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90年代以来大陆新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年代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2-090-06
1990年代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文化转向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同时导致了各种文化资源的分化与重组。人们如此描述进入1990年代后的诗歌写作：“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于是在“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1] (P182)。
新诗研究同样如此：在社会文化环境出现迁移的情形下，1980年代确立的某些研究观念和范式，进入1990年代后逐渐丧失了强大的话语优势，其历史势能有被耗尽之虞。对于1990年代以降的大陆新诗研究而言，“边缘化”似乎成了其难以挽回的命运趋势；这不仅是就新诗研究在社会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处境，而且也是就其在整个中文学科中的位置来说的。另一方面，“边缘”的位置却为新诗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进行着某种蓄积、调整和转变，使自己的1990年代同1980年代区别开来。
1980年代余绪：现代主义研究
新诗研究在1990年代所显示的最大变化，也许是研究者历史观的改变。在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氛围和诗学情境中，出于对政治化因素干扰的激烈反拨，追问历史“真实”、探寻诗歌“本体”，成为新诗研究的主要目标。同时，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语言学转向”，此际的新诗研究沾染了浓烈的“自律”色彩和审美主义气息。在这些研究方式背后，隐含着一个牢固的历史观念：新诗的历史是有着连续的延伸脉络、朝向进化之路迈进的历史。正是在这个观念的指引下，一些曾经遭受压抑的诗歌潮流(流派)和母题被释放出来，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梳理和辨析。
值得注意的是，与1980年代诗歌的文化英雄姿态和精英意识相适应，当时新诗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向是批评甚于学术建构。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新诗语言的真正探讨，要在199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才得到体现；而系统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论著，也均出版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如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吕周聚《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种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上述各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作品，体现了1980年代重视“本体”研究、具有审美主义特征的氛围的延续，并构成了1990年代新诗研究中势力强劲的景观，带动了新诗其他方面研究。以至于有论者总结说：“以流派为基础，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中心，以传统与现代融合为理想，集中于审美、观念层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新诗研究一个主要‘范式’”[2] (P267)。
可以看到，构筑完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史的叙述框架，是这些论著孜孜以求的目的，不过它们各有侧重点。例如，孙玉石试图重新阐释由朱自清、李健吾等人创立的“现代解诗学”，将其描述为一个较完备的理论形态，使之成为兼具问题深度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从而完成他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史论建构；由此，他站在“本体”论立场上，提出了以“融合论”创建“东方现代诗”的构想：
所谓融合点，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诗歌在关学范畴对话中呈现的相类似的审美坐标，也就是相互认同的嫁接点。在现代诗中这种寻求表现得最突出的是：意象的营造，含蓄与暗示的沟通，意境与“戏剧性处境”的尝试。[3] (P467)
事实上，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与诗学“会通”，也是其他许多现代主义诗歌史著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成为众多研究者挥之不去的情结。比如张同道在其论著的导论中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质确定为“中西文化的宁馨儿”，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的产物。因此，它的许多品质是西方的；同时，它依旧属于中国本体文化，是中国新诗的一支并且是中国古典诗的创造性延伸，尽管这种延伸是以叛逆的姿态完成的”。[4] (P9)此外，强调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现实指向、本土特征及其“中国性”，也是这些研究的相似之处。
相较之下，王泽龙的论著更愿意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抽取几个关键节点，将中西融合的思路转化为剖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意识：“注重精神世界探索与突出心灵体验的内心化倾向”、“意象体系的现代化”、“结构的无序化与语言的陌生化”[5] (P11-13)。而王毅的论著则“没有勾勒‘现代’的进化线索，也无意设定中西融合的终极理想，而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切入，带着鲜明的理论‘先见’进入历史，在价值信仰缺失的层面，对不同时期现代诗歌的特点、内在差异及具体文本做出深入解读”[6] (P67)，其散点透视的论述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无疑是1990年代新诗研究中的强势话语，但它的理论依据植根于1980年代的文化情境中。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有人在谈到这一“以‘现代主义’为核心原则的经典性叙述”——“经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诸子之手，现代诗已日渐由五四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途；而戴望舒、卞之琳……折衷于古今中外之间，斟酌损益，更已确立中国现代诗的特有面目，并终于在四十年代广泛的国际交流中迎来‘西南联大诗歌’的高潮……”[7] (P338)这番论述道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正遭遇的某种困境。正如有论者指出，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谈论因与“现实”、“传统”、“民族”的联系，而“得以容身于80年代的文化、权力秩序中”，“它的活力和有效性，也依托于80年代特殊的‘抗辩’结构，鲜明体现了当时的历史逻辑”；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迁变和“抗辩”结构的消失，有关的谈论则逐渐“沉积为一系列教科书里的常识”[6] (P65-66)。或许，经过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掘、整理和强化后，这样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8]。
