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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在所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社会，教育的目的已不再是人类社会经验、文明的传递，也不再是以发展人类文明为前提的帮助学生挖掘、发挥自己内在潜力的过程，更没有多少抚育学生成长的意义。当今西方和其它许多国家，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狭隘地应用在训练学生的专门技能、技术和技艺等方面，以达到求职的目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训练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工具，而不再是帮助学生挖掘自身潜力、抚育学生成长的工具。
同样地受着经济浪潮冲击的亚洲有些国家也同西方国家一样歪曲或者狭隘地理解了教育的目的。日本风行文凭热，便是这种片面理解教育目的的反应。中国目前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体系也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由于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常与高分制结合，因而也不适合培养适应经济社会的“求职”人材。人们常听说的“高分低能”，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状况。另外，没有希望升学的人便对学习心灰意冷，望洋兴叹，甚至弃学、停学，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民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那么，目前中国新型社会条件下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已是刻不容缓、影响重大的课题。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人称为“先师”。孔子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一书中，“从政”是孔教的任务，即“学而优则仕”，因此在孔子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均以培养安邦治国之人材为目的。用现代术语来说，专业是一致的，因此就不存在专业对口的问题。
由于孔子认为“政者，正也”。提倡的是“仁政”，故把“仁”看作从政的最高准则。因此孔子的“优”实际上是“仁”的高低之分。孔子在《论语》一书中，论“仁”的次数最多。孔子对仁的看法，意义广泛、复杂，但究其根本是爱人，即从爱人的思想出发，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地为他人服务，这就是仁人所具有的品德。按照孔子的标准“为仁”就是“为人”的理想，仁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按照孔子的观点，教育首先要解决受教育者“做人”的问题，孔子十分强调“做人”即做“仁人”，把仁看作从政的最高准则，牵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治国的政治大事，把仁的范围推到更广阔的地步。孔子把仁和政治结合起来谈，说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一句名言，为后世儒家所广泛传述。“克己复礼为仁”便是孔子对如何才能达到“仁人”水准最有名的答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事事都合乎行为规范，便是其具体要求。
孔子的“仁”不只是“仁爱”。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仁者必有智”。治国之人，要学劳心之事，治人之事，食于人之事，学大人之事。在孔子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优”者，大多是通晓治国安邦之技能者，即所谓“智者”。延续一千三百五十年的科举制度便是测量这种“智”的具体手段。孔子本人便是智慧和知识的结晶，其三千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颇受业者”则更多。因此，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以“仁”教为目的，“智”育为辅助的思想。
春秋时期，孔子与其门弟子特别宣传循礼，有其时代需要，是时代处在礼崩乐坏时的社会需要。仁是从思想上安定人心，礼则是从人的行为实践上安定人心，仁和礼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对教育来说，仁是德育的灵魂，礼是德育的肉体。没有灵魂，肉体就是死尸，而没有肉体，灵魂就无所依托。综合孔教思想，中国传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以培养“仕”为目的，以“仁教”、“智教”为手段，以实现“克己复礼”、国泰民安的政治思想。
二、孔教思想的缺陷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从政为目的的教育已经严重限制了教育的范畴。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实际上是教人从政的思想。孔子有弟子名樊迟，曾经问及孔子学稼、学为圃之事，被孔子骂为小人。小人是孔子轻视的人，是劳动者。孔子轻视对弟子的劳动教育，只重视培养为政者。这与目前的经济社会是极不相容的。实际上，在当前新型社会思想下，从政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虽然这种职业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在目前中国，这种职业的候选人还不都是由学校培养。因此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学而优则仕”实际上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需要各种专门人才，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的需要，而这种专门人才常与“仁”无多大相关。因此，我们说孔教思想在目前中国新形势下虽有借鉴之处，但已经不适应了。实际上，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已经摒弃了这种传统的教育思想。
三、西方教育的不足
虽然我们以培养“仕”为目的的传统教育已不再适应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西方那种纯粹以求职为目的的教育体制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病。在那种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工作的机器，学生们根本谈不上“理想”、“仁爱”的境界。只是在职业化系统中职业化再职业化，其结果是人已不再成其为完整的人，而成为职业的奴隶。教育是文化赖以整理、保存、传递与传播的工具或手段，教育实际上是人的事业。而无论个体的人抑或集团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模式中，在创造的同时承袭着文化的影响并受其制约，文化通过人而制约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称文化是教育的精神因素，也可以说教育即文化的事业。因为人类个体不可能通过遗传方式获得人类文化，只能学而知之。因此，教育过程即是阐释文化的过程，在阐释的过程中，引导受教育者从内容到价值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需要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运用，从而使人类文化科学积累进入受教育者的心理，成为他们的主观精神和智慧。