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文学：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偏僻论文,大国论文,省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引述了马尔罗的一句话：“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1）]。哈罗德布鲁姆用六种“修正比”来表明文学写作这条漫长血脉上大家族里后辈对前代人艺术影响的反抗形式[（2）]。这册书详细地讨论了上代文学典范对后代人创作上的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下的修正、反抗与突破。这本才华、奇谈和无端推测杂揉一处的著作，可以为我们观察当代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的某些情况提供一些在我看来至少是有益的启示。就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我们当然可以在拉开距离的情况下（这是否也是“影响的焦虑”呢？），讨论一下类似的话题，比如这种类于严父般的情况也可以用来隐喻中心区域的写作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的关系、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政治、经济、文化的散布是这样的不平衡，几乎没有对称性。当一部分城市人为子女的肥胖症而焦虑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的儿童可能因营养不足发育不足。同样是中国的“小皇帝”，一部分孩子正逃离钢琴，另一部分孩子则可能因很小的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此文将特别使用“大国”这个词），但比起内部发展上的差别距离而言，这种“大”的概念又几乎可以放大许多倍：要完整地了解她的细节几乎需要惊人的洞察力，泛泛地概括没有实际的意义——每一种简单的归纳都可以导致几何倍数的相反归纳，而且这也是就物质、经济的指数而言的。如果说到心理的和认知的状况，可能更为复杂。在今天，即使是处在大致相同的环境内、比如同一座城市或同一个家庭，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也是如此的不同。你可能从没有去过高档的夜总会、歌厅，但有些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小群体早已离不开那个灯红酒绿的欢乐窝了（不要忘记，因此也显得格外醒目）。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了解对方，即使住在同一个单元，我们也只能眺望。如果处在一个完全透明或完全不透明环境里，影响的焦虑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关键是目前这种半透明状态，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又不完全清晰、不完全了解，好象一架焦距不对、镜片配错的单筒望远境，那才真是焦虑万分呢。
说到“影响的焦虑”，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刻，中国的作家们所面临的首先是职业的焦虑——如果写作也可以算作一项职业的话。本雅明曾把波德莱尔时期的作家们——当然指的是他所认定的贫困潦倒而不识时务地挽留传统习性的作家们——称为拾荒者、波希米亚人和游手好闲者。“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希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会同情那些动摇着这个社会的根基的人们。他在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他有许多同志相伴，他们同样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同样尸冷战场。他的胡子垂着象一面破旧的旗帜”[（3）]。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失去了伯爵和贵夫人这一传统的“艺术保护人”的庇护，已经从过去的精神贵族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进入漫长的失意时代，如同珠光宝器的工业社会内部的废墟，留下一分忧郁的和伤感主义的情感。他们中的一部分加入文化工业的行列，加入专栏作家、广告人、通俗文艺生产、出卖影视剧本、撰写流行歌词等热门市场中的文学交易中（波德莱尔所言的“为钱而干的缪斯”），“这些作品轻松自如的描写风格，投合在柏油马路上拾捡花草的游手好闲者的风格”[（4）]。但无论那一种人，都在事实上被呼啸而来的机器冲击到社会的边缘，成了真正的闲人和多余者。我们今天的情况和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当然不同，尽管在现象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的文人一向是被“养”起来的（据说专业作家制度在今天只存于中国和朝鲜），他们在经济上远没有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不要说与大部分农村里的农民相比较，即使与城市里的工人、机关里的小职员和大量事业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相比较，如果说不是更优裕一些的话，至少也不会更差。