以国家主导经济竞争、公私利益系于富强的经济伦理，成为从传统观念向资本主义精神的过渡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重商主义 富强 经济伦理 共同体
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各类文献中，富裕和力量(plenty and power)这一短语曾反复出现。”①这一现象备受学界重视。在既往研究中，追求富裕与力量被视为重商主义思想的双重目的与核心概念，而争议不断的，是如何理解“求富”与“求强”的关系。②
以德国学者古斯塔夫·施莫勒、英国经济史家威廉·坎宁安以及瑞典经济学家伊利·赫克歇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国家的建立(state making)……它通过经济共同体创造出政治上的共同体”③。在他们看来，“求富”只是必要手段，“求强”才是重商主义者的最终目的。④与之相对，罗伯特·埃克伦德与罗伯特·陶勒森将重商主义视为寻租社会，转而强调重商主义者寻求经济管制以使自身渔利，换言之，他们认为重商主义者以求强为手段，以获利为最终目的。⑤除了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也有学者持中立的看法。维纳认为“求富”“求强”互为手段，都是重商主义者的最终目的。⑥经济史家查尔斯·威尔逊提出：“富裕与力量并非互斥，而是互补的概念。根据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这两个概念的侧重也有不同，但从未分离。”⑦
这一问题被反复讨论，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重商主义者以及他们思想的理解，更因为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从国家建构、经济分析、话语变迁、寻租社会等角度进行的讨论，往往削足适履，忽视具体的思想语境，更无法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富”和“强”，其道德上的合理性是什么？换言之，求富求强为何正当？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近代早期英国经济伦理转型为背景，讨论这一时期的富强之辩，以期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共同体语境中的富强
对现代人而言，谋求富强几近于常识，其正当性不言自明。然而，与现代经济学“伦理无涉”(non-ethical)⑧的特征相比，近代早期的经济问题是嵌入伦理中讨论的。换言之，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受制于伦理准则。在当时，经济伦理的主流话语是“共同体”(commonwealth)⑨，从共同体的角度理解，追求富强并非自明之理，反而是值得警惕的。
1.2.1 硼镁铝复合磷酸盐胶黏剂制备 称取适量的Al（OH）3和自来水，加入带有控温搅拌的玻璃反应釜中搅拌加热至90℃恒温持续30min，再缓慢加入H3PO4 100mL，升温到110℃，充分反应至溶液澄清，依次加入MgSO4，Na2B4O7·10H2O改性剂等，反应至透明，恒温1h，降温至90℃以下，出料制得硼镁铝复合磷酸盐胶黏剂。
所谓共同体，是指中世纪以来的一种有机体社会的理论。它认为社会是由地位有别、职能各异的不同群体构成，他们之间呈现出相互合作与依存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以蜂箱隐喻共同体：“一些蜂负责采蜜，一些蜂用蜜蜡筑巢，而蜂后却不做这些事；人类也需如此，一些耕种土地，一些饲养牲畜，一些建筑房屋，一些忙于灵魂的工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乃神的意旨，它符合各有所长的实际。”⑩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威克利夫以身体比喻社会，“手要友好地帮助头，眼要帮助脚，而脚要帮助身体。如果不是各司其职，整体就得不到好的照料”
。共同体理论所表达的是，共同利益大于私人利益，长远利益胜过眼前利益。在精神层面上，它以实现一个虔诚的社会为最终目的；在物质的层面上，它认为富裕和贫穷都无助于美好生活，追求适度拥有的状态。总之，共同体的利益所在，是秩序与德性，而非富强。
这一立场与传统上教会对富、强的理解相一致。阿奎那沿用亚里士多德对财富的定义，指出：“财富有两种，即自然的和人造的。自然财富是为了解除自然所亏缺的，如：食物、饮料、衣服、车辆、房舍等。人造财富本来对自然无用，如钱币，是由人设想出来以便交易的，视之如某数量的求售货物。”这样的定义着眼于财富的功能，并以它能否引导优良生活作为标准，从而使财富具有道德意义。因此，“幸福，即人之最后目的，不可能在于人造财物”
。相对于财富，力量(power, strength)在共同体价值中更加边缘，它被理解为各种能力(比如：理性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谋生的能力等)，它们最终都归于上帝，而政治权力或国家力量的概念尚未出现。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企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只有不断的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完成一次次的转型升级，永葆发展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党建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是企业软实力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市场竞争中的后备力量。因此，在新形势下，企业只有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的建设，全面落实各项基层工作，才能够使企业各项事业发展顺利进行。尤其是要注重企业基层的党建政工工作的建设，在工作中始终要将创新与发展放在第一位，这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政工工作的必然要求。
Gerard Malynes, A Treatise of the Canker of England ’s Commonwealth , London, 1601, pp.5～6, pp.5～6, pp.1～2, pp.1～2.
