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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与美国之间既存在矛盾，也存在共性。共性掩盖不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矛盾并不妨碍他们联手推行共同的价值观。
一、欧美共同价值观的基础
深入观察一下欧美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历史渊源、近代的发展道路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欧美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常常表现得沆瀣一气。在宗教方面他们大多信奉基督教，把耶稣崇拜为“救世主”，曾长期把其它宗教甚至基督教的其它支脉都视为“异教”，严加诋毁和迫害。欧洲早期的文化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的，其内核带着浓重的排他性。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英国的《人民宪章》仅仅在欧美文化的宗教基础上贴上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口号。从历史轨迹看，欧美都曾残酷地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屠杀殖民地的人民，而且也几乎同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发展道路方面，欧美国家在进入工业革命、工业化、后工业化和信息时代的时间先后相差无几。这就奠定了欧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接近的经济、技术水平，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相近立场。这是欧美的共性。
二、共同的价值观不等于共同的利益
今天，当欧美某些政治家大肆兜售欧美价值观，推广西方的社会模式和政治体制时，人们容易忽视他们之间的矛盾，误以为共同的价值观等于共同的利益。其实不然，因为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它们之间利益的异同，利益一致时，就是盟友，利益冲突时则可能成为敌手。
1775年至1783年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就与价值观的差异毫不相干，其导火线完全是由于英国过度榨取北美殖民地所致。当时法国派兵支援北美殖民地并赠予“自由神像”，绝不是因为法国比英国更热爱自由和独立，而是因为法国当时正与英国交恶。
冷战时期，欧美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为了对付苏联，美国在西欧部署了大量中短程核武器，甚至曾酝酿进驻中子弹。对这种据说只消灭有生力量而不破坏基础设施的中子弹，德国著名战略家埃贡·巴尔愤怒地称为“最不道德的武器”。德国政治家约瑟夫·弗兰茨·施特劳斯如此评价欧美的安全关系，他说：“只要不危及美国本土，美国人是绝对可靠的。自从苏联拥有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原子武器之日起，美国人就不那么可靠了”。（注：《施特劳斯回忆录》中文版第312 页）施特劳斯还说：“随着核大国苏联的兴起和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美国意识到一个可能发生战争的新时代开始了。美国突然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它的领土已不再是不容侵犯的庇护所，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战场。”（注：《施特劳斯回忆录》中文版第313页）
现在，美国人不顾德国的疑虑和法国的公开反对，决定拨款研制并在美国本土部署NMD系统，其目的十分明确， 即置欧洲盟国的安全利益于不顾，全力追求美国的“绝对安全”和绝对的“核霸权”。美国竭力把北约变成它称霸工具的作法遭到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拒绝。美国打着北约的旗号在欧洲家门口点燃战火居心何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和欧洲政治家的疑忌。道理很简单：民族利益高于共同的价值观。
三、美国的“孤立主义”是障眼法
谈及欧美关系时，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论点：“谨防美国孤立主义抬头！”一位西欧驻北京的高级外交官（他本人和他代表的国家都不亲美）在谈欧美关系时，就担心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可能抬头”。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就拒绝介入，只是因为后来美国船队受到德国海军的攻击才“被迫”宣布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当时美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要求美国持“超脱”立场。结果直到1944年6月6日，也就是在德国投降前11个月，美国才在诺曼底登陆，开辟对德作战第二战场。他甚至认为美国一开始也“不愿介入科索沃冲突，只是看到欧洲人无力解决南联盟的民族大清洗，才不得不介入的”。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一次大战从1914年7月28 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7年美国参战，战火已经燃烧了三年，离停战仅剩下一年时间，欧洲各主要参战国都已精疲力竭，面临崩溃。这时美国介入欧洲战事，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对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的地位。二次大战中美国重演坐山观虎斗的伎俩。从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到1944年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欧洲人苦苦等了5年！尤其需要说明的是，1943年2月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歼灭希特勒精锐部队20余万人，德军锐气大挫，战局出现根本性转折。美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时，苏军在南线已拿下了巴尔干，在中路已逼近华沙，离德国本土不远了，从时间上看，也快到“摘挑子”的时候了。这一次美国又用低廉的价钱购得了“欧洲大救星”的桂冠，执欧洲牛耳达半个世纪之久。苏联解体后，美国政界、军界和文人墨客们挖空心思寻找美国留驻欧洲的借口，最终美国抓住科索沃危机这个机会，迫使欧洲人再次确认它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其实，美国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时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孤立主义”倾向，野心勃勃地追求世界大国地位。（注：德国政治培训中心1990年出版的《美国介绍》德文版第112页）
欧洲人真的看不透美国的这种把戏吗？非也！欧洲人故作不知的真实原因在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为争夺欧洲第一把交椅，两次引发世界大战，到头来个个元气大伤，不得不投到美国麾下。直到今天，欧洲大国之间的猜疑仍没有完全消除，他们觉得没有美国这尊“保护神”，欧洲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可以说，欧洲人至今还没有树起自信心。
四、美国称霸需要西欧的支持