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判断上，许多文人一脸悲切的“诉苦”是一种夸张的文学风格。其实即使与他们自己的过去相比较，也决不是变得更坏。那么，这种普遍的职业感情和失落的背后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社会有了“先富起来”的一群，这个小群体在12亿人当中在统计学上简直不成比例，但在社会学上却有着非凡的能量。它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生活还不如意，特别是对于一向感觉良好、习惯于把自己临驾于大家之上、敏感自尊而又自视甚高的文人而言，特别具有冲击力，使作家们处于强刺激的威胁与焦灼之中，感到自身生活的经济指数如雪地里的水银柱急速下降。二是因为在以经济为重心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市场喧嚣的窄街中，文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疾速的物流使他们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们沉思中的美梦。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被“降格”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不再是如过去那样长期处于社会的“发言席”和“代言人”的位置上。特是回忆起80年代初期的文学轰动，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把非常的情况当作长期的的适用性加以期待。这样一种物质的和心理的因素，造成对写作职业的的严重焦虑，使文人队伍迅速分化。
对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这种职业的焦虑也是同样存在的。理论上讲由于地区差距这个重要因素，焦灼的压力应该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环境的封闭和商品化程度的相对不足，情况反而要好一点。在这里，“次一等”的存在反而使写作职业保持了尚未褪尽的余辉——因为它从来也没有象中心地区那样曾经辉煌过。当然写作队伍的分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向京畿和沿海地区地流失，在这个现象背后，更多的因素是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如同许多自认为既有样子也有嗓子的青年男女流窜北京广州一样，去那里是为了摆脱缓慢的自然的成长过程，找到一个加速的、人工化的“孵化器”——但求速荣速死。这样在北京和广州就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流浪作家队伍。他们更象是本雅明所言的游手好闲者、波希米亚人和大城市的“拾荒者”：租居于低矮狭小的四合院民房里，白天流窜于各类严肃或通俗的文艺、生活类报刊所在地，偶然作为补弃的力量混迹于当地人组织的沙龙，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时孤独寂地操持自己的行当，“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6）]。在一些偏僻省份的中等城市里，也或多或少地糜集着一支流浪的队伍，他们是从更偏僻的小城和乡镇走出来的，如同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街巷里的修鞋人、秋天田野里的“麦客”，是一支真正的“游牧者”。他们白天为报纸打工，是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不知底细的人很难从中看出他们与正式人员的区别，在夜晚他们则继续开始已经中断的写作。他们在远方有一个真正的家，那里还存放着他们过去的东西，包括户口、档案、工资关系以及老婆、孩子。但他们已经无法回去了，既然已经呆在了城里，乡村就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离家出走，进入市场，第一个企图是为自己确定一个方向——生存策略在这里高于对缪斯的忠诚。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如同“西洋景”，他们如同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观光客，始终停留在表面，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张望”，“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新的环境中断了写作者以往的写作，但对这些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来说，写作是中断之后的再次中断，是众多“张望者”之中最为严重的“张望”——他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未来也不见得有可靠的指望，他们浮于半空，无法得到安宁的沉思，他们生存的节奏由无数根无形的小绳操纵着，如同一个傀儡，停下来就意味着散架和收进木箱。他们也无法拥有自己的体验，是“体验的无能者”，在当代浮光掠影的生活中，他们最为典型。
二