这一时期，最为激进地表达共同体理念的是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在《论共同体的至善状态和新岛乌托邦，有益不亚于有趣的真正的黄金小书》中，极力讽刺了对富强的执迷。他问道：“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至于竟喜欢小块珠宝的闪闪微光？”贪恋财富造成世间的罪恶，诸如：“欺骗、盗窃、抢劫、吵架、斗殴、骚乱、喧闹、叛乱、暗杀、变节、放毒、恐惧、焦虑、烦恼、辛苦……”因此，在乌托邦金银都是可耻的标记，被用来铸成粪桶溺盆。对于当时国家间的攻伐，他虚构阿科里亚人的例子阐述道：“他们为别人的区区荣誉而流血，但和平却不比过去更加牢固，因为战争使得国内的道德风尚趋于败坏，酷嗜盗窃成为第二天性。”
总之，他认为追求幸福乃第一要务，而谋求富强与此毫无关系，反使人误入歧途。
17世纪的清教徒也强调共同体理论
，他们认为个人的行为必须有益于社会，最终要能荣耀上帝。
著名的清教牧师威廉·柏金斯重复了传统的表述：“人的身体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它们发挥着不同的用途和职能，但并非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好处。就像眼睛负责看，耳朵用来听，脚是行走的。现在所有的人类团体都像身体。家庭是这样，各种特定教会是，共同体也是……这是神为了共同利益而加给人的。”
以此为出发点，他担心追逐利益将诱使人背离上帝，他说：“让我们想想，是什么让犹大背叛了主，是他想要发财。”
在清教徒看来，财富虽然是中性的，但也认为财富对于信仰构成了挑战。清教商人尼西米·沃灵顿在1650年写给其妻子的信中就谈到：“如果你在这儿(伦敦——作者注)，你将看到人们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身处逆境，他们尚能谦恭地侍奉上帝。如今富裕了，噢！他们是如此的骄傲，只为自己打算了。”
出于同样的理由，罗伯特·希尔才批评那些“不顾他人，甚至损害他人的人”，认为他们“简直就是尘世的负担，共同体的祸根”。
如果说人文主义者与清教徒对富强的警惕，是基于对人性的洞察和生活的经验。那么，他们约束对富强的追求，是为了捍卫共同体秩序，维持虔诚的信仰，并竭力避免社会的解体。到了17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还弥漫着一种质疑追求富强的情绪，保罗·斯莱克将之称为“富裕挑战”
，那一时期的学者从功利的角度质疑对富强的追求。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如果不能兼顾平衡，谋求富强便会拉大差距，最终危害国家。最先受到危害的是区域之间的平衡。彼得·黑林有言：“一个国家的大城镇就像是脾脏……在自然的身体中，它掠夺其余器官的皮肉和活力以使自己畸形发展。”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针对伦敦的，它在近代早期的发展
招致了多方批评，其焦点在于伦敦的发展让其他地方付出了代价。一份政府声明以共同体的语气写道：“作为一副身躯上的脑袋，伦敦显然是太大了，它使王国其他地区陷入了贫困和毁灭。”
同理，如果在分配上不能兼顾公平，谋求富强还会拉大贫富间的差距。温斯坦莱在《自由法》中写道：“在国王政府的统治下，骗子手用卑鄙的手法剥夺了善良人们的天赋权力，把他们的土地攫为己有，从而造成许多人痛苦的赤贫现象。本来聪明人应该帮助蠢笨的人，强者应该帮助弱者，而实际上聪明人和强者却使蠢汉和弱者破产。”
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追求富强，只会加剧社会分化，哈灵顿在《大洋国》中指出，产权的均势决定国家的性质，他还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强调：“当一个人或少数人拥有的财富超过平等法则或共和国组织所能容忍的程度时，就是发生暴乱的原因。”
其次，担心追求富强产生道德风险。这本是神学家关注的传统主题，在他们眼中，追求富强必然有损于对神的虔敬。而17世纪中后期对追求富强的质疑，更多是担心财富滋生贪婪和奢侈，最终将不利于国家。罗杰·科克就担心法国式的时尚、阔绰的生活和消费者的奢侈将是英格兰毁灭及衰落的原因。
辉格党人把奢侈与法国王室的腐败联系在一起，将节俭与理想的共和国美德联系在一起。
保罗·斯莱克对这些忧虑进行了概括：“收入的提高可能不利于分配，导致失意者多于成功者……由此带来自我放纵、道德与政治上的腐败、公共精神的衰落、社会失序、懒惰、疾病。于是，国家财富的增加，个人收入的提高……很难被界定为好事。”
在近代早期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传统依然根深蒂固，比那些新思想更符合人们的心理诉求。
在共同体的伦理语境下，谋求富强常常与社会失序和道德腐败相联系，因而备受质疑。到了18世纪，亚当·斯密还站在斯多葛派的立场上坚持认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让人得不偿失，它们虽然旨在给它们的拥有者带来幸福，但却无法使他们免于生活中的真正烦恼，“有时更是经常地暴露于焦虑、恐惧、悲伤之中；暴露于疾病、危险和死亡之中”
。与这些看法相反，重商主义者不仅重新定义了富强，更将它奉为其思想的核心，形成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富强观。
重商主义者的富强观
重商主义者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财富理解为自然财富与人造财富的总和。但在使用中，财富不仅指生活必需品，更泛指各类商品以及钱币；力量则被理解为防御性的海上力量。它们的意义都要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显现出来，所谓求富强，亦即谋求竞争中的相对优势，这与传统的共同体伦理格格不入。
杨庄路交叉口没有信号灯控，各流向的交通流在该交叉口自由交织，西进口的左转、南进口左转与北进口直行的冲突较为严重；同时西向北左转车辆抢道现象严重，对南北直行车辆造成影响；由于西向南右转方向行人步道较宽，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需要绕行进入机动车道，存在不安全因素.