尽管以现代主义诗歌研究为代表的新诗研究，在1990年代后社会文化趋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日益显出语境错位和内在潜能缺失的不足，但毫无疑问，它曾经在抵制(对政治化的排斥)与收束(回到诗歌本体)的双向运动下形成的诗学自律观念，以及围绕语言(形式)进行的理论探索，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这是不容抹煞的。
变动中的新诗史写作
上述有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叙述，占据了1990年代新诗研究——新诗史写作——的很大份额。而1990年代正是新诗史写作的勃兴期，新诗史著的数量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年代，其写作也呈现出多重的样态。不过，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那种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新诗史观和结构方式，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新诗史著作中。
一部新诗史著一般总是包含了一定的“新诗”观念。所谓“新诗”观念，就是指新诗历史的书写者如何看待新诗寻求“身份认同”(identity)的过程，把新诗对于“新”的探索纳入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其间无疑充满了书写者关于新诗的想象。观念和话语，实际上构成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决定着新诗史著的材料选取、结构方式、分期依据乃至行文笔调等叙述要素。正如洪子诚指出：“历史’的重建并非是各种复杂、矛盾因素的陈列，在这一‘重建’中，如何确立‘选择’与‘评价’的位置，来显现叙述者在意识受到历史的拘囿和束缚时对于可能性的思考和争取？”[9]
应该说，经过整个1990年代的累积和调整，新诗史写作在21世纪伊始方显出一些新的气象。倘若比照一下从1990年代初期(仍受到1980年代观念的强烈熏染)到近几年的新诗史著，便会发现其间的变化其实非常明显。
首先，原先看待新诗历史的“线性”思维，逐渐被一种问题式的、力图呈现新诗发展交错情景的新诗史观和结构方式所取代。例如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就为新诗史的构建提供了某种新鲜的史识，作者在导言里说道：“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正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作者还认为，“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的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10] (P20、4)。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解开了以往新诗史著过于看重厘定“座次”的纽结，将研究者思索的触角深入到新诗在驳杂的现代性语境中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本身，从而获得较多的新见和发现。
其次，在新诗史写作中引入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重视新诗发展同历史因素的复杂联系。比如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果把当代诗歌史同时也看做一部形象生动的当代思想文化史，似乎更能给人以某种启示”；“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如果忽略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很难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以及它的历史发展面貌”[11] (P9、3)。作者认为，“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概况的描述，需要有一个审视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的开阔眼光，需要辨析文艺与政治、诗人与社会风气、当代诗与外来影响、作者心态与读者伦理观念等之间的关系”[11] (P4)。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当代诗歌史》将探询的笔触指向了当代诗歌生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其论述重点是当代社会进程的某些关键“环节”，以及诗歌在这些“环节”的过滤、转述之中所发生的变形。
再次，对以往新诗历史叙述中的“诗意”标准及其所蕴涵的整一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颠覆，重新辨析新诗历史的“非诗意”部分。在这方面，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具有某种典范意义：其一，该著着眼于新诗的当代转折，譬如1940年代新诗的多样化艺术风格、多种“现代化”“方案”，为何在50年代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和选择中趋于单一；当代诗歌秩序的确立和新诗“当代形态”的塑造，是如何借助于对五四以来新诗的“历史清理”和诗歌“经典”的选定来完成的；不同区域的诗人怎样依照一定的“标准”或“规范”被分隔、改造和整合，从而获得不同的评价、身份与遭际(写作权利、风格的变化)等等。这种当代转折的考察，包括了新诗的某些“传统”如何在当代经过曲折的变异后，其形形色色的变体得以“延伸”和“极致化”，渗透到诗人的诗学理念和写作实践中而成为他们的“政治无意识”。
其二，该著十分重视当代诗歌的“生成”机制。该著对诸如“‘经典’的选定和确立”、“新诗道路的选择”、“诗人的类型”、“诗歌的形态”以及“发表方式”、“阅读方式”等命题的论述中，见出作者对当代诗歌“生产”过程和“生成”环节的浓厚兴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制约当代诗歌“生成”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不仅指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还包括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诗歌的内部机制和秩序本身。该著探讨了制度性因素如何显在或潜在地规约了当代诗歌的形态和进程。
其三，该著并不是一部简单地为当代诗歌作辩护的史著(虽然当代诗歌乃至新诗的生存“合法性”一直遭受质疑)，其立意也不在于昭示当代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它更多地是以对当代诗歌“生成”氛围与场景的呈现，让人触摸到历史盘根错节的肌理，同时得以窥见当代社会文化斑驳图景的某些侧面。这种力求还原社会生活、历史场景的原始生态以及诗歌在其间的境遇，借此消除以往历史叙述中过多独断论的做法，体现的正是一种类似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对于新诗史写作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是对新诗历史的“非诗意”部分(如1950-70年代诗歌)采取严厉的贬斥态度，甚至试图在叙述中抹去它们的存在。可以说，在这部新诗史著之后，人们很难再用一种永恒的“诗意”标准来期待、衡量、叙述和总结新诗历史了。