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种见解：知识、权力、金钱、职业、名誉、爱情等等这样一些看起来十分重要、束缚或值得人用一辈子去自己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人性、心灵状态和他原来的形象——这些东西至多能起到一种修饰、遮掩的作用。使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非他本人愿望和周围环境所要求的那种样子的神秘力量，其实就是他的经历——特别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现在的生活性质的迅速变化，已经使“过去”有世纪之遥，好象一颗大树被连根拔起，我们已经中断了和记忆、经验和经历的联系。这使我们看起来象自己的“外乡人”，被定义为两个不相同的部分，一半沉睡于黑暗的往事，一半被密密麻麻的人潮裹挟而去。“深处是人群”，人群成为最后的“家”，成为最后的“庇护所”，只有在人群中我们才感到安全。对于偏僻省份而言，人群仿佛是溃散后越来越稀少的那种样子，在更偏僻的乡村，人终于裸露出来，这远方流放者充满命运感的过去，还使自己保持了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不致于被外力一刀斩断。这种基本经验的区别，使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在风格和性质上，明显与大国的中心地区和沿海地区拉开距离。比如那种现代派、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新感觉与新体验以及新状态、后现代等等，从来没有在这里形成风气、占据主流。
韩少功在《夜行者梦语》中说：“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7）]。其实，这句话用在文学写作上更贴切一些。一个作家、诗人、散文家、无论他多么伟大、写出了多少传世之作，一旦你熟悉了他的身世、他的生长环境，你就会隐隐地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已经可以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的发展极限。他不可能完全超出你的意料之外，他的潜力、他的作品只能出现在怎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之内，好象亦为你所掌握。这种经验常常使人们低估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和作品，而对域外的作家和作品又不惜激赏之词，越是对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这种情况就越是明显。个人之间经历、体验的差别是个深刻的秘密，其原因多到无以复加，但群体之间的这种差别则主要与生存环境有关，区别生存环境有多种方法，但地域的划分无疑是非常简便的。个人经验作为影响文学写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与地域有关。沈从文尽管在他开始文学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在大国核心的文人圈和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但他在文学写作的工作内部，却生活在与此相反的往事与经验之中，你也可以说他的心灵从没有离开湘西凤凰城那个边远偏僻的小镇，鲁迅等其它伟大的作家们也大致如此。一个人“文学的出身”往往与他后来在文学上的地位构成如此有趣的对比，他们的“血地”是这样的荒僻，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的繁华。他们身处于闹市有显赫的名声，但内心安居于经验的黑暗之中，如同远方的穷乡僻壤，在更加低矮的生活之中一点点消蚀。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的文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类于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各地生活性质的千差万别，使得空间也具有了时间上的特性，人们仿佛是在不同的时间写作，语言的性质、风俗习惯、个性与概念是这样的不同，象是不同年代（时代）的伏案者被可笑地安排在同一个考场。一些作者在苦苦思考并揭示现代人精神、情感与心理的困惑的时候，另一些人把最简陋的生存苦难和盘托出。
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与大国中心区域和沿海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从创作者的情况看，就在生存体验上的差异。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学问等等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交流而获得，可以象钱币那样流通、象流疫那样传染，但体验无法偷换、抹杀和替代，而且无法重复和模仿。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的方向。在这里，大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有了另一种性状。无论从那个方面看，偏僻省份的文学作者都象是时间上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这真是一次耐心和毅力的考验。