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用于抵付一切外国货物的收入或财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造的。自然的财富，大抵限于我们能从自用品和必需品中省下来而输出到国外去的东西。人造的财富则包括我们的手工制品，以及我们辛勤地用外国商品经营贸易而来的。
尼古拉斯·巴本也将一切财货分为“自然的和人造的”，认为“自然商品作为自然的产品而出售……人造商品则是因为人工而改变了自然形态的商品”
。查尔斯·戴维南特更简明地说：自然的产物是土地上的果实，人造的产物为各种人工制品。
从技艺的角度区分财富，杰拉德·马林斯认为：“人造财富是自然财富的延续，二者都被钱币(money)定价、评估……因此，理性要求我们将自然财富，比如土地，以及人造财富，比如土地产出的商品平等看待。”
从商品而非生活必需品的角度去理解，重商主义者认为自然财富与人造财富在价值上是平等的，由于人造财富中凝聚了人类的勤劳、巧思、技艺……更受重商主义者的重视。托马斯·孟认为：“倘使我们对自然用上技艺，对自然财富施以劳动，我们的财富将让一切基督教国家既羡慕又害怕。”
威廉·配第也得出相似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一英亩土地，如果加以改良，可以和辽阔的土地相抗衡。”
戴维南特进一步指出：“对人们来说，勤劳和技艺增进了土壤和环境的优势，是真正的财富，甚至比拥有金矿和银矿还值钱。”
技艺不仅增进财富，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培根认为：“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关乎土壤、气候、人种，而在于技艺(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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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人造财富中，重商主义者对金银等钱币的态度最容易让人误解。在近代早期，金银备受重视，大众的心态依旧保留着对储藏金银的崇拜
，人们认为它可以“号令一切”；是“公共的收据，世界的尺度(standard)”；“一切贸易的生命与源泉”；掌握它的人就拥有“力量、权力、财富和荣誉”。
早期的重商主义者的确厚爱金银，将之作为国家真正的财富。到了17世纪中期，威廉·配第还认为：“黄金、白银和珠宝这些东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被视为财富。”
对此，亚当·斯密总结道：“赚取货币就成了最要紧的事……我们说一个人富有，是因为他有很多货币，说一个人贫穷，是因为他货币很少……所谓致富，就是赚取货币。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货币与财富，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同义词。”通过这样的表述，斯密意在批评重商主义者将财富和金银混为一谈。
但总的来看，重商主义者虽然厚爱金银，但并未将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他们认为钱币与“金、银、羊毛衣物、其他一切动产、家具”同属商品。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商品的价格，是财富的尺度与标准
，但它的价值只是想象的，基于人类的同意才生效。正如巴本所说：“货币并不是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因为它唯一的价值来源于法律，因此，印记打在什么金属上并不重要。”
而当一国积聚了大量的金银，就会让物价高涨，使商品的用途和消费量减少，最终对国家不利。
因为在商业交往中，金银与其他商品并无区别，是通过交易而获得利润。据此，尼古拉斯·诺斯认为，企图通过法律将金银保留在国内，并期望由此致富，这只是一种奇妙的幻想，并会阻碍许多国家财富的增长
。作为交易的媒介和通用的尺度，货币被理解为财富的象征，也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总之，当时人的观念中“金银只是第二位的、依附性的，布料以及各种手工制品才是真正的第一位的财富”
。
如果说“求富”就是追求商品与钱币，那么以求富为目的就令人费解了，因为无法回答要多少商品与钱币才算实现目的。换言之，如果求富是重商主义者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只有在与参照物的对比下才显示出意义。正如洛克所言：“财富不在于拥有更多的金银，而是在拥有金银的比例上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或我们的邻居。”
与财富相比，力量(power)一词显得抽象难以定义。维纳教授认为：“在17、18世纪，力量一词不仅指攻击或者征服他人的力量，也指财富带来的威望与影响力，还指应对外部威胁维持国家安全的力量。”
当重商主义者使用富裕与力量这一短语时，它主要指海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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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军事力量体现了重商主义者的共识，但在他们的论述中，这一力量的效用更多地表现为防御和威慑，而非进攻和征服。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战争耗费巨大。以第二次英荷战争为例，三年间英国的税收提高了500万英镑，这比1590至1603年所有战役花费的一半还要多。
在随后的九年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几乎从零增加到1670万英镑，商业航运暴跌了一半以上，羊毛出口和再出口贸易几近崩溃。
加之许多军需物资要从外国进口，导致英国钱币外流严重。托马斯·孟担心：“这种进出口的失调，将很快耗尽我们的金银。”
约翰·布里斯科说得更直接：“战争消灭你的钱币。”