此外，近些年还出现了数种特殊的诗歌史，如刘福春《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之所以说这类诗歌史“特殊”，主要是因为它们采用了“编年史”形式，表面上只是一些史料的展示，实则有效地呈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新诗纪事》的“说明”称：“资料取舍的原则是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有新的发现，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的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勾划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12] (P1)。这同时也表明，那种“评价”式的、目的论的新诗史写作越来越遭到摈弃，对历史“细节”和史料本身的看重，正成为人们努力的一个趋向。
范式的转换：从批评到学术
如果说，1980年代新诗研究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实现的是为某种诗歌形态辩护的历史任务，因而批评的声音胜过建构的举动(由此涌现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蓝棣之等老一代批评家和唐晓渡、陈超、程光炜、王光明、徐敬亚、耿占春等中青年批评家)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当种种鲜为人知的诗潮流派、极端的诗歌实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常识”，与时代整体氛围的迁变——1980年代激情主义的消散——相关，新诗研究中充满锐气的批评也逐渐让位于内敛稳健的学术探讨。不过，步入正常的学术轨道的新诗研究依然面临着双重的难题：是恪守某种僵化的程式，以认同的姿态构筑一种关于新诗历史与现象的连续性过程，还是对既有的知识化描述保持足够警惕，通过重新追溯、“还原”和辨析来呈现新诗发展的错杂图景？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所提出的“不是要‘锁定’历史”，“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其“问题”式的思路给研究者带来一定的启示。从“问题”出发切入新诗的历史和现象，多少透露了新诗研究观念和范式即将发生变化。近些年出现的对新诗与文化(如宗教文化、都市文化、出版文化)关系的探讨，从历史语境、修辞策略、个体心理等方面对新诗文本的解读，虽然是尚待进一步开掘的议题，但已显出可喜的苗头。人们意识到，如何在现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取新的提问角度，拓展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将成为新诗研究获得更大活力的关键所在。
在目前众多讨论新诗“发生”、“起源”的著述中，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可谓别具一格。该著通过对早期“新诗集”的出版、传播、编撰、自我定位、接受和历史评价等诸多环节的考察，探讨了“新诗的发生与成立”这一命题的社会文化内涵。作者在描述早期“新诗集”的出版、流布和阅读状态的基础上，讨论了新诗“发生空间”的建立，以及这一空间“自足性”追寻过程中的读者群召唤、诗坛分化、阅读程式的塑造等活动。该著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正如温儒敏在为该著所作的序中指出：它“绕开那种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套路，除了对新诗的历史与审美的研究，又特别引入所谓‘文学经验研究’的讨论”以及“许多文学社会学的因素”，以此“对以往所获得有关新诗发生‘常识性’历史想象提出质询……这种质询不但丰富了对现代文学产生历史过程复杂性的认识，也可能会启发我们反思以往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开启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和新的思路”[13] (P1-2)。
的确，《“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所体现的其实是新诗史写作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在以往一些研究者那里，新诗历史是线性的思潮或文体的更迭史，总是按照一条既定的路径行进着，某一截也许会被定格和压缩，从中抽绎出一种诗学走向、一种理念或规则(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象征主义)；与此相呼应，一些命题被抽象化，成为不证自明的新诗属性的一部分，如抒情与叙事、自由与格律、古典与现代等等，这些命题在新诗中的复杂来源和延续路径却未被顾及。《“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在呈现新诗“发生”的历史现场时，“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讨论，譬如发表、出版、读者阅读、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这样，其“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即文本的生产、销售、接受和处理”[13] (P6)。这一扩展不仅将新诗研究从一般“内部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而且颠覆了习见的有关新诗演进——开端、奠基、裂变、反叛、深化、高潮等——的想象性描述。在范式转换的基础上，某些针对新诗历史和现象提出的命题、作出的印象式评判或结论，均需要重新审视。
在各种关于新诗的评判中，最具蛊惑力的论断莫过于：新诗“天然”地比古典诗歌低劣，这是因为它未能“继承”古典诗歌而导致诗意流失和成就下滑；而对西方资源的误读和过分依赖，造成新诗本土资源的匮乏，以至堕入“非中国性”甚至被“殖民化”的绝境——因此，新诗必须经过古典诗学的滋养才能够实现对西方诗学资源的成功“转化”，否则就会“食洋不化”。有关这一论题的辨析，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金丝燕《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很见学术功力。诗人郑敏在其著名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中，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她的论述在海内外研究界激起了不少回应，譬如臧棣就反问：“为什么我们总能在对新诗进行总体评价的时候感觉到古典诗歌及其审美传统的阴影？或者说，用范式意义上的古典诗歌来衡估新诗，其学理依据何在？”他进而提出：
中国新诗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个是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而是由于现代性的介入、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趋向、多元文化的渗透、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新的审美空间。所以，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14] (P89)
当然，“现代性”视角的提出，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新诗与古典诗歌、新诗的评价等问题。毋宁说，其意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思路的调整，同时也提醒人们要在研究中不断寻求超越，跳出思维板结状态，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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