三
边疆省份，并不仅仅是指沿边地区，在今天它的真实含义压缩在这样一个范围内：你左边是一些穷省，翻过国界，你的右边是一穷国，你的上下左右者是一些穷邻居。这种区分是重要的，“沿海”在今天被单独从“边疆”这个词中剔出来，沿海是开放政策的前沿，是“窗口”和“焦点”，是“活力”和“繁荣”的代名词。而边疆是隐匿的、神秘的、被动的、向后的，被认为是荒疏和空白之地，缺乏册封的能力和自我确证的基础，处在极度的影响的焦虑之中。对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写作是已经开始的写作的写作，他们不仅受到久远亡灵的吸食，在通往缪斯的道路，他们还要遭受文化中心这一“遮护天使”的无形的狙击。“中心”是我们知道的那种地方，“中心”的一切都被允诺以“全国性”的名义来冠称，它的传媒、杂志、活动、花絮、人物都似乎是“超重量级”的，都象是有着全国式的代表性、正统性——尽管很可能那里糜集着许多三脚猫式的人物和把戏。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对已有成绩的放大作用，在传媒资源有限和相对恒定的时间内，这种几乎不加限制的贪婪占用已经构成一种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剥夺，特别是在一个刚刚进入传媒时代的国度，一边是沉默、是受众，另一边是音质很杂但音量很大的“说话者”，信息的散出并末经过有效的过滤。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资格的认定已失去公正，仿佛是谁离“话筒”最近谁拥有更大的权威。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这个宝贝，如同安慰孩子的奶嘴，已经构成一道密密麻麻的“遮护天使”，不许别人靠近。这种沙文作风和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对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遮蔽。对偏僻省份的写作者而言，你已经是次子，就永远是次子，不可能继承“大统”掌握“神器”。你是一种有待证实、填充和肯定的假设，你不可能象了解人家那样要求人家也同样了解你，你只有踮起脚尖才能理解一个祖宗八辈居住在京畿之地的文坛阔少。不是这样吗？你是这里的一流似乎只能是这里的一流，而他即使是三流那也是全国的三流，也有理由在你房间里颐指气使。在这里，优先权丧失后的再度丧失，不存在什么共享性的原则。
当然应该认为，最终的文学写作、作为终极的文学目标，写作从哪里、在何时开始都是平等的。在缪斯面前，起作用的是作者的素质、才华、能力、耐心和努力，与所处的地方和时间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状态，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一些外在的东西反而变得更重要、更强大了。祖上的阴庇、与杂志社的人事关系、和大众传媒的亲疏、是否在一个被认为是中心的环境里等等，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它有时甚至构成写作策略中的一个相当主要的侧面。文坛或文学，有了一种无意中被人操纵过的痕迹；它对一些身边近臣然而可能并不重要的作品和人物恩宠有加、起劲捧场，而对另一些身处僻远、默默苦干的优秀者却少有眷顾。这些没入历史荒野的珍宝，要到来世才可能得到公正的评定。这种情况使得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消失在一片沉闷忧郁的暗影中。在一个大国的文学天空里，有了一片这样的夜景：在中心区域和沿海地区，文学的星空如同无数星辰组成旋转燃烧的银河系，群星璀灿、相互辉映，炽热的光源和良好的反射能力，使得那里如同白昼。而在这个庞大的银河系外，在更为广阔、神秘的夜幕里，那些流落偏远的星子稀稀拉拉地点缀着，显得有些冷清。其实在这广阔的夜幕中，可能有更多的石头和火焰在运行、如果说在数量上不是更多的话，那也决不会更少，但他们是一群“哑存在”，是一群处在遗忘和隐匿中的倒霉蛋。
在我们这个大国内，过去的格局和传统的习惯是每个省都有大致差不多数量的文学刊物，它们每月都需要差不多同样数量的文学作品来填充，也就是说有大致相同数量的作者露面。这些年无论各地的经济状况如何，真正使刊物因经济原因而停刊的可以说是极少的，也就是这种状况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五年？十年？十五年……具体发展到哪一步至少在目前是不清晰的。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提供一个前景，说明偏僻省份的写作者在数量上的概念，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这样的想象：在银河系的中心之外，密密麻麻地堆垒着数不清的沉闷忧郁中的石头。他们也如那些群星闪耀的人物一样，在稠人广众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埋头于孤独中的写作、思考、观察自己那怕是一丁点的变化，如同那个背运过时的手艺匠人，看着货柜里琳琅满目的时髦商品而为自己后院里堆积如山的手工艺品心酸发愁。他们对世俗的前程已不指望，他们越来越陈旧，也越来越勤奋，他们对缪斯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忠诚，他们没有别的技艺和出路，准备就这样过下去，真正应了那句老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孤寂写作中离世界越来越远，他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成了这个环境中的陌生人，他们也无法左右自己在写作中的位置，在这一日益冷落的行当之中，仍然有新手不断加入，而且出手就不错，就赢得了他们一生才得到的掌声。