在威尔森看来，海军竞赛的战略价值似乎越来越让人怀疑。它在船只、人力和物资方面花费巨大，而实际成果却屈指可数。尤其是对船员的需要，意味着海运贸易必须减少，有时必须停止。
换言之，以战争为导向的强大，是与发展贸易追求财富的愿望相违背的。巴本指出：“商人和军人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兴旺发达。”
洛克也说：“考虑到我们当下的情况，没有人会虚荣到要用剑来收获世界的利润，掠夺战败国的资金，以补充政府欲求不满的开支，满足人们对奢侈以及浮华时尚的渴望。”
在近代早期重商主义思想中，以侵略谋求利益的主张尚未形成，重视海上力量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安全：“使国内力量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也就是说，海军和其他军种要做好防守准备(攻击只是偶尔为之)，这才会让它国敬重我们的明智与正直。继而，他们不仅会同意更会乐于和我们自由贸易。”
如将力量理解为防御性的海上力量，那么力量与财富便呈现出互相依赖的关系，因为“重商主义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没有武力的支持是不可能追求经济目的的”
。米塞尔登在1622年就写下：“毫无疑问，国家和贸易的问题总是紧密联系并相互牵涉。”柴尔德更直白地说：“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而财富产生力量，力量又保护了我们的贸易与宗教。”
“因为英国是个岛，其防卫仰仗于船舶与海员，因此，我认为将利润和力量联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
达维南特以反问的方式重申这一理由：“没有力量，国家能安全吗？除了财富，还有什么获得力量？除了管理有方，拓展交通，一个国家还能用别的方式富裕起来吗？”
约瑟夫·熊彼特总结：“在商人阶级的思维里，力量和富裕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许多作家的共同特点。”
式中：GPS为排放绩效，g/kWh；E为污染物许可排放量，g；D为理论发电量，kWh；c为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mg/m3；M为废气排放量，m3；CAP为装机容量，MW。
求富强的正当性
以上论述勾勒了两种不同的富强观。在共同体的语境下，谋求富强是难以想象的，它伴生的道德风险与社会后果让人警惕；相反，重商主义者不仅改变了富强的内涵，更将它作为思想的核心诉求。于是我们要问，重商主义者的富强观是否正当，它又如何处理与共同体的关系？
重商主义时代，是市场经济扩张和国家竞争加剧的时代。从客观上说，重商主义者提出的一系列经济主张都是对内忧外患的应对。
但据此推论，谋求富强的合理性便在于社会经济形势，似乎危机之下，谋求富强乃自明之理。
这样的论述固然有理，却低估了传统思想对于重商主义者的约束。应该说，重商主义者求富求强的主张，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质疑，共同体伦理必不兼容对富强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商主义者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重塑了共同体，使其成为谋求富强的根据。
据保罗·斯莱克的研究：“1640年以前，任何蓄意的改进都面临一大阻碍，即必须证明它有助于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有利于参与者的私人利益。”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重商主义者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定要申明忠诚于共同利益，许诺不为一己之私。托马斯·孟认为，对外贸易产生三种利益，分别是：共同体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和国王的利益。其中，商人总以共同体利益为大，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在对其子的训诫中，他又写道，商人“要以极大的技巧和责任感去履职，这样，私人利益才会跟着公共利益而来”
。同为重商主义者的巴本，却站在共同利益的角度指责商人：“要么不懂贸易的真正利益，要么就是故意秘而不宣，以免妨碍自身利益。”
洛克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也常常澄清：“除了真理和我主以外，我从不偏袒任何一方……我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虽然借共同体之名，立富强正当性之基，但重商主义者所说的共同体，其内涵已从有机社会逐渐转化为国家，共同利益实际上已变为国家利益。商业探险公司的秘书约翰·威勒在为其公司的辩护中，动辄以国王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据，认为公司的组建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好处，也在乎维护政府和国家的荣誉。
萨缪尔·福特雷注意到：“那些天才，还有我们时代的氛围，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国家利益和改进国家。”他自己也不例外，写作了《英格兰的利益与改进》一书，以探求国家的富强之道。
尼古拉斯·巴本在《贸易论》中畅想：“如果臣民增加，作为王国的力量和收入的船只、货物税和关税也会按比例增加，王国不久就会变得十分强大，不仅能够维持它自古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统治权，而且可以把他的统治扩大到所有的大洋：这个帝国无论同亚历山大的帝国或凯撒的帝国相比，光荣都不逊于他们，而且幅员辽阔得多。”
在史家巴里·萨伯看来：被贴上重商主义标签的这些人，正是那些指导读者在各种经济工作中履行职能，以竭力教导他们怎样热爱并服务国家的人。