西欧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基石之一。如果没有西欧这块巨大的“垫脚石”，美国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因为美国的主要盟国集中在西欧。首先，冷战时期，北约的16个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之外，全是西欧国家，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这样的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它们都为美国战胜其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出过力，效过劳。其次，作为一个地区，西欧是最具影响力的，不仅自身经济发达，财力雄厚，科技先进，善于管理，而且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政治、经济集团，欧盟又是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现在拥有15个成员，正在与中欧、东欧和南欧12个国家谈判入盟条件，有朝一日将成为一个囊括整个欧洲的庞大集团。试想，如果美国得不到西欧的支持甚至与西欧交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境将会如何？第三，在冷战结束初期，东西方都有人在争论苏联崩溃的原因。美国人坚持认为是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尤其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压垮了。在欧洲，占主流的看法是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攻心为上”的“新东方政策”挖空了苏联存在的根基，即苏联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据笔者对东西欧局势变化的了解，撇开内因，单就外因来看，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对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产生的影响被人们大大低估了，它的效力远远超过美国的军事压力。可以说，在苏联不复存在的今天，美国需要西欧仍超过西欧需要美国。
五、影响欧美关系的几个因素
一是欧美之间的共性决定了它们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常常持相同或相近的看法，采取类似的立场。例如在意识形态领域，它们都不遗余力地标榜它们的社会是“文明”社会，它们的体制是“自由”体制，它们的国家是“法治”国家，它们的政党是“民主”政党，因而它们的一举一动都美化为“人道”行动。与此同时，它们竭尽全力把不同于欧美的社会体制贬称为“专制”体制，把没有照搬欧美模式的国家称作“独裁”国家，哪怕你全心全意仿效欧美模式，你也仅仅算是“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或“转轨”国家，欧美政坛上丑闻频传是“个人品质问题”，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丑闻则是“体制问题”。一言以蔽之，欧美在推行其社会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方面是一致的，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有些人倾向于“潜移默化，自然演变”的作法，另一些人鼓噪“人道主义干预”，不惜动武。
二是欧美关系的不对称性。在欧盟内部尚未达到政治统一。欧洲议会基本上是一个论坛，对欧盟的重大政策决定无发言权；欧盟委员会是一个办事机构，也有人称它为“扩大了的秘书处”，不拥有决策权；部长理事会和首脑会议虽有决策权，但由于实行“一致通过制”实际上等于“一票否决制”，结果是把决策机构变成了协商机构，常常议而不决。美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两党在国会山上相互攻讦，但凡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事，他们就会一致对外，携手共图，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策划和行动鸣锣开道。这就是美国能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长期牢牢地控制着西欧，把实力并不弱的西欧变成小伙伴的原因。科索沃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由于西欧内部形不成统一的意见，更缺乏统一的行动能力，只好求助于美国。表面上美国让英国和法国主持科索沃问题和谈，谈判条件却是美国人说了算。曾被美国前总统布什称作“领导伙伴”的德国也只是在美国决定轰炸南联盟前15分钟才得到美国的电话通报并要求德国立即表态，使德国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注：德国《明镜》周刊2000年第2期）
三是西欧的实力与西欧目前在欧美关系中所扮演的小伙伴角色不相称，从中长期看，这是欧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目前，欧盟15个成员国人口3.7亿，比美国多1亿；国内生产总值按1998年统计，为8.4 万亿美元，比美国高出6,000亿，欧盟各国占世界总产值的31%，美国占28 %；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各国进出口1.9 万亿美元（扣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21%，美国进出口1.7万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的18%。在西方七国经济集团中，德、英、法、意占了半数以上；在经济合作组织中，24个成员国中欧盟占了15个；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英法各占一个，随着联合国改革的完成，德国进入安理会的机会最大；即使是在美国把持的北约中，19个成员国欧洲占了16个。随着欧盟的东扩，欧盟可能把中欧、东欧和南欧的绝大多数国家接纳进去，到那时欧洲还会仰美国的鼻息吗？我看未必。关键是欧盟有无行动能力。
六、两点疑问
欧盟目前正面临着抉择，稍有不慎就可能使欧洲联合停滞，甚至倒退。这里指的是欧盟的发展方向和速度问题。其一，欧盟正在大力加深政治联合、防务合作，尤其是经货联盟，突出例证就是11个成员国放弃货币主权，采用同一种货币——欧元。应该说，在这几个方面欧盟的进展都不很顺利，奥地利自由党参政在欧洲乃至欧洲之外地区引起的风波和欧元一年来大贬17%就是佐证。恰恰在这个关健时期，欧盟各国领导人决定分两批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等12国开始入盟谈判。在这些入盟候选国中，有些国家的经济水平还不到欧盟富国的十分之一，如何弥合这巨大的穷富差别？显而易见，深化和扩大是一对矛盾，如何趋利避害，找到二者之间的最佳切合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二，欧盟目前的决策程序是制约欧盟行动能力的一大障碍。欧盟上下都在谈论体制改革，多数人认为应该改“一致通过制”为“多数通过制”，唯有如此才能改变欧盟在重大问题上议而不决的状态。另一派认为，“一致通过制”虽有缺陷，却是维护小国权益、避免大国说了算的有效手段，应该继续沿用。老实说，继续沿用目前这种表决制，欧盟就不可能摆脱“软散状态”，成为有行动能力的主体。
欧洲人希望挣脱“山姆大叔”的控制，成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平等伙伴，必要时甚至敢为自身利益对盟主说“不”。在国际上，抱此想法的人也不少，不过理想不等于现实，欧洲人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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