西方以求职为目的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教育实际上也是文化的事业，是抚育人的事业，实际也否定了教育的文化存在，从而也影响了教育的全面发展。其结果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的人只不过是职业的奴隶。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狭隘地运用来作为培训学生寻找工作的工具。这种教育体制禁锢人的思想，抹杀人的个性，诋毁人的理想，实际上也是扼杀人类文化、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极端不适应教育、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方教育，摒弃了教育全面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运用了工作训练一个目的，即把教育变成了“职育”，即职业的培育，即培养专门人材以适应蓬勃发展的经济的需要。中国目前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体制，有着某些与西文教育体制相似的弊病。
那么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四、教育的目的
教育应当是以促进人类文明、文化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应当是人类社会经验传递的途径，它既包括我们的道德水准、人类理想、文化、文明的传递，同时也包括人类科技、文化知识的传递。作为文化能动有效传递过程的教育，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培养一定文化所需要的人是教育的特性。文化制约教育的发展，但文化不是一层不变的。因此，教育在继承前人文化、科技的同时，也具有改造它们的任务，这种改造既包括在教育过程中，也包括造就人去改造它们。
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必须以借鉴西方“职育”与综合孔子“德育”为手段。“职育”将培养专门人材以适应目前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需要。不放弃孔子的“德育”将是我们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发展的保障。深厚的文化根基是教育、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综合发展之路，就必须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吸取西方的长处，这是关系到经济、社会是否能稳定发展的大事。
要达到教育的目的，还必须看到教育的主体，是谁去促进人类文化、科技发展，毫无疑问，它将是学生自己。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只有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因势利导，帮助他们发掘自身潜力，才能完成教育的全部目的。
目前西方社会风行的衡量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准便是社会走向更平等、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向，中国已在实质上超过许多西方国家向真正适合我们国情的这一目标迈进，这一发展趋势的标准实质上便是“个性认同”。年轻的一代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他们以寻求“自我”而成长在现代文化、文明中，中国几千年都注重伦理，强调社会、集体本位，但我们传统中那种单一的文化导向及其单一的文化价值选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价值体系并存，人的主体意识的复苏与高扬。但由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占据我国当前文化主导地位的虽然仍是传统文化，但这一传统文化将不再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在未来必定被要求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新文化即多元化文化所取代，这一文化的变动将引起教育的广泛波动。目前中国的教育已与这种文化发展趋势严重脱节，可以说已不再适应，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各种积极的消极的文化影响。教育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需要进行理性思考。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实现自我，注重其个性化发展，也即向“个性化教育”方向发展。
但这一自我的实现不能与整个社会文化主流脱节，否则便会是螳臂当车，将会被历史、社会的发展碾得粉身碎骨。由于无论个体的人抑或集团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中，在创造的同时承袭着文化的影响并为其制约。所以，这种自我的实现也是要在正常引导下的，在正常心理条件下的自我实现，在不超越人类文明和利益总趋势下的自我个性发展。否则，这种自我的实现将毫无价值，而且最终将会被人类文化、文明进步所抛弃。这种自我的实现必须是以促进人类文明、文化进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如佛洛伊德（S·Freud）在对人格的形成的理论中指出的，人的许多潜意识并不为社会所允许，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处于潜意识与社会约束力量两者之间的挣扎。佛洛伊德指出社会化的过程代表着潜意识与社会约束的斗争。
综上所述，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实行“人教”、“职教”、“个性化教育”的有机结合。简言之，“人教”即为接受人类文明、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文化传统的教育，即“做人”的教育；“职教”即为求职而做准备的，适应目前高效经济、科技发展的教育；“个性化教育”即实现自我、理想、人格、个人潜力的发展的教育。这种自我的实现又影响“人教”的内容及范畴甚至形式、手段；而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文明的发展又对职业起着制约作用，从而影响“职教”。因此，我们可以从图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关系。这三者应当是相互依存的，在同一教育过程中完成的。这种教育体制既适应继承我们传统文化，又适应目前科技、经济及新文化浪潮的冲击，还兼顾了未来社会更民主、更自由、更“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三角架式的教育体制无疑是稳定的适合社会、经济、教育持续发展的。
在当今西方过分强调职教的教育体系中，做人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传统范畴。过分强调自我的结果便是目前西方社会发展的悲剧，西方人“自觉什么都不是”的失落感，便是个人主义极端膨胀的不良影响。
中国不能重蹈西方之旧辙，中国的教育应当是在批判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的前提条件下实行职业化教育，再因势利导以帮助学生在正常发展过程中实现“个性化教育”。结合这三者，以批评的眼光取长补短，才能找到真正适合我们国情、民情的，适应目前新形式的，适合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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