共同体是一个普世性的概念，而国家则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通过概念置换，当重商主义者强调共同利益时，实则确立起国家利益优先的伦理原则。如果说共同体利益在于秩序与德性，那么，在一个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国家利益就在于维持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换言之，国家利益(共同体利益)在于谋求富强。这在客观上使国家整合国内资源、干预经济发展具有了正当性。但是，重商主义者并不为国家干预私人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反而强调国家利益寓于私人利益。这是重商主义者对共同体伦理的第二处改动。
在传统理解中，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是一种有机联系，私人利益源自共同利益；而在重商主义者的思想里，共同利益由私人利益累加而成。在这样的转换中，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从一种有机联系转变为纯粹的利益关系。16世纪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史密斯借著作中骑士之口说道：“一大笔财富由许多便士组成，一个便士加上另一个，再加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就得到一笔很大的金额；同样，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以此类推)就组成了共同体。”
这样的说法在17世纪更加流行。马林斯认为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都以人人平等为理由，提出共同体内的物品归公众所有，但是“这种平等是无法建立的，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这样的平等，上帝也没有要求过”。他将这样的观点斥为荒谬，其理由是：“没有私人利益，就没有共同利益。”
换言之，干涉私人利益的做法便是损害共同利益。托马斯·孟说得更直接：“对一个国王而言，他之所以被认为强大过人，不是因为他钱柜里存着的大笔财富，而在于他有许多既富裕又心悦诚服的臣民。”
事实上，“君主自然要为臣民谋求福利，因为在臣民的福利中涉及君主自身的利益”
。在这些论述中，私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厘定，私人利益反成了公共利益之源，二者的主次关系被扭转了。
通过将共同体理解为国家，共同利益等同于私人利益之和，重商主义者重塑了传统的共同体理论。过去的学者常用身体来隐喻共同体，而在新的关系下，重商主义者更爱用家庭来形容共同体。米塞尔登使用了这样的比喻，他写道：“一个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家庭，父亲或者主人要卖的比买的多……否则他的支出就要大于收入了。”之所以考虑共同体的收支问题，乃是因为他已站在国际竞争的角度来审视共同体利益：“如果以高价过度购买它国商品，而贱卖少量的本国商品，会使其他共同体致富，而自己沦为乞丐。”
马林斯也说：“一个共同体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大家庭，君主作为家长，应维持与它国贸易的平等。”至此，重商主义者的共同体已是国家与私人利益的载体。而利益之所在，“将激发起人们的动力，以维持和扩大这一与公共财富、力量和幸福有重大关联的伟大而高贵的事业”
。
在对待荷兰的态度上，最能反映重商主义者的心态。荷兰与英国隔海相望，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荷兰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度称霸世界，被誉为世界马车夫、贸易中间商、欧洲的代理人和中间人。
对于荷兰取得的成就，尼古拉斯·巴本将之生动地描述为：“从一幅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变成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不久前还是一个贫穷渔村的阿姆斯特丹，已经发展成了欧洲主要城市之一。”
护理与法课程强调护生人文素质、法律意识的培养，强化护理风险认知和风险防范。在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护生认为良好的沟通能力、广博的医学知识、高超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医德是临床工作所需素质技能；而在自身需要提高的素质技能方面，更多的护生选择广博的医学知识（85.71%）和高超的职业技能（73.21%），只有50.00%的护生认为需提高沟通能力，仅25.00%的护生认为要注重高尚医德的培养。分析护生临床所需素质和自身素质提高需求，对课程知识、能力、素质进行分析细化，然后根据这些特征确定教学方法，最后确定相应的评价方法[3]，是考核方法改革的主要思路。
对于荷兰的发展，重商主义者一方面表现出轻视，认为荷兰人财富的源泉不过是英国的海洋与大地
，除了“渔业、勤劳和不停歇的工业，他们没有别的手段去获得巨大的财富与贸易”
。“荷兰就像是一只漂亮的鸟，它美丽的羽毛都是借来的，倘使每只鸟都要回自己的羽毛，它就要一丝不挂了。”
一方面又自惭形秽，沃尔特·罗利爵士说：“荷兰人利用英国的商品来削弱英国，耗尽英国的财富与钱币，并在对外贸易中打败英国人”，“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也是发展的阻碍。”
托马斯·孟更加痛心疾首地诉说，荷兰人依靠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王国领海内的渔业增进了财富和力量，而我们自己却不加爱惜、毫不在意，以致受到可耻的损失。在荷兰人勤劳努力的同时，“我们的广大人民却行骗、诉苦、盗劫、吊死、乞讨、憔悴和死亡”。“这是莫大的羞耻，简直就是危机”。
无论轻视或者羞愧，最终要表达的是对富强的向往。重商主义者相信荷兰人能做到的，英国“能做得更好”