他们正因空虚和心力衰竭而死亡，这无力的果实，这阴影中的命运，使他们的身份始终无法真正清晰起来，如同一些半成品，如同窑场的那些一片狼藉的没有烧透的砖头，不被重视和利用。在西部偏僻省份的写作中，的确有大量这样的半成品，他们一生勤奋，名声不大，作品多发表在一些不重要的刊物上，即使站在地方主义的立场上看，他们也容易被遗忘，在这个本来就机会稀少的偏僻环境里，他们与机会绝缘，过高过快的淘汰率和内地过于热闹的文事使他们显得更老、更旧、更加沉闷和忧郁。这种情况构成了偏僻省份文学写作中的一种普遍的、基调性的背景。我们可以把这种写作的性质定义为动荡时期内的“停滞的写作”。这为评论家们留下了牢固的印象，使他们很难再鼓起信心挖掘这种情况下真正价值的作家。
四
在“停滞的写作”的背景里，在沉闷、忧郁的烟雾与气息当中，有许多这样的孤独的灵魂的辉光，他们因重重的遮蔽始终深陷在无法自拔、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境，而没有为更为广大的人群所了解。对他们而言，这种缺乏联系、仿佛是孤立、自在的环境是要命的。他们仿佛是被动的，是一个“物”，是一片等待发现中的寂静的风景。他们想冲出去，但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无数次的尝试后发现收效不大。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撑下来，以自己的实力和持续的努力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获得应有的重视。但是这种过度的孤寂已经变成对写作的毒害，使他们显得过于固定，很难更渗进另外的东西，同时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内向、倔强、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由于地广人稀和缺乏联系，他们之间似乎也缺乏凝聚的力量，分散主义的各行其是，也使他们丧失了以群体和团体的优势来弥补这种不足的机会。
在西部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当中，也有一些“成功之士”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站稳了脚根。他们象这个寥寂星空里为数不多的星子，标志着一个特别的文学方位。尽管如此，他们也是被魔法固定在半空中的精怪：和与他们有同样水准的“内地人士”相比，他们的“活动半径”仍然很小，很小有大报记者光顾，很少参加全国性的活动，很少能有非常主动的出书机会，在各类评奖、出国和荣誉性的场面之中，他们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属于呕心沥血型的，文学的才能加苦干使之保有一份应得的领地，另一部分既有才能又有“经营意识”，只可惜“鞭长莫及”，事倍功半。在我们所说的话题当中，还有一些虽不生活在这里，但和这里有干系，他们居于文化的中心，但如慧星一般，拖着长长的光焰，划过西部沉寂的天空，一度或者经常使这里亮如白昼，如张承志、陆天明、王蒙，还有大量的“大师”级的人物留给中国文坛或西部文坛一大堆周游西部后的“观光作品”。这里，我们观察的范围主要是生活在这里的西部作家，但即使是对这些已经“显山露水”或雷霆万钧的当地作家而言，也同样蒙受着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命运。比如青海的昌耀，尽管今天中国诗坛的正直之士已经深知他在新诗中的位置，但实际所给予的关注仍然是那样少。1995年，诗人自费印刷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命运之书》，为了这本诗集的出版，诗人倾其家存，有爱诗的朋友实在不忍心，曾携诗稿去京游说、寻找出版机会，但无获而归，令人心碎，在文字垃圾四处弥漫的今天，在一个个辉煌的书系和丛书不断出笼的今天，在一些名人、大家们“洗扑克”一样把自己的零散作品出了又出的今天，留给真正的诗的出版机会却完全塞绝了，昌耀这个居于偏僻之地的倒霉鬼只能自己救自己（昌耀：“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昌耀身上发生的一切，很典型地说明了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遭遇，而这，还是出现在一名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身上，更遑论其它新锐了。在这里，公正、道义、正派、艺术良心仍然显得那么缺乏，其实，难以理解的不是偏僻，而是对偏僻的无形的轻视和歧视。
注释：
（1）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版，P26。
（2）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版，P13，“修正比”是哈罗德布鲁姆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并改换的一个词，意即“修正的里比多”，修正的冲动。
（3）、（4）、（5）、（6）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版，张旭、魏文东译，P38，P54，P53，P99。
（7）韩少功：《夜行者梦语》，知识出版社，P104。