。因为“英国不仅不比荷兰逊色，相反在所有的自然资源与人类技艺上，都更有优势”。只要英国人“不与自己为敌，再多一点勤劳……几年之内便能拥有巨大的海上力量，足以支配贸易，而荷兰人将从目前财富与力量的主人变为仆人”。
重商主义者对待荷兰的情绪虽然复杂，但都是站在国家立场上表达的，始终以在财富和力量上胜过荷兰为目的。这样的立场也反映在重商主义者对西班牙、法国等竞争对手的讨论中。可以这样认为，重商主义是马基雅维利式国家理性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它以共同体理论为框架，明确了国家在经济竞争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所在，便是求富求强——不断谋求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综上所述，富强是重商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对重商主义政策与实践的最好概括。在一个市场经济扩张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谋求富强便是维持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然而，重商主义的富强观念与传统的共同体伦理并不兼容。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商主义者依然使用传统的道德语言，强调共同体的正当性，但通过将共同体的内涵由有机社会转换为国家，将共同体所蕴含的个人与整体的有机联系转换为利益关系，使新的共同体成为求富求强的载体，以及求富求强合法性的根据。可以说，在从传统经济伦理向资本主义精神的过渡中，重商主义以富强为诉求的经济伦理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受到复旦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IAH6281520/004)资助〕
①⑥Jacob Viner, “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orld Politics , Vol.1, No.1 (Oct., 1948), p.13, p.6, p.10.
②[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认为：“关于‘利润与力量’(profit and power)的真实关系，是当时人们以及当今分析所争论的问题所在”。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1600-1750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 38.
③Gustav von Schmoller,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 trans. W. J. Ashley, New York: Macmillan, 1896, pp.50～51.
⑧阿玛蒂亚·森语，参见Amartya Sen,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2.
⑦E. E. Rich and Charles Wilso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495, p.573.
⑤Robert B. Ekelund and Robert D. Tollison, Mercantilism as A Rent -Seeking Society :Economic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④William Cunnin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Ag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0, p.459, p.594.
⑨约翰·华兹(John Watts)历史地考察了“commonwealth”的用法，发现这个词语最早于1496年出现在书名当中。从传统看，它被理解为：(1)公共利益(common good)，指在一种理想的人类社会中，财物得到公正与平等的分配，以及保护这些财物免遭外部的劫掠，内部的贪腐以及私人利益的侵占；(2)指共同体及与之相关的习俗。参见：Phil Withington,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Vernacular Origins of Some Powerful Ideas , Cambridge: Polity, 2010, p.139.
⑩Thomas Aquinas,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15, p.142.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London: John Murray, 1936, p.25.
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4册，中华道明会、碧岳学社2008年版，第17页。
对臭牡丹粗提物进行正负两种模式质谱扫描，结果显示负离子模式下响应信号强，分辨率高，因此选取负离子模式进行质谱分析，图2为臭牡丹粗提物的总离子流图.
Jack H. Hexter, More ’s Utopia ,The Biography of an Idea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53.
Margo Tod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Puritan Social Order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
Thomas Starkey, A Dialogue Between Reginald Pole and Thomas Lupset ,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8, pp.79～82.
在男人的指示下，楚墨进到一间茶室。茶室不大，装修尚好，墙上挂一幅《对弈图》，两个闲人坐在地上，半光着膀子，酒葫芦翻倒旁边。古琴曲《潇湘水云》飘起来了，小小的茶室里霎时云水掩映，烟波浩瀚。楚墨的心，也如同潮水般翻滚起来。
员工自身的和谐，包括健全的人格，积极向上的心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尚的情操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具体包括政治关怀、经济扶助、人文制度建设、职业生涯帮助、环境美化和认知疏导、情感疏导、社会环境疏导等，其目的就是首先要达到人自身的和谐，这也是企业和谐的中心。中国石化在此基础上，从胜利油田开始试点，逐步探索实施“员工帮助计划（EAP）”，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
这里指北方人文主义者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截然不同。参见[英]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九章“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John Colet, An Exposition of St Paul ’s Epistle to the Romans , trans. J. H. Lupton, London: Bell and Daldy, 1873, p.86.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9、116、67、35页。
保罗·西弗在对清教徒尼西米·沃灵顿进行的个案研究中也发现：在关于经济伦理的所有讨论中，共同体(commonwealth)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参见Paul S. Seaver, Wallington ’s World :A Puritan Artisa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33.
Paul S. Seaver, Wallington ’s World :A Puritan Artisa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33, p.129.
William Perkins, The Works of William Perkins , Vol.1, London: Iohn Legatt, 1626, p.751, p.193.
Robert Hill, The Pathway to Prayer and Piety , London， 1613, pp.80～83.
Paul Slack, “Material Progr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Vol.62, No.3(Aug., 2009), p.576.
Peter Heylyn,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s , London, 1652, p.270.
这与英国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没有陆地边界，海洋构成了巨大的屏障，这决定了英国军事力量主要由海上力量构成。此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
，国家间对商业和贸易线路的竞争日趋激烈，也要求发展海上力量。在配第看来：“海上力量，主要由能在海上作战的士兵和能够运载这些士兵在海面上进行活动、又适于航行各大洋的船舰构成。”
乔赛亚·柴尔德也认为：“许多的舰船和海员代表着英国的力量和安全。”换言之，海上力量有赖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能“开动和操纵船舰与大炮的海员”
；其二，是用于制造船舰的资源与军火，或者是能购买到相应资源与军火的钱币。正如萨缪尔·福特雷所言：“要造就一个卓越的、强大的国家，拥有财富和人口众多是两个最为必要的条件。”
柴尔德更以生动的“手和钱”(hand as well as money)的比喻对此加以概括。
据统计，伦敦的人口从1520年的约5.5万人增加到1600年的20万人，1700时更是达到57.5万人。E. A.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9.
Keith Thomas, Peter Burke, Paul Slack and Brian Harrison, Civil Histories :Essays Presented to Sir Keith Thoma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6.
这些我都忍住了没有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古家庄的古大富，一说我那个鱼塘就露馅了。你知道，吴小哥这样的人，有时感觉是很敏锐的。
[英]温斯坦莱：《温斯坦莱文选》，任国栋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1～182页。
[英]詹姆士·哈灵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4页。
Roger Coke, 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 , London, 1673, pp.49～55.
Paul Slack, The Invention of Improvement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50, p.53.
Laura Caroline Stevenson, Praise and Paradox :Merchants and Craftsmen in Elizabethan Popular Literatur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
转引自[英]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编《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李大军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成本收入比=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成本收入比是反映取得单位收入所耗费的成本，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该比率越低，说明银行单位收入的成本支出越低，银行获取收入的能力越强。如图6所示，南京银行和工商银行都没有超过(45%)这个指标，说明盈利能力较好。从整体看，工商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较为稳定，南京银行变动幅度较大，形成一个“v”型结构，总体来说工商银行的效益更好。刘卓的研究亦表明城市银行成本效率低于全国性银行。两家银行均在2015年成本收入比达到最小值，分别为25.49%、24.10%，这说明2015年是效益最好的年份，各项支出都达到最小值，说明当年的业务及管理费支出较小，营业收入较大。
Thomas Mun, England ’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895, p.9, p.100, p.24, p.112, pp.26～37, 2, p.93, p.14, p.107, p.99.
Nicholas Barbon, Nicholas Barbon on A Discourse of Trade , Baltimore: The Lord Baltimore press, 1905, pp.9～10, p.16, p.31, p.6, p.31, p.20, p.30.
Charles Davenant,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Works of that celebrated writer Charles Davenant , London, 1771, p.13, p.354, p.86.
经年累月的教化，使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近代早期的学者大都接受共同体理论。16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向往古代基督徒的虔敬生活，企图从世俗与宗教两方面革新他们时代垂死的基督教社会。他们确立起一类“新人”，其品性是完全符合共同体要求的：虔诚、克己、勤劳，投身于公共的和教会的事务，始终追求公共利益。如斯塔基(Thomas Starkey)所说：“人并非天生懒惰，追求享乐，而应辛勤劳作，目的不在于获得财富，用它进行无益的消遣和其他享乐，而是为共同体而生产必需品。”而对于力量，尤其是武力(force)，人文主义者的态度更加消极，认为战争必然是兄弟间的残杀。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如英国人文主义先驱约翰·科利特所说：“唯有善才能战胜恶，企图以恶制恶，自己便会堕入邪恶之中。”
William Petty,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 Vol. 1, Charles Henry Hull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p.249, pp.259～260, p.278, p.280.
Notch调节软骨细胞分化、成熟、增殖、存活只通过经典途径，并且激活Notch可通过RBPj依赖的方式抑制间充质前体细胞（mesenchymal progenitor cells,MPCs）向软骨细胞分化，促进增殖［9］。Dong等［10］通过敲除 Prx1-Cre、RosaNotch1ICD 小鼠的RBPj，逆转了发育异常的小鼠四肢软骨表型，并且逆转后的软骨与Prx1-Cre、RBPjflox/flox小鼠的软骨无法区别，证明了四肢软骨的分化中，RBPj是Notch信号通路唯一的调节物。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0.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 London: Allen & Unwin, 1954, p.342, p.328.
Barth Jonathan, “Reconstructing Mercantilism: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British Imperial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 Vol.73, No.2(April 2016), p.264, p.278.
但需要注意的是，富和强的互相依赖，是作为手段之间的互相依赖，它们均非重商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因为重商主义思想家也无法解释怎样才算是富裕，怎样才算是强大。所谓富强，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它总以它国为参照，体现为竞争中的相对优势。是故，在求富求强这个短语中，财富与力量都不是最终目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本身才是重商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正如霍布斯所言：“一再地被别人胜过，就是痛苦，不断地胜过别人，就是幸福。”
这才是求富求强的潜台词。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429.
Thomas Mun, 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 , London, 1621, p. 26; Josiah Child,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London, 1740, p.164.
Dudley North, Discourses upon Trade , London, 1691, p.26.
Henry Martin,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East India Trade , London: A. & J. Churchill, 1701, p. 16.
John Locke,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 Vol. 4, London, 1824, p.13, p.13.
据统计，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英国与其他国家共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92项，其中，许多是商业条约。转引自李新宽《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Samuel Fortrey, England ’s Interest and Improvement , Cambridge, 1663, p. 12.
Josiah Child,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 London, 1740, p.25, p.186, p.124.
M. J. Braddick,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1550 ～170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7.
John Briscoe, A Discourse of Money , London, 1696, p.115.
Charles Wilson, Profit and Power :a Study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Wars , Boston: M. Nijhoff, 1978, pp.155～156.
Edward Misselden, Free Trade , London,1622, dedicatory; Josiah Child, A Treatise Wherein is Demonstrated , London, 1681, p.29.
Thomas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 Vol. 4, London: John Bohn, 1840, p.53.
威尔逊就把重商主义称作“危机经济学”。转引自李新宽《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第51页。卡尔·波兰尼也说，“事实上，重商主义是在面对着许多挑战时的一个反应”。[英]卡尔·波兰尼：《剧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马格努松认为：“英国重商主义传统中的大多数作者，是依据人与社会的‘物质性’解释展开争论的。这与16世纪流行的态度相反，道德的必要性只被当作背景因素。”此外，他强调重商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方面在于，“经济必须被视为一个体系。这样，经济便是一个按其特定法则运转的独立领域”。阿普尔比也持同样看法，她认为：“托马斯·孟创造了一个新的范式。将英国的贸易联系从真实的语境中抽象出来，放置在一个思想模型当中……这是经济要素首次地从社会和政治的纠缠中脱离出来。”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视为现代机械主义宇宙观的胜利。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t Economics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p.8; Joyce Oldham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 p.49；[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Henry William 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97.
John Wheeler, A Treatise of Commerce , Middleburgh: R. Schilders, pp.22～31, pp.59～61.
Samuel Fortrey, England ’s Interest and Improvement , “To the Reader”.
Liah Greenf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2.
John Hales,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50～51.现在一般认为该书作者为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
Gerard Malynes, England ’s View in the Unmasking of two Paradoxes , London, 1603, pp.118～119.
Edward Misselden, Free Trade , London, 1651, pp.12～1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1600 ～1750 , pp.39～40, p.46.
J. R. McCulloch ed., A Select Collection of Scarce and Valuable Tracts on Commerce , London, 1859, p.5, p.13, p.16.
John Smith, The Trade and Fishing of Great Britain displayed , London, 1661, pp.11～12, pp.12～1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学专题研究”(项目号：17ZDA2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闯闯，1990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潘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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